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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6th Jul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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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英國請願 可助港人抗警暴   

筆者無意作標題評論員,本文是直接解答了很多朋友面對近期警暴的不忿、憤怒、不平;亦是延續在本欄多次談及建議港人應對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警務人員,用最公開文明的方法,合法地帶到國際刑事法院審判,還香港人一個公道,也是最有效防止以後警暴惡化的方法。

要求英女皇發落

講法律法治並非筆者的專利,民主派內法律明星多的是,建制派也不乏律師學者,例如偉大的梁美芬博士,可惜暫時還未有人回應筆者在本欄介紹過的國際刑事法院(ICC,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筆者不便指摘香港的法律界水平差,但懶惰及不肯花時間學習大陸法及國際法則是一貫的;今次呼應筆者說法的,反而是英國的國會議員古德曼(Helen Goodman),她在國會發言時,點名英籍總警司薛鎮廷(Justin Shave)及其他英籍警官要為發生在港的警暴負責(Police Brutality);議員之所以質問英國政府應作出行動的理由很簡單,英籍警官是英國公民!

已經寫過的法律知識,本文不重複,大家有心追究事件,可參考本欄上月18日及本月9日兩篇文章。簡而言之,按《羅馬規約》第12條,由於英國是簽約國,作為英國國民的薛鎮廷總警司按國際法通行的「國民管轄原則」,其行為受到ICC的管轄,只要英國同意,完全於法有據,可以有所行動。

具體而言,就是立案調查,通知薛鎮廷作為英國國民有責任回國應訊,否則這位警司會被英國及全球通緝,終身不敢離開香港及中國。為何這樣嚴重?不是不回英國便成了嗎?大家不懂孟晚舟案嗎?

ICC依據的《羅馬規約》的英文版,有關法院的管轄權的第12條2(b),清楚列明法院對簽約國的國民有管轄權:The State of which the person accused of the crime is a national,所以英國政府立案追究其國民薛鎮廷違反酷刑罪的人道罪行,是英國作為簽約國的基本責任。

港人要求港府進行警暴調查,在中港政權表明會偏幫的情勢下,是不到位及找錯方向的,連壓力也沒有;若有,薛鎮廷就不會出現在九龍及上水的遊行作指揮官,繼續其惡行了。

最有效的行動是,港人特別是BNO作為英國海外公民一員,應組織一次人數足夠引起國際注意的示威,大家到英駐港領事呈給英女皇的請願信,要求英政府啟動調查程序,薛鎮廷的命運就只待英女皇發落了。

筆者在這裏順便對香港所有警務人員發出善意的警告,注意是警告,不是批評或勸喻。國際刑事罪的出現及國際刑事法庭的成立,只是近20年的事,你們以前可以不知道,你們的上司也可以不知道,以後必須要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因為有關罪行,與之前的國際法有所不同。

一般的國際法是針對國家行為為主,國際刑事犯罪針對的是犯罪的個人,針對的是由警務處處長到普通警員,只要你犯了法,責任便是你自己的,你只依靠《羅馬規約》之內所列明的辯護理由作辯解,港英及中共只能包庇你在中港澳境內,一踏足自由世界任何國家,你們都可能被逮捕及檢控;再說一次,你們的暴力行為,責任是你自己的,不是警務處的!

你可能問,薛鎮廷是英國公民所以有責任,我只是特區中國公民,關我事嗎?筆者請你看多次上述的12條2(b)段的英文,然後回答3個問題:你是BNO嗎?你父母是BNO嗎?你願意為你的警務前途而放棄BNO身份,只當中國人嗎?

英國從來聲明,BNO是某一類別的英國公民,既是英國公民(National),當然受《羅馬規約》管轄,而BNO身份的英國國民到世界任何與英國有引渡協議的國家,自然有可能被扣留及引渡回英受審。按孟晚舟的事例,在與英國有引渡協議的國家過境轉機,也可被捕。由於違反人道罪是國際犯罪,不如孟案是經濟犯罪般有爭議,各地法院批准引渡簡單得多。

若然不信,就問問你們的處長盧偉聰吧,他一定十分清楚,所以一早劃清界線,申明自己在決定開槍的事上沒有參與。盧處長當然不告訴你們,你們知道後,還敢勇於打市民嗎?

港人有自由世界支援

你可能以為BNO不值一顧,放棄也罷。筆者也認為BNO無用,不申換護照,但只要在港出生,要放棄BNO須先進行申請程序,筆者當然也沒有愛國愛到放棄BNO。近有消息傳來,英國可能提升BNO的權益,可以一次申請簽證,便可居英5年;一般而言,居住工作5年後更換正式英籍很容易,BNO還可以傳給子女,香港的90後只要父母是BNO,都可以申領BNO。

那麼一說,大家明白警隊的BNO比例一定甚高,大家都要守國際刑法了,明白嗎?Hong Kong is not China啊!

這還不是英國人、美國人的陰謀嗎?這還不是西方列國針對中國的陰謀嗎?是啊,但香港人歡迎嗎?十分歡迎啊!香港人是自由世界的一員,有整個自由世界的支援,不怕中共的打壓,有能力說不,不是實在不過的事嗎?

民間社會對警員施暴當然憤怒,於是所有涉事警員皆被起底,資料被公開。公開可以非必要,但妥善保存建立資料庫則十分必要,因為《國際刑事法院》需要這些資料,這些資料要集中,認證清楚後,交給英國保存。民間有必要發揮集體智慧及力量進行這項工作。

筆者見港警不出示委任證及編號的場合,警暴就會發生;大家小心之餘,當然要就近拍攝清楚可疑警員的樣貌,愈清楚對其他正常的警員愈公平,因為不會弄錯,把正義警員誤作國際刑事罪的疑犯,也太不公平、不理想了吧!反之,是國際司法公義要求港人共同努力制止違反人權人道的罪行在港發生。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7-16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9th Jul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6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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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自由世界成員港人可以說不   

作為自由世界的公民,香港人在中共的長期宣傳下、在保守建制派自己利益為優先的影響下、在民主回歸派的錯誤帶引下,港人的政治觀長期被扭曲了。香港人被故意矮化為「中華帝國」之下的附屬領地,近年本土意識雖然興起,但在上述三大勢力的合圍下,可說全無突圍發展的空間。一場6月風暴改變了這基本格局,覺醒了的港人最少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共識,只要敢團結站起來,港人有權說不,有能力維護港人的主權,有力量在全世界自由公民的正義支援下,爭取高度的民主自治。

6月風暴後的整固

示威民眾兩度衝擊及羞辱警察總部,在政府事前顯然已經估計並充分準備下,甚而已經動員泛民議員到場勸阻的情況下,革命群眾還是義無反顧地衝入立法會,在適度的破壞及短暫的佔領後撤退;還未包括意義重大、但中共及港共只能低調面對的掛黑旗及把港旗下半的事件。這可說是整場6月風暴的最高潮,之後應是階段性的整固,香港人得到什麼啟示?

