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浪網 MySinaBlog
岸仔 | 16th Mar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0 Reads)

 Picture

影響陪審團 是藐視法庭

任何影響陪審團公正性的行為,都應該可以構成藐視法庭之罪,這倒是一般人常識之中的事。但如何處理,寬緊如何,各個法官可以完全不同,而就是同一法官,也可以有異。請公關公司工作企圖影響陪審團的獨立性,是否藐視法庭,曾蔭權案是個活生生的例子,由於未見清楚的先例,只能在法理上推論之。

看新聞大家知道法官陳慶偉作了嚴厲的批評,但沒有表示會轉交警方跟進追究,相信會不了了之,沒有下文,但這是否代表以後其他人可以有樣學樣,對公關行業是個好消息,熟識法律的筆者也許可以找尋公關拍檔弄點商機。這只是說笑,我的意見是千萬不要傚法,因為刑責的機會都絕對不低的。

大家不妨翻看本欄去年11月10日「蔭權案的司法政治」一文,筆者已經評論質疑指出在曾蔭權案的審理過程中,泛民要員或到庭,或公開表達意見,還有新聞報道,都將曾蔭權包裝為被司法迫害者。名嘴非家屬但到庭被安排坐前排與家屬一起,是公關安排,這些宣傳都會影響到由普通人組成陪審團的觀感,是有問題的。大家應留意到,筆者的意見都在陳慶偉的判詞中被引用了,而且用詞更為嚴厲直接。

法庭本質上是應該公開讓人旁聽,這是文明司法制度的普遍情況,更改不得,家屬旁聽更是人權加上人道的權利,也質疑不得,但這與利用家屬旁聽坐於前排的方便,經公關精心安排,企圖藉此影響陪審團的獨立性,則完全是兩碼的事。如何分開,是否有隙可走,才是問題。

看似難分,實則容易,是一個錢字問題。

爭取陪審團好感,應是被告的權利,被告真正的朋友要到庭關心探視朋友,也應是權利,但若涉及金錢或是利益交換或是延後利益的情況呢?那就是非同小可,要認真面對,單是有錢的被告可以有更好的安排,就已經是不公正,若有心針對法官或陪審團,有影響他們的企圖,就應該視之為藐視法庭之罪。

陳慶偉的敗筆,是他沒有查清楚事實之前就作批評:例如名嘴有否收錢?公關有否以利益關係迫名人到庭?有沒有公關合約,內容如何?這些實況,陳慶偉本應叫警方先查清楚,也讓公眾可以得知,方能作出指控。◇Picture


岸仔 | 13th Mar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4 Reads)

 Picture

陳慶偉暗批彭寶琴不當   

陪審團式審案在香港本來不多,一周內出現兩次陪審團審案過程出現不當地影響陪審團事件;事件的嚴重性直接影響一件案能否入罪、應否入罪,那是法治上的大問題。

法官不會批評同行


高院兩名法官的態度各異,陳慶偉審曾蔭權案已經完結,他說如果早知有人曾干擾陪審團,一定會解散重審(事實上,他曾解除一名陪審員職務,非常認真)。

法官當然不會公開批評另一位法官,但私下會品評其他法官審案時的表現,相信耳語甚多。借談論自己的案件,以突顯其他法官的不當,中國人稱之為指桑罵槐,這就要看聽者的水平如何了。

可惜的是,對法治最多意見的泛民律師,只是立場不客觀地看問題,於是一面倒還擊陳慶偉的批評為首要任務,發揮一貫「認定自己友才應有公義」的精神,只是新聞在同一天出現,連普通網友也議論紛紛之時,泛民律師仍視而不見,更顯「民主惡勢力」的特性。

再有疑似來自大陸的男子聽旺角騷亂案而向陪審團拍照。筆者做夢也想不到要連續3個星期評論同案兩度出現的干擾陪審團事件,恐怕本文還不是最後一篇。

一般人看來不可思議的嚴重事件,彭寶琴法官先是禁止報道,繼而在警方查不到拍照紀錄的情況下,只是再次告訴陪審員毋須擔心,而非諮詢陪審團意見。據報今次是陪審團有人留意到公眾席疑似有人拍照,顯示陪審團已經神經緊張,十分擔心。

彭官執意希望保留這個團的心意十分堅定,連辯方律師也指這已是第二次疑似偷拍陪審團而令其感到擔憂,若法庭考慮解散陪審團,應盡早決定,彭官卻不為所動。

這實在令人憤怒,司法公義不是由一個法官包攬,是人人在事實和道理的基礎上,有權質疑和批評的。彭寶琴的公正性已經備受質疑,司法部最好派人上網瀏覽一下,筆者最少已經見到兩個網媒以圖像列出對比:一位王婆婆在陪審團看不到的庭外戴上有字的圍巾,彭寶琴即時判她藐視法庭罪成,申辯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大陸人兩度入侵法庭拍照,對陪審團造成實質威嚇,彭官只是一句毋須擔心,公眾實在難以信服。

