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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8th May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9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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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港審」最維護香港主權

政論這回事與治大國一樣,看問題先要有高度,要「立乎其大」,找到重點,其他皆枝節問題,不難解決。《逃犯條例》的修訂風波愈演愈烈,一方面堅決反對,政府一意孤行,加上中央態度不明,事件似乎有待7月1日港人大規模上街再來一次佔領才能解決。這一刻,港大法學教授陳弘毅兄再作「港人港審」的建議,合時而到位,理應受到朝野禮貌重視,統一成為共識,最後爭取中台接受,化解這一場危機。

香港法律專家不少,誇誇其談立場先行者是大多數,包括法官學者泛民建制律師莫不如是,自然也多不為筆者尊重,惡罵嚴評不留情面對筆者而言是責任,也是樂趣,更是使命,本欄讀者應耳熟能詳。但筆者從未批評過弘毅兄,這不關乎認識與否,只關乎弘毅兄是可信的學者,不會立場先行,不唯上,只唯實,這是中共也深知的,所以委任他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實在地說,弘毅兄的法治觀其實保守而近建制,與筆者大不相同。筆者曾在本欄猛力批判另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王振民,因為他只唯上,對法學理論隨便扭曲,這是學術官僚的習性,弘毅兄絕不會如是,亦因而是中共信任的人。

在議論紛紛的現況下,弘毅兄撰寫萬字以上長文,指「港人港審」是最可行解決現時困局的方向,這就是「立乎其大」的思維方法;不論工商界、民主派或本土勇武派,現在都應放下各自紛紛亂亂的建議,集中討論「港人港審」方案,直到北京公開表示不接受才罷休。7月之前應該如是。此外則應盡力形成另一共識,盡量鼓勵最多的港人於7月1日上街,是要帶備雨傘糧水的上街。

[2月19日第一次評論《逃犯條例》]

筆者站在本土立場,站在維護香港主權的立場,早於2月19日第一次評論《逃犯條例》之時,已建議陳同佳案可由香港法院自行審理作為解決方案之一;這一建議隨後大律師公會有提及,討論的人也不多。在3月12日〈經濟詐騙引渡中國審判有先例〉一文之中,筆者再指出在未有引渡協議之前,「香港自行審判陳同佳案,以至港人港商在大灣區的經濟犯罪,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是國際間行之有效的做法」;之後社會的討論因商界自提豁免方案而失去焦點,泛民則利用話語權把修法包裝為政治性迫害,此舉雖然有動員效果,但對原意只在針對奸商的北京官員恐無作用,只有反效果,筆者亦因而失去再論的興趣。

[樂見討論重回實事求是]

到近一星期,先有田北辰議員的建議,重提「港人港審」的可行性,再有弘毅兄寫出萬言學術鴻文討論這一建議,成為周末報刊頭條。筆者樂見討論能重回實事求是、理性認真的態度,更高興是見弘毅兄不迴避建議的敏感性,為香港的司法主權獨立而慷慨陳詞,激濁揚清,任重而道遠,一洗法律界精英縮骨迴避扮嘢,兼見風駛𢃇的弄虛作假壞習慣。

重申港人有自主權審理「國民」在外國犯罪的案件,涉及是否倡議港獨的立場,這立場本土派何只不會迴避,而且理應大談特談,高調爭取。筆者3年多前就被左派報刊點名定性為港獨論者,這個定性筆者從不迴避,也不爭辯,思想自由,一介小市民,想香港獨立又如何?

但弘毅兄貴為法學院正教授,兼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在香港的憲政制度之內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也不迴避港獨的大帽子,揮筆疾書,肯定要「港人港審」,筆者除了敬佩之外,尚有何言?

法律的主權只是依附法區(Law District)而存在,與國家之內是否有分離主義、是否有人倡議港獨台獨,本來風馬牛不相及。但由前特首梁振英於4年前開始,無是生非地創造了港獨的偽命題,4年來,港人為這本無實效、多為務虛的倡議弄出多少內部矛盾?中央利用這偽命題打壓港人的民主人權多麼過分?多麼的不義?弄到今天的矛盾對立成為一筆算不清的賬,只可惜頭腦清醒者少,火上加油者多。責任,當然全歸在有權者身上。

[再簡介法學常識]

不妨再簡介法學常識。在兩大主要法系中,大陸法系多採納「屬人管轄」的做法,認為國家對國民負有保護責任,所以有國民不引渡他國的原則,代之由自己國家經自己刑法懲處國民在外地所犯之法;中國內地、台灣皆行這一大陸法原則。普通法系(即英美法系)則採「屬地管轄」,認為人處何地應依從當地法律論罪,所以比較喜歡把犯人引渡回犯法之地依當地法律處理。

普通法系地區是否有例外?當然也有,例如國民到第三世界貧窮地區與未成年者發生性行為,發生地點不在本國,而且可能不犯法或罪輕;但近年西方各國皆有嚴厲法律針對國民到國外嫖雛妓的行為。香港亦有這類法律及案例。

這就說明「港人港審」並不新鮮也不特別,更非主權問題,只是有沒有的司法習慣及制度而已。港商在內地能犯的法,不外乎詐騙或行賄,香港也有類似法例,不涉及非雙重犯罪不能引渡的國際原則;類似陳同佳案的謀殺案更不必說,台方沒有反對也一定樂意配合提供證據。「港人港審」應該是商界、泛民、本土派及學術界都會贊同的安排,最少作為中港之間有引渡協議之前的過渡安排,那是沒有不同意的理由的。

除非前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所說的「有名有姓的重要罪犯就有300多人」是另有玄機,這就不得而知了。但似乎最不關事的反而是政治犯及本土派,本土派的立場,只須簡單地支持任何能突顯香港主權的建議,便可以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5-07 A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30th Ap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0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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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不等於免於政治

問大家一個常識問題:有沒有人喜歡辦完喜事辦喪事?大家上網查查林鄭月娥是哪天成功當選特首的?是2017年3月26日星期日。佔中九子一天後便正式被落案起訴,距離當中3人自動投案的時間兩年有多。

至今還有人(包括這個司法制度下的受害者)相信司法不涉政治、法官一定中立、不會為政治服務?這個制度還是可以保障大家的自由?我們還是有險可守,只須努力申冤、哭哭啼啼、和和平平,對法官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就有公平的對待?儍的嗎!