最大的啟示是,長期騎在港人頭上三座大山,原來只是三隻紙老虎。在人民力量真實展示之時,紙老虎不得不退縮!在合理的範圍內,港人可以說不的空間其實很大,大家要認識、珍惜及好好利用這空間。警隊只是紙老虎,在真正民變的情況出現時,其實應付不來。

林鄭政府幾年來專橫卑鄙自大,踐踏法治人權,不單是紙老虎,而且內部不團結、不穩定,已經失去有效管治能力。

社會主義中共政權亦終於被港人看清是紙老虎。出動解放軍在中區站崗,不會流血,幾百人幾輛軍車足以震懾所有抗爭者馬上回家,作用比出動所有港警都大,全世界都在等一張解放軍出營的照片,但中共絕不敢讓這張照片出現,亦紙老虎而已。

筆者說整固,是民間正在消化經驗,重整旗鼓,運動並不是泛民及政府想像的已經成為尾聲。楊岳橋叫政府暫緩搜捕抗爭者,泛民開始搞什麼支援基金,在政府尚未肯承諾不檢控整個6月風暴的涉事者前,就算不是網民所指控的投降出賣,也是錯判民情。

上周六一個已經纏繞屯門居民的社區小問題,以往抗議也不過百人的示威,結果有萬人上街。本文寫於出發前往九龍區的大遊行,未知人數及會否有後續,但那種山雨欲來的感覺異常強烈,再得知已有人申請14日在沙田搞遊行,在在說明風暴未完,回頭風可能更暴烈。

3隻紙老虎為何這樣不濟事?港人為何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勇武?筆者這幾星期的文章寫得直接而坦白到位,完全公開,專政者視而不見是你們的自誤。3星期前筆者說希望傳聞快下台的林鄭能多坐一回,這會更有利勇武本土的壯大,絕對是一句真心的反話,反話是明知以專政者的思維永遠不能當機立斷,更會鬥氣不肯讓林鄭下台,結果完全符合我的預期!

在全世界正義人民一致站在背後支援港人的時刻,3隻紙老虎還算什麼?上周筆者已經建議港人各自行動,聯絡世界各地已有外籍身份的港人,在當地組織起來,發動示威遊行支持港人,其重要性在於真正自發於人民的行動,才能感動全世界的自由正義人民支持港人;由於當地的民主制度,自然也會帶動各國政府以行動支持港人,這當然比政客的活動更持久深遠及有效。

在當今中美爭霸,國際勢力在打香港牌的時刻,港人更要不失時機地加以利用,政治從來只是實力的較量,借得錢多的資本家才是成功的資本家,成功借到的政治力量當然應該盡量借用,港人半點不必遲疑!

民間可自行調查警暴事件

6月18日本欄文章〈爭取國際制裁警暴負責人〉,介紹1998年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有權跨國追究違反人道罪的國際公約,以及位於海牙的國際法院已經在2003年正式成立,有過百以上文明國家簽了約,這個法院得到聯合國司法委員會的支持;文章也介紹規約中所定義的酷刑罪,指:「故意致使在被告人羈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體或精神遭受重大痛害。」筆者認為月來香港警察的行為,相當程度上違反了國際法下的酷刑標準,港人有理由到國際進行申訴,追究到底。

由於中國及香港皆沒有簽署加入上述的《羅馬規約》(Roman Statute),法院要介入港警的酷刑事件,便須聯合國安理會的同意。筆者也覺得想追究太困難,也只是說說而已。數天前見一則新聞,英國議員點名香港警司薛鎮廷(Justin Shave)涉以「殘酷」手段對待示威者一事,問英國如何跟進。筆者警覺到事件必有下文,急急再研究有關的法律。

《羅馬規約》一如所有公約,是以大陸法系為本,所行的是「屬人管轄原則」,所以香港雖然不在規約的管轄之內,但由於英國是簽約國,英國國民皆受規約所管轄範圍之內(第12條)。

換言之,英國有權審訊薛鎮廷及其他英籍香港警官(由海牙法院在英開庭,英國提供一切協助);由於港英有引渡協議,可以要求港府交人。

所有涉及警暴的警員請記住,酷刑刑責是個人的,上級命令不能免責(第33條);上級在合理知情的情況下或沒有阻止時,同樣有責(第28條)。到這一刻,大家明白盧偉聰故意借記招聲明警暴的決定與自己無關,是何用意吧;警員有意犯酷刑罪前隱去名號,是何用意吧!

後記:7月7日晚上果然又出事,警察向記者都施暴。朋友問我,若然民間想自行調查警暴事件作報告,拿到國際申訴可行嗎?我的答案是,查案權在法律上從無專利,民間當然可以進行,何用求政府?立刻做!馬上做!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7-09 13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nd Jul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20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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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國際力量爭民主人權   

中國外長公開對美國人說,別把你的手伸進香港的政治,但港人則顯然對美國人的手甚表歡迎。這麼多年來,港人深明西方特別是美國一直有在背後支援香港的民主派,但這話題似乎是禁忌,就是筆者也只是間中踢爆,沒有長篇大論視之為政論話題。

應該爭取民間支持

6月風暴後,一切都在改變,中港互信的最後一根駱駝背上的稻草,已然折斷,中共的巨掌已經不再掩飾地伸進香港。潛規則既已打破,再無禁忌可言,港人從此應公開坦誠地討論,並爭取全世界正義人民支持港人爭取自由民主。

人權無國界,求助於各國正義人民有何不對?筆者必須強調,港人應該爭取的是民間的支持,人民代表的議員次之,政府則要十分小心,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只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是人民;政府經常會為資本家少數人的利益而出賣多數的人民,美國人民防政府的干預如防賊,港人只知向白宮提訴求,只會成為別人棋盤上的棋子,爭取國會及民間的支持才是實在的。

一般人不喜歡睇長篇的分析文章,因為要用腦認識和分析事物是辛勞的,民粹的口號及簡單的二分則最受歡迎,特別在網絡的年代。但在6月風暴中,港人付出既多,對政治參與亦多,自然更多人願意花更多時間深入探討問題。作為評論者的責任就更大,但也是一個好機會去提升自我及民眾的政治水平,讓一些低質素的KOL失去影響力也是好事。

6月後,筆者相信好些走偏鋒取悅小眾的政治論述會自然萎縮,但一些從前被視為禁忌、以後還是會觸怒專政者的話題,港人理應開始實事求是地討論,並經今次行之有效的「直接行動」模式,加以落實推廣。

最重要的話題,應該是如何爭取世界各地人民支持港人的民主人權偉業,甚至爭取獨立的權利。

首先要分清香港人不論在港或已移民海外,還是可以分為兩類,即香港本位主義的本土派,特別是今次風暴主角的新世代;以及還是懷抱大中華自認還是中國人所以中港矛盾還只是內部矛盾,還是應以一家人的心態向中共爭民主的人。這類人多得出奇,因為上一世代的香港人,包括筆者自己,就是這個想法。

民主回歸是否笑話

事實已經證明,所謂「民主回歸派」只為自己小圈子內的少數人爭到政治利益,為港人爭民主的初衷完全失敗,張炳良、羅致光還有講民主嗎?《信報》同文十多年的艾凡兄已經仙遊,筆者很想向他請教有否反省年輕時大家談論甚多的民主回歸是否一個笑話。那當然不再有機會。

