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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7th Oct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3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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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新政避重就輕不談獨   

看林鄭的《施政報告》,可以很舒服地看完,特別是對社會要求不高、已經慣於逆來順受的一般基層,施政的改善沒有任何驚喜,也沒有浮誇的承諾、也沒有願景、沒有夢;唯一有的是,沒有更差、沒有進一步的迫害,也許情況已經很差,迫害已經夠盡,難以再進一步。

平庸報告 難起火花

正在乞求大和解的泛民實在有太多話題可表達不滿,以控訴「一國兩制」已死。問題是,泛民只知控訴,不知有責任,或知有責任而不敢不想負起責任,於是聽控訴聽到麻木的小市民不再去想壞事情,不再批判地看林鄭新政;也造就了林鄭的報告詳盡而簡單,避重而就輕地順利過關,就算未能皆大歡喜,也不算再加添Fire and Fury。

筆者並非讚賞林鄭的《施政報告》,但評論一份平庸的報告也實在不容易激起火花。港人在梁振英5年的折磨中可以暫時喘一口氣,也是幸福的事。3個月的傳統蜜月期剛好過去,林鄭可以交出這樣平庸的報告而不犯眾怒,一要多謝梁振英,二要多謝乞求和解的泛民。也不解釋了,有幽默感的朋友會會心苦笑;沒有幽默感的,筆者奉勸一句「牢騷太盛防斷腸」。

作為第一次報告,林鄭說的篇幅甚多,但其實不說的更多,這是很怪異的,也是筆者只可以用「避重就輕」4個字來形容她,非褒非貶。所有敏感的政治話題她一概不談,當不存在問題;新世代年輕人近月努力炒作港獨話題,她完全不當一回事,半句不談,不談便當作無事發生,也就不是一個需要政府用心應對的問題。

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倒是新奇的套路,中央是否滿意她淡化港獨議題,筆者不得而知,一眾「港奸」也答不上嘴,無所發揮則是尷尬之事;23條立法也打入冷宮,也令炒作要立法的梁美芬之流進退失據。林鄭說會「嘗試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典型的打官腔套語。筆者的解讀是不會立法,這也是我在本欄多次肯定的估計。

23條立法只是自找麻煩之舉,特別是當理想主義者如筆者之流要堅持面對入獄也照樣「講獨」之時,麻煩只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力的林鄭政府。不為23條立法一定是北京的決定,而熱心過度、不察時勢的梁美芬之流還不醒目,必受北京私下訓斥。

政改呢?民主呢?林鄭一句「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也是一大佳句,說了等於沒說。大家記憶不太差的話,梁振英上任次年的1月中,戴耀廷教授在本報拋出一篇鴻文,發動了驚天動地、結果是虎頭蛇尾的佔領運動,民間被激發起的結果是,弄出一場「雨傘革命」,成了這一代港人最震撼的集體回憶。

據聞有美國議員建議「雨革」的市民和黃之鋒3人提名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光榮的事,還是不堪回首之事?最不堪回望的是,發起的泛民集團今天只求脫責,把責任推給他們引發出來上街的小市民,指摘他們的暴力行為破壞了崇高的民主運動。暴民可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嗎?

不談政改,林鄭對年來社會不少熱烈談論的問題一概不在報告中論述,也當作沒有問題的存在。她為何這樣有把握?當然是北京對泛民的大棍子與大和解暗示發揮的作用,這些熱門話題包括「一地兩檢」、推動普教中和愛國教育。

林鄭何以這樣有把握?筆者相信泛民的配合必不可少——高鐵既然開通在即,泛民不會有抗爭行動,當年靠反高鐵上位的政客既已上位,就會以保住席位為優先,這是梁國雄的成功方程式,中共看得通達一些,很多政客其實很容易應付。

走數壓力 來自霸權

民生問題的最大件事是,不離全民退保和房屋問題;前者林鄭的立場從來一貫,眾所周知,大家安心多等5年給下一任特首解決吧,自然不可以排除林鄭有條件做夠10年,泛民正在乞求她的大和解,她絕對有能力和稀泥下去。

房屋問題令筆者意外之處是,她再不談開發郊野公園。開心之處是,假設政府私藏足夠的土地建公屋,不用再開發新土地。筆者不會假設這是事實,梁振英萬般不是,還是個真正懂得房屋政策的專家,他不能連任,其中地產霸權對他開發土地而弄跌樓市有所不滿是有一定因素的。

林鄭《施政報告》第144段列出她的房屋政策有四大元素,分別為:視房屋並非簡單的商品,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當然人人同意),適切居所是居民所望,政府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她認為以置業為主導,令港人樂以香港為家,這是董建華仿效新加坡的老路,但20年來做不到,林鄭憑什麼可以做到?聚焦供應及供應未到位前,善用現有資源,不外乎是大搞劏房、貨櫃屋或臨時屋。

具體的做法竟然是把4000公屋變居屋,是逼略有餘錢的公屋居民變業主而已,一間房屋的供應也沒有增加過。最特別是她早前「放氣球」,說要弄5000個首置單位,結果只是1000個,「走數」的壓力來自地產霸權,不問可知。這與前朝又有何差別?

