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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8th Dec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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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法治已死 方能法治重生   

「法治已死,今天是法治最黑暗的一天;今天你不是審判我,是在審判法治。」筆者最討厭聽到這類悲觀又空洞的套語,這類說話是包攬政治話語權的政客最愛說的,濫情而欠缺深度,而且經常矛盾,例如希望你支持他們及他們謀生的法律專業之時,又會告訴你要對法治有信心希望,香港還是有險可守的。這類套語只會令一般人迷惑失智,失去應對的方向。

政客立場先行

這自然是由於政客是立場先行,法治只是工具,只希望一般人認同其立場,投其一票,沒有更多;教育大眾法治是學者的工作,可惜香港的法律學者要麼獨善其身,要麼根本就是政團的幫閒,自然也是立場先行,令人分不出是學者還是政客在發表意見。

梁振英案發展到今天,百分之一百成為一場政治鬧劇,天天叫法治已死的泛民法棍,上演了一場自證預言:法治已經死給你看。不過,依你們的論述,不單香港法治已死,不肯調查梁振英的聯合王國也法治死亡;澳洲不是快要一樣,而是早就一樣,因為她的監管機構4年前已經表示無案可查,是炒作的泛民堅持有新資料,要發起什麼「天下為公」,要把梁振英案和曾蔭權案相提並論。

泛民法棍的論述是「有罪推定」,先一口咬定梁振英有罪,然後一棍一棍重複地打;只要有不同意見,就會抹黑為「梁粉」或投共。筆者這4年在本欄評論此案的文章十分有限,因為作為曾經就證券期貨法例寫書的人、作為一個曾經執法、熟讀防賄法例、並寫過甚多文章的人,最重要的是作為尊重學術和法治的人,筆者只願客觀地分析梁案,4年前就認為此案理據甚弱,上不了法庭,上了也難定罪。

今天我也認同法治已死,相當的失望,但不是因為梁案不會在法庭定罪,而是過程失去公義,顯示權大於法。筆者在本欄多次的主張是,廉署調查後交外判獨立的大律師(最好在香港以外)研究案情,以其意見作為檢控與否的標準。

大家若然心水清,筆者的說法和主張,泛民從不強調,因為這不符他們「有罪推定」、一定要把梁弄上法庭的立場。這幾天他們也說肯搬龍門,但太遲了。

中央若厚愛梁振英,就不會把他升上神枱而不讓他連任。升上神枱,權力雖減少,但位格則高升,多少也是國家級領導人。這就可以解釋政治掛帥的中共不准特區起訴梁的原因,就算是中國傳統的法家思想,也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是所謂「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基於愛護「一國兩制」及本案根本證據薄弱,中央本應同意特區外判專家以利服眾的安排,但也不肯了,這是中共不斷對香港法治收緊的大氣候所影響的,也是考慮到作用根本不大,因泛民還是一樣會炒作梁振英有罪論,不會承認客觀的法律分析,因為對泛民而言,這本來不是法治,而是政治。

於是,泛民天天告訴大家法治已死的預言逐步成真,梁案只是冰山一角;泛民喜愛JR的結果是,迫使司法界更快倒向現實;「一地兩檢」案承認人大常委的裁決也是憲法的一部分,法官是依法律及現實決定對錯的,一決定就一了百了。

革命不是法官的責任,爭民主也不是法官的責任;吃政治飯的人不會行動,天天到法院要求法官作他們政治失敗的擋箭牌,一句法治已死就把問題推給法官嗎?自己就無責任而不需行動了嗎?那為何市民還須投你一票?

法律服務政治

佔中九子案已經審完,筆者本來以為公眾妨擾只是小罪,也沒有什麼判例,按國際人權公約的原則,這類為維護社會秩序的法例,因與公民的示威權有衝突,其限制必須合理及合乎比例,不可能重判,但經過梁天琦案及同類的暴動案件,也再難樂觀。法官會配合中共的思維重判,用嚴刑峻法以阻嚇同類社運的再現。法律為政治服務,自然又是法治已死,當然也包括連串的DQ事件,違反《基本法》如家常便飯,泛民唯一的行動還只是去JR,失敗之後再叫法治已死。

這一兩年的氣氛是令人窒息的,法庭已不是可以主持公道的地方,政客也不可靠,港人還可以如何自處?筆者不願學那些早年叫民主回歸、晚年移民走人,或追隨泛民做個黃絲、自我感覺有希望的同輩友人,這是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新一代人的。

新世代連BNO也沒有,只能與這塊土地共存亡,本土派才是香港的未來。面對法治已死,大家應抱什麼心態面對?

筆者想起莊子的話︰「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香港的法治文明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筆者小時的社會是很貪污、很不公平、福利極差的,從前並不是新世代想像中的美好,將來能否回歸美好,其實不在別人手中而在自己手中,失去了的法治只能靠大家用行動爭奪回來,而不是天天悲叫法治已死;法治真的已死,正是法治重生的開始。

別問我如何行動,筆者以筆代劍,8年前已在本欄警告所有人,法律水平甚差的馬道立升任司法之首便有今天的結果。筆者年多以來已經一改從前寫作法律文章的習慣,就是從判詞找尋道理改為嚴厲批評。

如果公眾敢用對付黑警的態度對待法官,大概他們總會克制一點,法治的死亡過程,法官一如溫水中的青蛙是不知不覺的,他們還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因大多數人被誤導還在崇拜他們代表了公義的希望。