另一類人就是筆者認為已經成為年輕人及新世代共識的泛本土派。據李立峰教授的調查,幾次於6月發生的佔領行動中,30歲以下的年輕人佔去八至九成。這與筆者6月12日下午到金鐘立法會遊蕩一個小時的觀察相同。筆者認識的八十後社運人物,一個也碰不到。是新世代的本土意識激發並主導了整個6月風暴,也必然改變及主導了以後所有社會抗爭的形態,那必然是以「直接行動」及「本土意識」為出發點。

本土意識不必然是港獨,但必然是包容了港獨。本土派不可能如泛民一樣與港獨劃清界線。泛民的立場若還是要切割關係,也一定得不到本土派的票。

本土派新世代所認同的本土意識,基本上強調的是中港清楚分隔,涉及港人利益的事項,港人要奪回話事權,例如移民的份額、自由行的人數,另外就是要在長遠的時間內保護司法獨立,自由人權及爭取民主。

在這一大傘下,泛民包括部分「左膠」與泛本土派沒有矛盾,可以合流,只要放棄大中華的論述,泛民主派其實就成了泛本土派,而在這基礎上完全可以在國際上合作爭取全世界正義人民支持港人,保護港人的人權自由,發展民主!

在這基礎上,本是獨派的黃台仰、李東昇不是與泛民合作得好好的嗎?泛民從只靠幾個民主老人到美國游說,到有清楚的政治流亡者到歐陸代表港人發言,不是更好的事嗎?

也許有人質疑,整場6月風暴是否有外國人特別是美帝在背後作推手。泛民的習慣是推卸關係,絕口不認,但作為本土派的立場,是何必深究?係,絕對好過唔係!有西方各民主大國的聲援及支援,對港人而言簡直是期待已久的福音。對勇武者而言,只要行動的目的是為港人拚命,非為私利,有外國人暗助又有何不對?又何必拒絕好意?

不靠外力也有國際力量

知道出了事可到外國尋求政治庇護,港人及外國人民都樂意捐助逃亡者生活費及讀書機會,更加會士氣大振。所以,筆者客觀地奉勸北京一句,一些指控不論真假,都是少說為妙。

港人長久以來在泛民大中華派的錯誤帶引之下,一直自我矮化,活在只能求中共不能對着幹的敗北主義之中。其實港人很有力量,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北京的利益遠大於京官所描述。

6月風暴再次證明中共不敢輕言派解放軍出城,新世代敢於說不,敢於抗爭,香港就會更有希望。

香港人另一被忽略的強項,是在數十年來的移民影響下,全世界自由城市都有香港人,這些香港人還有港人身份,完全可以在全世界為港人發聲示威,造成國際聲勢;這就是不靠外力,港人自有的國際力量,在今次反抗中共的6月風暴中,港人初次走出香港,爭取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效果是巨大而明顯的。善於利用港人的國際關係,港人從來都有能量對中共說不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7-02 13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5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6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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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風暴令本土勇武派大翻盤   

和平與暴力,既是矛盾,也是統一的。

對哲學家而言,物極必反,反者道之動,事物之內必包含其反面,都是平常的概念,但一般人很難理解,不會接受。6月之後,港人終想通了,肯接受和理非其實要靠勇武制暴為基礎,改變源於對抗爭有了不同的認知,這是何等重要的歷史改變。

今天不戰 愧對子孫

若說梁振英是港獨之父,則林鄭月娥肯定是勇武本土派之母。本土派數年來由於專政者與泛民的合作,在政治上被打壓以至封殺,被粗暴地斷絕參政之路,本是舉步維艱,發展困難;但6月以來公民社會的表現,可說是令本土派和本土路線獲得一次大翻盤的機會;個別人物可能參政路斷,但筆者所說的泛本土派將會代替泛民主派,意識形態上已經如是。

港共政權以林鄭為首,數年來不斷凌辱香港的司法公義,由於以為只影響少數政客的個人利益,加上得到馬道立之助,得利於港人對司法的慣性崇拜,知道不公,也不會為少數人的利益而上街一戰;但今天修法所隱藏的陰謀,折斷了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6月風暴是港人不滿累積了幾年的大爆發,令本土派倡議的勇武路線得到全民支持,而且經「直接行動」發揮得淋漓盡致,人民力量一夜之間由崛起到壯大成形,勢必成為社運新形態。更可喜的是,港共應對泛民雖然很有經驗,得心應手,但應付「直接行動」可說是束手無策,進退失據。

本土就是要求中港區隔,你有你,我有我,中共的想法從來只是大權在我手之餘,因為香港有利用價值,所以可以對你們好一點、自由一點,香港人就應感恩和滿意;可是港人從不接受,在強權之下被迫接受是另一回事,等到機會來一次大反撲是自然的事。

林鄭下台近幾日雖然傳得沸沸揚揚,但筆者更希望她多坐一會,這可為本土勇武派的中興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折斷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源於一個重要訊息,它來自5月15日湯家驊在京會見張曉明後轉述的,說明修法後有4類人會受影響,清楚指明第四類人是包括「香港居民在香港觸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是政治罪;那是包括支持本土港獨的所有人,包括黃台仰。

本來就算23條立法通過,這類人也只會在港審理。整個港府高層一直在講大話,一直在賣港求榮,建制派也是被迫陪同講大話支持。這一刻,一切非常清楚,也難怪英國直說這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從前只是誇張的言談,但港人心中明白,今天不戰,真的會愧對子孫。

這一次筆者非常肯定,港人絕大多數無力直接參與勇武抗爭,但對勇武甚而用上暴力的示威者,應感激不盡,沒有一人是暴徒,都是義士。

更重要的影響還未出現,泛民一貫對勇武行動的敗北主義論述已經一掃而空,一些先知先覺的政客主動站到群眾一邊,這行為在佔中三子案後,得負上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罪的風險,所以在明年的選舉選民給這些政客加分十分公道。他們會被控嗎?忘記法律吧!筆者上星期文章提醒大家,這是一場「革命」,「革命」是政治,不是法治問題。

反對派今次立場一致,極為統一,不可能有任何義士被控暴動罪,若有任何人被追究較輕的刑事罪,則警察濫用暴力的問題也應一併追究。筆者認為事件平息後,港共不了了之,但也堅拒追究警暴,是最聰明的選擇。這當然不是法治,而似是黑社會講數,但還有更合適的安排乎?