 

[今天法治 難比二千年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法治的重要一環,就連中國兩千年前的法家,雖然尚刑,也特別強調平等之說,原則上天子犯法要與庶民同罪才是法家精神;儒家是有階級性,認為刑不上大夫。今天我們偉大的法治制度連這一點也做不到,檢控政策並非一視同仁,而是為政治操作,提供方便,方便控辯雙方枱底講數。法官心知,泛民肚明,只是不想市民了解太多。

大家會奇怪地問,也是司法受害者的泛民主派,也不教育大眾法治的真義的嗎?當然!人民太有智慧固然不好治理;對反對派而言,有覺醒及獨立思考的群眾,會追隨本土派而棄他們而去,他們便失去「大台」,也就失去正統性,也就無法再領導操弄各類政治議題了。最好的群眾是叫時出來,適時回家,煽動時肯堵路抗爭,但又不能太勇敢或堅持太久,那會害到領導者坐監的。

泛民最擅長的做法是,把民眾的不滿引往錯誤的方向去,消消氣之後,繼續做忠實的支持者。例如,忽然有很多意見說「佔中九子沒有煽動我」,我上街佔領,是被催淚彈煽動、是被林鄭政府煽動、是被中共壓制民主所煽動的……甚至在審訊過程中引用中大的民調,受訪佔領的市民,多數說非為響應三子呼籲而上街佔領云云。

陳仲衡在判詞已經申明,九子是否入罪,與市民是否被他們煽惑無關,這是煽惑罪的基本原則,所有讀法律的人皆知,煽惑行為本身已是犯法,不必理會結果;即是,若有人拿咪煽惑市民堵路,市民一見又是那幾位討厭的政客,於是馬上雞飛狗走,煽惑雖然弄成反效果,但同樣可以入罪。

泛民律師不會解說真正的法治危機是什麼,民眾失控,把憤怒燒向法官固然危險,批判性地質疑為何泛民只有九子適時被控而其他人無事,事件可能涉及泛民與政府有枱底之下、密室之中有了交換之時,群眾便不再那麼聽指揮、不肯接受領導、不肯再含淚投自己一票了。

別說整個佔領期間共有955人被捕,單是佔領結束後已有48人曾被預約拘捕,他們被捕的理由與佔中九子的大同小異,為何只有9人被控而了結事件?這當然是一種政治操控。

政治上,這兩年整個泛民集團是在守政治行為,規行矩步,不知還要多久;不入泛民集團的本土派則被重點對付,重手打壓,守行為的泛民集團不敢出聲,任令部分不明就裏的外圍,充當割席有理的打手,對義士落井下台以求自保,不受檢控。

再想多一個極明顯的例子,就知道泛民與政府的秘密協議可以存在。金鐘清場之日,有200多人被捕,當中不少是在最後一日到場抗爭,而非抗爭至最後一天的人,並無一人被檢控;當日不少在場市民同樣不肯離去,事後多人只是被控阻差辦公、罰款守行為。筆者不是認為和平集會者應該受檢控,而是法治不能一視同仁之時,就是一種政治。

泛民九子等了兩年不被檢控,是早有準備不作檢控不了了之的,為何又要故意在林鄭奪取大位的第二天就檢控?早一些還未準備好嗎?那何不遲一兩個月而要這樣「沖喜」?這當然是故意向泛民傳達強烈訊息。

[檢控九子 各有代表性]

中共不滿的是,泛民在選舉過程中執意顯示團結的力量,金主下令要all-in必輸的曾俊華,可憐的胡國興只能在350票的泛民鐵票中分得20多票,這類all-in行為有示威的含義,顯示有需要時,泛民還有團結一戰的實力,即佔中可以再來;中共亦只好還以顏色,來次報復性的檢控。

大家也聽過廉署最喜歡在疑犯生日時拘捕或落案起訴。這也是一種心戰,中共在明告泛民,檢控九子是一項政治檢控,若不安分守己,打壓會陸續有來。這個警告兩年來也的確有效,九子換到的是判刑的克制。

大家也應留意到九子的背景也有代表性,包括兩大政黨、社運界、學界、激進泛民,卻無本土派在內。判刑也具政治考量,為首的3人較重,有宗教背景、年老的牧師緩刑,其他基本上一樣,與政權關係特好的民主黨李永達可緩刑,容易激情的學運領袖可緩刑及社服令,自有安撫及避免刺激年輕人的作用。

回看整個運作,從一開始就有規劃,有完善的安排,基本上符合法治原則,並非濫用輕判的司法權,而是檢控之前已有所選擇。

單從法律角度而言,把所有政治責任放在兩名教授身上並不合理,上訴空間多的是,也不排除上訴庭撥亂反正,容許上訴成功提早釋放兩位教授,這並不影響政權以法懲治政治敵人、並製造寒蟬效應的結果。

法律界又有人出來為制度的崇拜做文章——香港還是有司法獨立的、有公義的、還是有險可守的,大家要保持信心。

司法是獨立的,這是現有制度,但並不保證能免於政治的干預,不保證司法人員不會自覺配合,大家的共同願望是要神話不滅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4-30 A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3rd Ap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2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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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倡導的「公民抗命」只餘下問號   

2014年尾香港發生的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運動,有人稱為「雨傘革命」;有人稱之為「和平與愛佔領中環」的一次公民抗命運動的變形。本土派基本上否定這說法,因為發生的是「佔鐘」、「佔旺」,還有銅鑼灣,其形態與三子倡導的「佔中」差天共地,「佔中」可說從未發生。

但隨着佔中九子案的審結及判刑,中港政府想把事件畫上句號,視為終結了事件的分界,三子雖然口說審判只是公民抗命的開始,但如何延續則完全沒有一個所以然。

 

簡單回顧,三子是由2013年3月開始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想,宣傳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民主,之後展開大量宣傳,多次舉辦大規模的「商討日」,將運動的氣氛推向高峰。2014年的7月1日有幾十萬人遊行要求政改,那一夜曾經預演過佔領馬路,有500人被捕,到9月學運介入作為原定10月1日「佔中」的前奏,因黃之鋒等人突然衝入政總引致「佔領中環」提前上演;之後3個月的佔領以及一年後的旺角警民大衝突,事件之間各有獨立的因由,但又有一影子說法將其串在一起,那可稱之為具香港特色的「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又稱「公民不服從運動」,有其歷史緣起、經驗及理論體系。理論本身遠未到終結的時刻,但在香港的實踐,當以九子明天的判刑為階段性的結束。親中媒體以「蓋棺定論」作形容,中國官方的定性,是「中央支持香港依法懲治佔中組織者和策劃者」。民主發展政治改革這些起因全部不談。三子方面,不認不認還須認,9.28之後天天想着的只是如何善後、如何結束、如何收割歷史的光環,到今天也只如是,如何延續這次「公民抗命」運動,半句方向性的說話也沒有,只叫民眾不要放棄,不要失望,要繼續努力。自己呢?入獄在即,強作堅強,但事實上已經放棄,失望及沒有繼續努力的準備。

「佔領中環」運動作為「公民抗命」理論的香港版,筆者不願也不甘心形容為「失敗」,但如何評價其功過,只能說不知從何說起,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相信大家也是一樣。

「公民抗命」運動作為一項理論,本身並不高深,實踐也不複雜,這理論源於亨利大衞梭羅(Thoreau 1817-1862)的獄中寫作。他認為不義的法律不去遵守是公民的義務,在個人「廢奴主義」及「反對戰爭」的理念支持下,他在1840年起開始拒絕繳交人頭稅,並在1846年因而入獄,他在獄中完整地寫下了他的理念並出版。

他的理念有兩位偉大的追隨者及實踐者,分別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印度的聖雄甘地及美國六十年代的馬丁路德金博士,他們分別依賴這套非暴力抗爭的理念成功了自己的夢想,那是印度的反殖獨立及美國的種族平權。他們的事跡人皆認識,而且與戴耀廷的法治16字真言同被寫入自2009年起實行的香港新高中通識課程教科書中,早已是中學師生的共同知識。在某一意義上,也算實踐在2014年的「佔中」之中。三子在審判的過程中也不忘重申這一偉大的理念,以圖在歷史留下印記。