 信報財經新聞     2018-12-18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8th Dec 2018 | 香港短打

沒有寫過什麽說说迺強兄。大家都在「信報」有地盤,同文二十多年,多次點名批評對方的觀點,早年辯得最多是「還政於中」還是「還政於民」但全是道理上的辯證交鋒,無半句人生攻擊,他稱我為王岸然兄,我也一直遵稱他迺強兄,實情他大我很多年在江湖認識時他是大黨正主席,我只是小學社朋黨副主席,但論政在80年代是新風氣,大家都互相遵重,只爭論政見立場不會人生攻擊。他是可敬的對手,遠比芒果佬同雄仔可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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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1th Dec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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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難負重 林鄭追窮寇  

過去一星期,特區政府做了兩件過分的事,最後的是突然檢控民主黨的尹兆堅與林卓廷半年前在立法會推撞保安事件。筆者見網上的反應,與泛民主流媒體正好相反,網民的反應遠比新聞記者批判,多是一片幸災樂禍的聲音。

由於游蕙禎因強闖立法會,今年6月被定罪要坐4周牢獄;之前林卓廷代表民主黨對事件的表態是「譴責梁游的行為、劃清界線,表示信任執法者及法院會公正、合乎法治處理事件」。網民即時貼出舊片,泛民的傳媒惡勢力自然隻字不提舊事,只突出尹與林「被迫害」。

網民幸災樂禍


可以這樣說,事件是嚴重的,本土派不討論其嚴重性而強調泛民應得到報應,是非理性的,但也是極為理性的做法。在泛民主流深切反省過去兩年對本土派的態度是一條錯誤路線,並主動道歉修補關係之前,泛民主派不是泛本土派的朋友,只會是仇人。

對仇人受到與自己同一苦難時的反應,表現出幸災樂禍是理性的;不這樣做,亦無法逼泛民修正其路線,換取大家在抗爭路上以同路人的心態互補,這與拒絕投票一樣,是絕對理性而智慧的行動,絕不能視作意氣用事。

經過3.11及11.25兩次九西補選之後,泛民才肯首次承認本土派的存在,並承認在任何補選之中,特別是將來梁國雄席位的補選,沒有本土派的支持,泛民必敗。

更嚴重的危機是兩年後的大選,泛民若是獨善其身,以為林鄭用行政手段DQ所有本土派之後,自己可以坐享其成,可以回到六成選民佔有率的大派,那是完全錯誤、也是災難性的估算。

忍辱的結果,只會是更屈辱;退讓沒底線的結果,也就是沒有了底線。林鄭受中共的指導,會採用中共的鬥爭哲學,就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眼下林鄭正是這樣執行中央的政策,泛民以為林鄭作為港人不會太過分,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民主黨以為林鄭出席黨慶、又捐點小錢是善意的表示,也只是一廂情願,因為在林鄭的角度而言,肯善意一下,只是希望民主黨以後「識做」,在議會合作,給自己多些面子。

可是泛民上周三在議會的表現,林鄭認為不能接受,下令檢控尹林兩人,是故意的翻舊賬,是明顯不過回應民主派周三不給她面子的行為,是對整個民主派的殺雞儆猴:周三你們掃我的場,周四你們隨時要被預約拘捕,就是想告訴泛民,黃毓民掟蕉、梁國雄掟膠屎便成為英雄代表的好日子,已不復存在了。

泛民周三的表現是大吵大鬧,令特首的答問大會未開始便結束,林鄭有理由不高興,卻不會容忍泛民再鬧下去。

其實,泛民的所謂「議會抗爭」,只是為新聞版面服務,而這一次林鄭跨過紅線,泛民的吵鬧,是不能滿足整個反對派的不滿,這包括本土派的人,但若然明白紅線被跨過的後果是會令整個香港各界震怒,泛民的鬧是遠不合格的抗爭。

林鄭就連泛民想做點「交差」的小事也不准,其霸道性格是其一,恐怕公民社會會發動第二波抗爭才是主因,要阻嚇泛民進一步行動才是她的目的。這也是見效的,泛民除了到法院外叫叫可恥的口號之外,未聞就港共政權跨過紅線而有進一步的抗爭計劃。

考政府工要思想檢查

泛民樂意配合港共淡化朱凱廸被DQ參選村代表事件的嚴重性,轉移視線去關心兩名政客被檢控行為不檢的小事,才是整件事件的重點。本土派幸災樂禍是情緒的發洩,不上當才是理智的表現。

大家等待的,應是泛民作為最大反對派會如何發起抗爭行動,以維護港人的權益,而不是包裝事件為被政治迫害,騙取港人選票的支持,坐看港人的思想人權遭剝奪而不行動,還要投你一票?一個願打、一個願捱的把戲,也玩得太多了吧?

朱凱廸事件的嚴重性是《基本法》從來沒有要求村代表選舉要宣誓,區議員也不用宣誓,也就沒有所謂確認書,但明年一定會有,因為有了朱的先例。《基本法》第104條只要求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司法人員就職時宣誓擁護特區《基本法》,以及効忠特區。

換言之,朱的被DQ於法無據,但不要以為明顯跨過《基本法》的行為,法院會還你公義,筆者早對香港法官的品格失去信心,中共必要時,還可釋法。大家可有留意,上周一個港人恐怕沒有什麼印象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京官沈春耀來港,宣稱香港的《基本法》源於內地憲法,這已經把什麼危害國家主權的紅線劃入香港,已經是間接回應了港共政權DQ朱凱廸的法理依據,香港的法院若不依從,便釋法可也。

或許大家以為吃得政治飯,這便是代價,不支持港獨是不足夠的,不反對港獨的思想自由也不能容忍是政客的事,政客不帶頭抗爭也正常,他們從政只是一份工作,當然要順從老闆的要求。

別說出糧及投政客一票的是港人,此例一開,考政府工要思想檢查,入政府資助的NGO及大學工作,也可要求簽確認書受思想審查。這還是香港嗎?