幫助五人 尋求庇護

不要忘記,民主黨的律師曾經在旺角衝突後站到政府一邊,譴責暴力,甚而認同暴動罪判刑合適。今天他們被迫改變立場,旺角衝突受難者被平反為義士而非暴徒,不待歷史,今天已經可以肯定,這是筆者最感安慰的。

泛民會否道歉筆者不關心,爭取今天沒有人被控暴動,協助旺角義士上訴減刑,是民主派力之所及的事,若辦不到,筆者會呼籲一票不投民主派。

如果港共堅持要告5人暴動又如何?泛民應一早聲明會協助5人尋求政治庇護,不推卸責任時,人人知道你們做得到,也是時候利用一下你們的國際關係做實事,不單是出風頭了。你們敢聲明,港共自然不敢告,你們不肯出聲明,選民的理解是你們在枱底下出賣義士。收起你們用市民的籌款益自己人律師那套遊戲吧,懂革命的港人不再好騙的了。

筆者前面說的更重要影響是,港人的抗爭模式已經在人民力量的協同下,跳升到不經任何政治代理人的「直接行動」,而且表現成熟,在6.12及6.21發揮得極好。尤其在6.21一役,羞辱警隊的目的已達後能及時全身而退,完全符合「直接行動」的理論和實踐。

讀者想知清楚這是什麼,除了上網下載《直接行動手冊》,也可參考筆者本欄兩篇介紹文章(2014年12月16日:〈直接行動、效果驚人〉;2014年12月30日:〈網媒支援直接行動〉)。

「直接行動」的出現,是人民對政治代理人失望及不信任,政客往往在重要關頭結束運動,收割成果從而出賣參與者。「雨傘革命」期間,抗爭者叫出不要大台的口號,是要把運動的進退決策權由三刀兩面的政棍手中奪回到抗爭者手中。

黃之鋒在6.21晚企圖以領導人角色發起公投定去留,完全是固有社運思維,失敗之餘也令人失望,也變相延誤了當晚抗爭者的最佳退場時機,這是他必須反省的失當。天才也應虛心學習,最少也先看看我寫的手冊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25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8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5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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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國際制裁警暴負責人   

作為一個孤獨地呼喚了30年人民力量的評論員,參加完200 + 1萬人的遊行之後,心情是喜悅的,也是平靜的,反而沒有9.28後那段時間的激動,因為那年時候,相信只有幾萬人有同樣的激情,運動也在消磨之中退去,談不上勝利,也非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力量;今次不同了,今次是百萬人以上共享了相同的激情,是真正人民力量的初現。

也想起了英相邱吉爾的名句:「今天也許還不是終結勝利的開始,但就是勝利開始的終結。」

自主力量反制政客

歷史還是會重複的,但不會簡單地重複,唯一一定會簡單重複的是,已經有了經驗的市民在有需要時,還是一定會總動員上街,發揮人民力量。

必然重複的,也包括發動事件的泛民總是會在關鍵時刻收割成果,犧牲義士,只想把運動的成果轉化成泛民的政治利益。泛民只想美化市民和理非的參與,貶低勇武義士的功勞。但非常持平地說,兩者一定是相輔相成的,泛民只想包攬功勞而同時推卸責任。最具體的是,開始為被捕者搞援助基金,這其實背書一個政府強調、大眾誤信的法治謬誤,就是義士的確是犯了法,只是程度的問題。

筆者提醒所有人一句,今天大家面對的是政治,革命是政治,不是法治。革命只應是勝利者審判失敗者,不是掉轉。如果今天可以任由政治上的失敗者所領導的政府以「社會秩序維護者」的正統身份去安排審判「總是犯了錯」的義士,是何其荒謬!

大家也就只是還活在尼采形容「奴隸的道德」觀念之中,還是不敢過分開罪及挑戰奴隸主人的權威。只想充當奴隸代理人的泛民主派政客肯定是這個心態,若然200萬港人還是認同,你們尚未覺醒。

幸好歷史的重複也包括當社會運動成形之後,就會出現自主的生命力,反過來會制約政客的行為,主導運動的路向。在網上齊聲反對下,民陣恢復三罷(雖然大家明白那只是形式),堅持林鄭下台、堅持不能檢控任何一周以來警民衝突的抗爭者、堅持追究警方濫用武力的行政責任。

筆者再強調一句,整件事是一場政治風暴,不單是法治。政治是一門力量對比的較量,是由拳頭大的一方話事,不要被巧言令色的政客誤導,別讓義士的犧牲白費。

筆者估計林鄭下台是必然的事,中共只是要在方方面面安排好之後,才讓她去職。她若不辭職主政下去,對人民力量進一步發展有利無害,所以也不是筆者最關注的。筆者最關心的是,港人直接行動如何可以發展起來,這是說社會上的小眾群體如何自行起動發揮作用,拒絕政治代理人及社運代理人繼續主導一切運動。

直接行動的理論是指小眾及個人直接發動行動,藉行動帶出訊息,形成壓力,從而改變政策,所以不必要的犧牲,從來不是行動的目的。佔領及掛天橋橫額是典型的直接行動模式,但適時還是應退卻保存力量,不作無謂的犧牲,用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影響才是原則。

這是在敬重義士的犧牲精神之餘要記取的(想多了解「直接行動」的理念及範例,上網輸入這4個字,便可找到免費手冊)。

今次事件令港人最憤怒、國際上最關注的批評是,大量警暴的鏡頭。警暴的升級也直接引致人民上街抗暴的升級,這會形成惡性的循環,並非好事。事件在暫時平息之後,必須要做的是成立獨立專責的委員會調查事件,追究責任,包括決策者的責任及前線違規警員的個別責任。

追究政策負責人

筆者強調,這不是想報復警隊,而是避免悲劇再現的最好方法,還是實事求是地面對。一個詳盡報告對港人、對國際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要實事求是就不能文過飾非,不了了之,這只會埋下仇恨及報復的種子,為下次爆發更大暴力埋下伏線,對並未犯錯的其他專業警務人員也並不公平。港人要的,也只是一個公道,不是報復。

當然,大家深知專政者不願主動進行,上兩次大規模衝突也無報告,林鄭政權不公平地以司法迫害少數抗爭者,用寒蟬效應以為可嚇怕港人,今天明白弄巧反拙沒有?

政府不做,民間社會可做嗎?筆者再提醒大家,人民力量及直接行動就是希望人人起來行動,或多或少做些事情,如果民間能集結力量為事件作一有公信力的報告,6.12的警暴事件完全可以拿到國際刑事法院要求制裁。大家想認識這是什麼制度,可上網下載《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研究一下。

簡而言之,若這個國際法院裁定6.12當日警隊有使用酷刑的行為,涉事的警員及政策的負責人,即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還有特首,皆有刑責,就算中共包庇他們,不予追究,他們會如戰犯一樣,終生不敢踏足香港和中國以外的地區。

這個國際法院能在任何締約國境內,行使其職能及權力。犯罪行為包括眾所周知的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滅絕種族罪等,也包括酷刑罪。定義為:「指故意致使在被告人覊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體或精神遭受重大痛害。」筆者的理解是,6.12當日不單有酷刑事件,而且在世人目視之下發生,當然應追究到底。

請讀者別到筆者臉書要求我領導調查追究事件。筆者非律師,我的法律專長是經濟法律而非憲政人權;在本欄發揮這樣多,只因「位卑未敢忘憂國」。我的國是香港不是中國,需要時我一定幫手,只是香港這麼多律師賺了港人這樣多錢,除了泛民那群低質素律師外總有能人,就不能動起來,為港人的人權多做點事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18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1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32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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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令港人2014年的怒火重燃   

