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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1st Nov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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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香港 只是香港居民   

李飛南來,講了一堆廢話,傳達要為23條立法的訊息;一眾「港奸」當然爭先恐後地加以解讀,表忠賣港,惟恐不及。筆者看,時間已到,中共已經取得泛民「只會抗議、不會抗爭」的共識;一如泛民現時對「一地兩檢」的手法,只是來一次加長版的拉布,然後讓其通過。記得下次再投民主派一票。

歪理與偽命題,中共與食政治飯的民主派重重複複數十年,筆者也只好重複提醒和踢爆,大家也應有不厭重複、為我們下一代口傳下去的耐性。香港人是幸福的人民,因為我們可以不認是中國人,只認是香港人;從身份認同到日常生活,已經十分自由快樂,大陸人可以嗎?自然不可以。華人世界之內,只有台灣人與香港人有不認中國人的權利,管你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我也可以自由地「不認你」!

先要駁斥李飛的謬論,《基本法》不是香港人寫的,從來不代表香港人的利益;立法的時候,筆者已經在本報寫文章,分析其內容是與中國82憲法完全矛盾的。今天的困局,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李飛以強權把責任推給港人,是經不起辯證討論的;要追究責任,只應追究一眾未死的草委「港奸」,也包括李飛自己。

李飛故意斷章取義

《基本法》是為香港人而寫,這不是太清楚的事情嗎?李飛問什麼?李飛問「特區從何而來」?然後丟了幾句壞鬼書包,說什麼「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

吾土吾民,香港人的根源百分之一百在香港,不在大陸;香港與大陸的財政從來各自獨立。大陸窮時,港人幫過大陸,沒有計較過;大陸政權對此從來自卑,把互惠的貿易關係說成是救濟香港,香港人也從不計較;到今天也只是大陸以權勢奪取港人的財資,大搞基建,令港人老無所依,年輕的無前途,還要忍受李飛和「港奸」的謬論嗎?

《基本法》沒有任何字句要求香港人愛國,絕對沒有;《基本法》只要求香港居民守法,守法已經是香港居民作為香港人的全部責任。《基本法》有要求香港人守中國的82憲法嗎?當然也沒有,大陸人則要。當中的分別可大矣。

中共憲法,一如全世界所有國家的憲法,寫下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基本法》則全免了。筆者這樣清楚,是30多年前寫《基本法》的時候,已經提醒過、研究過。

《基本法》源於憲法第31條,也源於《中英聯合聲明》,所以西藏、新疆、內蒙古都沒有《基本法》,而只有國家政策。國際上可以指摘中共不守《聯合聲明》,那就是不守信用,因為《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註冊登記的國際法文件,所以中共不守《基本法》,全世界都可以指摘;對西藏、新疆、蒙古就沒有這一套。這些李飛不是不明白,只是故意斷章取義。

《基本法》與中共憲法從來各有各運作,不能並行。中國人不單要愛國,也要愛黨,因為那是憲法中唯一合法的政黨。中國容許有私產和市場,但經濟制度始終與西方式、也就是香港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完全不同。不同就是不同,中國憲法在香港不能用就是不能用。

筆者不是說誰的更好,在中國不養老,是違憲犯法的事——憲法第44條規定,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國家和社會的保障。筆者想,按李飛之言,中國憲法和《基本法》都在港通用,多好!那樣,全民退保便不再是「應否有」的問題,而是「如何落實」的問題了。香港財政不足以支持,怎辦?中國給錢,彼此一家人嘛!這便保證所有退休老人家都變成愛國主義者,何用李飛和「港奸」天天挖空心思發謬論?