筆者已有心理準備,有一天寫文章會被要求先作思想檢查,中國早就如是了。不過沒有屈服的打算,筆者認同自己為新世代所支持的本土派;為了本土派,就算失去參政權也不屈服。中共有信心把紅線劃入公民社會,皆估計代表港人的什麼民主派不會真抗爭,只會做戲。港人再投票支持泛民政客,已經與投票給建制沒有分別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12-11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4th Dec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3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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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串謀 三子可無罪 

筆者應先提醒一眾評論員,若無正宗而充足的法律知識,還是不要效法筆者評論正在審理中的案件,否則後果自負。

雖然現時並無法律禁止市民評論審理中的案件,但評論若然干擾到司法的公正運作,便算妨礙司法公正,又是蔑視法庭;當中公正評論與企圖干預案件的分別,筆者是清楚的,所以30多年來都沒事,別人則恐怕會畫虎不成。

「主謀」與「從犯」的分別


筆者之所以喜歡評論案件,是因為活的案例最具公民教育意義。讀者看新聞而知道案情,卻不知背後法律運作的巧妙之處,只會當作故事看,無助一般人對法治的認識,更別談批判和監察不稱職的法官了。

佔中九子的審訊,從一開始就與政治關係密切,很多人看看表面情況,上網查一查主審法官是否所謂「釘官」,便不難作出簡單的結論:中共要秋後算賬。這基本上是不錯的認知,但過於簡單化、過於二分化。筆者看得詳細點,以及想得深入點之餘,得出一些與媒體報道予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也許可以解答一些存於大家心中的矛盾和疑惑。

也許大家聽過「主謀」與「從犯」的分別。簡單而言,主謀的責任理應比追隨或不慎加入成為犯罪一員的責任更大。這是對的,筆者的疑問是,佔中九子案之中,戴、陳、朱3名作為佔中的倡議者和發起人,大家一直以為一定是主謀,而其他人只是追隨、支持而犯法,更值得同情和輕判。

筆者看法正好相反,若串謀之罪不成立,3人的行為本身不容易構成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之罪,更無「煽惑他人煽惑」這一回事。換言之,此案的結果可以完全顛覆了一般人的認知,可以得出一個6人罪成、3人脫罪的結果。

這個可能的結果,充分解答一個連筆者也不諒解的事實,就是為何3位發起人一反當初叫人主動投案,說公民抗命的精神是通過自我犧牲,感召社會關注不公義;但在本案卻選擇不認罪和抗辯,拒絕給自己一個犧牲的機會。

陳健民在2013年3月發表一篇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文章,主張參加者事後要主動向警方自首,並不作任何抗辯。他的律師引導他自辯時,問他既然不主張抗辯,為何本案中選擇不認罪?陳指是由於控罪不合理,罪成對言論自由有影響,他原意是,如控以未經批准的集會才不抗辯。這是不盡不實的說法。

是否罪輕就不影響言論自由?實情是,非法集會與公眾妨擾皆與言論自由無關,它只涉及集會自由,但同樣是刑事罪,公民抗命並非有討價還價的一回事。罪重但可以踢掉不入罪之時,獨善其身的誘因就很大了,餘皆藉口而已。

有兩個基本事實先要弄清楚,所謂「佔領中環」根本從無發生過,所以亦與本案所指控的事實無直接關連;其次是,法庭上花了大量時間講述民主理念與公民抗命,亦只是背景資料,法律是不理犯案的動機(motive),只問意圖(intention)是否清楚。

本案要證明的是,犯案者曾否有意圖煽動市民作出公眾妨擾的行為;具體地說,主要指煽動市民堵塞馬路的行為。為何這樣做的動機在法律而言不需考慮的。再偉大、再崇高的目的,也只待定罪後求情之用,對入罪與否是無關係的。

明白這兩大法律基本,3人與其餘6人的主次作用,與一般人的理解是正好相反的,亦所以若無更多證據(控方已完成舉證)清楚看到串謀的存在,3人不需為其他人的行為負責,法律只看他們本身有沒有煽惑,其他人有否煽惑與3人無關。

六人的煽惑行為

其他人按控方列出的證據有些什麼行為呢?大家若代入從3人答辯律師的角度出發,只須強調3人沒有參與指示這些行為便可以。這也太容易了,3人大多數時間不在現場,9月26日晚是黃之鋒連同其他學生衝進政總開始了佔領,3人並不在場,是次日27日才到場。

到場後,卻備受學生責難,被迫要與學聯商討是否提早佔中,十分被動。到了28日凌晨1時取得學聯同意,才宣告佔中開始,人群反而散去大半,由幾千人減到幾百人;這算是煽惑公眾,還是幫政府忙解散了群眾?學生因而強調這不是佔中運動而是全民運動;梁國雄下跪求民眾不走,也強調這非佔中而是要留下保護學生。