星期日的大遊行是歷史性的,慶幸自己沒有因為失望而缺席,情況和經驗與2003年的七一高度相似,早就預計人數比當年更多,領導組織者也還是一樣和理非,小心翼翼,遊行者同樣和平有序,除了人數加倍以外。最大的不同的是,有為數200名的年輕人不肯效法16年前的港人和平散去,在政府宣告如期在星期三為《逃犯條例》的修訂立法後,發起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行動。

多國政府高調反對修法

於是遊行了一天本來心滿意足準備入睡的筆者,變成一夜無眠,充滿愧疚。沒有人期望筆者一類長者效法年輕人去抗爭,但無法不自問,這難道不應是我們一代的成年人在30多年前應該負的抗爭責任嗎?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還是經常不一樣地重複,只要基本因素不變。筆者對今天港人再次憤怒上街並不奇怪,在我看來,這只是港人2014年「雨革」的延續;這4年港人在中共的壓迫下從未平靜過,港人的怒火在4年前與其說是被警政及司法手段壓制下去,不如承認當年港人的起義是一次沒有經驗和心理準備的事件,因而在時間的消磨下自然退潮,今天全不一樣了。

筆者總結「雨革」後的文章,舉了一個例子作為警告,今天在應驗中。1967年,香港的暴動成因,官方和坊間一般說法是中共和港共搞出來的暴動,但事後的報告清楚指出另一原因,正面承認是施政出了問題,下情不能上達,人民生活困苦,欠缺希望。

這些因素在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騷亂事件中已經出現,只是港英用警政高壓手段壓了下去。1966年的問題沒有妥善處理,弄出67年的大騷亂。港英在不能或不願推行民主的情況下,切實推行所謂「諮議民主」,用政治吸納的手法,把民間異見者引到政府的諮詢架構之中,實行非制度化的民主。

另一方面大力改善民生,改善勞工法例,大建公屋居屋,這些大家耳熟能詳。對比之下,當今政府在「雨革」之後沒有反省改變,完全反其道而行,變亂再起,就是自然的事。1967年的暴亂遠比66年的騷亂嚴重,反而迫使真正的改變,今天港人怒火重燃,就一定不會再次無功而回的了。

2014年事件何以得到暫時的平息,筆者歸納出三大因素,這些因素今天不一樣,而且走向相反方向。若民變再現,很難再次平息。在這些因素之上,還要問港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可有改善?答案不用我說了吧!

第一,2014年時港人尚有懸念,以為經過佔領之後,生活理應有所改變,民主還有可能發展,自由還可一樣。當時佔中三人組倡議的,也只是一兩天的佔領運動,一般人根本沒有革命的意識,心存觀望和樂觀的心態,無進一步行動的準備,更何況民主的目標太大,人人深明不能一次行動就達成。今次目標小得多,大家佔領街頭不走,目標只是要收回法例,不願出動解放軍放棄「一國兩制」,讓步的是中港政府。

第二,上次行動各國政府事前並無介入,可能背後給予泛民一些不言而喻的支援,都是微支末節,今次完全不一樣。

今次是全球民主自由地區的政府都高調支持港人反對修法的行動,一致地在事前提交外交照會,反對港府修法,德國更在適當時刻打了一張「黃台仰牌」,給港人傳達極重要的訊息,上次有這類國際大合唱嗎?

港人不笨,勇武者也會計算成本收益。西方世界給予港人的暗示是,若然起而抗爭政府,最少在今次行動而言,出了事的抗爭者皆可得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庇護。這訊息極為清楚。西方國家已經定性《逃犯條例》的修訂是不符法治公義的事,對起而抗爭的港人不給予庇護說不過去,因為行動是事前受到西方認同及支持的。與旺角2016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不同,民主黨派今次不再切割,進一步要留意各國政府的表態。

無產基層無甚懼怕

第三,泛民主派上次是主動投降,出賣了勇武市民,與政府合作結束了運動。筆者當年估計泛民的合作,是會得到專政者讓步的共識。原來不是,唯一的承諾只是不會檢控一眾在清場日到場抗爭的政治明星,其他市民照樣秋後算賬,代表溫和新一代泛民的自決派被檢控,要DQ時一點也不手軟,極不友善包容,反而趕盡殺絕。

泛民主流領導無方,已經失去新一代及本土派的信任,兩次補選的失敗清楚不過。一般的說法,泛民慣於消費群眾的熱情騙選票,今次也許只是故伎重施,但筆者看到的分別,在於今次泛民努力動員市民上街,若然照樣無功而回,選民會新舊賬一起算,他們不會不明白,最少今次出了事,泛民再無切割劃清界線的空間;另一方面,中共也不容許泛民有再次卸責的空間,泛民的本地及國際支持者也不容許泛民又一次出賣運動,泛民今天不得不一戰!

這幾星期來形勢的發展,是人民的力量和熱情每天都在上升,6月9日大遊行之後並無下降的理由,只有升級的走勢。林鄭政府及中聯辦內一群從不了解香港基層市民的官僚,以為掌控立法會內多數不具民意代表性的議員,便可以老神在在,一般市民還是會順從政府,不了了之的。也許是的,如果到了解放軍站立在街頭維穩的時刻。

港人會很怕經濟蕭條、股市大跌、樓市爆煲,所以不會走上街頭嗎?那要看是什麼香港人,建制派、商界和政治上受益良多的泛民主流都會怕,一般市民無樓無股票無生活願景,從來沒有什麼好怕。本土派多是無產基層或一無所有的年輕人,也無怕的理由,反而有危,才會有機。1967年暴動之後的樓價,是當年筆者認識的工廠工友都在談論買樓自住的可能性,無產階級從來是不怕亂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11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4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8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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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為何只讓步予商界  


社運會否出現疲勞症?當然會,特別當一些命題重複、再沒有新意又明知沒有結果之時,群眾會出現一如運動員出現的賽前厭戰情緒,結果表現大打折扣。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由2月開始,基本格局與筆者一開始的定性分別不大,主要在於大灣區大計劃要解決奸商走法律漏洞問題,激化要立刻推行是孟晚舟事件,旁及政治迫害。

社運法寶 消費運動

要社會出現強大的抗爭運動,不離兩大要素;一是要人多,二是少數人夠勇武激烈,兩者又有一定關連,因為參與者人多之時,勇武者的比例及行動機率也自然增高。若然決心拚死一戰,泛民的布局應是集中所有力量推動高潮於「七一」,之後讓子彈亂飛;而自己所有立法會議員勇則總辭,最少也高調表明杯葛三讀立法,呼籲民眾包圍立法會。當然會循例呼籲和平集會,那只是逃避煽動公眾妨擾的套話,一切不言而喻。

若然無決心打一場硬仗,又不能輕言放棄呢?那只好回到司徒華遺留下的社運法寶,就是盡量消費運動,以利民主派的利益及保持強大主導地位。這已是有方程式可以代入的運作。不久前的反東北發展計劃(順便提醒大家,民主黨、公民黨已經支持撥款,可說是出賣自己友戰友也絕不手軟),反高鐵、反大橋、反「一地兩檢」,事前莫不沸沸揚揚,成為事實後便不了了之,有理由相信今次反「送中條例」的神聖聯盟最先想脫逃的,正是負責領軍的將帥群,泛民主派主流是也。