年輕人的卑微要求也只是安居樂業,結婚生子,延續香港人這一族群的傳統和文化。陰謀論是中共長期殖民香港,每天增加150名國內人,而香港的年輕人居無安定之所,便自然不結婚生子,也就自然滅族。反正今天年輕人都信了,連我也開始信了,也就自然地同情支持新世代爭取獨立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0-17  16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3th Oct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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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替代美國領導競爭法發展

本欄介紹歐盟的競爭法案例比介紹美國案例更早,但沒有專文介紹歷史,這方面作些補充,便可視為本欄數年來深入介紹競爭法源流的總結。

歐盟的出現,源於1951年的〈巴黎條約〉下成立的跨國組織「歐洲煤鋼共同體」,而由於共同的出現,跨國的反競爭法例亦隨之出現。條約開始時參與的國家只有六國,分別是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條約重要成份之一正是禁止了六國之內有貿易壁壘及其它歧視性及限制性的經濟行為。

當初為競爭政策設立規限的原意,是為保證參與六國在煤及鐵這兩大主要工業原料的使用有公平獲取的權利,其次六國亦認同自由競爭的重要性,是為共同市場的良好運作所必須。六國亦認同及參考了美國經濟成功的例子,認為是有賴長期的反托拉斯法規及政策。

〈巴黎條約〉第65條是歐盟競爭法的源頭,這條文禁止了企業間運用協議或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practice),去直接或間接地防止、扭曲、或限制共同體內正常的競爭。另外第66條則禁止了濫用市場優勢的行為(Abuse of Market Position)。到了1958年1月1日,俗稱〈羅馬條約〉生效(正稱為〈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其主要作用是消除立約國之間的關稅,並共同建立一個在商品、勞動力、服務、運輸、農業政策及資本的共同市場。

〈巴黎條約〉第66條亦處理合併及企業集中在煤及鐵這兩個能源行業的問題。這類合併只能由共市最高層所批准。而這批准只會當在合併的新企業不會有能力控制價格,限制生產分配及扭曲了共市成員間的貿易。亦不許變相令企業在共市內擁有特殊地位。

從一開始我們須留意歐盟(前稱共市)的最高層在執行跨國的政策及法規是有重要角色的。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成立目的之一,亦在解決會員國之間貿易的爭議,例如某一類商品在市場有跨國分配,或是應該對平衡進口貨品的情況施加限制,或加以禁止。在一件重要案例中,法院認為雖然合併條例原則上是針對競爭問題,但不排除可以考慮其它社會因素,特別是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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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0th Oct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4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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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者入獄 全因泛民無義   

對大多數人而言,抗爭者就是抗爭者。那不是專科稱號,只能是特定的社群才堪使用。戴教授等3人倡議的公民覺醒(awakening),筆者喜歡用的概念則是公民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皆不離希望傳統的由代理人壟斷的社會運動普而及之,去到全民有份、全民皆兵。就算不革命,也會成為迫使專權者退讓、改進、妥協,從而得到社會改革的正面結果。可惜,泛民政客基於恐懼和自私,創造出「自己友公義標準」,這是香港社會運動今天空前絕後地失落和失敗的元兇!

勇武左膠 從此結仇

個多月前反東北案的13名被告被上訴加刑時,筆者已經想借事件分析3年多以來的社運形勢。這13人皆非近年冒起的所謂社運勇武派,而是傳統上的所謂「左膠」,是親近民主派主流的社運者。

這一派甚至於佔領運動初期,被指是幫助泛民和政府維穩,主動走到抗爭前線阻止勇武派的激烈行動,建立所謂「大台」,控制群眾的主流,充分依隨泛民主派的指使,最終以拖延與和稀泥方法,令歷時3個月的「雨傘革命」無疾而終。勇武派與社運「左膠」從此結下深仇大恨,到死不相往來。這是公開的矛盾,不是秘聞。

筆者雖較欣賞勇武者的生命力量,敢作敢為,今天是無意秋後算賬,嘲笑已不知如何進退、一片失落的社運「左膠」朋友。畢竟2003年七一後冒起的社運80後,是過去10多年社會進步力量,他們走的也絕對是有別於泛民政客的抗爭型路線。

「雨傘革命」時,出現的警民對峙和衝突模式、警棍盾牌和胡椒噴霧,早於2005年反世貿示威時出現,佔領和堵塞地方,天星皇后抗爭時有了經驗,那時的口號正是要保留本土文化。所以所謂本土勇武派做過的事,「左膠」朋友早就做過;分別是,當這幾年本土派勇武崛起於社運之時,傳統社運派便顯得保守,認為緊守非暴力抗爭的光環更合乎社運利益,結果是下場更慘。

