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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2nd Aug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7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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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靠攏高牆逼迫民變   

從來只應是清高學者負責監察自私功利的專業人士,抗衡位高而權力不受制約的法官,批評法官價值錯亂的地方。香港正好相反,是由違反人權、有欠道德和良心的法官監察學者;是由滿身銅臭大律師指控法律老師的不是,指控老師令學生上街爭取公義,挑戰惡法,是教壞學生。

讀者當然知道筆者在說什麼,我也不畫蛇添足了。什麼「一國兩制」已死、法治已亡,全是陳腔濫調,留待那些重重複複、永遠只知告訴你社會淪喪在即、危機深重的政客,卻又拿不出解決方法和社會路向的政客;永遠不忘提醒大家投其一票的政客……重複這些濫調。

筆者不能解決即時問題,但要跟惡勢力文鬥,要提供獨到分析,要指出應走的方向,要當一名合格預警者,又符合一個獨立評論者應有言責,筆者自問未輸過。

今天問我香港還有沒有法治?筆者的答案是「99%還存在」,但代表法治理想的1%沒有了——1%最精英、最有智慧的人極度不滿,9%精英顧全現實而不置可否,90%人滿意,你怎能說香港沒有法治?政客長期恐嚇港人,若中共法治不保,安定繁榮就不保了,那是騙選票的虛言,新加坡比香港繁榮,但自由法治比香港差,法官更比香港的肯與政權合作。

還有好些執迷不悟的人還以為法治未死,例如張達明兄,他很理性地分析上訴庭的不是,很技術地指上訴庭加刑的過程是重審,所以上訴到終審庭,大有可能推翻上訴庭的決定。理論上如是,現實是,非讀法律的人以民間智慧判斷,那是北京要香港法院三權合作;近一兩年看,鐵的現實是各級法庭開始合作了。

很多法律中的金科玉律一破再破,只是一年間的事,開始時以為屬個別情況,只是下級法庭法官水平不夠;但看來不是,一條龍地由下而上地變,今天以為很過分?明天會更過分;以為是憲政大問題被迫向北京讓步?但連普通刑事案件也失去獨立原則,要依從北京旨意從重從嚴。不是所有案件,只是1%針對抗爭者。

天皇原來是魔王

在法律從業員的角度看,不涉政治的案件還有法治就算了,只要閉上眼看不到1%的不公義,法治還是完美的吧?兩個律師會不出聲,湯家驊、石永泰出來維護政府,香港的法律界自我感覺良好,在國際上,香港的司法獨立已被否定。

過去刑事案件,法庭嚴守疑點得益歸於被告,但在旺角警民衝突中,法庭隨便地裁定暴動罪成立,疑點歸於控方。由前法官阮雲道判立的一項原則——對初犯者不判監禁——已完全放在一旁,不單監禁,而且重判。掟石可能超過一般人接受的暴力,但當時先有警員開槍,青年人被挑釁而所以掟石,沒有一個官有考慮provocation這一點,公平性從可談起?

最令人失望的是,泛民律師黨同伐異,對旺角無名義士拒絕援手,以為事不關己,專政者打擊獨派更符合泛民溫和派的利益。當以「和理非」為榮的抗爭者被上訴加刑成為事實後,他們便人人自危,方知專政者要針對的不是港獨,而是有外國勢力支持的溫和泛民。

張達明的分析正路,良好意願當然希望終審法院能獨立地撥亂反正,不理政治,只談法理。法理上,「梁游宣誓案」不應有追溯性,「東北案」16人與「政總衝擊案」3人不應於裁定後變相重審加刑。

簡而言之,終審庭要翻案或維持原判皆可找到法理,但終審庭法官可以獨立裁決?我認定決定權在北京,馬道立只是傀儡,無論結果怎樣,法治都是已經死亡!