實踐過程 荒腔走板

但與所有偉大的理論一樣,放到不同時空由不同的人物去實踐之時,就會出現不同的變種。說得難聽一點,是會「荒腔走板」;例如近年多國發生的「顏色革命」,開始時也一定只能是非暴力抗爭,但後來一定涉及武力及暴力,最近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就涉及很多暴力行為。公民抗命基本原則是叫參加者自首入獄,不答辯不上訴,以個人的犧牲去感召世人,這麼簡單基本的事情,佔中九子及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皆做不到,皆在謀求脫罪的司法程序下盡上最大的努力。

在今天處於三子版「公民抗命」的階段性終結時刻,筆者只能總結為理想與現實從來矛盾對立,想兩者皆保全的結果是兩者皆失去,這是所有還希望改革社會,甚而延續用「公民抗命」作指導思想的社運者所必須嚴肅而認真反思總結,進而為再出發做好思想準備,不要只是着件黃衣打把黃傘吧?

本土派從來質疑三子所領導的「公民抗命」基本教義派行為,今天大可以以旁觀者心態作點分析,雖然未到蓋棺,也可以為「公民抗命」的香港版作點階段性的結論。

可以說,本土派是從一開始就已經質疑「公民抗命」的理念,更別談三子「荒腔走板」的實踐過程了。這一刻重新審視這一理論並不是要對九子落井下石,只是應該實事求是,任何真心為港人利益作出犧牲的人,在歷史的評價還該會是正面的。

「公民抗命」理念第一點被質疑之處也是最基本之處,是為何應該非暴力?為何一定要公開預告地進行?「雨傘革命」之所以出現成為一段歷史,正是由於偏離這兩點原則所帶來的突然性。9.28一夜如果還信非暴力,人人都應回家,包括筆者,不會選擇使用合理武力與警對抗並且留下堵路。

只是表演 何來抗爭

公開預告的行動讓政權有足夠時間準備應對,例如原定10月1日的「去飲」佔領馬路,政權與參加者皆預知過程與結果,那就只是一場表演,何來抗爭?

為何參加者皆應自願接受法律的懲罰?法律既不公義要反抗,同時又自願接受法律的威權,本身就十分矛盾。九子的審判也就在矛盾爭議之中完成。除了不喜反思只愛圍爐的自己友外,有簡單思考邏輯者莫不覺察到其荒謬之處,不願簡單依隨,結果連9人也沒有簡單依隨。

「公民抗命」者最大的假設是其行為合乎道德,但忽略了他們所依賴的完全是宗教道德及價值觀,在以無神論治國的中共眼中全無價值,絕不認同。所有之前的成功例子都在有近世政治文明的社會發生。香港算是,但香港的宗主國中共絕對不是!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4-23 13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6th Ap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9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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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道立陳仲衡把司法政治化   

普通法有很多不會與時並進的「惡法」,它們在當今人權優先的世代與現代文明早已格格不入。雖然用不上,但也不會廢止,有需要時,不民主政府自會善加利用。影響集會自由的公眾妨擾罪,今天大家知道它厲害之處吧,忿忿不平者都想對法官陳仲衡的歪理破口大罵。

「罵法官」雖然是本欄特色,但筆者絕不建議任何人罵法官,我自己罵算了,否則可能被控煽惑一條普通法的「惡法」、惡意中傷法庭罪(Scandalising the Court)。

泛民律師最「縮骨」

資深政客、革命家、新聞從業員都知道有這條罪,所以十分小心言行,敬法官而遠之。這條罪的定義甚寛;普通法舊法例多數定義寬,留給法官大量因時制宜的空間的特性。這一彈性放於高質素德性的法官手裏,自當有利司法公義,可以適時補充法例之不足,但放於馬道立為首的司法體系時,就會輕易轉化為政治工具,用以配合政權打壓異己,選擇性檢控以至在政治上造成寒蟬效應,眼前就有佔中九子這活生生的例子。

公眾妨擾罪加上「煽惑」、再加「串謀」是什麼概念?3條普通法的原則性罪結合一起,再加上司法行政的配合,由一名政治上疑有先入為主偏見的法官主審,便有今天的奇效。

大家假想一下,這麼政治性的檢控,就如兩宗旺角義士的案件,若放在高院由代表一般人的陪審團主審(這本是辯方的要求,律政司拒絕了),結果恐怕完全不一樣,市民的信心也大增。

現時,自主審上訴到終審都是置於馬道立領導下「一條龍」的司法系統之中,誰還有信心?沒有信心想罵之時,又怕被控惡意中傷法庭罪,又不知如何開罵。希望言必稱法治的泛民律師給予法律分析時,發現律師的敢言不見了,代之是叫大家在判罪有結果前,出來進行「黃着行動」。這是哪一門子的社會抗爭?大家穿上黃衣,法治就會回來嗎?

眼看法律界的無能,泛民律師的「縮骨」及雙重標準,筆者又忍不住要冒中傷法庭之險,嚴正批評本案法官陳仲衡及筆者形容為司法魔王的馬道立;你們沒有做好專業把關,反而支持政府把中立的司法政治化,今天是你們審判別人,明天一樣要受歷史的審判。

本案審理的過程筆者有留意,也寫過文章評論(見去年12月4日、25日),也認為一眾律師、特別是三子的抗辯技巧十分到位;主要技巧在於3人先前的規劃與後來發生的情況全不相同,客觀而言,的確也非他們所願。為了脫罪,他們甚至說出9.28後多次密通政府想主動勸說民眾退場結束佔領;當時佔領者全不知情,可說被出賣了,這等欠缺道義之事也說出來求苟免於罪,可見3人與律師對靠沒有犯罪意圖這一點技術脫罪,是滿有信心的,否則也不會公開這段「黑歷史」了。

筆者所以也就一直以高度好奇之心等待裁決結果,與友人談論此案時也只能認為五十五十。到4月2日看到一則新聞,則知道本案有罪是已定之事。果然,香港大學頒名譽博士學位予馬道立等法官,由身兼校監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禮;馬道立致詞,表示「言論及集會自由並非毫無限制」。直覺告訴我,本案已定,這是馬道立早知結果的「佛洛伊德的失漏」(Freudian Slip)。

為何馬道立不說法律承認「人權原則高於一般的法律」?這說法與說「言論及集會自由並非毫無限制」,同為恒真命題,是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y),強調後者而忽略前者,是說者的典型「佛洛伊德的失漏」,這也是馬道立近年一貫的表現,就是把政治的考慮帶進香港的司法系統。

當然,他與林鄭都矢口否認,但香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

全面否定被告說詞

陳仲衡更不必說了,他的判詞對辯方的說詞全面否定,同時加上個人的假想為代替,全面否定3人有意圖努力結束佔領,反指他們乘勢而上,欲盡用形勢來促進行動,繼續行動,有意無限期佔領有關公眾地方,造成不合理且違法的阻礙,直到12月2日表示翌日會向警方自首才結束。

公道地說,就算不喜歡三子佔領期間的領導的本土派,也知道這遠離事實。

筆者回顧當時寫下的評論,這幾天也聽了網台節目一些曾是佔領者的回憶,大家也可上網重溫當時的報道,參加者吵得最兇的事件正是要「拆大台」,正是不滿三子領導下的大會,企圖在沒有群眾共識的情況下出賣運動,盡早退場。

陳仲衡更不適當的做法是,發表與案無關的政治見解,這是法官主動把政治帶入法治之中。法律上,陳官不應批評政治經驗遠比他豐富的被告各人,特別是爭取社會公義超過40年;在他讀中學之前已經是公義社運代表人物的朱耀明牧師。

他批評三子的佔領計劃天真且不現實。敢問,這與本案何干?各被告人天真幼稚與9.28那天他們是否有阻礙馬路的意圖是全不相干的!