13名反東北示威的抗爭者,其抗爭行為是發生於2014年6月的立法會。當年的佔中運動尚未正式落實,13人的勇武程度也只屬傳統社運所慣用,期間有市民推鐵馬企圖衝入立法會,反被他們的阻止;在防止更大事故發生而言,這批社運者其實是與警方充分合作。不過,政府沒有領情,律政司堅持上訴把他們投入獄中大約平均一年,這才令自以為最懂得如何有理有節地進行抗爭的「左膠」們最意外失落的。

緊守泛民要求和平非暴力抗爭的社運界,3年來面對勇武派的崛起和競爭,一直以看不起別人的心態面對新形勢,不單與新興勢力劃清界線,部分更對勇武本土冷嘲熱諷,認為本土派被專政者強手打壓是自取其辱,自己追隨泛民的路線則是安全和高明。今天的下場告訴你們,泛民的無義不會換來茍安,一樣被DQ,一樣被重判!

這不是專政者無義,只是民主惡勢力無義種下的惡果。在專政者的全局之中,泛民與本地社運「左膠」或是勇武本土,還有不管是城邦派、獨派,還是純情學運,都是同一籃子內不同顏色的雞蛋,那是沒有派別之分的,派別只是你們自創的,以為自己一派更能得到容忍和禮待,只是自己天真自私。事實已經告訴你們,有泛民撐腰的「左膠」,代表有更後面的外國勢力支持,要認真對付你們之時,比不知就裏、一時衝動的普通市民,只會更慘。

泛民的無義不是直接出賣「左膠」,出賣是間接的,但無論直接或間接,起因是出於自利和無義,這是任何今天面對牢獄之災的朋友和他們的支持者所必須反省和汲取教訓的。

專政者玩弄司法,要令其本質上為政權利益服務,是彰彰明甚的實況。本文不是要分析這一方面,而是要作點比較。佔領期間發生過爆玻璃進入立法會事件,有數名市民被捕,其過程遠超反東北時的暴力程度,結果除了一名熱血公民成員因為戴上口罩,因有疑點而得益不被起訴之外,餘皆入罪,但判刑反而更輕,只是平均半年左右。

法庭判罪 由輕轉重

13人於2016年2月底被裁判法院定罪時輕判,法官讚賞他們為東北居民發聲、爭取公義的行為高尚;其時已經是「魚蛋革命」之後的一個月,法庭對抗爭者的態度相當寬容。大家亦應記得2015年多次的反水貨客踢喼示威衝突事件,犯法市民幾乎全數輕判,記憶中幾乎無人入獄。

法庭的態度何時由從輕變為從重?其實,只是由今年初開始「魚蛋革命」事件數宗被控暴勳罪的案件開始。13 + 3的命運改變,也是始於法庭對同類案件從重的態度改變。泛民出賣旺角抗爭者的同時,也就出賣3年前反東北的「左膠」抗爭者。

旺角抗爭的起因是「左膠」為小販爭取過年擺賣的權益。不少參加者只是無名無姓的小市民,得到的是欠缺法律支援的不公平審判。無論技術的證據不足、法理上不合乎比例的重判,皆是極具爭議性;但泛民律師卻表態支持重判,說什麼尊重,又說判刑合適,又站到建制一邊指控是暴徒行為。

請問,沒有泛民的佔中、爭民主;沒有「左膠」長年搞出位抗爭,帶動民粹,何來衝動的小市民參與「魚蛋革命」而毀去一生?君不殺伯仁,伯仁因你而死,你們還落井下石,只為自己人搞上訴基金,這不算不義,什麼才算!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0-10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6th Oct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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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有權拒絕註冊股份轉移

 公司分為有限公司及無限公司相信大家明白,但無限公司亦分為私人及公開的無限公司,分別在於私人無限公司是有權不讓股東不接受的人加入成為股東亦即成為公司一份子。這權力是絕對的,否則無以稱私人無限公司,而這類公司的安排是授權公司的董事會享有絕對的權力拒絕在公司註冊股份的轉移-即是若然股東甲賣了自己的股份給乙,但公司董事會拒絕將乙登記為股東,那乙就不可能加入這公司了。

問題是股權是有價值的財產,乙若因欠債被追討,法庭頒令乙要出售股權還債,但公司又拒絕買家成為股東,法庭應否在違反公司的意願情況下頒令公司作股份轉移?若不頒令,之前頒下的出售股份令(Sales Order)豈不形同虛設?下面是這樣一件矛盾的案例。(Amevitax Plus V Denice Y Foster Havzis [2013] HKC 278)

我們不妨直接跳去看看法庭的裁決。這是一件在地院審結的案件,當然是因為涉案金額較細。這案對中小企重要。法庭首先肯定地院一如高院有權為了執行法庭的債務裁決,下令公司的股份作出轉移。同時法庭有權對判定債務人(Judgment Debtor)的股份作出押記令,(Changing Order Absolute)不附帶條件,這是本案的情況。