上任7年的馬道立遇有爭議案件,均保持低調中立,或不親自主審,故形象不差。港人以崇拜神道教一樣的心態崇拜法治,馬道立成了港人法治的神道天皇。筆者7年來也以大局為重,沒有批評天皇,但今天要無情地告訴港人,馬道立從來不是站在港人一邊,他是高牆一部分,是北京倚重改變香港司法傳統成三權合作的推手,司法機構年來突變,是馬道立身為司法行政之首發揮作用的結果。

7年前,馬道立上台之前,筆者在本報發表兩篇文章狠批此人,請看看標題就知我論點所在:〈經常謬誤的馬道立站於高牆一邊〉(2010年9月15日);〈終審庭5位法官狠摑馬道立一巴〉(2010年6月30日)」。重溫自己兩篇文章,驚覺原來當年看了很多案例和資料,才斷言馬道立是中央刻意安排要從根本上改變香港法治的魔王,但由於他7年來的低調和小心包裝,連筆者自己也錯把魔王當天皇,可想而知其他人受騙有多深。

鐵的事實。馬道立在很多具爭議的案件中是穩站於政治高牆一方的,包括「法輪功阻街案」、「星島日報被廉署搜查案」、「民間電台非法廣播案」、「入境處黑名單案」。他當法官至上訴庭,多宗案例的終審庭判詞中,被點名批評他的法律水平差,思維謬誤(unsound),前後批評馬道立水平差的有7位終審庭法官:李國能、梅師賢爵士、包致金、陳兆愷、李義、烈顯倫和紀立信。當年在700名合資格當終審庭首席法官人選中,只有不足10年司法經驗的馬道立跑出,恐怕不是因為他最能維護司法公義,而是最不能。

當上帝已死,人該怎麼辦?尼采的答案是「自己當上帝」。當司法天皇原來是中共派來以法治港之時,大家該怎麼辦?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8-22 16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8th Aug 2017 | 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 (10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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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人民自由的聖經

"Law is the bible of liberty"這話是馬克思說的,大家馬上大吃一驚。馬克思的確認為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手段一樣。這真的是馬克思的見解,青年時期的馬克思是推崇法律的,只是到了晚年批判法律甚力。(留意馬克思有法律專業知識,是德國的律師)。

青年時期的馬克思比較了出版法和書報檢查法例,他指出出版法是體現人類自由的法律,它對人類自由的確認和記載,是真正的法律。他也留意到書報檢查制度正好相反,是對言論自由的約束,是專制的法律,也就不是真正的法律。

就是年輕時的馬克思也對法律的二分矛盾性有清楚的了解,香港的社運界長期以來推崇法治,迷信現有制度,不加批判,全盤接受,一朝發覺不是這回事之時,猶如發覺父母是惡魔一樣時的驚慌,只能哭成淚人,法律是這樣的嗎?法律從來是這樣。筆者看見一些12名被律政司上訴要入獄加刑社運青年支持者的文章,他們驚嘆法官對人權自由論述的冰冷漠然,不屑一顧,深覺震驚。法庭從來是這樣,法官從來維護建制,你們少留意而已,這也是馬克思說的。

馬克思豈不十分矛盾?不是,我們理解馬克思應以他晚年思想成熟時的觀點為準,這時他的剩餘價值論,歷史唯物辯證論等偉大思想,趨於成熟,對法律的批判性也就獨到精闢。

馬克思認定法律是有階級性的,對不同利益階層就有不同標準,資本主義的法律,自然有利資產階級的利益。放到香港,就是維穩,不是人權法治,不是公民抗命有理,這些都不利統治階級的利益。偶然有一些法官在一些案件有一些另類的裁決,得到一致好評及歌頌,便成為一般人的錯覺,也害了一眾空有理想以為法官與自己一樣有理想的年輕人。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是上層建築,法律、政治制度與經濟模式皆是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其存在只是為作為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服務(superstructure)。作為階級理論的一環,法律也只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只會反映統治者的意志。這套理論,放到今天香港的實況,不是十分正確嗎?要怪,只怪香港的左派沒有讀好馬克思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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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8th Aug 2017 | 時事看法律 | (4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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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鋒三人可成香港的 《良心犯人》】  
革命,是容不下悲觀的,我們總可以做點事情。
武鬥我們打不過黑警,文鬥重來無輸過。
香港還有言論自由,港人已移民還關心香港者不在少數,由之鋒等三人開始,香港將出現一張【良心犯人】名單,全球熱愛自由的華人有責任為在囚的犯人發聲,要求放人。可以簽名運動,示威及要求各國議員政府發聲。 請看看【良心犯人】的定義: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 are people who have been put into prison for their political or social beliefs or for breaking the law while protesting against a political or social system.
Prisoner of consciencenoun  ..... someone kept in prison because their political, religious, or other belief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國際持赦會 Amnesty International 為【良心犯人】加多了要非暴力的要求 .... It also refers to those who have been imprisoned and/or persecuted for the non-violent expression of their conscientiously held beliefs.
之鋒等是一直強調 non-violent expression 的,所以符合【良心犯人】 的定義,有資格得到普世國際的聲援。
【不過,主張及曾經鼓吹勇武抗爭的芒果佬及根叔,還有 hot dogs,未必符合定義,有事之時只好食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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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5th Aug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9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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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犯法刺激港獨   

