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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7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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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一個失實陳述的花園怎辦?

買了一個有僭建物或附加物的物業,當附加的部份出了問題之時,責任誰屬?一般而言僭建物要清拆,附加物如花園停車位要交還給政府之時,物業的價值必然大降,但買家自己有審視物業,有請律師負責法律文件的準備,物業的升值與貶值的後果,自應由買方自承責任。

但也有例外的,就一如普通貨品的買賣,賣房對貨品的品質有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的描述,情況就完全相反,等同買賣失效的嚴重。Santani Ltd v Shum Shuk Fong (2013)3HKC 50。

原訴人向答辯人購買了一個物業,多付了物業市值之外200萬元,皆因物業附加了一個花園。這個花園答辯人已經向政府以租約形式租用了16年,並且曾經花費200萬元加以美化。原訴人知道定期要向政府續約,但答辯人作為賣方告訴原訴人一切「沒有問題」。

在物業成交之後的一個月,答辯人收到政府的遷出通知(notice to quit),遷出前要先將花園內兩個非法僭建物拆除。在清除僭建物之前政府不會以公開招標形式再租出花園。

原訴人要求賣方的答辯人退回物業價值之外多付的200萬元,理由是賣方誤導花園的續租是沒有問題的,而賣方一直知道政府在追究增加花園價值的僭建物,有些情況沒有告訴原訴人,原訴人亦不能經查冊得悉情況。事實是在2003年起政府就要求答辯人拆除僭建物,之後多次收到若不拆除政府會終止租約的警告。2007年政府發出過清拆令,但答辯人沒有理會。

法庭裁定原訴人勝訴。法庭接受相關的失實陳述的確存在。在作供時答辯人囉嗦多言,但不能也顯然不願直接回答問題。答辯人說只形容過花園是政府土地而賣方要自行申請租約,是不可信的。這樣簡單的形容無法取得那多出的200萬利益。答辯人只說沒有問題(No Problem),但若然原訴人不能再享用土地這不可能是沒有問題的情況。

答辯人與地政署多次交涉的情況從無向原訴人透露,所謂「沒有問題」就是一種失實的陳述。答辯人只說沒有問題最少也是魯莽(Reckless)及不負責任。原告人因其陳述而接受了買賣合約,應賠償差價的216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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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4th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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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大媽可變為佔領行動   

趕大媽可變為佔領行動,亦因此,本土派有了一次難得的動員機會、團結一致的行動目標。筆者倒不希望勝利來得太快、太完美,但恐怕中共中央很快會向林鄭下指令,務必消滅危機於萌芽時期。香港警察對所有街頭運動活躍者的資料都輕易掌握,要趕絕幾名街頭唱歌大媽,易如反掌;問題只是,民間的自發趕大媽行動能否延續。星期六晚尖沙咀據報道有百多人反大媽,本土派又再來了!

京官比港人清醒

若認為筆者誇張,請花點時間上網重溫3年前(即2015年2月中至4月中這數周)的新聞。筆者2月15日身處沙田新城市廣場之內,當日有超過200多名香港市民憤怒地示威,見有疑似大陸遊客便一擁上前指罵,商場內有幾百警員駐守維持治安,商舖紛紛拉閘,商場事實上被佔領好幾個小時。筆者認定事態嚴重。

2015年2月17日,筆者在本欄斷言(〈佔領商場快將出現〉),中共中央不敢輕視反水貨客、反自由行的抗爭帶來的危機,除會為訪港總人數設上限之外,「一簽多行」亦一定要取消。之後,筆者文章重複這一看法,終於到4月14日深圳政府突然全數停止「一簽多行」簽證,改為「一周一行」,這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因為就是建制派也只是建議「一天一行」而已。

期間幾個星期發生何事?那是「港人起義」,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反水貨客抗爭。筆者在本欄的預言是「民變日漸逼近」(3月3日文章)。大家可能善忘不記得了,3月1日香港多處地方有激烈反水貨客示威衝突,下午自元朗開始延續了6個小時,共有33人被捕,參加者高達600人。

這次發生在「兩次革命」期間(2014「雨傘革命」及2016年初的「魚蛋革命」)的本土抗爭運動,是被所有人故意淡忘,而事實上極為重要;根本的性質是前一次事件的延續,也是後一次事件的伏筆,本身是獨立於所有政團力量的民間行動,而且完全成功。

大家應記得元朗踢篋弄哭一個小女孩後,泛民主派政客趁機會跳出來幫政府維穩,轉移重心,譴責暴力,順便劃清界線。建制更不必說,時任特首梁振英更曾指摘港人反大陸遊客是「未富先驕」,警察更說會「果斷執法」。結果是,北京官員的頭腦比港人更清醒。本土派從未消失,本土派並未衰落,而且一天比一天強大,這次趕大媽事件港府若不認真處理,隨時又再引起民變!