伸張公義是人人有責的公民責任,彭寶琴是否想見到示威請願或簽名運動,才肯撥亂反正?陳慶偉的取態完全不同,他認為法庭不應容許被告親友向陪審團作出任何影響,以免影響法庭的司法程序和公義,如法庭早知這個情況,或會解散陪審團。

自己人永遠是對的

可以推論,若法庭給神秘大陸客兩度入侵拍照,陳官斷不會先是禁止報道,再代陪審團確認毋須擔心,他最少會詢問並尊重陪審團的意願吧?

彭寶琴的不當,會否成為被告定罪之後的上訴理由,這是法治的嚴肅問題。一般而言,過度干擾陪審團工作,肯定是有效的上訴理由。

陳慶偉判決曾蔭權在案件調查過程中不合作,浪費廉署和律政署的人力物力,應付500萬元訟費,並列出詳盡理由;是否合理合法,曾的一方當然可以就訟費上訴,但民主派的惡勢力這次對法治不再尊重,群起引導輿論攻擊陳慶偉的判詞,便充分反映正義朋友只關心自己友公義的習性,哪怕自己友是個貪腐官員或是議員,總之自己人永遠是對的吧?

筆者先冷靜地與勇字當頭、卒先發難的張達明教授商榷一下,教授用上「離譜」一詞形容法官,前所未有;近來甚至同日出現的法官不當行為,他也沒有怒斥為離譜。

什麼離譜呢?不是指控曾蔭權聘請公關一事,而是指陳官沒有在審訊中向辯方查明便加以指控。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陳官已說明當時被蒙在鼓裏,事後才知,否則早就DQ陪審團重審。陳官是在為判給控方500萬訟費解釋原因,該評論的應是解釋合理與否,不給解釋才是離譜吧?

黃仁龍反駁是「自發,沒有公關安排」,這被重點報道。但可有留意一眾名人包括陶傑、曾俊華、曾蔭權的回應,皆完全沒有反駁公關安排之說,這正好證明陳官的批評真有其事,何離譜之有!

以公關影響陪審團,其本質是妨礙司法的公正運作,是藐視法庭,是可以構成刑事罪的行為;最少在常人的常識之中,這是不公道不道德不君子的行為,這事本身就不離譜嗎?不值得認真討論嗎?張達明教授,難道你對法治的理解是這碼子的一回事嗎?

同日另一法庭,一位婆婆因為戴上寫有「光復香港」字句的頸巾,在法庭之外經直播聽審,不可能影響陪審團,但被判藐視法庭罪成,對比何其強烈!哪一位法官更離譜,更應受批評,不是很簡單嗎?教授只是關心有權勢者的公義嗎?

筆者看到的更多。曾蔭權有一條公職人員行為不檢罪已經成立,正在等候4月底的上訴聆訊。這一條罪在法理上的定義,本欄曾作介紹,由國際法官梅思賢在2003年終審庭的一件案例中所確立的,當中要點包括有關的行為不瑣碎,瑣碎與否,是官員的職位高低相關,這是說愈高級的官員法律反而愈包容。這是曾案上訴的要點所在。

泛民開足輿論機器去為曾蔭權「漂白」,為的不是已經被陪審團放生的貪污罪,而是將來臨的上訴,司法遊戲的本質,有利有權勢的人是現實,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踢爆和監察,不是加入其中作幫手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3-13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9th Mar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1 Reads)

 Picture

〈僱傭條例〉 不保障葉蔚琳

爭取勞工權益,必須要靠團結的力量,千萬不要靠勞工法律,更不要跌入資方同偏幫資方的政府那類應該「依法辦事」的論調。葉蔚琳發起的九巴工潮,是以行動始,以力量終。執筆時尚未知終結結果如何,但若然有人將問題推給法律及法庭作裁決,是出賣工運的工賊無異。

本欄源於經濟法律,早年介紹僱傭案例甚多,也許讀者還會記得一重要法律原則,那是指普通法承認了解僱員工是合約自由的權利,所有法例保障的只是補償問題,僱主肯賠就是了。強如英國,有香港所沒有的所謂不公平解僱法例,僱主肯加碼支付所有計算得到的金錢(大約有幾年人工之多),解僱員工就是一項民事法律下的權利。

當然法例還要求資方有程序公義,例如申訴及上訴的權利等等,九巴解僱葉蔚琳的理由當然是工作不符公司的要求,但就算理由勉強無理及不足,她在法律上應有的權益是更多的賠償,資方肯畀錢法庭不會頒下復職令。