筆者對九子的求情全不感動,只覺矯情,但鍾耀華的幾句說話講出了全案的重點,所有人包括陳仲衡全都應心中有數,不應為求成功入罪,所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是一次政治審判,不是在審判9人,而是在審判所有參加過佔領活動的人,包括筆者,更弔詭的是連法官的能力也一併被審判。

3人以外的6名罪成者的行為,在社運中司空見慣,拿咪煽惑市民留下參加佔領、繼續堵路的名人名嘴,在金鐘旺角銅鑼灣那3個月內不知凡幾,法治講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只為要製造寒蟬效應,很多名嘴及當時活躍的政治人物已經低調甚而退出政治,不會被檢控是代價的交換,陳仲衡輕言不會有寒蟬效應,是你政治上無知或裝作無知的說法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4-16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9th Ap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9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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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不應為奸商而戰】   

聞戰鼓,思良將,可惜良將皆在獄中;本土派也非後繼無人,這幾年不單港獨之聲未絕,走上街頭趕水貨客、趕陸客、趕大媽,保護了港人生活質素的人,正是本土派。若說中港當權者有所顧忌,不得不小心施政,阻嚇性不是來自天天哭哭啼啼、怨這訴那的泛民及左膠,而是一言不合,二話不說,會燒垃圾桶掟石的憤怒青年,各方皆不討好的本土派。

所有人心中明白,50萬和理非公民上街,也阻不了已下決心要推行《逃犯條例》修法的中港政府。4年多前有5000市民在金鐘堵路,3年前有500市民在旺角街頭因警員鳴槍憤而掟石,才是專政者所怕,因為再進一步,就是人民的起義,就是革命。今日引起公憤的「送中條例」會引起同類事件嗎?急公好義的年輕人會再次起來嗎?在這一刻,大家的共識恐怕一致,是不會!想也別想!

[既得利益者 本性保守]

為何不會?因為不應。熱血青年曾為旺角街頭的小商人而戰,這是義行,但若為自私無義的奸商利益而戰,是不義而且愚蠢的。吃過民主派及奸商大虧的本土派不會這樣蠢吧?不會再為滿口民主人權理想、滿口司法公義的泛民主派所迷惑吧?現實的無情,是這些人的言論自由、司法公義,只顧及自己人的利益。How?只有自己友的抗爭才是英雄好漢,你們只是暴民,重判是合適。不是嗎?

奸商不易下簡單定義,但一定不是指在港營商的本土商人,他們並不是《逃犯條例》所針對的。修例所針對的,是改革開放後受中共器重,在內地關係人脈好,得到重重政策便利,營商靠與當地政府打好關係,官商勾結,損民自肥,官員暴富,也有奸商成了政協名流,拿盡紅利。習近平打貪也打不到頭上,因為有港人身份隨時一走了之,回到這片「法外之地」,還是合法的上流社會中人。

奸商自然有幫兇,包括會計師、律師、財務顧問及各EMBA管理專才。這些人受良好教育,是社會發展的一線受益者,喜愛坐而論道,支持民主人權環保,也樂意捐點錢給志願團體政黨作為良心的贖罪券。筆者上文介紹過,修法不豁免協助教唆者,也不放過串謀者,因老闆的壓力所以犯法,中港以至全世界都不是辯護理由,只是求情理由。

中產者也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的德性也充分反映在泛民主派的言行之中,是陳義高而行動有限,參加幾次和理非遊行就以為很有民主承擔,別說已過去的30年,再多300年,這類口頭民主派也爭不到民主。年輕人看不下去,行動升級,這類人的保守本性馬上原形畢露,葉公好龍地回到建制的立場。

他們心中明白,慢慢爭不會有結果,但更怕政局不穩影響自己利益,所以這類中產貴族對本土派的心態與奸商一樣,就是自登道德高地教訓所謂激進的年輕本土派不理性、爭民主無技巧、衝動,誤了民主的大業;奸商再踩一腳,你有我們獅子山下一代的努力,就不會窮、不會仇富、不會無事幹去搞亂社會了。

忽然,戰鼓響了,中共要搞大灣區,就再不容區內有片「法外之地」,奸商及幫兇集團的特權原來是可以被收回的,初時尚天真地以為被針對的不會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勞苦功高的港商,只是針對本土派特別是港獨。商界提出豁免被接納後,才醒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原來項莊舞劍,意在奸商,不是什麼港獨。

[只應打邊鼓 勿打頭陣]

豁免9項刑責是商界自己提出、經協商後被接納的,怎麼可以又搬龍門?過程如何,筆者不大了了,只知長期收政治獻金的政治代理人十分尷尬,也不知如何是好。法例只應保護正當營商的人,而非詐騙為業的奸商,全世界在華經商的人都接受這一原則,為何香港商人可以例外?

筆者才懶得討論商界代理人提出千奇百怪的法律理由;怕就別再北上,留港經營,多創造工作機會給港人便好了;也別恐嚇各國商人這條修法會影響到他們,令他們在港也會被拘捕交回內地。富貴險中求,外商長期直接在內地活動也不怕,會信你們信口開河?

筆者第一篇文章便建議應修法爭取香港法庭按國際行之有效的「屬人管轄原則」,讓香港法庭審理港商在內地被控犯法的案件。這一建議討論雖有但不多,那就只餘下完全拉倒《逃犯條例》的修法工作,可能嗎?

筆者只能形容為mission impossible。須知道,就是2003年那次成功推倒23條立法,泛民的手法也只是質疑與拖延並舉,意外地七一後中央主動放棄立法,但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更何況欠缺有力的道德理由。引渡法律在國際在香港一直存在,行之有效,奸商如何說服港人只有你們犯罪應該豁免,其他人就不必理會?

當然,現在泛民的說詞是修法嚴重影響港人的人權自由,但商界心中明白,泛民帶領的社會運動有史以來幾乎逢戰必敗,你靠他們?他們是不是也在要求商界多發聲,站前一點,多給政府壓力?這是說泛民也只是在寄望商界的努力,讓他們可以「成功爭取」啊!