今次的趕大媽行動,是由一個沒多少人知道的港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發起,只有區區數人展示兩塊標語,與獨立無關的「請勿行乞」字樣。警察是否有大媽不趕而去拉違反《社團條例》的港獨組織?召集人陳家駒顯然小心計算過得失,並不宣傳港獨口號,只專注於有人違法行乞,要求警方執法,避開「搞港獨」的口實,得到更多普通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人民的力量能夠出來是最重要的。

今次行動比反水貨客更有利,因為水貨買賣在經濟學和法律上,會稱之為平衡進口的行為,倒是百分之一百合法的,民眾尚可成功逼政府管制,何況一眾大媽當街做違法的事情?法律上,市民只要不涉及不合理武力,是如警察一樣有權制止罪案發生,甚而行使市民的逮捕權力的。

牽涉犯法的行為

行乞是犯法,在公眾場所表演而未有申請娛樂牌照是犯法;小販無牌擺賣是犯法;收錢無論如何形容,都有法律問題,因為沒有報稅,若算籌款而沒有事前申請,當然犯法;大媽衣着暴露對大伯亂拋媚眼,則涉及色情及淫穢法例;噪音大再加上與市民爭吵,不單違反《噪音管制條例》,而且違反普通法的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罪。

這罪有多嚴重?記否佔中9人就是被控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誰說搵食就不犯法?在我們的法治社會,隨便可以找到數十項大媽犯法的理由,禁止她們活動下去!

反之,香港警察不肯執法,只有一項理由,便是理應容忍小事情的發生而不須追究。民粹的說法是大陸人有特權不用守法,筆者暫不願支持這個說法,但不執法的理據不足。事實上,情況已經不是小事,是有可能搞出騷亂的大事!

也許有人又說,不包容大媽而包容其他街頭演藝者,豈不是選擇性執法?基本上屬法盲一族的所謂「左膠」最喜歡來這一套說法。不單是港府從來喜歡選擇性執法,而是這類街頭管理的執法,從來必然屬於選擇性,市民早習以為常,視之為必然。

查身份證如是、拉小販如是、拉紅燈過馬路及在行人路踩單車如是。大媽的問題源於她們欠缺自律,咎由自取,特別受針對,也就完全合理合適合乎習慣的了。

事件最令港人失望的,恐怕是你們投了一票的政治代理人不但不急市民所急,而且大愛上身,包容大媽的行為,說是文化差異的所在;實情當然是在政治利益面前,港人又被只想着選票的政客出賣了。如果大家不明我的論述理據何在,民主之父李柱銘大律師很清楚地告訴大家了。

李柱銘在一個慣常的圍爐取暖法治研討會之後公開教訓港人,以「本土化」作為反攻屬錯誤方法,建議香港人應該把港人的民主價值「灌輸」給新移民。講民主價值要靠「灌輸」,而非自然感受,李柱銘的民主素質與識見可思過半。

說穿了,大媽一族可能已是港人或快成港人,再加上支持者同樣是關鍵少數有投票權,開罪不得而已。近來本土年輕人興起一股仇視廢老的風氣,皆因似李柱銘一類的老者,太令人失望和憤怒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14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0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6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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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界善用普通襲擊

筆者首先應提醒一般市民,向別人擲東西極為容易構成普通襲擊,而襲擊作為一項刑事罪,並非必然需要構成對別人身體的傷害,大家上網輸入「普通襲擊」及「吐口水」兩個字,當會發現很多案例是吐口水便足以構成刑事罪的普通襲擊(Common Assault)。有普通市民向普通市民吐口水,市民向警員吐口水,竟然也包括有警員向市民吐口水的案件,可見連有法律常識的執法者也會忽視普通襲擊罪的容易告入。

這一罪的特點正正是不曾導致被襲擊的人身體有實際的損傷,若有,則是各類傷人罪。襲擊指一個人故意或罔顧後果地(recklessly)對投訴人非法使用武力。單是口頭話語(mere words)不足以構成襲擊,但是包括恐嚇傷害他人身體或實際觸碰(touching),所以受害人收到驚嚇可說是這控罪的最起碼要求,而觸碰與否,是會否入罪的關鍵之一。

襲擊罪與香港的社運行動可說關係密切,襲擊一般沒有傷人會被視為輕微罪行,一般只會是守行為或是罰款了事,但涉及社運行動的往往從嚴處理,同時掟東西抗議如何逃過刑責,當中有一大巧妙之處,不可不知。最近就有某前立法會議員涉及向前特首擲杯一案在高院進行上訴之中,似乎也在依賴同一巧妙。