中共與英國人對香港的基本國策,從來只視之為「有利母體」的一片殖民地。具體而言,就是榨取最多的利益,對人民的福祉、權利,特別是不利管控的自由民主,則盡力遏制。所以,中共只關心香港政府何時為23條立法,對中共以外、長期壓迫港人生活的地產霸權,則不但不會要求港府對付,反而縱容中資加入搵錢最快的地產霸權行列。

23條只針對「行為」

亦所以,李飛問港人「你到哪裏去」的問題,真是問得好。這是再次提醒香港年輕人,爭取香港獨立才是唯一的希望所在。中共似乎也感覺到港獨之風已經不可逆轉,只希望立法後,港人便不再爭取獨立。

大家先看看23條的語言,「分裂國家」只限「行為」。換言之,言論、思想的自由,理應不受限制,亦可以假設筆者這類討論港獨的文章、小朋友在校外自由地派發香港獨立的單張、大學生在校園張貼標語……這類行為在國際上任何自由的國家皆會容許,理應可以繼續下去。問題是,中共並非一個講道理的政權,李飛的整篇演講,也是只有立場而沒有邏輯道理的。

如果這個判斷正確,2003年政府弄出來的草案,再來之時便不會一樣了,而是會把談論港獨的自由,也歸類入犯法行為之列。泛民的取態會是什麼立場?會否再組織大規模的群眾抗爭,還是一如現時有關《國歌法》的做法一樣?

泛民做了什麼?就是叫大家遵守法治,不要讓法例有追溯性。以法治捍衞者包裝的泛民律師半句也不敢提的是,「噓國歌」只是思想言論自由的表達,在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會因「噓國歌」而坐幾個月監的嗎?

新世代年輕人要爭取命運自主、進而獨立,首要的敵人不是中共,而是裝作抗爭、混了一世飯吃的民主派。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1-21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8th Nov 2017 | 時事看法律 | (32 Reads)

Picture https://hk.news.yahoo.com/%E8%A0%94%E6%B6%8C%E7%88%86%E7%82%B8%E5%93%81%E6%A1%88-%E4%B8%89%E4%BA%BA%E7%BD%AA%E6%88%90%E9%82%84%E6%9F%99%E4%B8%8B%E6%9C%88%E5%88%A4%E5%88%91-145641048.html

 


岸仔 | 18th Nov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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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71118/20218003

 


岸仔 | 17th Nov 2017 | 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 (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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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哲法漫談】從黃之鋒到傅柯的監獄規訓


黃之鋒及周永康等到監獄一遊過了數個月,出來大爆監牢之內種種侮辱人格、違反人權之事,由於他們身份特殊,知名度高,亦不介意個人面子問題,公開詳情,迫令監牢改善,對獄內改善人權是有幫助的,所以他們的勇敢也是應受稱讚的。

不過,他們以外有不少社運左翼曾經服刑及正在服刑之中,對監獄的規訓作用不見有人討論,筆者想到左翼哲學大師傅柯的名著,〈規訓與懲罰〉(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論說監獄的歷史進化過程,監獄與權力、法律、社會控制、治理術(governmentality)之間的關係,對左翼從政者可說是必讀的一本書。最令筆者感啟發的是監獄的規訓制度早就走出牢房,存在於學校、醫院、軍隊及日常政治之中,早就是大家日常生活框架的一部份!

傅柯指出古典時期的監獄權力的展現針對人的肉體,嚴刑拷打與迫供,公開的殘酷刑罰,在於展現君主的權力,君權神授的合法性與絕對性。這並不高明,容易引起反抗及對受刑者的同情,反而有害君權的權威。

自法國大革命(18世紀 ) 後,早期民主出現,人權意識興起,原來君主統治的力量變成以隱性的方式運作,現代意義的監獄出現,懲罰的方式消失於公眾的視野,由針對人的肉體改變為針對人的精神思想加以改變,方法就是大量的、類似法律條文儘可能要做到鉅細無遺的規訓。(Discipline,這令人想起名校似乎特別多校規。)

傅柯指出藉由犯人內在化的監督來產生羔羊般的行為,應用到社會上,就方便了政府合法化的霸權式管理,令政府的權力效能伸入每個人最精微和潛藏的部份。

傅柯帶出圓形監獄的管治方式(panopticon),管理人員居中可以看到每一犯人而犯人看不到管理者,犯人彼此也無法看到對方,這種幽靈般無形的監視內化於主體日常的自我監視之中,於是犯人因為被人監視而自我紀律。醫生醫院與病人的關係,工廠管工與工人,學校、軍隊之中都有這類權力關係。而這種關係已經出現在政府經無數CCTV對人民的監視之中。