香港連這些也沒有,九巴肯多賠幾個月法庭是無甚麼可以介入的。這一現實緣於法治的不公平本質,是所有搞社會運動的人必須清楚並能清楚解釋給公眾知道,而不應在工運失敗之後進行漫長而無結果的官司行動以淡化公眾的關注。

有說葉蔚琳正在組織工會,打擊工會活動違反法例及人權公約,基本法等。(更嚴重是違反中國憲法以工人當家的精神,只是愛國者往往最樂意出賣工友。)

九巴有人事部門,法例專家不比工會少的。〈僱傭條例〉第21條保障參加工會活動的權利只限已經登記的職工會會員或職員。葉的工會未有組成,馬上組成也無大用,加入現有工會也不管用,因為現階段葉非任何工會的成員,解僱信既然已發出,即行動已開始,加入或自組工會都是遲了的行動。很明顯,九巴發回工作證只是因為上訴程序正在因為葉的提出而在進行,這是延遲而不是勝利。這一點九巴的公關再三強調,葉蔚琳自己可能有錯覺,有工運經驗的人不應表現天真。

筆者以為,過了3月11日及中共的兩會會期,九巴與特區政府的嘴面可以完全不同。羅致光早表態說政府不介入,那是政府一貫立場,工運是靠團結的抗爭,不是資本家及其幫兇的善心!◇

Picture


岸仔 | 6th Mar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1 Reads)

Picture
【爭自主應放棄議會崇拜】  

筆者數周前寫了篇文章,呼籲港人要放棄三大崇拜,這段日子以來的熱門話題,皆集中於司法崇拜。話題未完,特別是上周狠批高院法官彭寶琴有配合控方而令梁天琦更易入罪之嫌,以及並無充分保護陪審團的利益,極不適當。

三權合作的結果

本周面臨3.11補選,提醒港人投票之餘,一併反省自己多年來盲目崇拜議會的功能,予政客和中共充分利用這種迷信,禍害甚深。但這裏還應先花點篇幅提醒港人彭寶琴的司法謬誤。謬誤可以原諒,筆者更憂心的是,這並非無心的謬誤,而是三權合作的結果!

據《陪審員條例》第25條所示,法庭可於審訊過程期間、陪審團作出裁決之前,隨時以指定理由,解除任何陪審員的職責,包括有利維護公正、為了個別陪審員的利益。彭寶琴曾否向陪審員充分解釋他們的權利?筆者的評估與網上看到的意見一樣:彭官為了陪審團的利益和公義的考慮,應立刻把這個於80天預審期中只是工作數天的陪審團解散,這是耗費公帑最少、最符合所有人利益,彰彰明甚。

據新聞報道所知,彭官沒有清楚解釋,而且還淡化問題,執意保留這個陪審團。用意何在?道理何在?且不說筆者的陰謀論,陪審員的背景早已審查(Jury Vetting),隨意更換,可以降低梁天琦入罪的機會。單為保護陪審團成員的利益,彭官根本沒有選擇不解散的餘地。

彭寶琴的誤導,是她3月1日只提醒陪審團遇上任何「不尋常」事件,應通知法庭,但切記不要與其他陪審員傾談事件。為什麼不應傾談?

因為在其他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法庭以個別陪審員的私人理由而免去其責,這個有9人的陪審團就算少去兩人,還可完成審訊工作,彭官盡力要保留這個陪審團的心意很明顯,動機卻難解得很。公眾已經不可能對梁天琦的公正審理有信心。有了桂民海、李波及其他失蹤3人的經歷,個別陪審員並無秘密通知法庭抽身而退的自由,只有順從專政者意願一途。

換轉我當上陪審員而面對這種「不尋常」的情況,我會想起代表司法公義的泛民律師並無出聲指出問題,法官和政府也不可靠,個人不想當英雄,還可怎樣?投下有罪一票,忘記事件,簡單很多吧!