先回顧一下大家熟知的案件。2016年社民連吳文遠在時任特首梁振英到票站投票時,涉嫌向他投擲一塊「軟稔稔」的三文治,卻擲中梁身後的一位強壯警務人員,傷害及驚嚇程度不可謂不輕微,但普通襲擊罪成囚三周,正在上訴當中。

2017年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在立法會外與市民爭執被控一項普通襲擊在等候審理,早前梁向議員馬逢國擲午餐肉被調查,再早前2014年梁在城市論壇向一市民襲擊罪不成立後律政司覆核成功改判罰款三千及守行為。2013年社民連陳德章以雞蛋擲中財政司長額頭,判監三個星期。

還看巧妙究竟何在?就是不要擲向受害人,是要明顯地並非向受害人的方向掟東西,例如掟向天或距離明顯地遠,然後辯稱並無犯案的意圖(intention)。行為的目的只是為了引起公眾的注意,從而關注某議題,掟中了或情況是很容易很可能掟中,就難以說是沒有意圖。另外別說掟東西是為了羞辱別人不是為了傷人,那是動機不是意圖,法律是不考慮動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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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7th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6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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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麗再被DQ時如何? 

我從不認為中共對香港政治的收緊,針對的是港獨,因為沒有成形實力、未能有效動員人民抗爭的港獨派,沒法形成對中共在港權力的實質挑戰;港獨只有資格充當次要敵人,其主要敵人,自始至終還是表面已經溫和順從的泛民主流。

殺雞真正目的

殺雞的目的,不一定是殺雞而在儆猴。陳浩天只是去過台灣跟政治組織交流,但《社團條例》與當初23條立法所針對的是,「外國政治組織」、台灣的政治組織。台灣被點名,只因不能視之為外國類別,而黃之鋒遠走進行交流的地方則是美國,嚴重性不言而喻。與美國政黨建立關係敏感?還是與台灣政黨交流更敏感?

所以,最近針對所謂港獨的高姿態,只是項莊舞劍,不在浩天而在之鋒,不在「民族黨」而在「眾志」,不在「港獨派」而在「自決派」,因為後者才有真正作用的國際勢力作後盾。正因如此,中共不能一開始就殺猴,只能藉殺雞而達到儆猴的作用,從而避免更大麻煩的出現。

明白局勢背後的大氣候所在,泛民主流與中共在「雨傘革命」時算是正面交鋒了一次,這幾年間處於「鬥而不破」的,而本是處於緩衝位置的林鄭政府及香港的司法制度漸失獨立性,只能按旨意行事。

中央未到必要時刻,還未會殺猴,但殺雞的動作還是會經常出現,以收儆猴作用。公民黨主席楊岳橋形容林鄭執政一年與泛民關係緩和了,不少人嘩然。楊岳橋心中的泛民,只是指最有實力與中共周旋及在枱下講數的民主及公民兩黨,餘皆外圍,是要時可利用、不要之時可犧牲的馬前卒而已。熟知所謂民主派的人,當知其三大特色;大佬文化、派系分明、親疏有別。

最早被DQ兩人,是最疏的港獨派,只是在原則和權利上,不能不為他們的無理被DQ發聲,但不會在行動上支援;到了後4人,其實也並非主流兩黨的人,所以也不曾有抗爭的發動,而只是着眼於補選的安排,希望保留席位在泛民主流之手。

第一次補選結果也知道了,4席失去2席,是自己不爭氣的結果,而且沒有汲取教訓,還是十分順從中共的安排。中共的安排是按其邏輯和意願安排補選,不論合理與否,泛民全接受了,所有抗議都是雷聲小、雨點也少。

到了最後兩席補選,中共再次玩弄「聖意難測」,到今天有政府人員告訴劉小麗你的參選資格符合嗎?按我們所有偉大泛民律師的法律意見,是人大釋法不觸及補選的權利,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到這一刻最可笑、最過分的不是要DQ劉小麗,而是DQ與否也不置可否,完全保密,而泛民完全表現出逆來順受,不單不抗爭,杯葛也不敢。

泛民的逆來順受,是敬請中共以法治為念,不要再過分橫蠻,悍然再DQ劉小麗的補選資格,楊岳橋不是已經十分討好地讚林鄭政府與泛民氣氛緩和了嗎?但決定權一定是在北京,林鄭全無角色可言。泛民的應對,不是抗爭而是安排Plan B,一切順從北京發落。這樣自辱的低姿態,可以換來北京的網開一面嗎?