陳健民作供提供了歷史的真相,很多事情不為人知,但更重要的是說明3人並非公眾妨擾的串謀者,是出事後才到場。

陳健民辯解稱,他很快就聯絡政府商討如何共同努力合作結束佔領,雖多方勸說學生退場,但不為所動。解釋的事實是,煽惑公眾佔領是學生和社運者,3人最終因無法控制局勢而選擇割席而去,在10月28日宣告退出運動回到校園,在11月3日更主動自首,與運動劃清關係。

再提一次,本案是控以「煽惑公眾妨擾」,不是什麼佔中,佔中可能更為妨擾,但並無發生過的事;佔旺佔銅3人無計劃過,也無到場,什麼關係也沒有。其他6人呢?煽惑的行為初步證供倒是十分清楚,全有片有紀錄。

黃浩銘於28日以擴音器煽惑「反包圍」添美道上的警員;李永達同日以擴音器煽惑海富中心外的示威者前往添美道,又煽惑示威者會合,一同佔據夏慤道天橋行車線;陳淑莊則大叫「現在是金鐘個鐘,遲些便是中環個中」,多次呼籲示威者帶備雨衣和物資。簡單而言,其餘6人行為和動機比較清楚,但亦清楚與3人無關,亦無事前作串謀。

法律上要接受一項和平的社會運動是「公眾妨擾」的刑事罪,是違反人權公約的,但某人在某場合的行為入罪則簡單很多。明白這大分別,3人不肯認罪是有計算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18-12-04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7th Nov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8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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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終學懂用選票懲罰泛民

每次選舉過程,都是民主經驗的累積,增加政治文化的深度,開啟更多的民智。周日(25日)的補選結果絕非什麼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更不是港人已經屈服於中共的淫威、不再追求民主;全沒有這回事,有的只是成熟的港人以選票、或不投票、或投白票懲罰不可一世的泛民主派,這會直接加速老泛民的被淘汰,加速泛本土派興起,怎會是壞事?這實在是民主勝利的光明一天!

[建制派沒進步也贏]

簡單的數字足以解答最基本的事實,弄清不必要的謬誤。建制派從沒有進步過,一切只是以泛民為主要的力量的非建制派在分裂。建制派在2016年選舉的九西得票是103224票;今年3月的補選則有107479票;周日的補選則是陳凱欣得票106457票,比鄭泳舜還少1022票。

鄭泳舜與陳凱欣都是建制派素人,選前無大社會活動紀錄,鄭是區議員在選區佔優,陳是記者出身,又當過政治助理,表達能力較好,兩人同樣依賴建制派建立的選舉機器,這套機制運作順暢專業,不論花錢多少,分別也不會太大,在九西而言,10萬票就是基本盤。

非建制派的派別複雜,內部又須競爭,大金主一聲令下,補選中並無不同意見,今次出現的「異端」是馮檢基,在3個月來的打擊抹黑之下,基哥並無勝算,力保12509鐵票,雖敗亦勝,有能力於兩年後捲土重來,更會多了欣賞他敢對民主派惡勢力說不的勇氣的選民,少了次次都要「含淚投票」的泛民愚忠者。

非建制各派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九龍西的得票約16萬,取得6席中的4席,是得勝率最高的地區,九龍西的選民保守嗎?九西曾是發生「雨傘佔旺」、「魚蛋革命」的選區,九西居民極有革命精神,極能包容勇武抗爭,這些都是16萬選票清楚反映出來的,所有人都有必要找尋一個合理解釋,為何16萬票會跌至姚松炎的105060票?再跌至李卓人的93047票?找到答案才是重中之重,餘皆廢話!

就算加上馮檢基的12509票,非建制派只取回兩年前的三分二票數,失掉三分一!而建制派得票並無變化,這也就反映建制派選民並無改變,變的是泛本土派的選民對泛民主流的失望及拒絕支持。

更明顯的是,若把非建制派分為泛民主派和泛本土派,泛本土派已由佔非建制的兩成,上升至三成多(筆者樂意把近期向本土派示好的馮檢基,歸類為泛本土而非泛民),這才是今次補選的世紀啟示錄,這連中共也不應掉以輕心,以為可以掌控香港政局。

不論傳統泛民、港府、本地建制,或中共中央,不懂妥善處理泛本土派興起的問題,香港必出亂子。筆者是全港首名以「泛本土派」稱呼的評論者,並預言泛本土很快會取代傳統泛民,成為最大的反建制勢力;經過今次的九西補選,就算未成鐵一般的事實,也已經是鐵一般的趨勢。

筆者分析過泛本土派並無統一論述和組織,也無主流媒體作代言人,只有不時互相攻擊的網媒小山頭,誰也不服誰,但在統一立場時,就佔了非建制勢力的四成,今次的統一立場是反李卓人,李卓人就在泛民主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下,照樣慘敗;下次到梁國雄的補選,與梁牙齒印更深的泛本土派只會更杯葛、更焦土。梁國雄可謂絕無勝算。

泛本土對泛民的敵意由來已久,一言難盡。有留意本欄的朋友,也許意識到仇恨非由直接衝突而起,而是由泛民主流種種不義作為所累積而來的,包括篤灰劃界、只顧自己友的人權公義、動用傳媒惡勢力的抹黑打壓。這一切的源起,其實只為感覺到本土派興起的威脅,而不願選擇合作互助的態度,反而處處設防打壓排斥抹黑,久而久之,勢成水火。

傘後第一次補選,本土派統一代表性人物是梁天琦,那次亦形成本土派有兩成支持的格局,這一格局反映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成功奪取多個議席。之後的發展大家記得,不再重複。

[泛本土派以勝利者自居]

兩年前補選得勝者還是泛民主流的楊岳橋,兩年後這兩次補選本土派並無競爭者加入,主流泛民何以反而一敗塗地?為中共及泛民聯手打壓、弄至代表性人物皆入獄,有代表也不准參選的本土派,為何影響力始終不減?擴大為泛本土之後反而可以經不投票、投白票或所謂焦土地投給建制派,從而令泛民的李卓人慘敗?