還說3.11的補選投票,要投的請去投,不想投認為再投票選泛民議員補上位置了無意義的朋友們,大家終於對政治理解的能力「升呢」了。泛民長年推崇香港立法會在政治上的作用,什麼「寸土必爭」、「關鍵一票」、失去他們的議會位置香港人便大難臨頭等等,盡皆虛妄,只是為了個人利益考慮。

自從梁國雄一案之後,秘密收取捐贈可說是大開方便之門,革命家更大言炎炎,指法庭已還他清白,大家下次補選若不投他一票,便是出賣民主、是意氣用事,也就對不起時代了。

當然,港人的三大崇拜由來已久,投泛民較為安心也無不對,不投票甚至投向建制,豈非連少少對野蠻DQ民選議員的抗議效果也失去?這都對。筆者3.11也會投票,雖然下次補選便要看看泛民會否逼我投一個貪腐政客了。

補選背後政治操弄

投不投、選擇投給誰,不單是民主的真義,也對包攬民主的集團說不的最佳武器。只待港人覺醒到了這一水平,真正明白政治的操作是如何一回事,不再盲目崇拜議會,輕信誇誇其談的政棍集團,港人前途才有望,努力和犧牲才有價值。

政客的出現和存在,是民主制度的必要之惡。筆者並非叫大家不如相信獨裁或開明專制,而是要當個不惑的人,不要加入盲目崇拜者的行列。特別是新世代的年輕人,今天資訊發達,言論還是百家爭鳴,你們若是還不能了解奸邪政客的手段,不是政客高明,只是你們不及格,不及格的人參與政治,無論參選或只是發表意見,都是誤己誤人的罪人。

就以今次補選為例,若然還未能看出背後的政治操弄,看不出資深政客只是把年輕一代當棋子擺弄,全無道義精神,看完本文提供的事實,回想一下數月來泛民大佬的言行,應知政治險惡之所在。

筆者並非叫你們效法前輩一樣欺世盜名,遇難先走,退出政治,而是希望你們能更精明、更有智慧地面對未來的政途,畢竟未來是靠你們的了。

筆者直說吧,今天誰人被DQ、誰人可以過關,1月29日之前筆者不知、香港眾志的小朋友不肯定、泛民較後一代的人如朱凱廸和人民力量等不知,但所謂溫和民主派跟中共有溝通途徑的人則是早知,亦早有安排。筆者相信,民主黨和公民黨知情,民協馮檢基也知情,他忽然偉大地以大局為重是老狐狸露出了尾巴。

22年前,民協有4位立法局議員、多名市政局議員和數十名區議員,馮檢基面對8位兩級議員的退黨抗議也不顧,堅持參加臨立會。今天民協一無所有,他會為了泛民的團結而放棄當Plan B以爭取最後的參政機會嗎?現實是,他與姚松炎皆早知泛民如肯低調時,中共肯放姚松炎一馬,而只會DQ周庭!

區諾軒出身民主黨,亦從來忠於黨,他亦不如從前的陶君行或范國威等有個人性格,他去年還靠民主黨的關係出任民陣召集人,民主黨有恩於他而全無虧欠,何以他會莫名其妙地於去年9月退出民主黨?一切都是預作安排,他是中共可以接受的民主派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3-06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nd Mar 2018 | 時事看法律 | (94 Reads)

 Picture

【經哲法漫談】梁天琦是行為罪定結果罪?

旺角騷亂案涉案者很多已經審結,有暴動罪、非法集結罪及襲警罪等等。每一個涉案的人面對的情況不一,但政治上政府希望打擊首要份子以收打擊殺一儆百之效,目的是彰彰明甚的。所以這不是法治,是政治。無論大家政治立場如何,支持港獨與否,接受抗爭者的所謂武力行為否,只應以客觀的法律觀點去審視梁天琦的審訊,黃台仰及李東昇等的政治避難。

本欄從來是講法治為主,如果大家的思維還是以政治上的愛惡為先導,我還是會耐心地希望大家在事例經驗之中改變這一思想方法。講法治我們只應針對法律上某人是否犯了法,而非「該死」與否。梁天琦的行為具爭議性,但他被控暴動罪本身是不應有爭議性,因為暴動罪是一條結果罪(result crime),而不是行為罪(conduct crime)。分別是個人的行為要有意圖(means rea)達到暴動的結果(riot act),方為有罪。本文正是為大家講解這兩個概念的重要性。

梁天琦另有兩罪,襲警罪他已經承認,這也是一條結果罪,有意圖並已有行為,證據清楚,所以他認了,也就不用討論。

之前多件暴動罪的行為,暴力程度應是高於襲警,多是發生於警員開槍之後民眾受到刺激的結果,而梁天琦是在開槍及掟石之前就被捕,他的行為與後來發生的暴力並無因果關係,最少表面上是彰彰明甚的!(黃台仰等更早自動離開現場,情況更明顯)

當然,如果黃台仰及梁天琦等事前有計劃有預謀安排了正常暴動事件,則二人就算不在場亦犯法,但筆者細心留意本案開審這首幾天,控方只能推論指控二人安排暴動,並無清楚證據(到目前為止)顯示二人對後來發生的暴動是知情並預早策劃。

二人及本民前的確有準備了盾牌等物,但那是防衛性物品,亦常見於之前出現的示威活動,若視之為暴動工具,那市民用雨傘等物又算暴動了嗎?