筆者當然不知,連林鄭都不知的事情我怎可能有內幕?最近中共備受美國壓力,在香港這些小事情上表現開明一下的空間還是有的。只是按一年前中方媒體的論述,以及半年前3.11補選的安排,中共指令林鄭以「確認書」為手段,禁止劉小麗參加補選的可能性,遠比讓她入閘的機會為高的。

姚松炎是轉跑道而入閘

劉小麗親近自決派遠高於本土派,甚而自己也講過港人有權自決命運之類的論述,「儆猴」的作用一點不比半年前DQ周庭低。早於一年前,中共在港喉舌清楚表明被DQ議員若經補選回朝,是對人大常委釋法及終審庭支持釋法的否定。法律上這是無依據的說法,但政治上合乎中共的邏輯,而且的確如是。

劉小麗若在補選中勝出,泛民媒體及評論員必然熱烈歡呼,九西的50萬選民用選票狠狠打了中共及香港終審庭長馬道立一巴,港人不認同不民主的中共及法官有權決定誰人可當議員,DQ民選議員不得人心,民主萬歲!劉小麗與泛民頭頭可以對中共的寬大表示感激,但無法控制到熱情澎湃的一眾KOL支持者。

大家回憶一下3月的補選,為何姚松炎又沒有被二度DQ?可能大家沒有留意姚松炎是轉了跑道的,功能組別的選民並無機會以選票否定人大常委及終審庭的決定,姚最後時刻轉到九西參加泛民的初選,極可能是中共給他的訊息明確,讓他轉跑道算是不絕情的讓步。可惜的是,泛民只知內訌,打了一場丟人現眼的失敗選戰。

泛民現在最關心的是,補選Plan B的安排而非Plan A劉小麗的生死。能為劉小麗的二度DQ做的事情是個2000人的集會及一次2000人的遊行抗議吧?這似不似為臨死的病人安排葬禮而非盡力搶救?

泛民不舉,劉小麗作為社運一員,會否一力發動抗爭?她是個可以因為支持魚蛋小販權益而弄出一場騷亂的人物,人少不等於不可以弄出大抗爭,絕食10天呼籲港人上街可以嗎?問題是,激怒中共兩年後再被DQ,永不准參選怎麼辦呢?筆者無意再嘲笑什麼,只是希望新世代的人認識政治,參與之時多點智慧、多些新意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07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4th Aug 2018 | 宏觀法治 | (1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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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聲明必然受國際法制約】

國際協議、聲明、公告,法律上有何分別?

不妨從《中美聯合聲明》說起。先說最近的一次,本年5月17日中國副總理劉鶴帶團訪美會見特朗普,磋商了數天之後發表《中美貿易磋商聯合聲明》,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停止互相加徵關稅,並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以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當然,眾所周知,在特朗普與金正恩會面之後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這聯合聲明迅速成為歷史,十分兒戲。

聯合聲明這類東西在國際法而言是全無作用的嗎?國與國之間簽訂的書面協議怎樣才會成為具有效力的國際協議?大家記得早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經很「霸氣」地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一份歷史性文件,已經了無作用,中美之間的聯合聲明也是這個樣子嗎?國際法是沒有效力的一紙虛文嗎?

這些問題,是對也是不對,是清楚也是不清楚。大家理解的法律法治,首要條件是被遵守,不遵守時有被強制執行的機制。國際之間的協議當然是國際法,被遵守的情況也遠多於不被遵守。一般而言,我們會承認國際法與憲法高於一般法律,能否被執行倒是另一回事。筆者經常力批本港法官判案的種種謬誤,根據的也是國際人權公約及《基本法》。法官無以反駁,可以不加理會,但不能說我藐視法庭。

最少,當我們據國際法去批評任何政府之時,只要理據十足,是穩佔道德高地,理正氣壯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也甚為有效。在上述外交部發言之後,英國的回應也簡單直接:聯合聲明英方是一定遵守的。外交部發言人自知聯合聲明是國際法的一部分,將之說成是歷史無疑是無知的失言。

有中方學者出來支持《中英聯合聲明》是已經失效了嗎?有也只是一些不懂國際法的幫閒角色。王振民說《基本法》之上有中國憲法,從而引申中國憲法可以引用,那是個謬誤,因為《基本法》是直接衍生於《中英聯合聲明》,是有國際法為基礎的,那是全中國的法律都沒有的情況!

有水平負責任的中國學者絕不敢說《中英聯合聲明》是無效的歷史文件,除非中國先退出1969年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退出後所有中國簽了的國際協議都可以不遵守。可能嗎?香港人只知自己底氣十足,因為有「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共可以關門打狗,但作為崛起的大國及安理會成員國,對國際法是不能視如無物的。

明白這個道理,香港人從來有權將問題拿到國際上進行申訴,要求國際干涉,香港不同西藏,《西藏十七條協議》不是國際法,並沒有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但《中英聯合聲明》有!