法庭回顧了之前的案例,的確有先例下了押記令但沒有實質去執行。但較新的案件顯示法庭同意有押記令的債權人(Creditor)有權經司法程序去實現債權的權益。

(Right of Realisation),所以法庭是有權作出有關的出售令。(Sales Order)

法庭考慮到本案的債項的還款已經嚴重過期,而任何接收股權的人都知道股權有被公司拒絕登記的風險,而充份明白這風險的情況下,(風險在股權的市場價值上反映出來)法庭不應拒絕原訴人(債權人)用這方法去執行法庭的裁決。

法庭下令除非公司的現有股東在42天內出價購買已經有押記的股份,原訴債權人有權自由地經拍賣出售股份,而原訴人有自由要求法庭對出售股份的形式作出指令。(Directions)這裁決有兩全其美之效。可迫現有股東以合理出價購買股權以避免新股東的加入。若現有股東不出價或價格不合理,而又有新賣家,法庭才需頒令強制公司接納新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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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4th Oct 2017 | 時事看法律 | (2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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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惑他人公眾滋擾罪】

根叔同芒果佬兩年多前被預约拘捕時,我己作法律分析,煽惑罪 (Incitement) ,並不需要被煽惑者被煽之後真的行動,煽惑者 intend 便可構成犯罪,但煽惑者與被煽惑者之間必需有 some form of communication,這是最難證明的地方,亦所以斷言兩人不會被控告。

兩年過去,三恥加六人突然被帶上法庭;不單我,讀 law 又去過佔領的人無法不被嚇了一跳,9人不過叫下咪,叫大家和理非集會,肯撚定吾曾真接叫市民抗佢警方维持 law and order。咁都告得入時,根叔咪好大鑊?

(【壹週刊20141119】陳雲 鼓吹佔領者勇武抗爭,清場在即,他在 Facebook的 最新指示是︰「天兵下凡塵,神盾護城邦 .... 他單手拿起半邊行李喼,紮穩馬步,由遠處形同舞獅般,向攝影師的鏡頭推進,並同時發出「啊!啊!」的尖叫聲助威,引來多人圍觀。)

9人被告係 incite others to incite public nuisance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滋擾罪,那是雙重煽惑,需要雙重證明。辯方大律師艾勤賢就質問"他人"是誰人。但雲根案不用雙重證明,根叔旺角教用喼制盾,圍觀者眾,已經有 direct communication 给被煽惑者。近見有此圖,直情有埋眼神接觸。

直接講啦,這是政治性檢控,政治性任務,目標肯撚定只係打擊首要的三恥,幾萬人邊告得咁多?但三恥告吾入之時,會否劍指容易告入得多的芒果佬汪洋大同根叔?他們的支持者超小學雞地說佔旺不同佔中,有政治差要交時仲理你生芒果咩,一件都告吾入點同北京交代?

所以,熱狗高調表明退出社運,芒果佬寫七千字的 confession statement,根叔由選後自誇城邦建國從來就係貨真價實的港獨,到今時天天惡罵獨派,我係理解十足的,不過多撚餘。

神秘中間人係時時會换人的,承諾過你的事也肯定模稜兩可,賣你話都無咁易,出得來威就只能度好自己條數。芒佬家小早遷台搞定小生意,留港只係標尾會。根叔就真係無謂花咁多時間上FB同粉絲圍爐打機啦,開多D收費班,兼多幾份補習好過啦,逃亡好花錢的,你自稱政治犯無撚用架,外國睬你生芒果多。

(汪大最早退場,即是最早被傳話先,也最安全,因為他擁兵自重有講價條件。兩條口水佬就危過乜了。)


岸仔 | 3rd Oct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2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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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成爭取獨立日   

中共近年大國崛起,軍事上成世界第三強國,經濟又是第二大強;就算西方最反華的勢力也預期中共10年內會成為最強大的國家,對所有國家而言,如何謀求與中共發展為更緊密友好的盟國,是首要外交課題。

港人不滿 遊行反映

不過,對港人而言:「不是」。新世代要求獨立之火一經點燃,再也熄不下來。國慶之日,沒有港人真心慶祝,卻有萬人以上遊行,表達對中共「佔領」香港20年的不滿,也在高壓的氣氛下表達港獨的訴求。

沒有人探討過香港人要爭取政治上最能代表香港人是哪一天,但自自然然,「九二八」必是首選。今年已經是第三個年頭,每到周年時刻,當年的照片影像就在互聯網重現。政客只想收割成果,於是在金鐘的紀念都是很矯情、很宗教的儀式化,筆者去了兩年已不願再去,但不會忘記,這是港人最重要的日子,但「九二八」這一天在香港獨立之前不會是假期,10月1日卻是。

是否假期,對搞大型集會遊行的分別可大了,10月1日若發展為遊行習慣,便很容易發展為可代替爭取民主的七一遊行;再進一步,利用假日搞民間「公投」、要求獨立的一天,有哪一天比中共的國慶日更有意義?