泛民又回到社會的消費主義,這幾個星期盡可能為「七一」上街推高人數而又不會出事的最佳方法,就是盡量消費議題,令港人進入疲勞的慣性,到了「七一」無論人多人少也不會再出現突變式的衝突,例如堵路或佔領政總,因為民眾的氣早就消得七七八八,每人自問都覺得做了很多事情,捐了點錢,實在盡了很大責任,可以安心放暑假了。

泛民在中共及中聯辦高姿態表態後發動了什麼?厲害了,是要求辯論比賽,是發動中小學及社會各界發表網上聯署,是硬把一年一度而剛好到了30周年的「六四」與修法掛鈎,還有6月9日先行一遍。泛民的話語權可說是被利用到盡,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令大眾覺得泛民努力,還是最可靠的政治力量,目的已達,還有比這目的更重要的嗎?

也不知道究竟是今天晚上偉大的「六四」晚會幫了泛民,還是泛民出賣了「六四」冤魂。多年來「六四」的意義展示的是「中港同心,共抗強權」,但反對「送中條例」的目的是中港「保持分隔」,港人不會因遠距離支持北京抗暴而被送中法辦。香港人支持北京市民抗暴政,不過你死你事,我不要受害。這是吃了30年「六四」人血饅頭的香港民主派的一貫思維,今年正告天下。

其實「六四」維園的神話是在等待破滅。這個神話被吹噓了10年,10年前晚會坐滿6個球場後,被吹噓成十多萬人參與,去年勉強滿座6個球場後,再被說成有12萬人。支聯會10年前的紀錄,坐滿5個球場只算4.5萬人。本土派興起後,年輕人參加「六四」晚會人數年年下降,大家在等待突降一半的一年,這代表港人不念「六四」還是不支持反修法?實情是全無關係。

今天枱面上泛民領導人的反修法運動氣勢如虹,枱底下慣於密室談判的泛民領導層已經與中共及林鄭政府達成不越紅線的共識,大有可能。為官40年不乏與泛民打交道經驗的林鄭,現時的表現正是老神在在,笑看風雲,因為輕舟已過萬重山,現時要做的反而是要掩飾高興的心情,要合作演好這場有驚無險的戲。

商界接受 勝負已定

林鄭政府經保安局拋出修法的所謂讓步,這包括三方面六項修訂,當中有實質意義的讓步,只是對商界的讓步,把涉及罪行由必須判監3年以上改為7年。這一讓步是有針對性地瓦解反修法的非神聖同盟,也同時不影響類似孟晚舟事件一類只屬備不用的引渡權力。得到商界的接受,這一役基本上是勝負已定。

大陸法系地區刑事追究責任有不同時效,這與普通法不同,就算謀殺案過了數十年也不會再提控。時效期往往也與犯案的刑期掛鈎,對中共而言,其修法的目的也的確只是加強以後的管控,從前的事無特別理由不追究,是法律,也是現實。商界只要開始接受這一說法,相信中共的承諾,泛民再恐嚇商界也只是枉作小人,商人自會作出估算,以決定是否支持法案,劉姓商人忽然再愛國,撤回JR官司,當然不是隨便的決定。本來是三大支柱的反修法運動(商界、泛民、本土派),失去商界本已立刻倒下,但加上各國關注這一條新的支柱後,戲還得被迫演下去,這才最令領軍的泛民為難。另外兩方面的修訂皆涉及人權的保護,對政治犯而言,說實在的意義也實在不大。

這些修訂在聯合國的範本是有的,也就是說,在與其他早有引渡協定國家的協定之內基本上存在。要按國際不引渡習慣行事之時(政治犯不引渡、非雙重犯罪不引渡、死刑不引渡),這些人權保障不列入修法也自然遵守。要特事特辦進行「法外引渡」之時,類似桂民海、林榮基之類的事件照樣出現,本土派又驚得多少?

只是,作為彰顯香港主權的原則,本土派反對修法是必然的立場,而且在可能範圍之內還應有所行動。這不是要跟泛民的尾行事,而是筆者所說的,泛本土派會在政治上取代泛民主派,早作準備!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04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8th May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4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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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台仰李東昇一洗本土派冤屈氣

黃台仰、李東昇、李倩怡3人是刑事犯還是政治犯,分別是很大的,它是關乎香港的司法聲譽在國際間會否排名大降的問題;它也是一個道德問題,包庇刑事犯罪者當然是不道德的,但給予政治受迫害者庇護,則是現代文明的體現,中間完全沒有含糊地帶。雖然這不容易弄清楚,卻不由中港政府及人民不把相關的是非對錯弄得清清楚楚,半點也馬虎不得。

[中央給林鄭的指定動作]

 

政治問題更不簡單,卻可以簡單解決:關起門來打狗不關外人事,否則是干預內政。中國政府的態度從來如是,也從來被視為不文明、欠缺人權保障的政權。香港從來不一樣,但這次事件令「兩制」趨同,問題不可謂不大。

以林鄭、王志民、張曉明的政治識見看,他們離不開中央定了的便唯命是從、寧左勿右的官僚習慣。林鄭作為地方首長就地方事務召見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David Schmidt,就德國庇護黃李兩人「表示強烈反對及深切遺憾」,又否認兩人是政治犯,只是中央給她的指定動作,屬於官樣文章,全在德方的意料之中,下一步如何?應該沒有下一步。

「沒有下一步行動」的問題很大,等於默認德方對香港政治犯的定性,也一併在國際上給予2016年初香港發生的「魚蛋事件」一個全新的定性——人民抗拒不合理政治打壓下的反抗行為,參加者得不到公正的司法審理,是一次司法迫害,所以逃避那次迫害的人在別國可以得到政治庇護。

這一定性若基本上獲確定,香港的抗爭者往後將可在類似情況下獲得西方各國的庇護和聲援,的確大長本土勇武派的士氣,大滅專制政權的威風,一掃3年來所受的冤屈氣!

法治及關乎香港「國運」的問題,筆者從來客觀、專業、學術及負責任地評論,本文也沒例外,一樣是冷靜而有條理的,也實在因為事件的出現及時、有效平反本土義士的冤屈而特別高興。希望各義士的家人可以列印本文給尚在獄中受難的義士一讀。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各位並不孤獨,全世界正義人民都站在你們一邊!

若有「下一步行動」,會是什麼?不言而喻是要求引渡,或是要德方取消兩人的難民身份遣返香港。德國當然是民主法治國家,法系與法國相同,皆沿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大陸法系;香港的普通法中大量古典性的金科玉律,來自同一法源。今天支持港人向外申訴的人權公約、國際法等,皆源於大陸法系,旺角案涉及集會人權、公平審訊、司法公義這些高層次法學概念的引用,港府敢把爭議拿到德國的法庭討論一下嗎?恐怕一定會自暴其短吧!