法例與科技對人民的監控,已經細微到球場聽國歌是否尊敬的程度,監牢內外,其實還有本質上的差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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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4th Nov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1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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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獨派不應協調   

習總強勢連任,明言對香港要行使全面管治權。政治人物或已收編,或已經乞求大和解,連勢利短視的新聞界和評論界也一致唱淡港獨的前途。

港獨的出現,不但挑戰傳統泛民的利益,也令代理社會前衞的社運界相形見絀,所以對獨派極不友善。

依循大勢 寸步不讓


獨派無氣勢,連他們明明受到迫害而失去議席要補選時,各派半句不談會協助獨派奪回議席,只會巧言令色地高談「應以大局為重,要讓議席保留在非建制的人手中」;潛台詞是獨派無機會,所以不應參加補選,實質當然只如黑社會一樣想奪人地盤,但包裝為大仁大義。

筆者與獨派政團交流有限,所知不多。正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在香港搞政治組織,固多矛盾困難,何況是有辱無榮的港獨政團?但如果眼見勢危,便發出悲觀言論,也就稱不上是存在主義者了。

卡斯特羅有一名言深得民心,就是「革命容不下悲觀主義」。他是於生命朝不保夕之時說的,香港的獨派全無生命危險,情況好得多;不但好得多,如果懂得分析大勢的話,根本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懂得依循大勢而動的話,獨派應知如何在必輸的補選下如何自處,就是一定要找同路人參選,寸步不讓。

何謂大勢?當然是指3年後、7年後、11年後的多次立法會選舉,中共強硬,就以為獨派無前途是膚淺短視的看法。大家只須看看民調,就知道年輕一代基本上全是「天然獨」,這是台灣政壇的潮語,用在香港更為適合。泛民政客由與中共對着幹到今天只求自保,基調變為不以刺激中共為先,口頭對抗、議會做戲,實質上已經與魔鬼在枱底下交易,在互聯網下長大的新世代你以為不知道嗎?

看到希望 獨潮自退

只要香港還有言論、思想和資訊的自由,只要政治上的矛盾不紓緩、不解決,只要地產霸權尚在作惡、專政者授權下運作的政府解決不了年輕人的困境。

「天然獨」不會因為中共在初中搞些民族思想教育而得以改變,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大勢。

泛民的論者永遠以己度人,以為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年輕人也不會幹。「魚蛋革命」也是筆者事前猜不到的,但事件發生後,智者應深思事件的影響,而非因為自己猜不到而貶低抗爭者的偉大。

一年半下來,在政府暴力和「司法魔王」的配合下,獨派受盡打壓,但港獨思潮在年輕一代的發展更為迅速,這是不需民調,大家也感覺到的。

要港獨的思潮退卻,其實也簡單,讓年輕人看到社會的希望便可以了。歷史足以證明,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下,公民社會的反抗力量反而壯大和完善。台灣和南韓就是在這樣的經歷下走過來的。

當然,香港人的政治文化不同,看見香港的政治童子軍在受壓下哭得比喪親更傷心,北京政府也許可以安心於一時,但不要忘記的是,這類童子軍只是泛民和泛民背後國際媒體吹捧出來的人物,他們代表是泛民舊的一套,不是新一代的想法;而在獨潮興起的大環境下,換代可以只是一夕之間的事,哭泣少年不礙大勢的變更的。

在九西和新東兩個補選的席位上,獨派應全無懸念,只在派內協商一位代理人出戰補選,而不是與小家子、小格局的泛民協商,這就是順應大局而有所作為、有遠見的做法,這才不負新世代年輕人對你們的期待。