是跨境犯法,不是跨境執法!

由泛民到泛民媒體先定錯性,用了方便外媒的套語,警務處處長也就順水推舟,把事件的性質改變為「港人犯了中共的法,有不正當性;中共強力部門只是不遵守『一國兩制』,跨境執法。」這就把泛民的行為與索馬里海盜相提並論。

只須煽起危機的感知力

我們既然認為7警的行為是濫權違法,中共強力部門在港活動只要不違法紀,也就當作公開的機密、政治的潛規則;但今次事件是濫用私刑,就連中共的刑法也違反了,當然也違反了人權公約。執什麼法?當然你會說中共對異見人士慣於違反人權,時常濫用私刑;這又是失焦愚蠢的小學雞反共言論,因為建制會說港警也會打犯人,美警也經常濫用暴力,這是鐵的事實。

「林子健案」表面看有很多不符常理的疑點,但不是不可能發生,反正我就信了,一般香港人也就信了。有林榮基的先例,港人為何不應信?問題是信了之後又如何?不再聲援劉霞?不再要求平反六四、不再支持國內維權者?怕遭強力部門暴力對待?一般人恐怕一笑置之,反正我就不怕,也不見臉書上見到正義朋友說從此怕怕,除了子健兄吧。

泛民放完暑假旅遊後,會否發動一次反「一地兩檢」的社運大行動?那是專政者與林鄭政府最擔心的事。泛民有個說法,當西九車站和高鐵車廂皆變成中國領土時,港人的人身安全將會不保,熱心政治者隨時會被拉上高鐵轉送內地。這個陰謀論有政治經驗的人知道是虛的,但一般市民相信是實的,才是最重要的;因為號角一響無人上街就什麼大道理也沒有用,要刺激人的恐懼本能是不能靠道理的,只須煽起一種危機的感知力(perception)。

黑貓白貓,搞到人民起義的就是好貓。筆者8年前的立場已經是反高鐵,今次只恨人民不起來,所以泛民用的手段如何皆不重要,跟霸權打交道當然不用當君子。更何況高鐵抗爭有利港獨意識的快速發展,在害大利小的考慮下,北京收回港人要割地讓主權的決定,並非不可能。何況「佔領」與「魚蛋革命」的賬,新世代還未跟中共算清,還在處於受打壓、等機會反擊的時刻,反割地讓主權可令溫和激進泛民與港獨新人類站在同一陣線,可以「玩鋪勁」!

奇怪的是,民建聯也跟着泛民的調子起舞,主席說,要拉人,解放軍已駐守市區,方便得很;用這個例子解說西九車站割讓,也是一樣沒有問題的。筆者聽到嚇了一跳,這不是在抹黑解放軍嗎?首先,除了六四那一次,解放軍的形象在全國之內都是高大威猛的,不是負責拉小偷的,不是負責做見不得光的特務工作的,是堂堂正正地去打仗,保家衞國的。把解放軍與三流黑警相提並論,李慧琼可算侮辱。

還說高鐵不肯停車過關不肯在車上檢證,問題不在車站,而在車廂之內也要保留主權,也就順理成章保留了管理權,不讓港人輕易得知解放軍利用高鐵作軍事用途。筆者兩星期前獨家踢爆了這一點,今天才見某泛民學者引用一篇國內軍事報道,指解放軍希望利用高鐵運兵。

保留香港有實無名主權

這樣說吧,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內,國防外交是中央的事,就算不符港人利益,也是沒話可說的。更何況,港人連「一國兩制」也保不住之時,介意什麼解放軍利用高鐵運送軍用物資?