不論名稱 聯合國登記後均有效

筆者保留了一份1984年9月的《中英協議草案》。當初中英之間的協議本為「協議」,其後中方堅持改為聯合聲明。一般人對文字的理解,協議是較聲明高層次的文件,但國際法的理解不是這樣。據《維也納條約法》,只要協議是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的書面協定並以國際法為準,不論其名稱為何,就為公約所制約。

《中英聯合聲明》不單是用足國際法格式語句所書寫,並且在聯合國秘書處作了登記,依足公約的要求;而且簽署的規格也是由兩國總理及首相在國內外賓客觀禮下簽署,是最高級別的首長級簽約禮儀。(Head of Government) 英方有心令到聯合聲明成為最具權威的國際法文件,不會如《西藏十七條》一樣降級為歷史文憲!

我們看國際法不能只看名稱,分析其效用之時也不必理會王振民之流的官僚學者,見到其實效之時更應珍而重之而不必被誤導下妄自菲薄。決定中美關係的建交只是一項聯合聲明及三項公告;決定二戰後世界秩序的也只是公告與宣言而已。有人敢質疑其效用,說只是歷史文件嗎?《開羅宣言》《菠次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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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04
A23 | EJ GLOBAL plus | EJ GLOBAL plus 宏觀法治 | By 黃覺岸宏觀法治

 


岸仔 | 3rd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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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書分享是一種無知發放嗎?

任何發表意見者在享受言論自由之樂之時最怕有誹謗的責任。互聯網的出現令舊有的誹謗法律原則及辯解理由只能部份引用。要引用還得有案例的出現。互聯網上發表意見數年之前主要還靠大型討論區,案例也就同討論區發表誹謗文字有關,但這些案例原則能否引用到面書的發表、分享及留言?暫時沒有答案,所以筆者本文只屬務虛之作。

討論區的管理者比類報刊,是主要的發佈人還是附屬發行人(Subordinate distributor)?後者則可依賴所謂無知發放(innocent dissemination)作為被訴誹謗時的抗辯理由。無知發放是為減輕轉發有誹謗性文字的出版者的責任,所以不用於文字的主要發佈人,附屬發行人本身也是出版者(publishers),在不知情並非疏忽的情況下發佈了誹謗的言論。香港有一案例去到終審法院。(Oriental Press v Fevaworks Solution [2013] 5HKC 253)

案情涉及多條在討論區的留言,一條在討論區管理者收到原訴人律師信後8個月才刪除,這條敗訴賠了十萬元。另外兩條分別在收信後3個半小時及12小時後刪除。這些留言涉及販毒,洗黑錢,行賄,報販的被謀殺及其他不道德的指控。

上訴庭及終審庭在本案面對最重要的法理裁決,是無知發放的抗辯理由是否可引用到互聯網上討論區的擁有者也是管理者。答案可能大家也知道,是可以的。法官寫了大量的理由,指互聯網的言論自有其特性,是公開,互動,多人多人(many to many)的溝通情況,利用互網作平台及中介人例如討論區作交流。

被告人的討論區高達每小時有5,000個留言,由網民上載,內容即時及不需先有授權,不論內容多麼不合法及令人反感(objectionable),要被告一如報刊編輯作把關是不可能的,所以被告人不會是第一及主要的發佈人,因為無法控制言論的內容。

當然,知道了之後就不會是無知發放,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在收到原告人的通知(律師信)之後刪文就十分安全。當然,若然文字並非誹謗或有足夠事實支持,還有權不理通知的,所以經律師發的信便重要了。


Picture筆者奇怪面書上的分享及留言,是否也可依賴同一抗辯。筆者的留言經常有上百的分享,要發上百封律師信可十分花錢。當然我刪文後分享也消失,但若製了圖呢?◇


岸仔 | 31st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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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案的法治與政治反思  

政治上,任何涉及政治敏感人物的檢控,背後都有政治考慮,曾蔭權案何能例外?筆者6年前已經多次在本欄提醒曾爵士盡早歸英隱居,到今天不單太遲,偽善的英國人不單欲幫無從,連不按習慣收回他的爵位恐怕也有困難。

以法治而論,任何謹小慎微的公務員看見本案的公開事實,絕不認同曾是無辜無罪的人,卻忘記他犯案時不是公務員身份,而是一名「政治家」,這點連法官也忽視了。

人的思維永遠從自身出發,曾蔭權連同他的支持者還是憤憤不平,也許仍要謀求上訴。上次的判後上訴是去年2月,已經坐了兩個月牢,今天不求保釋只求上訴求取心中的公道,可能更划算,否則一年的牢分3次坐,也是自找的苦難。

筆者一如以往,拒絕因為案件要上訴而不作階段性的評論,因為事件過去了,往往對大多數人而言只餘一個印象,而這印象不是自己分析而是來自傳媒掌控的話語權,這是不利公民意識的提升。本案法律上、政治上都是有意義作深入了解的,是難得的公民教育,這可是曾爵士難得留給港人的正面貢獻。

終極上訴 尚有空間

上訴庭法官顯然極有信心曾蔭權不能再上訴成功,所以拒絕他的保釋要求,並要求辯方律師先看看86頁的判詞,這是完全的傲慢與自大。須知道,終審法院完全推翻上訴庭決定的例子多如牛毛,此案的審理也非完美無缺,反而一些基本謬誤十分明顯,雖然這不等於上訴一定成功,但有空間。

上訴庭為曾減刑和減訟費,明顯欠缺清楚的理據,人情上無人會多事深究,律政司大概也不會堅持終審法院一併覆核,但減刑理據何在,卻是不清楚的。同類罪行最經典的,當是16年前的程介南案,也判18個月坐足一年,今天曾案性質只應更嚴重,法庭也明言曾的健康情況不是減刑的理由。那理由何在?