這也是符合大勢的做法,大勢是年輕選民每年有數以萬計人數的增加,而無勢的泛民主流正好相反;年輕選民的支持才是獨派政團所首要、也是唯一的、應該考慮的。

只有兩成支持度的獨派在補選選舉中近乎必敗,鎅去泛民的票,會成為選民指摘的對象。那麼堅持參選是高明嗎?這是依循泛民主流套話的說法,適合市場主流,相信這套說法完全上當,也談不上有能力代表新一代的利益,也無資格混下去,乾脆依附泛民也罷。

逆勢下測試支持度

筆者為獨派提供三大合縱連橫的情景作考慮:

一、獨派企硬指派一個素人,泛民無權異議,不用尋求同意,只要求泛民全力支持。若否,獨派禮尚往來,會在九西和新東第二次補選時參選(以補劉小麗和梁國雄議席),在泛民支持下,獨派代理人同樣比建制派的贏面更高。

二、泛民的典型歪論早應破產,這些歪論包括保住議會關鍵少數等,一般人也看出泛民議員在議會內並無作為,抗爭也無力,就是死忠支持者也不存厚望;高鐵必定上馬、東北如常發展、23條只需簡單大多數通過……獨派支持者從來不蠢的。

三、不能勝的參選就是不智嗎?那年半之前梁天琦參加補選何以氣勢如虹?沒有鎅去泛民一席,卻壯大了獨派陣營的力量,到9月的選舉成績驕人,也團結了大量青年學生助選,大長獨派的威風;之後的失利是另一回事,你以為不能勝之戰就不應戰嗎?

單是在這樣逆勢的環境下,一試獨派的支持度還有多少,為獨派未來的發展方向作為參考,已經十分有價值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1-14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0th Nov 2017 | 時事看法律 | (2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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蔭權案的司法政治

傳統的說法,司法中立獨立神聖不可侵犯,亦是司法獨立在一般人心中崇高敬重的原因。讀法律的人都一定聽過一本名著,叫「司法的政治」(John Griffith, The Politics of The Judiciary"(1977),作者是倫敦大學名教授,少有以左派觀點批判法律本質上不公正的學者。他的書踢爆了司法中立(neutrality)是從不存在的,法官都會支持政府的立場,法律從來不能代替政治的運作。

理論方面下文再談,司法政治化是香港人感受到的改變,不明白的是自己也往往不自覺地成為政治化一部份,評價一件案不是從中立的技術出發,而是一己的立場。蔭權案是一個好例子。

先看格里菲斯教授所形容法官多支持政府的立場一部份,蔭權案最後一天十分戲劇,陪審團提出兩條問題,包括一:「如果曾蔭權不是處理雄濤廣播發牌,他接受裝修,是否貪污」;二「入罪是否與發牌有關」。法官與控辯雙方討論之後,全取控方觀點,答案為「是」及「否」,正好與辯方觀點相反。

這樣的答案先不論明顯導向入罪的控方立場,筆者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根本不應答,因為答案正是希望陪審團去作出的。先給答案再叫陪審員決定,還何來中立?問題具假設性,引導性,邏輯上不容簡單地說是或非,是很明顯的。

結果是陪審團中有關鍵少數堅持不信法官,不能入罪也不能構成無罪,要由政府及法庭去決定是否再審。陪審團的討論是保密的,如何得出結論無人得知,但除法官以外,辯方可有設法影響之?有一名陪審員因與到庭坐了一個小時的名嘴交流而被DQ,理由是名嘴在電台節目早有蔭權無罪的立場。筆者留意到名嘴非曾家親屬,到庭亦只一天,被安排坐前排與家屬一起,據報是公關公司的安排。

若然大家細心回顧,蔭權案審理過程中,泛民要員或到庭,或公開表達意見,還有親泛民的新聞報道,都將蔭權包裝為被司法迫害者。蔭權無罪或不應再被「追殺」論者中包括律師,說的都不是法律分析,而是政治立場。難道這些宣傳不會影響到普通人組成的陪審團嗎?