無論引渡或要求否定兩人的難民身份,必定要經過德國的司法程序,旺角案的內容和審判難免受到歐陸司法學術界的討論。以常識想想吧,彭寶琴那篇充滿主觀偏見及對人權視而不見的判詞,譯成德文法文拿到歐洲的學術界審視,對香港的司法聲譽何只打擊沉重,簡直是災難。

有兩大問題拿到國際司法界,香港的法官、檢察官(律政署)和政府(警方)會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無地自容,然後黃台仰和李東昇的政治庇護申請會正式確認;得到德國司法的背書,這對港人而言是天大的好事。

歐洲法學界的批評意見待整理後列出要點,就會成為香港抗爭者日後在類似情況下到歐洲各國申請政治庇護的標準。筆者公開呼籲港府盡快申請引渡黃台仰和李東昇,以利歐陸司法界和法學界早點開始研究。

[兩大問題必須弄清]

第一個問題是,香港的檢察官完全沒有主動調查,便出動署內最精銳的律師按警方交來的證據照單全收,全力檢控以求入罪,對大陸法系的檢察官而言,是不可思議的。大陸法系視檢察官及其署(組織)是司法公義第一線守衞者,也是執法機構的監察者和領導者,指導執法者查證搜證,保證政府不會濫告,以司法手段作政治迫害;這在香港卻成了常態,律政司是專政者的頭號幫兇!

大陸法系下的檢察官,會主動調查案件以補執法者的不足。眾所周知,政府既不組織獨立委員會調查旺角衝突事件的真相,警方的調查也對律政署和法庭保密,法官及檢控者完全沒有任何意識了解事件真相。筆者一直懷疑當晚發生的是一件「國會縱火案」,是中共有預謀安排下發生的事件,以利全面打擊新興的政治力量。這件背景不清不楚的事件拿到德國,檢察官根本不會讓其進入法庭之門!

第二個問題是,筆者曾在本欄介紹的重要法學原則——罪與罰需有合乎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的支持,把輕微罪行安插一條定義不清的暴動罪而加以重判,這非司法公義而是迫害,法官只是一名酷吏!

旺角多宗案件的低入罪率,下級法庭只是五成而高院經陪審團審更只有兩成入罪,這情況拿到歐洲任何一位有水平的法官皆會質疑,再看香港法官發了狂的重判,這是一次政治大審判,被告都是政治犯,便自然成了合理的定性。

法治國家不需事事由法庭決定,一般官員的法治意識足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判別是非,何況德國人素以行事精密嚴謹見稱。黃李兩人是於去年5月被告知政治難民身份獲確認,那正是彭寶琴的裁決出現之時,可見德國對案情一直完全掌握。

可憐人權律師何俊仁在李倩怡事件曝光後,第一時間定性她犯的是刑事罪而非政治罪,涂謹申則為法庭重判第一批義士背書,說判刑合適。事到今天,他們皆不得不打倒昨日的自己,但尚未道歉;一眾當時落井下石不遺餘力的泛民KOL也是一樣。你們何時才有反省的一刻?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5-28 A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1st May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3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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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引渡法背景是中美爭霸   

《逃犯條例》的修訂風波,在上星期幾天之內急轉直下,北京及香港中聯辦行動一致地高調表態;包括了港澳辦、中聯辦、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都高調表態,佔據了新聞頭條,而美國國務院及多國也發表了聲明,反對修法。一時間,作為主角的港人及泛民沒有了聲音,也未知如何面對,連「七一」是否需要上街抗議也成未知之事,因為到時事件可能已成過去。

對修法緣起的判斷有誤

如有緊急的需要,香港的立法歷史之內,據筆者的記憶,是發生過一天之內三讀立法的事件,非常的有效率,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的立法局,曾經三讀立法,於一天之內,授權政府接管了一間出現危機的銀行。

對於早已經是敗北主義者的泛民主派而言,直接將要修改的《逃犯條例》提交給立法會大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泛民提出的修訂案經表決否定然後通過,是抗爭工作最少,符合謝偉俊所言「長痛不如短痛」的安排,恐怕是心中所願,求之不得之事。這樣,泛民不須發動,發動也沒有港人在「七一」會勇武上街,泛民也就不必冒遭中共報復的政治風險了。

但看來事態未到緊急,北京也不希望用幾天之內完成立法這樣戲劇性的劇本去上演這場戲,而今天距離7月1日只餘6個星期,如果泛民不主動跪低,6個星期也無法拖延,說不過去。

對林鄭而言,中央出手,本地建制不合作去通過法例的問題已經不存在,而她的認知中也不信港人敢上街革命,她可以任憑風浪起,坐看一眾左右政客議員失去暑假要困坐立法會完成一場已知結果的演出,也是一件樂事。

回顧事件,所有人對修法的緣起判斷都出了問題。不同板塊的港人對號入座,都發覺修法可能影響了自己,於是都爭相反對。筆者的判斷,第一影響是商人,其次是泛民政客,再其次才是最勇武的本土派;這判斷不應遠離事實,只是忽略了中美冷戰,大國爭霸的因素原來在事件之頂上。

引渡問題不單出現於大灣區之內的港商,更可以出現於在港所有外國商人轉機經港空域之時發生,一如孟晚舟事件,那是發生於去年12月1日。港府於2月初召開記者招待會,宣示將會提交修改《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聲稱是為陳同佳案而須修法,但這案其實發生於一年之前的2月。

一段時間內法律的討論環繞此案,今天回望則明顯是一次項莊舞劍事件,修法的指令來自北京,法律的真正漏洞在於北京警覺到發生類似孟晚舟事件時,中國並無對等的報復能力(不能在港扣押過境的外商)。

北京一直用時間換空間

如果只為解決陳同佳案或只針對要阻嚇港商在內地犯商業罪案,中聯辦主任王志文對過百位人大政協的說話是不可解的,他強調了「不可無追溯期」,不要「日落條款」,不要「港人港審」。但若然修法的真正目的是要在類似孟晚舟事件發生之時中國要有對等的司法報復能力時,王志文的「三不」就很有道理了。

必須承認北京政權的深謀遠慮及掩飾手法騙倒了所有人,包括美國總統。筆者及陳弘毅兄這類蛋頭學者更不必說了,我們還為提議過「港人港審」這麼精采的建議而沾沾自喜,原來修法的原因遠超我們的估計。也許有人駁斥中美幾個月來貿易談判不是一直進展良好嗎?一旦達成協議特朗普不是說過美方會放棄引渡孟的要求嗎?結果呢?君不見原來中國一直用時間換取空間,作好準備,在最後時刻主動推翻所有協議?