中共若是重視「一國兩制」,就應讓香港享有國家之實而無國家之名的主權,那就皆大歡喜,回歸之初也的確如是;現時大國自以為崛起,給了的也要收回,何況本來是權在中央的國防事務?高山之上有X波段長程預警雷達,高鐵之上有洲際戰略核導彈,廣州如是,深圳和珠海也如是,香港如何例外?香港有6000名解放軍,有海陸空三軍軍種、總司令員是中將級別,比正常編制高出兩級,是為了防範香港那些連警察也打不過的社運家嗎?

香港的地理位置決定其戰略價值,台海或是南海發生戰爭,香港的解放軍不會直接出戰,但支援、換防、後勤、補給、情報等角色是免不了的。6000精兵在一場現代化的有限度戰爭(limited war)之中,絕對是個大數目,這是有軍事常識的人皆知道。

名者,實之賓也。「一國兩制」的構想若要成功, 重點是在「兩制」而不在「一國」。在不影響中國利益之下保留香港有實無名的主權,才是最符合中國長遠戰略目標,也是當初提出這一構想的鄧小平原意。

可惜的是,20年來中共的經濟成功得太快,迷信中央集權才是國家興盛的原因,而大陸人長期妒忌香港的優越而埋下深深的自卑,今天見國力強大,便以為毋須靠香港的「兩制」,要想香港趨同,令「一國兩制」變成有名無實,碰到港人「港奸」近年的興起,賣港最力者不在北京而在港人之中,大勢看來是香港劫數難逃。

而香港的命運也在轉形之中,港獨思潮在2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迅速冒起。新世代是沒有BNO的,是不可以歸英或逃亡的,只能以命運自主甚而爭取獨立作為社會目標,這是當代社運界和政界最不理解的事。這也不重要,總有事件令各派合流。「雨傘革命」是一次各派不期而遇的事件,而且從未成為過去。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8-15 14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1th Aug 2017 | 時事看法律 | (7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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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學派興起影響競爭


讀經濟的人皆知道70年代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興起對美國的影響。70年代尾也迎來列根時代的保守經濟學觀點。這兩項改變影響了美國法院審理有關競爭法律案件時的態度。芝加哥學院的學者強烈批評聯邦貿易委員會及美國法院介入經濟活動的做法,並強調了合併及垂直價格訂價能提高效能的重要性。同時間,美國企業在國外競爭力下降,這些壓力影響了執法者及法院的態度。


在1967年裁定的「施文單車市場分配案」,是美國競爭法轉捩點的重要案例。此一案例美國法院還可以說是堅持了自由競爭的原則。打後的案例發展便大大不同了。【388 U.S. 365(1967)】


阿諾德-施文(Arnold, Schwinn)公司是領導市場的單車生產商,在1951年時佔全美國單車市場的22%,在1961年時比例下跌到12.8%。施文提出計劃,所有分銷商及零售商都要參加:計劃包括由施文公司直接用船運單車給零售商,並加信貸額給中間人的分銷商。施文分配不同地域給其批發分銷商,分銷商則受指示只賣單車給地域之內的指定特許零售商。


美國的地方法院不同意訂定價格(price fixing)的指控,認為施文的特許制度公道合理,但認為地域限制基本上違法。美國政府要求美國最高法院,就施文計劃所依賴的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作出裁定。


在當年一段時間內不少生產商曾依賴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對產品的分銷商施加一定的限制,而得到豁免。本案最高法院的裁定,是這類限制違反《謝爾曼法》第一條,是基本上違法(illegal per se),理由有三:


(一)施文計劃只增加了自己的利益,本身不能依賴合理原則去合理化違法行為。
(二)當分銷商已購買單車後,一方面在地域上限制分銷商的業務範圍,另一方面要求分銷商把單車只賣給特許的零售商,是不合邏輯及不一致的安排(illogical and inconsistent),法庭下令分銷商對已購買的單車,有權自由出售給任何人。
(三)企業並不能因為有其他商人在競爭生意,而讓特許計劃的存在變成合理,若施文保留貨品的物權(ownership),而分銷商只是代理人或推銷員的角色時,施文的特許經營計劃,則不算不合理地妨礙了交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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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8th Aug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13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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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梁國雄 ,梁振英最開心  