當然,建制一方據自己的立場也開足了輿論機器。曾爵士的行為是否犯法不再重要,他是否民主派同路人決定他應否入罪,這是大家想要的司法制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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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0th Nov 2017 | 香港短打 | (1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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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坐監者自有得益】

政治人物坐監係資產,坐多D啦仲好啊 ......... 這基本上是金石良言,當年敲勵汪洋大主動去坐監時某生果佬講的。雖然生果佬自己有事時死都上訴唔肯坐,但無損這句說話的真理性。

之鋒一上訴成功,明年參加補選就勢如破竹,坐監的付出有價之極矣。按我對己知法律的理解,之鋒上訴只要中共不背後指使控制馬道立,而大家好似我咁不盲目崇拜法治,以道理法理怒屌馬道立,發揮強大監察力,Unsound 的馬道立先會怕怕的。

"終院閱畢上訴方及律政司的書面陳詞,詢問雙方有否補充後便休庭考慮判決,數分鐘後再開庭頒佈結果。首席法官馬道立便稱基於重大公眾利益及案件或涉及嚴重不公情況,批出三子的上訴許可,並排期案件於下年1月16日審訊。。黃之鋒及羅冠聰對「終極上訴」保持審慎樂觀態度,"

簡單地說,嚴重不公平極適合黃之鋒。全世界文明地區的法治原則,對兩類犯人會持别寬大,有看我法律專欄的人應知道,一是未滿18歲按「兒童權利公約」受保護的人;(之鋒奪回廣場時未滿18歲)二是初次犯法的人,原則上這兩類人盡可能不判 custodial sentence,以彰顯人權。馬道立為首的终院高官羣,若不撥亂反正,以後出外參加國際性司法會議時,會被國際行家冷眼以待,或待以同情,視他們一如中共人民法官的無奈。

為何汪洋大同雄仔坐完監無同樣的資產?汪大结果選唔到,雄仔只能排尾多兩千票勝出咁大把。分別在於坐監時的心態唔好,只想着自我美化同英雄化。村長就學足,日日寫文章glorify自已。三子的表現則人性化好多,很留意獄中的點滴同作反思,反思是客觀地從人權角度,人性角度。之鋒不介意個人受侮辱公開詳情,愛面子的雄仔從來唔講呢D,(網友話雄仔私下講唔想再要坐監) 但就為把頭髪被剪而忿忿不休。

建議 3人讀下傅柯的《規訓與懲罰》,從政者要目光遠大,知道傅柯講政府將監獄制度放到社會以控制人民的做法如何運作,知所應對,自會領導人民抵抗,唔係好似雄仔成日卦住貪錢貪虛名咁 cheap。


岸仔 | 7th Nov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3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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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案予新從政者的啟示   

本文只為年輕人和未來的參政者而寫的,也是為一般市民補補法律的常識課。回顧一下整宗案件,留意曾案的兩條控罪,一條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在上訴之中,另一條上周剛重審完畢,陪審團第二度解散,執筆時未知會否有第三次審訊。筆者絕不效法陳方安生之流不尊重司法獨立,不會公然說律政司應該收手。我認為律政司不論申請再審與否,都符合司法公義的基本原則。筆者要回應的並非法律問題,而是司法背後的政治操作。

歸類政治操作

有政治考慮還算符合司法原則嗎?這是很欠缺常識的問題,那是當然的;制度所容許的,無論民主或極權國家,都是天天發生的事。追求法治精神的人所執着的,只是不應過分、不能扭曲法律的基本原則,例如法律不能有追溯性、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去到告誰或是放生不告誰,那便是政治操作或是入罪機會高低的技術問題了。

由「胡仙案」到梁振英不用受調查,可以歸類入政治操作範圍之內的考慮。內外有別的泛民當然有權咬着不放,但也請回想一下自己的正義多麼兒戲、多麼雙重標準,遠的有「滙標事件」、「陳方安生十成按揭事件」,多得當權的曾政府寬鬆處理,不予深究。生而平等的市民,有些人比別人更平等,早已是事實。