沒有學者會虛心研究一下泛本土的政治文化,學者都投入泛民陣營當啦啦隊,令泛民的正常失敗變成不能接受的慘情,如喪考妣,個個不知如何是好。網上所見,3個月來的對立,令泛本土派的支持者對今次泛民的敗選高興莫名,以勝利者自居,又何其怪異?

建制派的得勝,當然不會有利本土派,哪有應該高興的地方?有的,本土派是經由手中的一票懲罰對他們輕視及傲慢的泛民主流,對特別是年輕一代而言,代表泛民「老而不」的李卓人慘敗,的確是出了一口烏氣,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和意義,不因失去話語權而只能在泛民之後充當跟班。

不投票、甚至投予對家,也是有效力的政治行為,足以左右大局;事實上也左右了大局。焦土思想在泛本土之中只屬非常的少數,但只需幾千票,一來一回,足以令趾高氣揚的李卓人瞬間變喪家之犬!票票都成了關鍵一票啊!

本來泛民主流已經成功收編新世代年輕人之中最精英、最有潛質的一群,但當精英失去批判反思、變新創造的能力之時,天才也變成庸才。你們的反思,希望與泛民老派有着本質上的不同吧,有厚望焉!

信報財經新聞 2018-11-27 A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0th Nov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7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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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不必自驚也不要自欺   

筆者也曾贊同回歸,也曾為六四動情,但從不敢自認愛國。一生旅行回鄉加起來也不足兩個月,反而留英生活卻有3年,愛國就不會懶回國了。大陸對我而言從來格格不入,從來認為在港做好香港的事、搞好民主,就是對中國最大的貢獻。這才是我對港獨訴求支持的原因,因為香港獨立才是最符合中港利益的事,所有人心中都明白,只是不敢直言,被迫偽善。

勿誤讀USCC報告

中國早就同意香港獨立,中共從無否認香港的獨立地位,這是鐵的事實,只是港人混淆不清及不敢據理力爭,反而政治過度正確地口中反對港獨,心中熱愛香港之獨。這類混淆近年加劇,是中共對港左傾路線抬頭的結果,又抓捕政治犯,又子虛烏有地指控有政客搞港獨隨意DQ這個那個,製造寒蟬效應,洋洋自得;近來還拒絕這人入境、趕走那人出境地大玩以我為主的遊戲,終於引來美國更改對港政策的藉口和行動。

不知有心或是無知,大多數人均誤讀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發表的報告。這報告不直接觸及我們已知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政策法》有本身的委員會及定時報告,今年5月29日才剛發表一個報告,指「一國兩制」還算運作良好,沒有大問題。本欄兩個月前也曾詳盡介紹美國國會等待通過以代替《政策法》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這些才是真正影響美港關係的重要法例,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剛發表引起港府和建制震驚的報告,完全是兩個不同委員會的兩碼子的事。

最令筆者吃驚的是,政府官員、建制議員、商家,還有泛民議員,原來只據新聞的表面就隨意引申和評論,語不驚人死不休。看來筆者在本欄如斯認真為他們補補課是多此一舉,罵罵人就收稿費多開心?只是為了下一代本土派的利益,認真的思考和論政還是有價值的。

就算分不開法例的不同,直接看看報告總不太難吧?報告沒有建議取消香港的特殊及獨立關稅地位。根本沒有這回事。報告的建議清楚地說,要求政府評估多用途科技在區分中港不同政府的做法中是否足夠。

筆者不是說將來的美港關係不會改變,反而一直留意美國對港政策的微妙轉向,支持民主派的同時又支持港獨派的最新布局,只是這些暫時未與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掛鈎,而中共也無意、更不會有意把香港拉進中美貿易戰,這也是彰彰明甚的吧!港人近來忽然成了驚弓之鳥,是想借此機會嚇嚇中共要對港好一點、對政客要友善些、少些打壓嗎?這多天真呢!

中共把「一國兩制」寫入《中英聯合聲明》,向世界宣示這是一項承諾,必將遵守。守諾言只是表面的理由,經貿實利才是真的;西藏對中國沒有經貿利益(最少國際上沒有),所以自治的承諾輕易就掃進垃圾桶,新疆也一樣。香港可以嗎?事實已說明一切,中共會走數但不會承認,人家指控你取消「一國兩制」還百般辯解,不重視「一國兩制」的實利又何必如此受氣?也許根本不應有保持香港獨立現況的所謂「一國兩制」。

筆者說香港從來獨立而中共同意這有實無名的獨立,是事實的陳述而已。我從來在本欄告訴大家香港按《基本法》是有正正式式的主權,不是州或託管地的次主權,大家不要錯誤理解,不要受誤導;次主權不會有獨立的司法終審(縱然因為有釋法而打了折扣,但釋法只影響新的裁決,不影響已經終審的案件,所以技術和事實上香港是有終審權的)。