「放生」不是法律用語,只是「政治小學雞」的慣用語,作用是要方便作政治定性之用。由於律政司剛已決定就「梁國雄案」上周的裁決不提上訴,即是馬上符合林鄭的大和解方向,此時再定性為「放生」會比較嚴謹,也更能得到公眾對「放生說」的認同。

法庭程序不是打仗

法律政治化之後,對法治多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形容,這自然有礙市民對法治的正確理解,在政治掛帥的氣氛之下,這倒是無法避免的現況,弄到筆者每周幾乎都要為政客、市民和低質素律師補補法律常識,今次也不能例外。

例如上周一「梁國雄案」有判決之日,亦有市民入稟DQ兩位議員資格的案件,因為存入法庭的支票無效而擱置程序;泛民一眾小學雞自然高興,但形容一天打了兩場司法勝仗則莫名其妙。

司法公義(Justice)不涉及任何勝敗,亦不涉及民主自由人權的道理。這字源於古希臘文,從亞理斯多德給予的定義起,一直至今都只是指公平公正(fairness),能達到這一原則便算公義得到保持。自然法學派為公義這個字眼加了很多價值,但從來只是一家之論,未有普世法學家的認同,而法庭程序更不是在打仗。

當然,官司判決有利自己集團的利益便是公義所在,反之便是司法死亡,那是泛民長期帶給市民的錯覺;這裏也非是法理上的爭論,只是提醒大家法治的基本只是人人一樣,遊戲平等或是一律不平等,最怕是為政治所累,變得一時一樣。

「梁國雄案」的結果他當然開心,另一開心的人是梁振英。因為據此案李運騰法官的看法是,公職人員有利益衝突時不申報不一定構成行為不檢,控方要證明超逾合理懷疑被告存心不申報,例如梁振英可以說,他以為那筆補償金額只是交給老婆作家用,並無個人得益便會沒事,控方有責任在這情況下證明他講大話,甚至連老婆不用出庭作證有這回事也絕無問題,因為那是控方的責任去證明。

梁振英也許會很開心,但自2003年「程介南案」開始以來,數十名因公職行為不檢而入罪的被告便難以接受有司法公義這回事,他們都各有故事,申辯無心犯錯,但法官都不信,而梁國雄的故事法官卻輕易相信了。

大家知道,公職人員行為不檢的出現是要補救貪污法律的困境,困境在於被告只有眼前見到的不當行為,控方無法證明被告有犯罪的意圖,還要高於合理懷疑的檢控標準。

在不同的判詞中,法官承認公職人員行為不檢的定義是故意地寬的。法律只要求控方證明收取利益事實的存在,便足以定罪,那是針對公務員的情況;但貪污的意圖難以證明下,行為不檢同樣可以構成刑責,控方只須證明收取利益的存在而無合理解釋,便已足夠;合理解釋不同隨便虛構出來的解釋,它必須合理,而提出合理解釋的責任是在辯方,不在控方。

李運騰法官的法理邏輯顯然與兩宗新近的公職人員行為不檢案不一致,分別是「曾蔭權案」與終審的「許仕仁案」。

兩案中,辯方的申辯皆不否認收取利益事實的存在,這與「梁國雄案」的情況一致;兩案的申辯皆是收取金錢或是其他利益時,被告並無犯罪的意圖,而控方也無法清楚證明意圖的存在;而所謂證明已經超過合理疑點只是一個推論的過程。

「曾蔭權案」正在上訴,本文不應以此案為例子,因為此案的判決在制度上必然受到「許仕仁案」的制約。大家對申報利益的違法理解,也應以終審庭的判詞為準,但「曾蔭權案」有一點沒有爭議的原則被肯定,那是申報利益是申報者自己的責任,不申報其他人無以得知特首在進行公正的討論。

「黃金枷鎖」的效果

在「許仕仁案」中,控方同樣始終未能證明許仕仁有犯罪行為,能清楚證明的,只是他收取了新鴻基的金錢利益,法庭便可推論他已無法獨立恰當地履行公職。

判詞引用其他上訴案的判詞,指並不須要證明串謀者有清楚指明的失當行為以取得金錢(an additional, identifiable specific act of misconduct in return for his money),公職人員對付錢者有利的傾向(favourable disposition),就已經是嚴重的失當行為(見第13段,FCCA 12-15/2016)。