近有受惠於大和解氣候的梁國雄,利益不申報無罪已經夠爭議,律政司頂住建制派的壓力,堅持不上訴,難道那不是有政治操作的嫌疑嗎?四四六六,各有得失,是強權與次權力者之間的遊戲,永遠蝕底的,只是不知就裏而背後無靠山的普通人,例如旺角的義士,不單無人為他們的司法不公平而出聲,泛民主派律師還落井下石,指斥這些由他們引到街上的草民是暴徒,還說重判合適。

應早避走英國

曾蔭權呢?有政治的需要時,泛民的傳媒惡勢力就把貪污包裝成冤案,要動用一切力量令他減罪免罪,也太侮辱支持者的智慧吧?陪審團成員也只是一般人,再審的陪審團還是一樣。可以說,建制與泛民的傳媒立場各走極端,也反映在陪審團的結論之上,也永遠難有一致意見。泛民的明星人物、才子,輪流到庭為曾蔭權打氣,據報道是由公關公司安排的。雖然這是合法,但應受尊重嗎?沒有借名人的名氣影響陪審團的作用嗎?

遊戲還是繼續玩下去,結果對新世代參政者了無重要性,能否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要走前人欺世盜名的從政之路,才是筆者關心的。年輕時認識一位馬克思理想主義者,見政客不賢起而參政,成為同輩者的政治希望;只是多年下來,該人變得比政客更政客,比貪官更貪官,還是有人照樣支持。嘆息之餘,筆者只能盡力踢爆;子非好辯,希望新一代能進步而已。

曾蔭權遭到「司法追殺」,是一項充滿政治意味的操作。這不一定不公平,公平與否,端視以誰的立場看事件,但肯定的是他咎由自取。這有兩方面,一是筆者早於5年前已在本欄多次告誡曾爵士,「秋後不算賬就不是專政者」(見2012年4月5日),他在唐英年與梁振英的特首選舉中企圖扮演角色,背後力推唐英年,利用對公務員的影響力,翻出梁振英10多年前的失職舊賬。

以封建的政治術語形容,曾蔭權當年是「謀反」。謀反失敗之後,曾爵士沒有聽從筆者的多次忠告,主動避居英國終老,偏要留在香港出席所有前特首可以出席的活動,企圖在政界再度發揮影響力。也不知是他天真,還是他的支持者利用他,一度傳出他被查後不會被起訴的消息,並會一如前任,可以榮升政協常委之職。

政治觸覺甚低

對筆者而言,曾蔭權的政治觸覺之低,近乎不可思議。但回心一想,一個天天上教堂的教徒,可以照足風水師的指導搞裝修而不覺兩者有矛盾,加上政治顧問之中甚多「小學雞」式的「大嘴巴名嘴」,一切又很「正常」。

可惜,曾蔭權似乎不知自己在中共眼裏已是「謀反」未遂的人。去年特首戰開打之時,待罪之身的曾爵士竟然高調接受訪問為曾俊華造勢,更在報上寫專欄,發表政見,指點時政。筆者不是害怕有人奪去寫稿兼職,只想問句:有無搞錯?

結果,曾爵士在被控的公職人員行為不檢(沒有申報利益)外,還加控一條收取裝修利益的貪污罪,也就是今天審了兩次而兩個陪審團都未能作出多數結論的這一條罪,那是據《防止賄賂條例》的第4條。

一生都是公務員的曾爵士,沒有理由不知第3條與第4條的分別——第4條要證明收取利益交換的事實,這是困難得多的標準,而公務員按第3條一收取利益便已犯罪。曾蔭權不是不知,反而是太清楚其分別,以為有機可乘,以為難以證明而貪些少利益。

古往今來,政客就是善於利用空隙謀取權位,會否因而身敗名裂或能巧妙利用法律空檔而豪奪利益,視乎個人的智慧和運氣,但咎由自取則是客觀的教訓,新一代從政者應以此為戒,打着民主自由人權捍衞者名義的人若涉及貪腐事情,就算幸運一時,也應想到報應、對社會的遺害,以及歷史的客觀評價。