筆者2月19日第一篇評論修法的文章,已建議泛民、本土與商界有必要聯合反對修法,不是叫商界自己要求豁免,商人走錯了第一步,形勢更險,以後的路怎樣走,不是本土派所關心的了。同一文章筆者也提醒本土派只應打邊鼓,不應打頭陣,大家心領神會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4-09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nd Ap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3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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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商變奸輸 本土團結能自保   

看目前情況,《逃犯條例》修法恐怕事在必行。筆者從第一篇文章評論修法,便指它是針對商界,其次是政客,再其次才是政治最敏感的本土港獨派。筆者的依據從來不是靠政治判斷,而是靠對國際法及國際習慣對引渡的安排,國際法在這方面最保護的是政治犯,最不理會的是商人,特別是奸商。港人也從不同情香港的奸商,奸商想搭順風車反修法,便自私地要求豁免,結果也是奸有奸輸,被商界政客出賣。

政客反對 實則出賣

筆者站在本土立場,提議的反修法方向應是爭取香港可享有類國家的主權,那是爭取港人在境外犯法而不被引渡,由本港法院自行審理相關違法罪行,那是包括大陸、台灣實施的大陸法系習慣,稱之為「屬人管轄原則」,相對是普通法的「屬地管轄原則」。由於《基本法》是大陸法,香港的法制早已不是純普通法,引入大陸法系習慣以應對普通法的漏洞,無不善之處,也未聞有法律界反對。

政客為自身安危也好,為討好商界也好,為迎合一般人政治恐共口味也好,也無不反對的立場。這原是難得的政商界與本土派同一陣線的反修法行動,但由於商人的自私,商界議員投其所好,表面反對,實則出賣,同時也討好商界後台及專政者。

商界政客用的手法學自泛民政客——表面炒作反對,爭取一些微枝末節的讓步,騙一個「成功爭取」的光環,實則出賣了支持者的利益。有句俗語最能形容這個情況:煲無米粥。周日的反修法遊行,當然只是反修法的一煲「無米粥」,僅此而已。

商界代理人「成功爭取」豁免《逃犯條例》附表一46項可引渡罪行中的9項,商人就可以安全了嗎?這些豁免到位嗎?

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早前接受訪問時稱,從內地逃港的罪犯,「有名有姓的重要罪犯就有300多」;大家就算不問問他們犯的是什麼法,也應參考筆者3月12日文章〈經濟詐騙引渡中國審判有先例〉。請問,詐騙罪在9項豁免之內嗎?

當然不在!類似欺騙、詐騙、盜竊之罪全世界的刑法大同小異,不存在非雙重犯罪不能引渡的問題;還有,與偽製偽造或使用偽造物有關的罪行不豁免。不是港商直接從事這類大陸商人慣犯的罪行,而是港商一定會與陸商有合作關係,而串謀、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他人犯了這37項餘下的罪,也是一樣不被豁免。

此外,賄賂、貪污、秘密佣金及違反信託義務有關的犯罪也不會豁免;偽證及唆使他人作偽證,還有妨礙司法公正有關的罪行,通通不被豁免。可以想像,中國過去幾年從世界各國成功引渡回國近500名經濟犯罪者的情況,會適用於上述300名潛逃回港的港商;也一定適用於「歐文龍案」的涉案者。那麼,商界政客成功爭取豁免的,又有什麼實際作用?涉案者想JR特區的立法權是徒勞的。

豁免破產清盤過程所訂的罪行有用嗎?破產前涉及的欺騙、詐騙、造假賬之類的行為呢?不被豁免是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突然而來的破產吧?破產前商人為挽救危機幹些冒險事情,正常不過吧?證券期貨交易地點是港交所嗎?那本來就是香港法律所管的吧?

知識產權國內叫知財權,民事問題多一些吧?國際性資金移轉,指洗黑錢一類事情,與關稅稅務一類事情,同樣在同一事件一定涉及詐騙或串謀之類的罪行,豁免一不等於豁免二,總有一條合適的罪吧?公司犯罪豁免,個人(例如董事或企業代理人)不可以直接犯罪而成為被告的嗎?不可以與公司法人串謀犯法嗎?這都不受豁免的。

環境污染或保障公眾衞生才最可笑,這類犯法沒有國內當地政府配合你,想犯法都難吧?這條也豁免,似是買豬肉搭豬骨一樣,像是很寬容、豁免很多,實則分別有限。

九項豁免 全不到位

筆者最專長的法律,並非本欄常常談及的憲制、刑事或人權,而是經濟法律,並就《證券及期貨》和《競爭條例》這兩專題著有專書。經濟犯罪情況如何,筆者很有把握給意見,香港的經濟律師在本港的法制下也很有經驗,但一涉大陸同類案件,能依靠的就只是法例規條的字面理解。

成文法愛用精簡條文,但有「法律類推」的制度,解釋起來彈性甚大,所以同一件事爭取在港審理很有把握,在內地便全無預測可言。筆者建議商界爭取港人在香港法庭審理是十分到位的建議。最後說多一次,商界政客爭到的豁免是全不到位的。

筆者關心的本土派又應如何自處?

第一當然別信泛民的胡言亂道。《逃犯條例》影響的只是「法內引渡」,不關乎大家關注的「法外引渡」,那是指林榮基及銅鑼灣書店事件及同類的非法執法。這些事情本來與法治社會無關,修法與否情況一樣。「法內引渡」從來無改變,也不關修法之事,特首發出證書後,還須法庭把關。法官不會無知至不知道政治犯是不能引渡的。

本欄介紹過的國際習慣法寫在條例的第5條,包括政治犯不引渡、非雙重犯罪不引渡、已罰的罪或輕判的罪不引渡。修法後還是一樣,本土派須特別留意有關的只是政治犯一條,並無改變。

本土派只須有危機意識,團結起來,互通訊息,小心防範便可以,一眾小組織加強聯繫溝通,特別小心留意可能被失蹤引渡的人,拜託律師準備好文件,獨派義士一旦被捕,便馬上申請人身保護令,自能安全!

筆者要批評泛民的律師,可謂民粹、不負責任,一時哄騙港人法治有險可守,有需要嚇港人時,就說法官已經不可信,似乎他們會看也不看,半夜三更應特首要求就批准政治犯引渡回大陸。筆者不信,法官不同政客,不會為了份工,把自己一生的清譽賠上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4-02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6th Ma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9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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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崇厚回復司法理性 錯案理應重審   


筆者並非認為黃崇厚法官審理「美國隊長」容偉業一案(「容偉業案」)沒有問題,問題還是有的,下面再論。筆者只是要以「離晒大譜」形容去年由彭寶琴主審旺角警民衝突案(有陪審團審理;「天琦案」)。兩案對比之下,黃崇厚算是表現專業,筆者就算對結果不滿,也應承認黃官保障司法的客觀理性,挽回公眾一點信心。


司法公義靠全民維護


請大家對不公義不要善忘,不要自欺地叫人向前看。旺角警民衝突事件的真相從無出現;在不公平審判下定罪的義士尚在服刑或上訴;有義士選擇認罪或放棄上訴,不代表他們承受不公平審判過程合理,量刑合適。


彭寶琴審理「天琦案」的過程公眾嘩然,議論紛紛,筆者也忍不住打破慣例,在審案過程中就在本報及其他報刊發表多篇評論,這是要冒被指干預司法運作、藐視法庭的風險的。律政司多次發表聲明,語帶威嚇不想公眾評論法官,但支持言論自由歷史深厚的《信報》及筆者全不當一回事,是非亦自有公論,連其他法官也看不過眼(見3月13日〈陳慶偉暗批彭寶琴不當〉一文),暗示彭寶琴處理不當。