天琦案的不公平之處是故意將2人的行為與其他暴力程度較高的被告同案審理,在其他人入罪機會較高的情況下希望將2人同樣入罪,並當成是首要者判以重罪。這樣的操作司法十分卑鄙,亦難言法治!◇

Picture


岸仔 | 2nd Mar 2018 | 香港短打 | (109 Reads)

 Picture

【習帝夢:強軍夢,打台灣 = ... 炸香港】

睇見一班港奸同臭學者為「習稱帝」找尋合理理由,不知道習稱帝的 military implication 對香港危害幾大,死左唔知乜事。我今次迫住做埋軍事評論員。

習帝有三大夢想,想在歷史上與毛鄧齊名,甚而過之:

1。經濟夢。一帶一路帶領中國成經濟第一大國。由於中國有14億人口作為產力來源,這是大有可能之事。
2。強國夢。經濟支持下軍事亦將會成為一等強國。事實上計劃中有十隻航母,已經有第5代戰機,發展第6代戰機,登月,在南海造陸大建軍事基地設施。軍事上已經超英,正在趕美。
3。武統夢。事實上2011年的中共國防白皮書己經有2020年武统台灣的計劃,不一定這年,但亦在不遠之後终須一戰。

台灣除依賴美日協防之外,近年大力自行研發各類飛彈,不單是防守,而且一樣以攻為守,以戰止戰。

須知中國過半數GDP來自沿海各商業城市,全部都已經在台灣飛彈攻擊範圍之內。台彎各類飛彈有三萬枚,飛彈基地數目比日本更多。(國土面積只係日本六分之一)台北是全球除以色列外最密集防空飛彈的地方,台灣是被稱為是插滿飛彈的不沉航母。

台灣是美俄中以外己經研制並能量產巡弋飛彈的國家。(雄二E型,暫時列為機密不公開) 這是說全中國任何地區都在台灣國軍軍事力量報復性打擊之內,當然包括香港。2018年台灣的國防白皮書稱這戰略為「重層嚇阻」。

這是說,若中美在南海開戰,中台在台海開戰,在中間的香港解放軍軍事設施定會成為戰略打擊首要目標。現代戰爭法不許攻擊民居。但天馬艦及大帽山頂的X波段長程監控雷達,合法地受到飛彈所打撃。太近民居是中共的錯,港奸護中的錯,港人不知抗議的錯。

唯一開心的是中共有在大使館暗藏軍用通訊設備的習慣。希望一開戰美台先炸西環中聯辨,港人將會十分高興,支持盟軍。(1999科索沃戰爭期間美軍故意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的原因)

(本文歡迎轉載)


岸仔 | 27th Feb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2 Reads)

 Picture

彭寶琴的明顯謬誤   

相信人人聽過,並支持、同意一條法治的金科玉律原則,就是公義必須在被看見的情況下執行(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其原則如何運作,不同法官可有不同理解,可以寛緊有別。

處理庭內拍攝欠妥善

不過,若然同一位法官在同一宗案件的表現寛緊不一,那是明顯的謬誤(unsound),不單審理過程違反原則,而且法官的中立性亦可能在上訴時受質疑。筆者認為旺角騷亂案的法官彭寶琴處理這一原則時極為失當,該案的陪審團不單應解散重組,法官亦不宜再主審,這是為了維護公眾對已經汲汲可危的司法信心。

法庭之內不准拍攝、繪畫或素描,除了是尊重法庭,更是保護證人和陪審員的安全,以免陪審員身份外洩,陪審員因自身安全出了問題,根本已無法履行工作;是否有人犯法、藐視法庭,反而是次要的事。

法官彭寶琴叫陪審團毋須擔心,是嚴重的謬誤,既是誤導,也對陪審團絕不公平。彭寶琴告訴陪審團該大陸男子的行為屬無心之失,叫陪審團毋須擔心。

陪審團會否擔心,我們不得而知,但公眾有理由對彭寶琴的專業能力、常識水平,十分擔心。

首先,該男子已經離去,執達主任並無留下該名自稱來自大陸的旅客資料,警方能否有效跟進,找他問個清楚,完全沒有把握;該專業的執達主任處理事件輕率也是十分詭異,不合常理;常識告訴我們,該男子不可能是無心之失。

筆者以中國法律專家的身份告訴大家,大陸法庭同樣嚴禁拍攝,而大陸人敬畏法庭法官比香港人更甚。香港法庭之外有清楚告示,提醒公眾不能拍照,該名大陸旅客說無心之失與不識香港法律,明顯是在說謊。

這人也不似普通無知的遊客,因為常人最有興趣影的是法官,最少是戴了古董假髮的一眾大律師,而不是去拍外表與一般市民無異的陪審員;更因為大陸法庭並無相同的陪審制度,普通人知否這排人有何特別?