有曾蔭權這類貪圖少少利益,便任由地產霸權坐大的特首,固然是港人的不幸;他個人的不幸,則在於從政後期由建制走向泛民陣營。一生成功於官僚制度之中的人,竟然有民主思想當然不是罪,甚至應受讚賞。問題是,他只是由一股民主惡勢力利用而不自知,才是最嚴重的咎由自取!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1-07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3rd Nov 2017 | 時事看法律 | (3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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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競爭法終與歐盟趨同

 
上星期談到英國競爭法例的歷史,不妨先講一下現在的情況,是與歐盟一致的,這是經過了數十年發展的結果。當英國退出歐盟之後,法例又會否變回不一樣從而增加了港英之間的貿易麻煩?大概不會,因為這不是港英之間的麻煩,會是英國與所有歐盟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的麻煩。由此可知,在全球化的世代,很多法律是有跨國的普遍性的。

英國在1998年正式通過了〈反競爭法〉(Competition Act),之後有修改版本,最新是2002年。英國從此在反競爭兩大原則上與歐盟的反競爭法律協調一致(現歐洲聯盟條約第101條及102條),特別在交易的限制與市場優勢的濫用。同時間,英國也保留了一些固有與歐盟有別的地方,特別在處理寡頭壟斷及合併企業方面,競委會代替了原來的收購合併委員會。

英國也按此法在1999年成立了英國的競委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專責執行法例。新加坡及香港皆採納了相同的執法模式。這執法模式包括了接受投訴,具上訴作用的審裁處(地位相當於高等法院),進行調查的權力及監管權力等,及達成協議的權力包括達成寬待協議以避免訴訟。

1998年之前的競爭法例是很零碎的,1956年通過的〈限制貿易行為法〉,將生產商共謀推行零售商品價格的做法列為犯法。1967及76年的〈零售價格法〉(Resale Prices Act),承接了前面法例的精神,禁止供應商供貨時附加條件,以限制零售商的價格不得低於某價格。另指明交易商要有某一類形式的最低價格亦不准許,這被視為違反公眾利益。在這套制度下並不是直接禁止價格協議,而是這類協議須作登記並可被訴訟。

1965年通過的〈壟斷及合併法〉(Monopolies and Mergers Act)授權壟斷委員會調查事實上或可能出現的壟斷。1973年的〈公平貿易法〉(Fair Trading Act)則為壟斷委員會增加了權力。總合而言,當一企業控制了某一市場25%時,壟斷就被視為存在,調查就可以展開。公平貿易總監負責監察競爭的政策是否有效,發覺有問題時,則會負責轉介案件給壟斷委員會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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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1st Oct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2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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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媚共令學生更思獨   

連大學也保不住學生的思想自由,你還能說「一國兩制」不走樣嗎?中共的國勢再強大、加盟「港奸」的人再多、泛民為求政治自保而不再以港人利益為優先的趨勢再劇,也改變不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年輕人更憤怒、更不肯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下次再爆發社會危機,將比2014年那次暴烈10倍。

大陸來港的「國際」學生

香港有沒有法例不准以種族歧視的語言侮辱他人?有,是《種族歧視條例》,但這條法例的定義是,大陸人不列入法例保護之內,於是港人近年發展出好些罵大陸人的字眼,例如「蝗蟲」、「支那」,那都是合法的言論自由。

合法不等於合理,筆者從來不用這些字眼(當然,本文只是學術討論),但法治社會賦予言論自由的人權,便只能問合法與否。

既是合法,周竪峰罵大陸學生為「支那」人,中大憑什麼記他的過、罰他在圖書館服務40小時?網友質問得好,若然中大認為學生不禮貌而受處罰是一種教育,那麼大陸學生以民主自由之名而撕掉港生發表的言論標語,是否也是不禮貌?中大就算不加處罰,也應提醒一下這些疑似「共青團」的人,這是言論自由,在香港是受保障的!