經這一年,中共對所謂港獨的粗暴打壓,港人心中的躁動和不滿,其實已經反映在遊行人數之上,說10月1日可以代替7月1日,並非不可能的事。傳統上,香港的所謂政治敏感時刻都在上半年,從6月4日到7月1日是為高潮;但六四已是「鄰國」歷史,「九二八」才是港人起義之日。

若不善忘,應記得當年佔中原定於10月1日的,提前兩天開始,只是意外;更須留意的是,香港的選舉日期皆在秋天,政治活躍期由上半年轉為下半年,是應有的改變。

10月1日以「公投」爭取獨立,是可以發生的事,而且的確發生了,只是不在香港,而在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看新聞,同樣見到警察對人民施暴的影像,這與香港3年前發生的何其相似。如果看看新聞背後的簡單歷史,加泰羅尼亞人爭取獨立的動力與港人是驚人地相似,就是「一國兩制」失敗後的副產品。從地緣政治上看,加泰羅尼亞全境與西班牙接在一起,獨立談何容易?但加泰人民勇敢地已走出公投的第一步。那是香港新世代天真,還是我們這失敗的一代對港獨訴求的落伍、恐懼和自私?

加泰羅尼亞是西班牙內最富裕、物產最豐富的地區,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可上溯100年前,在西班牙內戰之前,加泰地區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力;但這些權力在佛朗哥獨裁時期(1939-1975年),自治權受到壓制。佛朗哥死後,民族主義再復興,終於在1978年的憲法框架下賦予自治權;到2006年,加泰地區獲得更大的自治,但西班牙憲法法庭於2010年撤銷絕大部分自治權利;於是,在西班牙憲法中不可分裂的國家便出現獨立公投。

世代矛盾 難以解決


加泰人的抗爭香港人只能作為例子觀望,難以直接比較。但對筆者而言,最大的啟示就是「一國兩制」若是真的、是有誠意的,港人的獨立訴求根本不會出現。可是,中共不單對民主承諾食言,對港政策也在根本上逆轉,在沒有民主制度之下的特首選舉由低民望者勝出,這是連假民主也免了。

法治也遭粗暴干擾,連有限度的選舉議員權力也引入政治審查制度,港人對中共的反感與日俱增;自以為已經控制大局的專政者,只懂以鬥爭手段對付港人,港人自然由口頭獨立發展為行動、甚而武力爭取。

這只會是一個惡性循環,結果只有一種模式的結束——香港出現由下而上的大規模抗爭運動,名義上是爭獨立也好、爭命運自主也好、爭和理非的民主也好,甚至只是要維權、要保護自由和法治這樣卑微的訴求也好,總之是社會失控,破壞四起,解放軍被迫開入市區平亂,「一國兩制」正式告終。

回望3年前的這天,「一國兩制」是可以提早告終的。「雨傘革命」或不算成功,但也不是失敗,所有革命也極少一次過便成功。3年來,民間對「前佔中、後傘革」的反省已討論不少,不同派別均爭功諉過,大放馬後炮,冒充先知,更是討厭。然而,願與不願、想與不想,只要中港矛盾未能在根本上解決,便無解決方向,與「雨傘革命」的同類事件會再次發生,卻不會同樣地和平結束。

香港的往後發展,筆者的看法是世代矛盾、中港矛盾的大問題。兩年多以來的觀察,中共對港的研判,只認為是管控不到的技術問題,自然也只是以加強政治上的操控、思想上的教育(強推國教)為應對;香港因而走向要求獨立,以動亂和結束「一國兩制」告終,那是不易逆轉的方向。

中共的輿論機器串連「港奸」,年來不斷以取消「一國兩制」來恐嚇港人;部分泛民及本土派也持相近論調,甚至以延續《基本法》作為交換民主改革向港人推銷,這些思維脫離民眾,遠離新世代。然而,這是充滿小資產階級的幼稚,對沒有產業的平民而言,香港最好的發展是獨立建國,次好是有民主,否則自由和人權也是半真不假時,不如回歸「一國」安心當順民、遠離政治好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7-10-03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9th Sep 2017 | 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 (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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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時代開始不再反競爭

早前介紹過,美國的競爭法一直存在,但執法自80年代起的列根時代(1981-1988),因為他信任自由經濟,亦受到芝加哥學派的放任自由經濟學所影響,競爭法例的檢控不單大幅減少,而且再也沒有精彩的案例及判詞出現,也就沒有值得介紹的地方。有趣的是同時期開始,歐盟的反競爭法案例發展豐富,成為貢獻了反競爭案例及引用原則最成功的地區。

1977年的「歐陸電視對通用電話案」(433US.36),是一個分水嶺。芝加哥經濟學派在反競爭理念的影響增強,亦反映出美國司法運作受實用主義的影響,出現了兩條原則(反競爭與合理情況下可容忍反競爭的原則)並存的現象。