只有獨立國家才有發行貨幣的權力,才有權與其他國家簽署獨立關貿協議、其他國際法下的雙邊及多邊協議;全世界聯邦制下的邦國,或殖民地,或託管地,都沒有這些主權級的權力。香港不需城邦建國,因為從來在事實上包括中共承認為有獨立主權的國家。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什麼都不缺,只缺民主而已,努力爭取便可,並不複雜。

香港從來強大

香港從來都是強大的國家,是香港自身的強大令中共不敢輕言取消「一國兩制」,香港人必須清楚認識這一點,就不會受政客和中共迷惑,知道如何進退、如何自強。香港人從來敢勇武爭權益,泛民怕是因為不敢負責,中共怕失去「一國兩制」帶給來的實利,不敢輕言放棄,更不敢派解放軍入城鎮壓。

香港有多強大?世界銀行把香港列為世上第33大經濟實體,個人人均入息世上排14名。遠高於大陸人。香港何曾需要大陸窮客人才能過活?2017年港美互貿額高達690億美元,美國對香港貿易是全球各國最大順差的國家。對港輸出510億美元,而港對美輸出只是17億美元。

美國估計港美貿易在2015年支持美國18.8萬個工作機會。香港不是西藏,美國基於利益,她可以支持多個獨裁政權,香港情況遠未到放棄美港獨有關係的地步吧?

以上資料不是中共的宣傳,而是據《美國—香港政策法》今年5月的報告,在美國領事館網頁看到的。筆者不會說中美貿易戰及美國對華政策改變後,還不會影響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只是目前中美關係是鬥而不破,中美在「一國兩制」的傘子下,還是要保留香港的現況,香港遠未到「玩完」的地步,香港人不必自驚也不要自欺。特別是本土派,認清大勢才能武裝思想,進而行動,為香港謀最大的利益!

 信報財經新聞     2018-11-20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8th Nov 2018 | 香港短打 | (7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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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看這照片,重啟我的疑惑,因為癲覆了我對是非對錯的認識。我當年反對任何自已去自首報案的行為,公民抗命犯什麽法? 做乜自認犯法? 有智識的人為何明知犯法之事也去做? 這都是矛盾的吧?

他們的論述,是主動承擔法律責任以感召其他人公民抗命,即是在最大程度上聖化自己的行吧? 基督精神也在於用自已的犧性救贖世人啊。(偉大到呢, 你反對就顯得你卑下怕承擔啊) 那 ........

為何到真係被檢控的今天又拒绝認罪? 出動所有力量關係要求政府停止檢控? (國际学者啦,國际特赦组織啦) 你地搞乜呢? 耶穌有没有在上十字架前逃走? 稣格拉底有無在喝毒酒前借尿遁?

法律教授只係自認一條輕罪詐 ! (非法集會) 哦! 你唔係讀Law都無咁好笑,檢控什麽係由被告自由選擇的嗎? 咁有信心何不大大方方尊重法制等法庭裁决,點解要求撤控,根本上不願面對責任 ?


岸仔 | 13th Nov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6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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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推動本土意識 

世事很奇妙,往往出現很多偶然性,無法預計。港珠澳大橋最大的原罪,本來源於其高昂的造價,是浪費的大白象工程,原來的估計是不會有足以支持營運的使用流量,所以一定蝕本;結果是引來大量的低端旅客,使用不足的問題得以解決,得益只是大橋營運者、東涌的商戶,但馬上引起沉寂一時的本土「光復運動」。筆者以各次前例為依據,可以預言,本土派又會勝一仗。

本土意識一點也不宏觀偉大,它沒有世界和平、人類共融的高調,沒有國家民族上下5000年的榮耀,有的只是不要拿走我自己生活穩定舒適的權利、自由的權利。「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為也」是先秦時期中國人已有的處世之道,只要不損人,利我是符合中國人固有的價值倫理。

這是為何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建議要分流,便馬上刺激起全港本土派的惡罵,並湧到東涌加入「光復行動」。沒有任何政客支持分流,縱然這必然是唯一方法,但一定會對東涌居民表示同情,避重就輕地把問題帶到香港可以承受到的大陸遊客的總量。

大家若不善忘,包括泛民政客在內,各方對陸客帶來問題的立場不一。當街道淪陷的情況只限上水、粉嶺之時,所謂左膠的立場可以是呼籲包容,對已經受不了的居民的自發趕水貨客行為拒絕支持,並視之為自私行為;就算數年前當水貨客情況蔓延到沙田、屯門、元朗而引起勇武抗爭事件時,泛民政客的表現是驚人地脫離群眾,站到建制一方指摘反水貨行為是暴力行為。

不是講法治的時刻

相對於只會慣常裝模作樣抗爭的社運者,這的確是暴力,但十分有效,彰彰明甚;當年也只有筆者在本報獨持異議,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出現武力抗爭後,預言港府不怕中央怕,「一簽多行」及水貨活動必受遏止。

港獨的出現及其背後的理念,也只是簡單的本土權益的爭取。香港不獨立,港人將無法保護自己的權益,所以筆者把獨派歸類入泛本土派而非三刀兩面的泛民主派。事實上,獨派搭靠本土議題出現時,比搭靠泛民議題(言論結社自由)有效而順理得多。中共比泛民更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今次「光復東涌」行動必然以本土派的勝利告終,以免事件得以擴大。泛民也想分吃人血饅頭,但顯然處境尷尬。