鑑於中文大學已由一個媚共的管理層操控,而周同學也希望低調在這個惡勢力操控的校園順利畢業,筆者的評論也到此為止。泛民的法治朋友從來只選擇為自己友求公義,筆者也難期望他們會為「非我族類」的港獨學生伸張公義,以司法覆核中大的決定。只是,筆者知道事件留給所有大學生的印象會是負面的,會令他們更討厭來自「支那」的所謂「國際」學生。

歡迎大家開放思想,認真討論。「支那」其實從來不是侮辱性詞語,梁游兩位議員因為說了個「支那」的用語而失去議席,是一次政治操作的打壓事件,香港法官不敢堅持中立於政治的原則,才是盲目崇拜法治的人應該反思的,讀法律的年輕人更應批判和討論。

今年6月,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發出一份司法文件,明確寫明「支那」一詞不合貶意,屬中性用字;馬道立視而不見,中大校方更是如此。

台灣檢察官的理據很清楚,「支那」在國語詞典中是指中國,是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而「支那」的發音與許多歐洲語言的China發音近同;在我國(台灣)人民主觀認知上,認為「支那」只是China的中文譯音,不含貶意。請問,馬道立與中大的學棍看了這些清楚不過的道理,汗顏嗎?

港獨不是幾個人說說便成氣候,是中港大量欠缺政治智慧的動物弄出來的共業。沒有疑似共青團的發難、沒有大學校方的吃裏扒外,年輕人不會質疑過一個大問題。

筆者9月12日在本欄公開質疑過了──香港一眾大學管理層為何慷香港年輕人之慨,把珍貴的大學受資助學額分10%予大陸學生?為何香港的政客從不敢質問這一現象,不為年輕人的利益請命?也難怪新世代這麼討厭泛民的政客。

比照一下台灣的政策,便知港人招收強國學生是多冤枉、多蝕底。最近看到台灣政界討論一則大陸新政策,視之為台灣的危機,筆者順便比較一下陸生到台灣和香港的待遇,大吃一驚,方知香港的大學學棍與政府教育官員出賣年輕人的教育利益以討好中共,那是多麼嚴重的事。

台對學生有各種保護

台灣對陸生開放始於2011年,但堅持一個「三限六不」政策,充分保護台灣青年學生的權益,不似香港當權者出賣香港學生利益而不遺餘力。台灣人口與大學比香港多3倍,陸生到台亦只是1萬,來港的則多出一倍;台灣有17萬個學額,香港只有8萬多,但陸生已分去1.5萬個。

台灣大學收取陸生的學費,全部按照台灣私立大學的收費,收取陸生可增加教師的就業機會而不會減少台灣學生的入學機會。

香港把一成受資助本科生學額給予陸生,當為招來「國際」學生而增加港生的視野,但來的卻是共青團和講權勢關係門路的大陸文化。台灣不准陸生工作,畢業後不准留台,香港則一等夠7年,便可成為騎在香港學生頭上的治港階層。

所謂「三限」是,只限收大陸優秀院校、限收額總數、限制不收醫學和關乎國家安全的專業。香港大開中門,蝕底之極。「六不」是不涉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給獎助學金、不得在台就業、不得報考公職及專業考試。以人權角度而言,筆者認為相當歧視(港澳學生沒有「三限六不」),還更不人道的是,不給健康保健,有大病請回大陸醫!

台灣是主權獨立,自己可以控制土地、人民、政府和軍隊,自然不同。

據「一國兩制」,港人亦應有權作出類似保護自己子弟利益的政策,可惜自然是因為「一國兩制」是假的,而「港奸」無處不在卻是真的。不過,筆者還是要為香港年輕人的骨氣而自豪。台灣還有1萬名學生到大陸讀書,最近有所謂軟性「促統」,中共以大量獎學金和各類社福、自由就業吸引台生,台政府因而視為危機。香港呢?香港的學生讀毅進副學士,也不回大陸升學,不單不回去,還要爭港獨!

#王岸然 #時事評論 - 大學媚共令學生更思獨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0-31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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