這就是所謂「黃金枷鎖」的情況,所謂損害公眾,便是公職人員收錢後無法以無懼精神作出真誠的公眾服務。這是公職者自己的責任。

在引用另一案時,強調公職者不單是要公正,亦要保證無利益衝突,要令自己的行為不引起公眾批評,以及失去他履行公職的信任(見第25段),法律會要求公職人員履行公職時極為小心,不能有秘密收錢的事情(secret payment,見第27段),秘密收錢以有利的傾向作為回報(替付錢者說好話)是濫用並毀壞公眾對公職的信心和信任(見第36段)。

法庭強調付錢一方的辯解完全忽略貪污所存在的隱伏的、心照不宣的本質(The insidious and tacit nature of corruption)。這不單是私人金錢的交付和利益,正如陪審團所確認的,是對公職的行賄(第72段)。

這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李運騰法官的裁定不單未能令公眾釋疑,更不能解釋公眾指控港府只起訴梁國雄而不起訴付錢者黎智英的不合理性。

筆者原以為梁定罪之後可以作為控方證人,再起訴黎智英行賄,現在一併解決了兩個人的問題,但解決不了公眾的質疑,也解決不了認真研究同類案件者對法治可以隨便為大和解的政治需要而暫放一旁的疑惑。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8-08 14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8th Aug 2017 | 香港短打 | (3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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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之後無教協,教協 is dead】
吾覺吾覺,大家想下教協有多久沒有就任何教育或重大社會議題發動過示威?我記得係羅范椒芬時代,十年都怕有囉,總之當日以為司徒華死後,教協不再一言堂,執委年輕化,更好學歷更專業,教協會有新氣象,但看來是更差。國教係黃之鋒等小朋友的傑作,老師跟尾檢便宜。屌 .... 教協呢十年除左爭鐵飯碗時肉緊之外,選議員時熱鬧之外,做過D乜??
老師們知吾知發生緊乜事?范婦人精過乜,無寶不落,她若非預知北京想做乜吾會發牙痕講呢D。死到臨頭你地只知嗌小學雞交,係 FB 打下飛機吹下水當好關心社會。我已經寫左兩篇預告,有幾多個食教育飯的人有認真睇下去年尾神秘通過左的新版 〈教育專業守則及義務指引〉不用多久全港教師有責任按基本法教育學生愛國同反港獨。不遵從視為專業失德可被依法釘牌,大把大陸教師樂意來港代替你們,你以為DQ只係政客之事?做老師咁尊貴可以獨善其身?


岸仔 | 4th Aug 2017 | 時事看法律 | (7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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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哲法漫談】被DQ議員按服務計酬

立法會之內律師是不少的,皆是有牌當了相當年資的律師,但講到要解決法律問題之時,一時間不是個個成了法盲,就是有立場的專家,或忽然不再是律師不再講法律,而是政治立場先行。立法會主席去信行管會成員,諮詢是否須外聘資深大律師取得意見,以決定追討被DQ議員薪津開支是否恰當,這完全是浪費公帑的行為,律師議員既不願用腦,也不願負責。

這是讀過法律一年級合約法的學生皆可以解答的法律原則。議員的合約(4年計)尚未完成,並非議員違約,而是法律上失去資格不能再當議員。法庭判他們失去資格,但沒有判決過去一年議員所有有份通過的法例皆失效,要重新立法,這代表過去一年的工作這些議員合法合理地完成了,是有效的工作。

在這情況下,法律學生也可以立刻說出的相關法律原則,叫按服務計酬(Quantum Meruit),是一句拉丁文,可見原則之源遠流長,是金科玉律,還有甚麼需要法律意見的?當然在這原則下還有錢多錢少的計數問題,這只是技術小事,一名會計員加名仲裁員(arbitrator)就能提供完善服務,何需要請資深大律師去解答法律一年級的問題?

再解釋一下這原則,是應得的合理金額,以補救合約不能完成但部份完成的情況(So much as deserved)。在四議員的情況,法律上被DQ他們自己負上主要責任,若有預支的金錢尚未用去,或用以購買了物資,則物資與金錢理應回歸給立法會,那只是常理所在,依幾項簡單原則處理,有爭議的金錢數額有限,由專業仲裁員處理便可,咁多律師自己心平氣和討論下不能嗎?何必再浪費納稅人的錢?