若要懷疑,這人應是負有任務在身的特殊工作人員。不單因為刪去的照片可以用科技還原,旁聽人士發現拍照者拍得的圖像已經透過微信傳給別人或是發報,這是說任務已達;換轉是筆者,一定會極為擔心,要申請退出陪審團。

程序不公開違反公義

同是彭官,一天前她處理控方的投訴時絕不寛鬆。事因有人在法庭聆訊完結後,在庭內以粗口罵警員;彭官並非呼籲公眾保持禮貌或請警員毋須擔心,而是警告會嚴肅處理,散庭後也不容叫囂;又指示庭警可即時拘留,又指示貼出通告,法庭外大樓其他地方也不准叫囂,否則馬上經簡易治罪程序治罪云云。

法官較為體諒控方,不知算不算是個公義問題。筆者上月23日在本欄〈港人三迷信法治為首〉一文中,已經批評本案法官一開審便應控方要求,頒下報道禁令,禁止傳媒於案件未抽選陪審員前,以任何形式發報有關法律程序。

程序不公開違反公義原則,令公眾無從監察。筆者的質疑是,控方是否利用公權力進行不光彩的審查陪審團(Jury Vetting)行為。那是指事前已調查所有當日被抽中的可能陪審團成員背景,以保證成員皆是保守親政府,否則反對其任命。

如果彭官立刻就DQ現在的旺角案陪審團,馬上在每星期慣常出現的陪審員的團聚(pool)之中,再選出9名新陪審員,政府自然不可能在事前對這個大團的成員先行作背景調查!

現階段,筆者無足夠資料判斷彭寶琴一如馬道立、已經站到高牆一邊,但不公開的法治、不一致的寛緊、不解散陪審團的不合理,不約而同,都是回應控方的要求!有網友在我的臉書留言,說彭寶琴是出身政府律師的「釘官」,筆者連忙上網查查,無法不為梁天琦等人的命運感到涼了一涼。

司法公義如同信仰

司法公義這回事,從來像信仰一樣,信不信由你,反正信的人多,便可以正常運作,也就會由專權的人善加利用。正如近期很多涉及人權政治的大案一樣,告不告、告什麼、如何告,當中大有學問,政府處於絕對有利位置。普通法保留了陪審團的制度,其出發點之一,就是對專業精英的法官也不能盡信,要靠普通人以普通常識作為最後的制衡。

法理上,本案最大的問題是,暴動罪與非法集結罪的界線不大清楚,量刑卻嚴重得多。

兩年以來,港府藉多件在地方法院審理的暴動罪案件,把定義先行放寬,把入罪者重判了,然後在高院起訴梁天琦和黃台仰兩名主角人物時,入罪便容易得多了。這不算是司法政治操作的結果,什麼才算?

普通人不懂兩項罪的分別。簡單來說,暴動罪涉及的暴力級數較高,筆者對本案的分析,兩年前到今天一樣,分水嶺在開槍的一刻及後來的掟石行動,之前的警民衝突模式是佔領前後與反水貨客的衝突中多次見過的,皆以非法集結及襲警論罪,而不是暴動罪!所以告兩人暴動罪,本身就已不公道。

亦所以,律政司想告入兩名「主角」人物,必須費盡心力,用盡方法,這本身絕對是政治,不是法治。大多數人愛和平,見到暴力片段的第一反應是反感,而不會同情抗爭者。筆者請大家回想一下,旺角騷亂過後,政府並無調查公布,也阻止立法會進行調查。大家當真了解事件的全部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2-27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3rd Feb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5 Reads)

 Picture

澳洲香港同用市場權勢概念

前時介紹了澳洲《競爭法例》的歷史,特別之處是應知道香港的《競爭法》雖然源自歐盟,但對於濫用市場優勢一方面則是追隨了澳洲取用了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力量的概念(substantial degree of market)。這概念與優勢(Dominance)分別在哪裏?簡而言之,其實是門檻更寬,一般認為需要達到市場40%的要求可以下降到很低的10%-20%,只要法庭在個別案件中認同這已經是有力量的市場權勢便可以了。

續說澳洲的立法經驗。在1962年政府的研究報告指出澳洲普遍有六項影響市場競爭的問題。(1)批發與零售之間有維持價格的協議。(2)多統一條件欠缺競爭的協議。(3)出售貿易對手只限少數公司。(4)排他性交易。(5)商會對不肯參加固定價格或其它反競爭行為的貿易者作壓迫。(6)有歧視性價格,歧視性回扣,及串謀投標等行為。