西維尼亞通用電話公司(GTE-Sylvania)在面對營業額的下跌,嘗試減少西維尼亞特許經銷商的數目,並要求特許商在指定地域內只能出售其電話。歐陸電視則是一間被裁減的特許經營商,於是提出違反《謝爾曼法》的民事訴訟。本案被指控的反競爭行為獨家分銷,顧客分配協議,及拒絕交易。

由於「施文單車市場分配案」(本欄8月11日介紹),美國最高法院早有裁定,這類協議基本上違反了競爭法,歐陸電視似乎勝算較大。地方法院依據已定原則,判通用電話公司敗訴。陪審團認為地區限制協議,違反了《謝爾曼法》第一條。但這次最高法院間接否定了施文案為有約束力的先例,認為技術上兩案是可分開的(Distinguishable)。法院認為通用電話所作的限制,並不會太過影響競爭,並裁決這樣的商業運作,需依據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作出分析。所謂基本上違法行為原則(per se illegal rule),只應適用於明顯違反競爭的行為。在本案中,通用電話是否違法,應視乎是否有不合理地妨礙了交易自由的協議,從而引致競爭的消失及失去效率的情況。

所謂合理原則,其實就是不理反競爭原則的存在,給予個別的案情例外的批准,但同時並無正式廢除反競爭原則的存在。這樣地應用法律在美國是同時存在於其他法律領域甚而最多出現在憲政的爭議之中,一般人知道所謂美國實用主義(pragmatism),在政治中很普遍,不知道這主義在經濟及法治之中,也一樣大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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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6th Sep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3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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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與「殺無赦」皆言論自由   

近來網上開始流行一句由蔡若蓮喪子相關事件引發出的「新成語」,嘲諷在位及有勢力者在道德與法治的理解有雙重標準,這句「新成語」會否成為本土成語或潮語有待發展,但當下例子不少;馬上引用到律政司對學生的戲言也刑事追究到底,但對建制自己人的何君堯就第一時間說他無意圖進行相關的行為而不追究,成了第一個應驗該「新成語」的法治觀例子。

應停虛張聲勢的調查


評論何君堯的言論,可以有不同角度,道德層面早就百家爭鳴;上述「新成語」所諷的現象不會在網上出現,但就明顯已經在應否對何君堯進行刑事調查甚至拘捕之上表現出來。因為,處理相同言行標準是前後不一。

兩年前的5月27日,警方高調拘捕了3名網上電台節目主持人,因為他們在節目中說了一些話,包括「殺警就要夠薑」、「有自殺傾向的人,一定要殺幾個警察再死」等言論。這3人分別名叫馬健賢、陳文、何啟明。馬健賢還涉及另一事件,就是在fb留言指屈穎妍一家「應當滅門」,人民力量成員譚得志(快必),亦因類似言論被捕及調查,時任特首梁振英高調公開贊成警察「秉公執法」。如果港府的執法觀念不太雙重標準的話,今天正式拘捕何君堯進行刑事調查,是必不可少的動作。

但法律上只應停止於虛張聲勢的調查,真正檢控並安排一名「釘官」使他入罪,不入罪又要上訴等行為,直接是影響了港人的言論自由,是不可不知的,律人嚴而律己寬,也就是自己也雙重標準了,更何況任何打擊言論自由的法律皆雙面利刃,寧寬勿緊,不可不察的。

如果沒有記錯,上述3人及譚得志最終也沒有被以言入罪。大家希望這個社會可以繼續出位亂噏,還是大家都要小心言談,有些話不能公開說,例如「香港獨立」?星期日有遊行,大家希望一如以往出現英國旗、雪山獅子旗、港獨標語,還是這些都因為言論自由被指濫用而被禁止在遊行再出現?答案恐怕是自明的吧?

正如筆者從來反對搞社運抗爭的人不務正業,將精神花在去打JR官司,在議會中玩拉布,或成為在宣誓過程中作小學雞行為的始作俑者。這些都是民粹、誤導,不利人民力量發展的行為。這些作為令到一般港人思想懶惰,智慧下降,所以香港的民主原地踏步,港奸及愛字頭的聲勢日盛,身受思想自由打壓的戴耀廷聞何君堯的「殺無赦」言論,因為是在集會上作出,提醒何是犯了《公安條例》第17B條。這一法律意見馬上主導了一星期來的討論。可惜據上面對言論自由必須優先的分析,筆者對面對刑事責任多多法律理由逃避的戴教授深感失望。

《公安條例》17B,指在公眾地方喧嘩、或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意圖激起他人破壞社會安寧,或可能會導致破壞社會安寧,就是犯法,可判監禁12個月。從來泛民搞集會警方就是用這一條多加限制,時作檢控的威嚇,泛民「己所不欲」,一樣可以聯名要求「施之於人」,不是雙重標準嗎?