曾原判要付給控方的訟費500萬元減為100萬元,只說過高,但就算控方計算不準確,也不會高了五倍吧!法律上要麼不接受控方的理由,曾有權完全在調查中不合作,弄致政府行政及訟費大量增加也不是辯方的責任,因為是基本權利;要麼自然應計清計楚浪費的公帑要追回來,只是隨意付多少,那是什麼概念?

法庭接納控方律師的說法,曾蔭權在行政會議批示夏佳理須避席,因為他是雄濤股東的身份;但明知自己有利益衝突而不申報透露,是刻意隱瞞。他服務政府多年,看漏眼不作申報是不成立的。

這看來有理,但上面已經解釋曾的邏輯不是這樣的,由於他是政治任命,不再是公務員,不必再依一般公務員的習慣作申報。客觀地看,他不是忘記公務員的框框,而是太清楚,自以為有漏洞可以利用。若接納這一說法,曾因欠缺意圖而不犯法了。

曾蔭權為何不選擇自己面對陪審團,說服他們自己只是疏忽而不是犯法?這是被告的權利所在,也是計算所在,是曾要自承的得失。但上訴庭法官不能批評曾至今沒有對他的所作所為給予適當的解釋,令其行徑和誠信留下多個問題,這樣的批評誤導了公眾的重要法律原則,作為被告是毋須證明自己清白。更何況,曾蔭權有在第一時間上電視向公眾道歉、解釋自己的疏忽;接受與否是另一回事,不是有沒有的問題。

上訴庭法官疾言厲色叫律師先看清楚他的86頁判詞大作,一方面減刑減訟費以示公正公道,予人極不希望辯方上訴的感覺。筆者也非在鼓勵曾爵士上訴,他的行為事實公開,已是司法及政治史上的代表性例子,餘下的並非公道,只是個人的偏執。

連任議員 物業變多


逃過法庭一劫的人,常大大聲說法庭已經還他清白。這說法從來是極大的謬誤。控罪不成,可以是法律在技術上出現漏洞,令人有機可乘;也可以因為證據的不足,甚至因為個別法官特別寬容,對個別人物特別有好感,而非大家常理上所認識的清白。

就算是多麼崇高的革命家,收過捐贈不申報就是不滅的污點,是公開在法庭被驗證過的事,是有害社會廉潔、不利政治文化健康發展的事實,不因有罪無罪入罪不入罪而改變事實的基本是非。

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事後領導一個獨立委員會作了一個報告,建議修改《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把特首也納入其中,一如一般公務員的廉潔標準。前特首梁振英及現任特首皆曾經承諾修法,但6年過去仍沒下文;梁振英更被指因為UGL案涉及不申報利益所以不立法,話題一直不斷炒作,政客大言不慚地為民請命。

筆者最大的質問是,為何同為公職人員,修法只針對特首而不提立法會議員自己?筆者不談很多早已眾所周知的不乾淨事件,有人研究發現,連任兩屆以上的議員,平均會增加兩個物業或以上的資產,這有可能就是貪心收取利益的結果!正義朋友只知律人嚴而律己寬,你們的利益就不是因為公職而來的嗎?

港人爭不到民主,連生活也無改善,政府的施政也不因民主派政客的出現而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敗壞,政客簡直不知慚愧為何物。筆者也不是要求太高,希望你們拿取高薪之餘,能像一般公務員水平的廉潔自持而已,算過分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31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7th Jul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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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條例〉的歷史就係政黨管控

一般的說法,《社團條例》所針對的是黑社會,這是不盡不實的。《社團條例》之內的確有針對「三合會」的條文,警察在漫長的時間裏也的確常常使用「聲稱身為三合會成員」之類的條文檢控黑社會成員,有效地令到黑社會不能公開地活動。但《社團條例》的主要目的不是黑社會而是政治團體,特別是有境外關係的政黨。

看看《社團條例》的歷史,原來也就是管控政黨政治的歷史,從來都是充滿了政治性,法治的作用不高,甚而是有違法治精神的「惡法」,是用法律去進行政治操控目的的法律,今天問題再度浮上水面驚動了全港人的關注,相信也一定引起全球的關注,因為這惡法是違反人權的。