司法公義其實要靠全民維護和監察,絕不能為了維護司法界虛假的尊嚴而文過飾非,任令過去的成為過去便算,何況事件並未過去,要挽回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別無他途。按普通法鐵律,陪審團裁定無罪的案件控方不能上訴,裁定有罪的則可上訴推翻判決,或給予減刑。筆者當然希望上訴庭直接裁定梁天琦及盧建民無罪,並不單是討價還價的減刑期;但基於公眾在「天琦案」審理過程中質疑種種失當,重審此案交由一個新的陪審團裁定梁與盧不應負上暴動罪成的惡名,更符合公義讓人看見的原則,也更令公眾回復信心。


這一點也不複雜,就如黃崇厚審理「容偉業案」,有引起公眾嘩然嗎?有引起筆者撰文痛斥嗎?公眾和筆者是公道的,也反映不公道影響公眾對司法信心的,只是彭寶琴個人的專業失誤。當然,讀過彭寶琴的判詞明白她根本對抗爭者有偏見,對公民抗命的合理性全面否定,更能反映筆者和公眾對她的嚴重質疑其實是理性表現。


今天黃崇厚算是回歸司法理性,辯方、筆者和公眾也自然理性、公道地評論案情;而且今天有了結果後而非急得要鳴起警號。


黃官是否一如彭某對抗爭者深懷偏見,筆者也須留待他的判詞後再作定論。這一刻,筆者沒有上網查看黃官是否也是出身律政署較為親近建制或警務人員的「釘官」,也未覺網上跟進此案的網民對黃官有質疑,一切只從已知的報道加以評論,非常公道合理吧?尊重地說,筆者還是認為黃崇厚未算完全公平,容偉業經五日四夜陪審團馬拉松討論後得出兩條暴動罪成的結論,也相當令人意外。黃官若在須重新審視本案過程以為量刑裁定並寫下判詞的過程中,能承認自己的缺失,下令只就容偉業的定罪重審本案,不待上訴庭作決定,會獲得筆者及公眾更大的尊重。


當陪審團討論到第三天尚無結果時,曾透露容偉業兩項暴動罪考慮比數是6︰3及5︰4,無法達成有效多數的裁決,但最終結果是出人意料地變成8︰1及9︰0。表面上,黃官指示陪審團不須考慮時間的問題,但常識告訴大家,周五必是重要的心理關口,因為再拖就要跨過周末的兩天;到了第四天,辯方大律師曾表示希望法官考慮提醒陪審團,疑點得益歸於被告,唯黃官拒絕;提醒陪審團基本法律常識為何不可?這本是引導陪審團時,便一定說過的。


應考慮被告是否受挑釁


對一個討論4天的陪審團再作提醒是合理的事,特別是當他們無法作出有效多數裁決時,而作用是明顯的,當日黃官亦未有提及解散陪審團一事。若黃官及早提醒陪審團疑點得益的權利,以及未能達成有效裁決的結果可以再審,本案在陪審團沒有時間的壓力及需要有所裁定的錯覺下,可以不那麼戲劇性吧?法官大人公正嗎?


黃官第二天引導陪審團時指出:辯方曾指出警方部署、行動出錯的問題;但強調此非案中關鍵,因為今次並非警方的紀律聆訊,市民如有不滿,可以投訴云云。尊敬地說,筆者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誤導。被告若有被挑釁激怒的情況,為何不是一種有效的辯解?最少陪審團考慮被告的行為和意圖時,是否曾被挑釁而失去自制能力,應該一併加以考慮。


對於容偉業原來患有精神病(自閉症),這點於法律而言何其重要?不知是傳媒沒有報道,還是黃官沒有對陪審團作出指引或是指引太簡單所以沒有報道,筆者因而不能評論黃官的引導是否正確。辯方提出清楚有效的醫學紀錄,控方若無有效的反證,只能假設醫學證據獲接納。在這情況下,法官應指導陪審團考慮容偉業欠缺犯罪意圖,或認真考慮控方是否已經證明容偉業超過合理懷疑地沒有精神問題一如常人地犯法。結果顯示,陪審員根本視容偉業一如其他常人一樣地行動,所以有罪。裁決是何其不安全、不妥善、不可靠?


筆者曾經介紹過,國際公認的檢控原則是檢察官(香港指律政司)是檢控工作的把關人,隨便檢控入罪機會低的案件是濫告,對人權是侵犯,在本港而言更是政治檢控,非常可恥。沒有十足把握的案件不應檢控,「天琦案」和「容偉業案」的成功率只有兩三成,還因得到法官可疑的偏幫,司法工作者可知羞耻!

 

信報財經新聞 A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2019-03-26

 

 


岸仔 | 19th Ma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6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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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點得益歸於控方是法家治港   

法家,在中國有二千多年傳統,今天還在影響所有人,包括大多數港人,以為法庭判了林子健有罪,便是代表他有罪,這是典型傳統法家思維方式,也是典型習近平式的法治觀念——以法律(作工具)有效治理國家。這恐怕不符港人引以自豪的西方法治觀念,還有最少一半港人對法治一知半解,仍是活在法家的法治觀之中。

判監5月 豈合比例

筆者與大多數人一樣,覺得林子健的行為古古怪怪,不合情理,也覺得他在案中有自殘的可能,這是對事實認定,以我的理性分析比較可信的一方面,也許也是大多數人的認知。但這代表他有罪嗎?代表他應判5個月監禁嗎?筆者估計有多於一半港人、本案法官皆認為判決合適合理。這令筆者慨嘆港人口中講法治(西方的),心中還是法治(中國人的法家治國觀念)。

法家的理念是「重法尚刑」,嚴刑峻法對犯法者視為理所當然,是把法律視為統治有效工具所必需的一部分。

香港有太多民粹草民認同這一論述而不自知,亦所以受西方法律教育的涂謹申律師,對只是掟膠樽雜物的「暴力」行為要判多年監禁之時,不假思索便評為「合適」。

有西方文明法治思維者,應先問這符合比例嗎?重刑是真有社會需要嗎?這是人權公約中對文明法制的基本要求;還是活在小農民粹思維中的法盲,則直覺地只要不符自己喜惡的行為皆是該死的,所以重判也是罪有應得的。

善於利用法家理念治國的人,當然會好好利用這類民粹思維,以筆者觀察,香港的法官是讀了西方法律而實行時還是充滿中國人的法家思維。這是所謂「儒表法裏」,而政府及司法界也特別喜歡在中下級法庭安排多些「釘官」,以增加以法治國的效率。大家不妨自己觀察或自問,港人近年已減少公民抗命,那是認為抗命是錯事,還是因為「懼法」?