向律師會投訴何君堯


法律是兩面刃,大家受的害還不夠嗎?還要筆者再次提醒嗎?單以法律而論,大口亂說話的人欠缺認真的犯罪意圖,以無以入罪的,寧縱無枉,才是文明的法治觀,草民不明白,大教授也不明白嗎?這樣說來,何君堯可以繼續鼓吹煽動言論,不受制裁嗎?要制裁何律師、何校董、何議員,一定要靠法律嗎?大家的思維可否寛闊一些,這樣才可更有智慧,更有效力,更不會弄出雙重標準。

類似的言論,可視之為仇恨言論,(hate speech)法律上可以沒有問題之時,道德上不見得可以同樣過關,何君堯是專業律師,教育界、政客。特別是專業及教育界,對仇恨言論有更高於法律的道德標準,大家完全可以在這方面發動輿論壓力給律師會、嶺南大學及立法會。特別是前二者,若何君堯不公開道歉,收回言論,律師會可以紀律行動,大學可以加以譴責,劃清關係,逐何君堯於校董會之外,理由不用他犯了法,失德已是足夠。

律師有責任維持律師的專業名譽,不能影響律師的專業形象,這是所有專業社團的習慣要求。先例是很清楚的,在立法會中爆粗的馬恩國停牌一段時間,穿泳褲扮超人拍裸照的謝偉俊亦曾被律師會紀律處分,大家要的是向律師會正式投訴,何君堯的仇恨言論不符律師應要講法律的專業要求。

這裏要公開譴責香港律師會黑箱作業,維護了律師會前會長的失德行為。結果也害到何君堯今天再犯同樣的低級錯誤,事緣去年2月,何君堯在《城市論壇》公然表示警員有權射殺旺角事件的示威者。不單因為香港法律沒有了死刑,更是警方也絕無授權警員在同類情況下向人群開槍。何為律師,將嚴重違法行為說成有權合法,是有違律師談到法律之時要小心謹慎的專業要求。

筆者以法律學者的身份具名投訴要求律師會紀律行動,及要公開否定何的說法。律師會的執業操守組在4月21日函覆,不敢否定我的指控,只說我因為在事件中沒有個人利益,所以不被告知調查的進展或結果,看來何君堯前會長在黑箱作業的保護下連被告誡也沒有。律師會何其可恥!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9-26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2nd Sep 2017 | 時事看法律 | (3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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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惑他人須知煽惑了誰

煽惑他人犯法,在普通法中稱為「不完整罪」(Inchoate offence),這翻譯不太正確,因為煽惑他人犯罪(Incitement)本身已經是完整的犯罪。例如我煽惑A君去打劫銀行,A最終不敢行動沒有犯法,但我已經因煽惑而犯法。這是一般人首先要搞清楚的事。

但煽惑他人犯法與發表意見,行使言論自由去鼓勵他人做大膽的事,例如公民抗爭之間如何劃條界限?討論法律問題又會否變了煽惑罪?這是一般人最難搞清楚的事。事實上,連法律教授也犯了煽惑罪的官非,一般人豈不是寧可失去言論自由也要小心一點,這正是政府想要的結果,千萬別上當!

據普通法中的黃金案例(R V Curr [1967] 1 AER 478),煽惑者必須與被其企圖煽惑的人有某種實際的溝通才構成煽惑罪。用上面的例子是我須要知道A君是誰,並要企圖煽惑他犯罪才會犯罪,若我發表意見四處告訴別人街角的銀行保安極差,唔去打劫就笨,是不犯法的。某種實質的溝通並有煽惑的企圖(some form of communication…intended to incite)是最重要的。

這有一例外情況需留意,就是《公安條例》中第17B條,在公眾集會中煽惑他人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在集會的情況發表演說,特別會煽惑到不知是誰的人去犯法,要求小心似有道理,但這條法例也被批評為影響了言論自由。

佔中三名發起人與另外6人被控的罪名是「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礙罪」,是所謂「雙重煽惑」罪,理論上有先例的,但正如上例,若我煽惑A君去煽惑B君犯罪,中間要有被證明的通訊(communication)過程,由於是雙重過程,證明又要超過合理疑點,只會是難上加難而不會是更易入罪。

新聞所見,控方完全不見有完備的證據,可以證明到雙重煽惑的過程。亦不知是誰被煽惑了企圖犯法,所以問題太多而要延後三個半月再開庭,還有預留4天作審前覆核,以處理控罪是否違憲等問題。

違憲之說也很有意思,辯方律師指澳洲的最高法院5位法官早前裁定了「雙重煽惑」的控罪違憲,於法理上不當。理論上在澳洲違憲不等於在港違憲,法理上只有參考作用。筆者認為本案最大問題是若法庭不能在言論自由與犯煽惑罪之間找到合理的分野,是無法入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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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9th Sep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10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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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偽命題 十個偽君子   

港獨是否偽命題,是可以爭論的;但討論港獨本身是否一項人權,基本上沒有好爭論之處。「人權」並不是來自華夏文化、中國傳統的法治觀念;這觀念發展成實體法,是源於二戰後多條國際公約,是國際法引用到國內法的觀念。