低端旅客不是走私客,連水貨客也不是,只是為自己買消費品的小市民;低端旅行社也沒有犯法,甚而沒有違規,只是走罅隙賺點小利。筆者其實十分欣賞珠海市的小企業營商的靈活多變。但正如前述,不歡迎就是不歡迎,滋擾就是滋擾,感受是實在的,這不是講法治大道理的時刻,就算本土派是炒作議題,但只要有效,就應炒下去,為民請命就是請命,不是說教。

兩周以來,本土派用的藉口是「公眾監察違規旅行團」。違規不一定違法,自由旅行也不一定靠旅行團,幾個來過一次的珠海市民已是識途老馬,下次可以呼朋引類而來,針對旅行社導遊的打擊,很快可以成為過去,而問題依舊,所以本土派的「光復行動」是可以不完的,成敗甚而反映到明年後年兩次選舉。

政治上,所有希望參政的政客一定要借用本土牌,由本土論述帶着走。這就是為何筆者預言本土派形勢大好,幾年後爭不到民主的泛民主派,必然黯然踏入歷史舞台,給泛本土派取代。

港珠澳大橋的出現,是為了把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加以融合,經濟上香港的高端經濟能力與這些地區的低端生產力配合,共同發展,必然互利,理論上是沒有錯的,但真的成事之時,帶來的不是利益,而是中港矛盾的爆發,本土思潮的壯大甚而是港獨訴求的膨脹,害處就大於利。

「一國兩制」要成功,「兩制」便要分開,不能分開也要人為地分開,融合必然令「兩制」消失,這是很簡單直接的邏輯,但處事的中港官員往往很容易誤解和漠視這一邏輯。若然問題惡化,人為地以行政手段禁絕大橋作運輸以外的民間交流之用,可能是唯一的結果。

打開地圖一看就明白,單是一個深圳市的遊客,已令整個新界東承受不了;珠海及鄰近的中型城市如中山、江門、佛山等,從前需要拐個大彎經深圳到港,交通費貴,又不能一日遊,旅遊成本並非小市民所能支付,但一兩百塊錢的車費便幾乎人人能夠負擔。

至於交通分流後,就是在人工島轉車便可直達香港各處景點,即日來回,以一天10萬人流而沒有出入境和運輸問題計算,一年會帶來3500萬人,加上每年原有的1000萬名陸客的香港,這是一個全港街頭淪陷於低端陸客的恐怖境況,那會引起全民上街抗議,無一政客敢作異議的政治訴求,更是一個一夜之間教育所有港人命運自主的重要性的運動;情況一旦惡化,港人起來以武力要求獨立,就不再是說說之事了。

所以,今天各方提議解決陸客逼爆東涌的方法,都只是細枝末節,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限制旅行團導遊及加車分流的想法,若然成功,才是災難的開始,只要學會過關及乘搭交通工具的小問題,以香港交通網絡之齊全,陸客一到東涌就能自由到達全港任何地方,一如全港市民可以自由去東涌一樣,還需導遊嗎?

對泛本土派而言,今次是難得團結的機會,不必互相協調,只須各自努力發揮,就地在各區發動「保衞香港我的家園」行動便可。還有就是好好利用選票的力量,是兩次補選也好,明年區選、後年大選也一樣,就是只投關心本土利益的候選人。曾經敵視本土的左膠及民主派,管你民主口號叫得多好聽,一票不投!

 信報財經新聞     2018-11-13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6th Nov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9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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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李家超、盧偉聰才是香港的不幸  

說不幸,只是借用三人的謬論,半槍桿子集團及幫閒政客合謀「擁兵自重」,完全是香港最大的危機。1967年,英國人要借用警隊的槍桿子維護政權,形成警隊坐大、貪腐、擁權自重,是英治史上一大危機,幾經轉折才能平定。當然,今天的警隊絕非1967年的警隊可比,不似當年的過分,但今天的港人也非當年的港人,危機不會更輕,只會更重。

法律教授出賣法律精神

今天專政者要借助槍桿子維護政權與六七年時沒有兩樣;今天多了個更麻煩的魔鬼,叫做民主、叫做選票利益。警隊成員數萬,加上近親、同聲同氣同一文化的紀律部隊及其近親,保守估計也影響了10多萬選票的取向,分到五大選區就是3萬票的利益問題,討好這個群體,便成為無恥政客的救命草。

相對警隊,的士司機這個基層行業誰願理會?但窮人的命也是命,不應是低端人口而命賤不受重視,枉死不必追究。正常的香港人不會認同這樣,重視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不應容忍人命的輕重有階級性。擁兵自重的李家超、盧偉聰是私心,追究不力的泛民政客是縮骨,討好「藍絲」的建制派議員是慣性,又是政客又是法律教授的梁美芬,竟然搶吃人血饅頭,踏着枉死者的冤魂去討好警隊,是加重級的無恥。

梁美芬的加重級無恥是,除了政客的無恥之外,她對法治的破壞和出賣,比任何讀法律而出賣法治精神的人更不堪。她有英式普通法的律師資格,有大陸法系的博士學歷,背負國家借助她專業、較中立的形象從政,以穩定政局的期望,但在少少選票利益面前,她全部不顧,隨意出讓。

對於一個有陪審團陪審、認真進行司法程序而得出「死者不合法被殺」的案件,她對結果全不尊重,只顧發表討好選票的說話:「應付拒捕行為,導致出問題,出了意外,繼而被檢控,咁嘅情況底下,我睇到呢,係幾慘喎,係幾打擊警隊士氣,被指控嘅罪仲幾重。」被殺的人不慘,疑兇才慘?梁美芬說的是哪一門子的法治?