署理總裁判官蘇惠德指,林子健「造成社會不安、恐慌、浪費警方人力物力」,所以判監禁5個月,這是近乎該罪的最高判刑,是百分百配合當政者法治思想的「尚刑」精神,希望以重判阻嚇同類行為,但理由令人噴飯。

浪費警力的事件天天發生,警方大多數對這類「刁民」行為,一是不告,二是告也是經簡易程序,不會花百萬以上成本去調查,也花不來,因為告入也只是守行為罰款之類。

今天政府執意要「釘死」林子健,還要重判,本身當然有打擊民主派民望的政治考量,這是有腦的人皆明白的,要利用法治作工具之時,調查及法庭皆要配合。蘇惠德是否作了配合政府的裁決,留待市民公論,但事件竟然可算作「造成社會恐慌不安」,蘇官若不是有意誇大其詞,則他恐怕很易恐慌不安,這類性格的人恐難當法官吧?

中國公安跨境執法早已存在,有市民口傳的,也有公開新聞上了頭條的林榮基事件;港人若有恐慌,也早慣了,也不應是林子健特別引起的吧?除了中港政府基於「尚刑」的理念特別希望重判之外,還有更合理合情的解釋嗎?

恐共鬧劇 可能自製

筆者認為林子健行為古怪,較有可能真是自導自演了一場恐共鬧劇,這是我的理性分析,但筆者並非說他有罪,因為明顯存在入罪而未能超過合理懷疑情況。那是什麼?筆者不以擁有3個法律學位的權威告訴大家他無犯罪,因為不能超過合理疑點只是常識,就常識而言,筆者與大家沒有兩樣。

本案主要依賴的重要證據是閉路電視片段,請問這可以是偽造的嗎?偽造不容易,要證明偽造更難,但筆者不是請大家證明沒有假,而是想想有沒有造假的可能,有可能嗎?有就不能入罪,這才是西方法治精神的「寧縱毋枉」,反之便是中國的「寧枉毋縱」的「尚刑」法治。

筆者敢問蘇法官,可有IT改圖或是拍攝電影的經驗?作為一個普通人,就算人傑精英,不易憑一己外行的觀察知道有否作假,審案過程有否尋求專家協助?由專家判別真偽的責任在控方還是辯方?相信你當然明白是百分之一百在控方,而控方有政治任務要入罪的意圖明顯,你不知乎?你沒有保留地信任控方警員的證供,心中可以全無疑點?你有盡維護司法公義的責任嗎?疑點得益歸於控方是法治嗎?

花費警力 責在警方

香港的司法制度從來充滿「尚刑」的思維,沒有學者敢去研究批判,只有推動司法的崇拜,從來如此,如今尤甚,由馬道立這個司法魔王上任後更是惡化,公眾開始留意質疑源於一眾政治審判案件,未嘗不是覺醒的好事。

筆者並非故意挑剔踢爆,而是看到偽正義律師還在為這日漸敗壞的制度塗脂抹粉,迷惑大眾法治還存在,還是什麼「有險可守」!法治失去還可爭回,但裝睡的律師能代表港人尋公義嗎?

本土派因林子健是民主黨人而幸災樂禍不已,這是傳承泛民的自己友公義的壞習慣。在去年眾多審判旺角義士的案件中,中下級法庭的法官一如這位蘇惠德,認人過程主觀兒戲,疑點得益全歸控方,被告在戴了口罩也給法官英明神武地、超過合理懷疑地認出入罪。

這情況到了高院由陪審團審理,就算有彭寶琴多方引導,十多條控罪也只有兩條告入,只因疑點得益歸於被告。司法淪喪,所有人都會受害,沒有本土與泛民之別。

最後必須指出,花費數千小時警力的責任在警方、在特首、在律政司、在必要「釘死」林子健的中共;更重要的是因為警隊多冗員,消費得起,因而重判,合邏輯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3-19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2th Ma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1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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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詐騙引渡中國審判有先例 】 
筆者2月19日在評論修訂《逃犯條例》一文(〈按本土原則 不應引渡陳同佳〉)中,率先提出兩個獨有看法:一、修例最影響的是商界,其次是泛民政客,再其次才到本土派;二、香港可引入國際法接受的「國民有屬人管轄權」原則,在請求台方同意的情況下,由香港法院自行審理陳同佳涉在台灣犯的謀殺案,台方只須移交證據證物便可。筆者高興這數周以來,這兩點得到更多關注和討論。

「法外之地」的涵義


2月19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宴請立法會議員時,傳達了一個說法:「香港不應成為國家安全的『法外之地』。」完全反映了修例的真正目的。

王志民並非法律專才,論述有誤不足為奇,因為香港自清朝割讓予英國以來,都是中國的「法外之地」,這一情況還受到《基本法》特別確認,為「一國兩制」的最大特色之一。

王志民以為談及主權國家問題時寧左勿右,便是政治正確,不知普世之內一國有不同法制十分普遍,出現衝突時,還是按所謂國際習慣法解決,並不關乎什麼「法外之地」的主權問題。王志民是典型的法盲,因勇於表達意見而引起謬誤,結果踢爆中央指令特區修例的真正目的,純屬自作聰明,添煩添亂。

所謂「國民有屬人管轄權」原則,是大陸法概念;香港人習慣的普通法系習慣多用「屬地管轄」原則,所以在九龍或新界犯法,第一庭不會在港島的地方法院或裁判所提訊,而是在犯法的地方的法院提訊,縱使疑犯關押在港島。由此引申,港人在國內或外國犯法,受當地法律和法庭管轄,理所當然,也是所有主權國的主權所在。

大陸法系有一源遠流長的法律原則,今天大陸與台灣同樣沿用——國家對國民既有保護的責任,也有管轄的權利。這一原則的理解和應用各國不盡相同,出現衝突時,按協議或國際習慣解決。

管轄是權責並重的,不是讓國民在外國犯事後可逃回本國而受庇護,而是受本國法庭的懲處作為責任的體現。

保護則是方方面面的。舉個實例,按中國刑法,外國國民對中國國民犯法時,就算犯法地點在外國,中國法律及法庭都有管轄權,可以要求引渡(按雙方協議);或當涉案的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時,可以拘押審訊。這才是王志民說的不容中國之內成為「法外之地」的真正涵義。這情況已有甚多先例,遠的有張子強案,近的自然是因孟晚舟所受待遇的對等司法報復。

大灣區之內,莫非王土?保安局所指的「漏洞」何在?這當然是指大灣區上馬、經濟一體化之後,港商在大灣區詐騙中資後逃回香港,或在香港境內詐騙中資,按現時的法制,中國法律完全沒有辦法保護中資或中國商人的利益。

中資大商家都會經不同渠道拿個港人身份特區護照,中資中商利用香港這個「法外之地」詐騙中資中商,然後受到香港法律的保護更可預期,這才是真正的漏洞所在。我們也不應輕視中央想搞大灣區的遠見,只是急於求成,草草上馬,發現漏洞時,便一道指令叫「好打得」的林鄭政府填補,就是這樣了。

大陸、港、台之間可有漏洞?當然有,數十年來在港犯了嚴重刑事罪的疑犯逃到台灣或澳門,例子極多,但從不聞政府要急於補漏,陳同佳案有甚多解決方案,修例目的一定不是針對此案,也不是廢了武功的泛民政客,而是針對大灣區建設過程中不法商人的詐騙行為,那才是主要原因;商界提出豁免商業犯罪,是既天真又自私。