大氣候下的小事件

所謂「大國崛起,必有一戰」,只看是熱戰還是冷戰而已。中國人對這類法家的史觀深信不疑,也合乎習近平這類強人的想法,香港的《逃犯條例》其實就只是在這個大氣候之下的小事件而已。香港人當然不想參戰,要靠邊站之時,港人包括港商及建制派其實都站在美帝一邊。現時的實況是本土派可以繼續高調親美反修法,建制心中親美但含淚支持修法,可憐人所共知親美的泛民主派今次「玩大」了。一如5年前搞「佔中」,在北京發火之後要自己負責如何在保證北京利益不損的情況下善後。

大概事件的唯一勝利者是李柱銘老先生這位民主名流,他再次發揮多年在外國積聚的政治關係,帶領一個聲勢浩大的「反對引渡條例美加團」,先到加拿大後到美國,得到眾議院議長及國務卿蓬佩奧的官方接待,美國國務院還發正式聲明,譴責中港政府修法。

老生生的政治智慧其實值得勇字行頭的年輕新世代學習。北京政府一定會對他的唱衰香港行為怒不可遏,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怒斥,「香港個別人士懷着政治目的,試圖接觸外力,干擾香港社會秩序,借機慫恿在香港特區製造混亂。」這類指控老先生耳熟能詳,喜見樂聞,欠缺了才不能反照出他的影響力。作為不用再參選的民主名流,善後自有民主黨的晚輩負責,他的黨友也早就在鬥而不破的情況下玩政治遊戲,只要最終泛民合作不出大事,大家還是可以相安無事的。

但若然中美終要冷戰的大氣候不是遠離事實,美方應有後續行動,而早已有完整草案的《香港人權民主法》快要出台,是可以期待的發展。最後大家一定以為筆者又會建議本土派不應強出頭,只應打邊敲。錯了,李老柱銘先生的經驗告訴大家,沒有聲音的政治勢力最不成氣候。在弄清形勢的前提下,本土派應扮演更進取的角色,以謀取最大的發言權,只須不冒無謂的險便是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5-21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4th May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1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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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問題不宜劇場解決

香港政界怪現象之一是,喜歡把政治問題法治化,把自己有責任解決而又解決不力的政治問題,交由法庭處理,以行政不合情理為由打官司以JR政府的行政決定,大多數情況是敗訴收場,政客大叫法治已死而非自己無能,公眾因事件淡忘而不了了之。今天全城關注的《逃犯條例》修訂,涉及立法會的程序公義出了問題,會內正反雙方不求法庭裁決而上演一場教壞細路的肢體衝突。儍的嗎?

當然不是儍的。泛民、建制派、政府均不願見修法真要順利表決通過,所以合演一場各方都似乎各盡其力的表演。所謂聽故唔好駁故,如果這場戲的誰是誰非交付法官裁決,修法可以延遲,但還會發生;特別是看北京面色投票的建制派議員其實遠比泛民為難,能拖延就先拖延,於是各方合作來個劇場版的議會抗爭。就連提案的政府也只是表示遺憾,沒有要求雙方把爭議交付法庭解決。各方都是有默契地「以拖待變」,待北京回心轉意,收回要求立法的決定,情況一如2003年的23條立法。

 

[等待北京 收回決定]

法律問題其實清楚,法官林文瀚2012年審理議員梁國雄要求JR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一案時,回顧立法與司法的關係,指在合理情況下,法庭不會干預立法機關的運作(見2012年5月30日〈法庭不隨意干預議會特權〉一文),這是普通法原則,但涉及越權及違憲的情況下,法院是可以介入的。法庭近年甚至多次介入立法會議員是否正確宣誓的爭議,不按程序辦事就是越權,也是違法違憲,出現爭議,法庭是不會拒絕介入裁決的。

泛民建制各執一詞,各自「釋法」,強調自己一方合理合法。但莫說申請法庭JR都各自不做,更方便快捷的做法有兩種,一是付點錢請專業的仲裁員作仲裁;二是請一位中立人士,如退休法官作仲裁,這會在幾天內得到答案。

奇怪的是,不論建制、泛民或是政府,三方都不作此建議,或是其他合理建議(例如交付立法會大會討論),而是堅持開不成會地拖下去。

法治社會有爭議無法解決而要吵架推撞又不涉暴力以免有刑事責任,那是高難度運作,議員政客示範了;就連開始運用邏輯思維判別是非的小學生(心理學家說是12歲)也莫名所以。有爭執不應找有權威者(老師、校長)作仲裁而是靠大聲及肢體強壯去解決的嗎?

作為讀法律的人,筆者的評估是建制派應處於下風,所以不會主動搞JR。泛民心知肚明,但樂於把拖延期拉長迫建制搞JR。決定立法會內部運作是《議事規則》,修改規則的權力在大會,而不在內會的一次決議;不開會用書面決議代替,在《公司法》中需有權開會者全皆同意,而《議事規則》中根本沒有這類情況安排,遑論只是多數人的決定。

不論內會或秘書處,皆無根據而決定法案委員會的主持人改為石禮謙,遑論上周六石禮謙在一片混亂、非會議正常進行的情況下,「選」謝偉俊為法案委員會主席了。建制派的法律動物不比民主派少,還有學者梁美芬博士,可否寫篇法律文章解釋一下你們的理據何在?法理邏輯何在?

[建制陣營 忠誠考驗]

這一場戲看得最不開心的應是北京政府,因為發現經營多年的香港建制陣營在關鍵時刻的忠誠是有問題的,在多重効忠的過程中是有取捨的,是會陽奉陰違的。何解?須知在國家的會計之中,可以支薪給中聯辦的官員出糧,卻不能直接撥錢給建制政黨及政客作各類開支酬庸,具體運作還得靠運用關係,要本地金主捐獻,情況與一些資本家肯捐錢給泛民政客一樣。

筆者一早就在本欄指出《逃犯條例》最影響的是在內地有生意的商人,而非政客,更非本土派。商界因而對修法的反應最大,正在運用所有影響力,那是彰彰明甚的。對泛民而言,老闆可以增加捐獻作利誘,對建制派政客當然是以停止供給利益作威迫了。這就是為何一次本是因應社會發展而須修法的事件,卻演變為一場只講民粹、不談法理,還會危及北京在港代理人的忠誠危機的事件了。

大灣區內的商業道德問題,為何又會涉及美國及歐盟的商會,連他們也一併出聲反對修法?本地一件立法事件發展成為國際事件,令北京此刻處於兩難境地,背後不單涉及中美貿易戰,更大的問題涉及中美在全球的爭霸之戰,這些大氣候,北京早已應對艱難,對香港立條法例這等小事,也就無暇兼顧,舉棋不定,欠缺指示了。

於是,港府、建制及泛民也不約而同、心領神會地合作一次「以拖待變」了。

對本土派而言,這次反修法提供了一次與泛民站在同一陣線的機會,在有關活動現身展示港獨的訴求標語,也不再受到所謂「黃絲」的針對敵視。事實上,不論爭取「港人港審」,或是根本上拉倒任何引渡安排,維持香港成為中國之內的「法外之地」,是香港擁有獨立主權的有力體現,完全符合任何有關本土的論述,說三道四認為本土派不應參與泛民反修法行動的人,顯然別有用心!

本土派不應缺席任何足以顯示自身力量及存在價值的活動,這不等同與泛民結盟或是接受泛民金主的收編,能放下恩怨為相同的目標而團結,反而是本土派由單一勇武走向成熟的政治表現,可喜可賀。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5-14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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