這裏也順便討論一下姚松炎議員的說法,他說若立法會追討他薪酬,他或會按合約法向立法會追一年顧問費。他的說法是完全不通的,顯然民主派的律師也沒有給他甚麼意見。他的顧問身價每小時2000元,我不懷疑,我也收過這個價,但前提是要有有關的合約。要構成合約,先有一方的邀約(offer),然後另一方按邀約的內容承約(acceptance)。立法會從無向我邀約,我提供任何寶貴意見都只是單方面的義務行動,沒有合約關係,姚議員又從何追討顧問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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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st Aug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3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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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帶來香港的「末日列車」  

高鐵方案終於出台,所謂魔鬼在細節,大家也要知道真正的魔鬼在哪兒。所謂「一國兩制」已死,其實是一句講得太多、多至濫用的說話,最黑色幽默之處是如何死法,大多數港人包括「港奸」並不自知,就算知道也不願信、不敢信。上周本文下半段介紹軍事知識,網上反應很強烈,主流還是沒人理會;一般人的思維是只願接受已知或一知半解的論說,若有此心態,只看本文上半段便已足夠。

神鬼不知 進出香港

大多的批評只集中於租地連司法主權也租出的不通之處。這當然是說不過去的,尤其是有「一國兩制」並且行之有效20年,所以筆者也不會只用違法霸道看中共處理高鐵事件的爭議。中共官方媒體出奇地無聲無息,沒有高調教訓港人「一國」的「偉大必要」,以及高鐵是國家恩惠之類,這些話由港人「港奸」出面說便已足夠,中共只保證使命必達,便不會節外生枝,使命是香港要讓「末日列車」自由進出香港,要神不知鬼不覺地出入。

事實上,之前不少人提出其他方案,包括派兩地邊檢人員在列車運行那半小時內,在車上完成出入境檢查。這是技術可行,但並非終極目標所在,這目標早已鐵定,今天也不可能改變,這是所以中共的主權不單在車站的一兩個樓層,而在車廂之內,車內所有地方皆在中共官方慣常操控之中,不可能中港共管,因為內裏另有文章。

租地連主權也租用並非沒有國際慣例,領事館便是其一,所以陳文敏的推論是錯的。中共從來認為香港是中國主權之內的地方,回歸前不設領事館,回歸後的中聯辦也非領事館,只是辦公地方,連解放軍的營地也行香港法律(另加《駐軍法》),充分尊重香港的司法主權和「一國兩制」。

香港有自己地方的主權,本欄早已詳細介紹;這主權是不折不扣的國家主權,包括發行貨幣、司法獨立,以至終審之權。這樣的主權比美國的一個州更高級別,而中共也算盡力遵守,雖然沒有完全尊重,這也是公道的評價,但為何今次例外?

在中共的思維中,例外是合理的,一如上周談及大帽山上X波段軍用雷達的安裝,是涉及國防,所以不需港人同意,而且不用通知,港人連知情權也不具備,《基本法》沒有寫明國防與外交均要得到港人同意。

香港與中國的法制不同,香港一直以來是以國際法和國際法習慣處理。這不關乎「一國」主權的理念,因為「一國」之內有不同法制、不同主權歸屬是正常之事,如英國與蘇格蘭、美國的州與州,法律不同而有衝突時,便依國際法原則處理。香港一樣,沒有引渡安排也不能跨境執法,最少中共死口不認而我們可以大力指控;違反國際司法不同區的處理方法是違反國際法,也就等同違反「一國兩制」的承諾,以及所有既定安排。

核彈列車 無法監察

依國際法,海上的主權安排是據1982年的《海洋法公約》。中國船隻以國旗為主權所在(Flag Carrier),但進入本港水域則香港的法律自然引用,一如掛其他國旗的船隻到港一樣,民事刑事皆有管轄權。

空中主權自1910年有氣球與後來發展為飛船橫跨兩國時便已出現,基本原則是有土地的主權便有領空的主權,飛行器上的主權依旗載原則處理,與輪船相似,詳情寫於1919年的《巴黎公約》與後來1964年的《東京公約》。當中有五大原則,在一國空間發生的犯罪,適用該國的法律,稱為屬地原則;飛機登記國的法律在機上適用,為登記國原則,特別當飛機在國際空域時,混合原則是當飛機在一國領空通過,航機內的犯罪危害到該國的安全或公共秩序時,該國法律與飛機上國籍的法律一併執行;飛機離起飛國較近時,依起飛國的法律原則,反之依降落地國的法律原則。