這些問題導致兩條《限制性貿易慣例法》(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在1965及1971年出現。新法例下唯一被立刻禁止的是合謀投標,其它行為可先受審視,一個貿易行為委員會被授權對投訴作出檢查,只在行為被認為違反公眾利益時才被禁止。委員會亦可與違法者先進行協商謀求解決方法避免訴訟,還可提交審裁處先作仲裁。(審裁處,違章通知,寬待協議,在香港的制度中有類似安排)

到了1973年澳洲工黨上台,決定重新立法,要交由議會而不是貿易委員會去決定何謂不合法的貿易行為。1974年的新例首次出現有關企業合併及消費者保護的條文。法例亦授權可以批准豁免一些違反競爭但對公眾利益有利的行為。由於新成立的執法機構稱會對所有豁免作臨時批准,法例通過就收到2萬個申請。工黨年多時間之後便下台,換上保守的自由黨,雖然自由黨不歡迎競爭法例,但沒有改動已經確立的法律基礎。

到了1992年澳洲政府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檢視澳洲的反競爭政策及法例,出版了報告,建議全澳洲採用統一的競爭行為守則。這建議得到各州及各地區政府支持,後立《競爭政策改革法》加以落實(Competition Policy Reform Act 1995)。各州及各地方政府亦陸續各自修法加以配合。◇


岸仔 | 20th Feb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97 Reads)

 Picture

法治淪喪 港人應如何應對  

過年並不太平,一個星期,三件大事顯示香港的法治已經淪喪,筆者能做的,只能叫大家不要麻木,最少要知道法治淪喪至什麼程度,這也不容易,因為大家信任的泛民律師基於自身利益,只會告訴你事實的部分,變相隱惡揚善,協助維穩。

港府只找「啱聽」意見

對於梁振英的UGL案,筆者的意見是,要求特區政府於調查後,請英國獨立御用大律師給予法律意見,作為是否檢控的依據,以示公正。據無綫電視的獨家報道,特區政府果然照辦,筆者照理應可以自誇一下;正好相反,筆者見到的事實與大家見到並不相同,理由是筆者身兼三項特點;曾經執法的廉署調查員、法律專家、留意新聞詳情的資深評論員。大多數發表意見的人只有立場,上述三項之中的一樣也不及格。

例如梁家傑,他說港府只是找個「啱聽」的法律意見。這是空泛無依據的指控,身為同級別的資深大律師,他是否以己度人?只要客人肯付錢,他便給予「啱聽」的法律意見?他不是這樣當律師、這樣給意見的吧?

林卓廷身為廉署前調查員,對明顯的古怪情況不作指出,只是感到詫異、震驚、失望;又說身為投訴人而未獲廉署通知云云,原來整件事的主要失誤是他身為「廉署專家」要提醒廉署終案時要先告訴報案人。

問題是,廉署有正式調查過嗎?據已知的新聞報道,梁振英一直拒絕合作,不肯配合調查,前廉署一姐便因廉政專員不肯支持她繼續調查此案,憤而辭職,弄出驚天新聞,大家忘記了?

梁振英不單拒絕廉署的調查,也經建制派的保護而拒絕立法會的調查。據《廉政公署條例》第13條,廉署有權要求受調查的人回答有關問題,並交出文件,拒絕或作出虛假報告,屬犯法的事。梁振英在位時拒絕受調查,落任後有配合調查嗎?聞所未聞,何以有忽然已經查完、並得到不起訴的法律意見?

出術的地方在哪裏?是律政司把不齊全的檔案交予英國大律師,大律師便會根據不足的資料而作出不夠證據起訴的結論。專業的法律意見會一併指出問題所在,並建議如何進一步調查,但相信政府一如以往,從來不會公開法律意見,只告訴港人不夠證據起訴的結論!很過分嗎?從前我也認為政府不會,今天特區政府再過分的事也敢幹,只要北京已經作出不能起訴的指示。

梁振英與一般的人大政協或是親中建制不同,政協副主席是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品位,是否法辦,哪會讓特區律政司有參與的餘地?泛民早已投誠,做的只是避重就輕、虛張聲勢,繼續假扮法治維護者。

泛民律師的偽善在陳浩天案可謂表露無違,開始第一天時,筆者還以為只是張達明一人的謬誤,過兩天見到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才恍然大悟,這又是一次自己人才可以有資格享有公義的互諒互讓。

大律師公會「歡迎」區慶祥法官就陳浩天的判詞中表明任何人的權利被剝奪之前,應給予申述機會的原則(老掉牙的程序公義原則),並點名周庭的情況,這是為自己人的周小姐預留翻案的機會。

陳浩天呢?不是自己人便只是「很遺憾」,擁護《基本法》是個不明確的概念、不應由公務員在閉門調查下作出詮釋和執行。

筆者只問大家一個常識問題,大家自然明白泛民律師的關注點是本末倒置。法律不公義嚴重,還是程序不公義嚴重?