最早在1911年已經有了《社團條例》,1920年作出修改,不再強制規定社團須註冊,但宣稱三合會社團及具有與香港的安寧及良好秩序相牴觸的不合法宗旨及目的的社團,均屬非法社團。到了敏感的1949年《社團條例》又再修改,基本上沿用到今天,就是為協助維持香港的治安,當局認為應備存有關香港所有社團的紀錄,掌握對各社團宗旨的認識,以及加強管制的權力。

於是,法例回復規定社團須強行進行註冊。法例亦賦權社團註冊官拒絕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的政治團體的屬會或有聯繫的本地社團的註冊。非常明顯,針對的正是共產黨及國民黨在港的組織及活動。

1992年,由於《人權法》的出現,為了使法例與人權一致,《社團條例》被修改為以通知制度取代了註冊制度,而且不遵守通知規定的社團並不會自動被視為非法社團。保安司可以因某社團的運作有損香港安全、公眾安全或公共秩序而禁止該社團的運作。

到了1997年的臨時立法會,還原了惡法,並加上了維護國家安全為禁制的理由。另外特別加上一點,指明可以禁止社團的運作,如該社團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台灣」是被特別點名的國家。

要來的終於來了。港人猶如在夢中被喚醒一樣發覺結社及發表政見的權利被侵奪了。這類法例當然與國際人權標準不符,亦與人權公約不符。當前有兩大困難,在政權而言是如何執行的困難,在民間是如何抗爭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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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4th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1 Reads)

非法社團禁之不絕

中共終於出手嚴打香港民族黨。這個黨一如香港眾多廣為人知的黑社會組織,存在並已活動多時,頭面人物只有一名年輕人陳浩天,其他人不出名,顯然是對《社團條例》從一開始便有所防備;今天終於被禁,應該是黨員的意料中事。

獨立之聲早已出現

但禁得了嗎?禁了就沒有了港獨的訴求了嗎?筆者反問,港共與中共禁到黑社會的活動嗎?黑社會從來存在,因為有其社會功能,不是因為合法與否,港獨組織的存在亦然。是港獨的思潮引致組織的出現,並非相反。

這是說,解決港獨與台獨的根由一樣,是有沒有民主的問題。香港人要求獨立的聲音早已出現,1984年前途問題出現時曾有人提出過,當年不成思潮有眾多原因,主要有三大理由:一、被只顧自身利益的英國人出賣了;二、當年沒有能代表港人並有遠見提出香港應該獨立的人;三、這個原因最主要,那是給中共聯同新興政客騙了,以一個「民主回歸」的偽承諾騙了30多年。

時至今日,當年第一代政客還活躍於政治舞台,民主爭不到是鐵的事實,下一步如何爭也半點說不出一個所以然,筆者所以斷言,泛本土必然於未來數年取代泛民,只是事理之必然。

泛民雖然成功收編以黃之鋒為首的最大派別,但所謂命運自主派並不見容於中共,一樣遭到無情打壓,成員一樣被DQ。既然其命運與港獨一樣,既然泛民的廉價愛國路線同樣保不了自主派的生存權利,既然同樣只能在議會之外爭取權利……所有新世代的年輕人走向更「獨」的訴求,也就十分自然。筆者所說的「泛本土派」可能只是過渡,長遠而言,民間只有「泛獨派」!

我們這一代爭民主的人,皆是失敗主義者,未有行動,便先說不可能,說港獨沒有港人支持、沒有群眾參與,不可能成事。所以,這一代的革命家都只是一群哭哭啼啼乞求民主的人。中共放寬一點、多一點言論和結社的自由,個個便裝作大智大勇的英雄騙取選票;中共一發惡,便回到哭哭啼啼的原貌,問為何會這樣。反省一下吧!4年前年輕人振臂一呼,港人往街上一衝,時代已經變了,泛民天天想回到從前一套,港人只會討厭。

失敗者最愛說的廢話是,質問如何爭取港獨。在務實的問題上,筆者與中共一樣同為實用主義者,文有文鬥,武有武爭,文攻武衞,今天大家應該立足於反攻,就不談防衞的問題,以免予人口實。4年前港人勇武上街堵路,是泛民計劃的嗎?顯然不是,泛民想叫民眾歸家,反而被臭罵一頓;堵路持續3個月之久,可見民眾運動這回事,一出現便有自主性的生命力,不必想得太遠。

事實上,香港民族黨所做過的,也只是文攻而已。最近出事,據分析也只因陳浩天早前跑到台灣扮代表與台獨組織搞串連,於是乎觸怒了中共的神經,又踩過了什麼紅線,終於逼香港政府拿出《社團條例》這條惡法,強行想執行。