聯合聲明偷換概念

中共官僚、「港奸」及已成中共代理人的港府官員,一切以政治立場先行,那是可以預計的;但身為代表知識與文明推動者的大學校長,今天竟然與極權者同一鼻孔出氣,說出同一歪理,保住份工於一時,換來的,將會是世世代代學子的反面教材。「愧為校長」是太客氣的指控,「愧而為人」更為貼切。

10個偽君子校長(下稱「十偽」)的聯合聲明,鬼祟而且帶有誤導。各家大學之內懂法律、懂人權的學者不缺,「十偽」肯定於發聲明之前沒有諮詢任何人權學者的意見;筆者深信,該聲明是由西環中聯辦法律部起草的,因為其立論正是中國官方逃避外國人權指摘時的慣用語,當然也只是歪理,連國內的維權律師也不會認同,「十偽」卻照單全收,不堪之極。

「十偽」聲明偷換概念,移花接木,是中共慣用手法,筆者踢爆雖然不會有用,但導正所有人權捍衞者的人權觀念,在未來戰鬥中知道界線所在,維權之時也要以符合國際標準為念,也是有必要的。

這會是一場戰鬥,是港人維護個人人權之戰,是跑不掉也是輸不了的。筆者個人的自詡,是會堅持個人人權,這不單是為了自己,也不單是為港人,這是身為一個現代文明人的責任所在。筆者會繼續自由地討論港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會聲援支持所有因為行動而被迫害的港獨者,直到自己也要光榮入獄止。

「十偽」與中官僚共通的誤導性話語,主要有三點:一、濫用言論自由;二、港獨違法(《基本法》第1條);三、言論自由非絕對,有一定的限制。

先說第一點「濫用言論自由」,那是沒有法律定義的,它只是常識用語,例如評論太多太長氣,是一種濫用;亂爆粗口也是濫用,問題是,濫用粗口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甚至是深義與真義之所在,濫用本身正是言論自由所容許的。

二是「港獨違法」問題,它只能由法庭裁決和處理,大學行政當局並非類似古時的衙門,可以集執法與司法於一身。大學可以到法庭申請禁制令,但無權自行撕去港獨標語;強行撕去,學生若武力抗拒,校方不怕醜惡可召警支援,但警方同樣執法無據,若學生勇武阻止,後果如何?

據筆者曾介紹的2004年「法輪功案」,上訴庭馬道立法官裁定掛標語是言論自由,警員拆標語是違反人權,是不合法;但法輪功成員阻止警員執法,構成阻差辦公的罪名則維持原判。終審庭直指馬道立謬誤(unsound),警方自己違法在先,是違法執法,裁定法輪功學員勇武抗拒有理,全部無罪。

這宗案件完全適用於今天大學生維護民主牆標語的情況,之前未有人分析,筆者以擁有3個法律學位的評論員身份負責任地分析了,大學與警方有任何行動撕標語之前,請先得到足夠的法律意見,否則後果自負。

至於誤導的第三點是「言論自由非絕對,有一定的限制」。誤導的要點是,國際法公認的限制情況不包括今天貼標語要求港獨的情況,這是十分清楚肯定的,不信港府可敢廣邀國際人權專家學者召開研討會,討論這一情況是否可受限制?邪惡力量是經不起公開的辨證的。筆者近創的名言是:武鬥我們未贏過,但講道理的文鬥,我們從未輸過!

言論自由怎受限制


從國際公約出現的先後和用語,我們可知所謂言論自由也受限制是如何一回事。1949年聯合國成立時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及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達消息和思想的自由。」這一條條文並無例外的所謂「但書」,十分清楚。之後的公約為求更多國家簽署加入,才開始加入例外條文。

1953年生效的《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規定言論自由,但其自由仍然必須受到「符合法律規定」和「為民主社會所需」的限制。留意例外限制只歸民主社會所需。換言之,不民主的中共及香港不應由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歐洲的人權公約對港人有何重要性?別忘記香港還有數百萬的BNO公民,我們有權向歐洲人權法庭申訴,要求聲援的!

到了大家熟悉並經《人權法》及《基本法》而引入本港法律體系的1976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是中學教科書有介紹的;對所有中學生適用的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亦有類似條文。言論自由的所謂限制又指什麼?是:

一、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名譽;

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宣傳港獨理念不同於進行武裝的城市游擊戰,有人強拆才構成公共秩序的問題。那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國際標準,自然也屬言論自由的範疇,是香港人自英殖民地時代一直享有至今的自由。當然,如果我們不起而捍衞,這自由是可以消失的,中國大陸的人民就是從無這個自由,所以我們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只是事實的陳述而已。

自由是可以失去的,報紙可以被查封,網上討論也一樣可以被追究,我們的鄰國從來如是。筆者不求作聖人或烈士英雄,但身為文明的人會盡最大努力,抗爭到最後一刻。同是讀書人,當以10個偽君子為恥!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9-19  18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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