當然是前者。當大家接受前者的不公義後,周庭就算有程序公義上的權利,申述100次也是無意義的。區慶祥授予特區政府政治篩選的權力,這才是致命之處。泛民顯然已接受這個政治現實,不準備抗爭,也不會協助陳浩天上訴,只強調周庭應有申述的權利。打個比喻,強姦案發生了,正義朋友抗議不絕,但不是抗議強姦本身,而是抗議強姦者不戴避孕套是不負責任。

法官站在高牆一方

泛民3年來的不抗爭主義,令專政者得寸進尺,是自誤也禍害港人。佔中9人的「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開審,佔中三子當初的如意算盤是大不了被控非法集結,若不涉暴力,從未有人因集會自由的權利而入獄的,所以曾經大方自首,並呼籲大家也自首。

可是,公眾妨擾(Public Nuisance)是可入獄的刑事罪,3人由承擔責任變為抗辯到底,也無不可;但想到很多人因「雨傘革命」與之後連串抗爭已經飽受牢獄之災,3人難免會給史學家譏諷為「臨難求苟免」的正義人物了。

煽惑犯罪(incitement)從來與言論自由的權利界線模糊不清,但有一案例令界線從1921年起變得有法可依,大家必須謹記,就是煽惑者與被煽惑者要有某種實質的通訊才構成煽惑(some form of actual communication)。本案法官在控方並無提供初步證據的情況下,照樣批准審訊的進行,那是漠視這一原則,也是為濫告大開方便之門,令法治進一步淪喪。筆者要嚴厲譴責此案的法官是站在高牆一方審案。

大家會問,法治淪喪,港人就只是嚴厲譴責有效嗎?筆者說,有理由、有智慧的譴責,對有良知的文明人還是有效的。學藍絲那樣問候法官父母、針對外籍身份作種族歧視言論,當然無效。文明方法無效之後,大家勇武上街以武犯禁,才有群眾支持的,新的一年,筆者會以筆代槍,以打倒馬道立的不義司法團隊為己任,也寄望「德不孤,必有鄰」!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2-20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5th Feb 2018 | 時事看法律 | (5 Reads)

 Picture

澳洲競爭法的歷史

本欄幾年來介紹最詳盡的是歐盟及美國的競爭法歷史與案例,這是必然的,但香港的法律源於英國普通法,所以早前也介紹了英國的競爭法歷史。其實香港競爭法立法過程之時還特別考慮了兩個國家的經驗,分別是澳洲及新加坡,也很具啟發性。我們說天下武功緣於少林,法律也是一樣,但變化的經驗更應珍視。

在1906年之前,澳洲一如英國,無任何成文法例去規管貿易者之間的競爭行為,但在緣於普通法的概念之中針對反競爭的概念早已存在,當中包括指責壟斷,妨礙貿易自由及串謀犯法的行為等。

串謀不單被用於指控貿易商利用一致行動從事防止競爭的行為,也用於指控工會的活動。二十世紀初普通法的阻嚇作用形同虛設,原因是法庭對合理理由的辯解(reasonableness)顯得日漸寬鬆。同樣情況在美國一樣,所以美國才有1890〈謝爾曼法〉的出現。

深受美國〈謝爾曼法〉的影響,1906年澳洲的〈澳洲工業保障法〉(Australian Industries Preservation Act)出現,成為第一條保障競爭的法例。法例的語言與禁止的事項也與美國的法例相似,基本上是禁止企業在澳洲各州內與其它國家的合併,從而做成壟斷或妨礙貿易自由的情況。

這法例很快受到違法的挑戰,一些條文被法院判定違反憲法,因為干預了州與州之間的貿易自由。在1913年英國的樞密院(當時是澳洲的終審法院)亦裁決認為刑事上違反本法的人要被證明有傷害公眾利益的意圖。這進一步令到法例的效力大打折扣,結果這條法例只能針對州內個別的小案件。法例雖不時作出小修改但成效不彰,直到經過50年後的1965年。

在這50年間,澳洲的經濟發展順利成功,雖然市場高度集中,政府不覺得需要控制市場的結構或行為,從而保護市場的競爭或是消費者的利益。在1958年一個皇家委員會被委託進行研究妨礙貿易自由的研究,結果發現各類價格協議,特別是串謀投標在工業界十分普遍並被企業的領袖視為正常,立法監管的聲音由是響起,結果如何及對香港的〈競爭法〉有何影響,下文再作介紹。◇


Previous 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