中共倚重梁美芬同時擁有大陸法與普通法專長的地位,她其實很隨意、很無恥便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國家及兩大法系的利益之上。這次並不是第一次,相信也非最後一次。這類貨色的存在其實是泛民選票的提款機,是提高人民民主意識為何重要的反面教材。筆者其實歡迎這類中共豬隊友的存在,所以批評從來不算多,今次也到此為止。筆者倒想順便為建制派補補課,別學梁美芬,就算是以法治人為傳統的中國政體也絕不是這樣,也重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這也是法家之本。

法家的精神,不是皇帝比人民大,不是黨或槍桿子就有特殊性、有特權。梁美芬、李家超、盧偉聰的思維固然封建,卻也只是錯誤的封建意識。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對法家的精神,簡單精準,千古不易,記着吧!法家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一斷於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依法辦事,尊重正常程序下得到的結果。筆者在本欄也經常批評法庭的斷案,但一是以智識及邏輯辯證去質疑法治的不彰,有理有據;二是在斷案或事實之後才批評,不是似本文所批判的法治三害一樣,希望利用權勢,對政府及律政司施加壓力,不希望律政司以誤殺罪把涉事警員提控。

囿於封建思維

但死因庭上所揭示的事實是清楚的,警校教官作供時說不會教學員箍頸,常識也知道這類行為危險及並非合理武力;梁美芬竟然說相信警員是根據指引,真誠執法,可見她連新聞也無詳細看清楚,只是胡亂說些討好警隊選票的話。盧偉聰說警員無不好意圖,同讓昧於鐵一般的事實,因為在誤殺案中鹵莽(Reckless)肯定是意圖之一,若全無鹵莽之處,死因庭的結論應為死於意外,但事實明顯不是。

李家超更過分,法庭的結論清楚為「不合法被殺」,只有死於天災或意外才應被形容為不幸事件。這法治三害的害處是,全不尊重認真、無漏誤進行的死因研訊,以一己的立場和利益為事件定性,既不道德,也不專業。

死因庭的建議,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求所有警車加裝有錄音錄影功能的攝影機,三害特別是兩官員避而不談,明顯是警隊已有立場,不想這樣辦。這本是社運界長期要求,各大人權團體一直促請警方安裝而一直被拒的事。今次事件泛民政客只想抽水、不會盡力是一貫作風,筆者只能寄望公民社會今次不能放過事件,不單是要還死者一個公道,也是人權的彰顯,是為己為人也要追究到底的一回事。

筆者講法律以公平為念,而自己也曾是執法者,也明白處事的難處,意外的發生也往往瞬間出現,不易避過。但真的假不來,不論死者死而有知,或是安慰生者,或是給涉事警員真正的公道,嚴正的法庭程序才是最符合公道的原則的。

死因庭帶出的只是初步結論的不合法被殺,但這不等於一件真正的誤殺案,就算案情技術上符合誤殺的定義,但誤殺的懲處包括由終身監禁到不追究責任放人,這是與謀殺案根本不同之處。不經法庭的程序,永遠不知結果如何,對所有涉及此案的人,包括本文批評的三害,都會是一個終身不去的疑問。

筆者不會如三害一樣有預定立場。簡單地看事發經過,死者是被箍頸引致頸椎移位,四肢癱瘓,臥床一個月,感染併發症亡;司機的死因可以是因為醫療的疏忽失誤引起的,這就不符誤殺之罪,但斷案必須經過認真的取證及司法確認。筆者反對的是,有立場利益的司法三害說了算數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8-11-06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31st Oct 2018 | 香港短打 | (9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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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查方案】

 由1986年尾到1988年尾,工商派89人方案及泛民190方案,成為《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兩大主要方案,互不相讓。工商派在後期提出所謂「觸發點」,這是在若干屆之後,政制可以過渡到直選成分更高及普選行政長官的境地。民主派一直維持原有方案,北京官員則希望兩大方案互讓一點,協調成為一個方案。民主派內對190方案的保守性早有不滿,再退讓根本不可能。

草委查良鏞與查濟民1988年11月拋出一個被認為是北京官方想法的「協調方案」,供《基本法》草委及諮委討論。這方案中1997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大致如下:
一)    第一屆立法會直選佔百分之二十七(立法會55人,直選15人,其他界別人數不變);
二)    第二屆立法會直選佔百分之三十七(立法會80人,直選40人,其他界別人數不變);
三)    第三屆及第四屆(2003至2011年)立法會直選佔百分之五十;
四)    第一任行政長官(1997至2002年)由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會產生;
五)    第二及第三任行政長官由800人組成的選委選出;
六)    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進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普選,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機關是否百分之一百直選。如果第一次全民投票未贊成過渡到普選,則這種全民投票每隔10年才舉行一次。

  當年查良鏞方案當然是經中共官員授意之下提出,而事實上今天回望,1997年到2008年的政制,幾乎全部是照查良鏞的方案而行。只欠一樣未知,亦是沒有寫於《基本法》之內,就是第三任特首(曾蔭權)任內會用全民公決投票決定港人是否有全民選的方案。

  當年,民主派拒絕接受查良鏞的協調方案,這方案備受民主派的批評,他們堅持立法會的最低起點是半數直選,行政長官第一任起就是一人一票普選,民主派更不敢相信的是回歸之後的香港人真的可以有全民投票公決政治命運的可能。

  如果歷史可以倒流,民主派支持而中國政府又不反對,大家當年就要了查良鏞的方案。今天,香港人不會聽到我們還要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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