問題是,中共顯然更是思慮不周,平白令「獨」派有了反攻的機會,這機會是讓全世界自由民主地區的政府皆有了干預香港事務的借口。事實上,司法行動只是開始,距離陳浩天踏入監房之門(如果他拒絕流亡)還有相當時間,這期間「獨派」與「自主派」用國際輿論反攻,可說佔盡了上風。

筆者留意到台灣陸委會已經表態了,可以預見各國政府,包括歐盟將正式表態,質疑港府干預公民結社自由的道理何在。台灣率先表態,有她特別的理由,因為97年臨立會不單還原92年廢止的《社團條例》相關條文,還加入與政治性團體、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會被禁止社團運作的條文。

民族黨與黑社會同在

換言之,因早前到台灣與台灣獨派政團交流,是陳浩天出事的主要原因,而台灣是被針對的對象,所以要率先回應。

中共與中共的法律學者如王振民之流的法律觀,停留在關門打狗、自我感覺正確的水平,不足為怪。本港一眾「港奸」法律界和學者也百犬吠聲,才是白讀你們的法律。所有西方國家都視討論國家之內一部分應否獨立,是屬於思想自由、人權自由、理所當然的事。

中國和香港是各人權公約的簽字國,在中港皆退出公約之前,所有簽約國家都有權出聲質問香港政府憑什麼干預港人的結社和宣傳港獨的自由。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各國的口徑都是一樣的,這是普世價值之所在。

人權公約的例外條文,只限於在民主國家公共安全和秩序所需,中港都不是條文所指的民主政體。即使如是,沒有涉及暴力手段的行為,是無以指控民族黨的人犯法而加以拘禁的。

當然,筆者清楚中共是蠻不講理的,而且不講理的習性得到更多「港奸」支持而日益惡化,今次似乎是鐵了心要用法律工具迫害所有企圖宣傳香港要命運自主的年輕一代團體,甘冒天下的指摘。這樣一來,獨派政團的末日是否到了?再不能活動了?

筆者又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香港的三合會作為黑社會從來都是非法的,而且其非法性得不到社會支持,更不受人權公約所保障,絕不是人權的權利,為何大家左鄰右里總有其存在?自己朋友圈子夠闊之時,也會認識一些江湖朋友?連警察也有被稱為「黑警」的類別,可見其普遍性不因其非法性而不存在。

所以,港獨政團非法化之後,一樣會以不言而喻的形式存在,而且更蓬勃發展。支持捐助非法社團的活動同樣犯法,港人已無退路,只餘齊齊「違法達義」一途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24
A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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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0th Jul 2018 | 時事看法律 | (8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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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競爭法比香港早

在香港《競爭法》的立法過程諮詢文件之中,有提及監管理度(?)有借鑑新加坡的地方,亦可以說兩地的《競爭法》歷史及制度內容,都有近似之處,也都是新興經濟地區追隨美英要立法保護競爭的相同經驗。

在2004年以前,新加坡沒有成文的反競爭法律,亦無監管機構,但一步到位,比香港早了十年,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美國的壓力。

新加坡的經濟特色之一是在不同的領域有大量的政府有關連企業(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在1997-1998年的亞洲貨幣危機之後,政府開始懷疑其依賴政府有關連企業作為經濟火車頭的政策是否有利經濟的增長。在2001年新加坡政府設立經濟回顧委員會全面檢討經濟政策。在其下的企業國際化小組的強力建議下,新加坡有意訂立《競爭法》並且全面引用於所有與政府有關連企業中。

另外,當年新加坡與美國訂定的重要《美星自由貿易協議》(U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這雙邊協議在2003年簽署,亦成為2004年《競爭法》的立法背景,因為這協議訂明新加坡有法律責任引入《競爭法》。

2004年的《競爭法》立法過程不過3年就完成。在新加坡工貿部門下同時亦完成設立一全新監管系統。新加坡的競委會在2005年1月1日正式成立,負責執法並制定各類政策文件(情況如香港競委會要制定第一及第二行為守則)。法例在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新加坡的反競爭法律框架及法律語言與歐盟的反競爭法律齊一,但也作了一定的改動以適應新加坡本土的情況。要點:(一)扭曲、防止或妨礙貿易自由的目的或效果的行為(類似香港第一行為守則指的行為)並不適用於個人豁免。(二)所有垂直協議安排,除非得到內閣官員指定除外,皆可獲豁免。(三)用直接的掠奪行為(predatory behavior)的字眼去針對競爭者。(四)法例沿用歐盟的市場優勢地位概念(dominant position)。

新加坡與香港經濟相近之處是規模細但是高度開放,在面對21世紀的全球化面臨基本的改變,公共電信傳輸服務,大眾傳媒,能源及公共運輸行業等皆進行私有化及對競爭者開放。經濟自由化的浪潮席捲銀行、物流、第三產業等領域,立競爭法例是大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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