筆者絕對肯定的是,並無國際法處理車上的司法原則,車上並無旗載國籍這回事,就連一眾「港奸」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中國與14個國家的國境接壤,從未有車輛過境後,車上還當是中國領土有主權這回事。高鐵將行走全球,肯定任何車廂到別國之後不可如香港高鐵車廂一樣保留主權。香港政府是否在創制國際法的先例「咁厲害」?

當然不是,港官沒有這個創意,一切皆是中央定了照讀及設法硬銷給香港人的;中共並非不理性,反之是過分理性地以車廂內涉及國防,所以是中央權力所在,並不需港人同意。

篇幅所限,大家請上網打「末日列車」4字便有答案。簡而言之,是車廂內可能裝有射程14000公里的洲際導彈,是核導彈,承載的是大名鼎鼎的東風41導彈。這類導彈早可安裝車上,只是裝在車上時速只有40里,還是可以遭戰機獵殺;高鐵有350里時速,比直升機更快,而全國有高鐵2萬里,普通鐵路12萬里,十分適合把核彈裝在車上,就算美國出動全部衞星也無法有效監控,形成絕對無法防避的核阻嚇力。

「末日列車」構想並不新鮮,前蘇聯七十年代已把SS-24「手術刀」彈道導彈裝在火車上,這是從不公開承認的秘密,中共當然也不會承認,但中國的軍事迷與軍事刊物早已談個不亦樂乎,陸人不覺危險,反而稱讚國家軍事構想的偉大。大家是否覺得中國高鐵的式樣是一樣的?這是故意方便隱藏軍備,令衞星無法得知。香港人要免於核恐懼有何方法?獨立吧!筆者也不想篇篇文章叫獨立的,無法啊!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8-01  13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8th Jul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1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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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載航空航海但絕無國載高鐵

國際法上航空器與船隻之上所掛的國旗,被視為載旗國的領土主權的延伸。但這一延伸不會引用到車輛火車,自然也不能引申到高鐵之上,國際法上絕無先例可援引,筆者驚聞有法律界精英為中共破壞一國兩制,將主權領域殖入西九高鐵總站,作出曲學阿世的媚共言論,說有關安排符合國際習慣。筆者必須嚴正譴責這是賣港賊的港奸行為!

國載又稱旗載(Flag Carrier),因國旗代表了國家的主權,於是哪一國旗飛機或船隻之上的地方視為該國的領土,一般而言該國的法律,特別是刑法可以適用。但機或船所行經的領空或領海之時,是進入了主權國的範圍,該主權國的法律便同樣適用於該名乘客了。例如,一名香港婦人搭乘法國國家航空公司的客機飛到美國之時誕下嬰兒,假設三地皆承認多重國籍,又承認血緣關係及出生地原則,這嬰兒便具備了三國的國籍。

對於領空,自1919年的〈巴黎航空公約〉開始,就承認了國家對於領空有完全排他的主權。1944年的〈芝加哥公約〉重申了這一原則。最詳細的公約時1963年的〈東京公約〉,這公約下有多項法律適用的原則,在一國空間發生的罪行,由該國的法院適用本國法律。也有混合原則,是兩國的法律一併執行。兩國的法律不清楚時,可引用起飛國的法律原則,或降落地國的法律原則,總之不會無法無天。

船航有更久遠的歷史及國際法習慣,現總結載1982年〈海洋法公約〉,沿海國或港口國根據主權與屬地管轄原則,對於外國商用船舶在港口內所發生的民刑事案件,原則享有管轄權,只是對公務船及軍艦則享有司法豁免,非經艦長請求或船旗國有關當局同意,原則上不登臨檢查。

車輛或火車,進入別國領域當然不會保留自己的主權,也完全沒有公約或國際習慣法。只有一知半解的律師,心存討好政權媚共上腦才會胡言中共要在西九高鐵車站及列車之上行使主權是符合國際習慣。明明是嚴重破壞了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原則,中共及港奸只知關起門來自我感覺良好,非常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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