香港可自行審判陳同佳

筆者從來反對惡法,但不是支持商人犯法,一般港人亦然。商界不認清危機,強烈抗議,只想依賴本土派或泛民以一些人權法治的理由去反對,是注定失敗的;再捐多些錢給泛民政團也不管用,因為今天的泛民政客最擅長的正是扮反對,私下卻配合政府讓法案有驚無險地通過。

若然商界還不相信筆者的看法,可上網查一查「電訊詐騙案」這幾個字。過去3年,因為中國公民在國內外被人進行大規模電訊詐騙而失去錢財的事件不計其數,中國因而成功要求外國在調查屬實拘捕之後,把嫌犯送交中國各級法院審訊定罪者有數百人,分別判處數月到數年的監禁。

大家絕對沒有看錯,是數百人之多!涉事而把疑犯交付中國的國家,有西班牙(200多人)、馬來西亞、肯尼亞、菲律賓、越南、柬埔寨,還有東歐的亞美尼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等。涉案而被引渡者多是中國人和台灣人。

中國的商業文化是否特別喜愛欺詐中國人?筆者沒有研究,但相信香港的愛國商人到大灣區建設貢獻之時,也是一樣,而且更有自信,因為可以逃回香港,避開他們不熟知的中國法制,從來都如是。《逃犯條例》一經修訂後,漏洞沒有了,一夜之間規則由源頭改變了,能不醒一醒嗎?為何美國商會比港商更早出聲反對?還活在八十年代的思維,以為港商在內地一定享有特權?

長遠而言,中港台澳還是需要訂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犯罪引渡協議,但引起即時恐慌的《逃犯條例》不應修訂,是彰彰甚明的。筆者作為法律專家寫的兩篇文章,相信已為不修法搭了下台階,算是小小貢獻。須知道一國之內兩套法制,又大陸法又普通法是正常的。美國之內行大陸法有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有魁北克省,英國有蘇格蘭。

未有協議之前,香港自行審判陳同佳案,以至港人港商在大灣區的經濟犯罪,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是國際行之有效的做法,不是最好的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3-12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5th Mar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7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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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偉康預告美國將打香港牌  

香港問題,看來已不單是港人的問題,而是涉及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張牌。筆者早前估計這張牌已離打出的時間不遠;唐偉康忽然提出「三個不幸論」,明顯不是偶然的,甚而與他早前的言論自相矛盾。筆者感覺到,美國打香港牌的時刻已到,所以本土派宜認清形勢,自定合適的立場,不宜與美方關係甚深的泛民主派同路。

「三大不幸」 各方炒作

去年12月28日,美國國會發表一份委員會報告,不少人便談論美國可能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在報章撰文,強調美港關係愈來愈牢固,指美國的貿易商、投資者,教育工作者和技術專家對港有重大貢獻,很多還在港設立區域總部或辦公室,聘用大約10萬人,每年有8000港生在美就學,美國也有1600學生在港求學。

唐偉康沒有說明而本欄曾經指出的事實是,按2018年5月29日的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美港雙邊貿易2017年達700億美元,美方享受了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美對港出口517億美元,從港進口是172億美元,順差達345億美元。美國對港的出口貿易,讓她有了18.8萬個工作機會。

該報告肯定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還是享有高度自治,其程度是超過足夠地讓香港繼續享有特殊關稅的地位。唐偉康為職業外交官,會自打嘴巴、改變《美國—香港政策法》對港現況的定性嗎?自然不會,這才是大家須細心分析之處,不要誤解他傳達的訊息。

唐絕對沒說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那只是一些二流評論員人云亦云的說法,美國官方從未明示或暗示會消法,美國是另有打算的。

筆者認為美國的牌,可令一直受壓的本土派有反制「港奸」的空間,大家宜早作準備。

唐偉康說的「三大不幸」,全是國際知曉的香港「一國兩制」備受質疑,特別是台灣也用來炒作,批評香港的「一國兩制」完全失敗,台灣絕不接受。

「三大不幸」的背後有美國作推手的影子,也是不言而喻的,分別是禁止民族黨運作、禁《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入境、DQ多名港獨分子參加補選。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媒體大力炒作「三大不幸」,中共立場卻出乎意料的強硬,近期還打算修訂《逃犯條例》,全不把國際及台灣的意見視作一回事,當然也是擺明不給美國面子;美國一是看不下去,二是西方領袖的身份成疑,三為近來中美關係緊張,美國有可能藉香港牌對華施加更大壓力。

施壓效果 很成疑問


唐偉康是職業外交家,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是大動作,影響大而施壓效果成疑,萬一中共全不理會,美方可以如何?須知道,最大的後果也只是香港損失出口172億美元,香港有何高檔物品只能賣到美國?中港若連線對美打貿易戰,美方就不計較517億美元的出口嗎?

唐偉康的說法,也只是「估計今年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告,評論會比去年的嚴重」,如此而已,他完全避開談及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可能性,但還是受到一眾親中政客及人大政協的反擊,這不奇怪。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高調向美國駐港領事館表示強烈不滿,又堅決反對,又嚴正聲明,又要求美國恪守國際法及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詆毀「一國兩制」和干預中國內政。調子再高一點時,是否準備驅逐唐偉康?

美領事館的回覆也耐人尋味,對中方的「跳腳」反應全不當一回事,只表示以透明方式討論這些問題是重要的,唐偉康已謹慎解釋他的觀點,表達他認為分享美國和國際社會觀點的重要性;說明這不是唐的個人意見,而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觀點。

這個態度是極其清楚強硬的,沒有說的,只是這些觀點再不被中共理會之時,國際社會將會如何反應。

中共深明,而美方也明言,並非要取消特殊的美港經貿關係。那美方可打的牌是什麼?中方為何如此緊張?港人特別是本土派應如何應對?

本欄曾經詳細介紹美國參議員魯比奧所提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該法案早已完成草案,只待參眾兩院排期通過,以及總統簽署。

該法案會接收《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內容,但加了很多東西。美國國務院除了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之外,還要準備一張「黑名單」,列出香港任何做過傷害香港民主和人權的事情的人,他們及其家人都會在名單內而受到具體制裁,包括凍結財產、取消簽證,這類「港奸」的子女在美留學的也會被趕回中國,更別想將來可到美國一家團聚。

寄語各界揸筆開咪混飯吃的人,若未看過這條《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便應上網細看全文,泛民的律師更要看;無知事小,將來大量要求法律意見的生意上門時,你們口啞啞便尷尬了。

中共的緊張,是美國會用同一模式制裁所有有家人及財產在美的中共官員;再進一步是美國的盟友也加入一致行動,這也是該法案有介紹的。

對本土派而言,最應做的是以最多政治受害人代表的身份到美國領事館示威,要求盡快通過法案;其次是全民總動員收集「港奸」資料,準備做正義的「篤灰」者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3-05 16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https://www.congress.gov/115/bills/hr3856/BILLS-115hr3856ih.pdf?fbclid=IwAR2NI6LG0E2r_EcTY34_Z-gMeRh6l96Ws8AubXTvOYg-uHZ-7Pak-rKF7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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