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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7th Sep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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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是「有牙老虎」


前星期介紹了《美國-香港政策法》,並形容之為過時的美國法例,主要原因是美國國會已經在2016年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案,目前階段是在立法過程之中,對美國而言這非外交上首要事務,香港情況穩定,還有《政策法》可使用作為監察中共對港是否履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

若香港的人權及政治情況惡化,正如近期發生用《社團條例》迫害異見者,23條立法等,筆者相信《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立法會加速完成。

筆者形容此法是「有牙老虎」,相對是指現有的《政策法》是「無牙老虎」,很多港人評論者連《政策法》的權限在甚麼地方也沒有弄清楚就亂講一輪,憑空想像提出要求,高估效用,是十分可笑及不認真的。

《政策法》對中共若破壞一國兩者之時有何制裁行動是不清楚的,最嚴重是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關係,視香港與中國大陸為一體,這不單立刻就對香港有害,而且實行有具體困難。例如香港自己在97前早是世貿成員,也是獨立關稅區,與美國的關稅協議從來獨立協商。另香港按《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有權以獨立地區身份參與國際組織(例如世貿、亞運、 APEC)及簽署雙邊協議。

香港與美國就有十多條雙邊協議,每取消一條都是對港的傷害,也是美國在破壞自己的承諾即信用,但不見得對中共有何制裁作用。

還是簡介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如何增加了《政策法》所沒有的「牙齒」。這是參議院H.R.3856號提案,是「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所主導的立法,是得到兩黨支持的立法(Bipartisan Legislation),所以通過是幾乎可以肯定的發展。此法有四大方面值得關註:

(一)重新肯定《政策法》所展示的原則,包括支持香港民主、人權及香港保持足夠自治度以讓美國可以合理地區別香港於大陸之外。(二)維持要求美國務卿每年就香港的情況提交報告給國會。(三)要求國務卿出具證明香港享有足夠自治以支持國會通過任何有利香港區別於大陸的法例。(四)要求總統指認侵犯港人人權的人(identify persons),及其他打壓港人基本自由者(suppressing basic freedoms);美國要凍結這些人在美國的資產及拒絕這些人入境。(筆者理解是包括了一眾「港奸」)(五)參加過雨傘運動而有刑事紀錄的港人不會因而不獲美國入境簽證。◇

#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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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4th Sep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8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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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港人自由者 將入環球黑名單   

如果有這麼一個黑名單,列出侵害港人自由人權者的名字,例如提出23條立法法案的林鄭月娥及其官員、起草的律政司司長、負責的保安局局長、協助推銷立法的行會成員,如湯家驊;學者如劉兆佳;又或是學者又是政客、近年大力吹噓各類侵害港人自由的議員,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梁美芬(她推國教、《國歌法》、辱警罪)。愛自由人權的香港人,相信對這類賣港求榮的香港人恨之入骨,但如何能夠制裁他們?

[直接行動是非暴力]

筆者是「直接行動」論者,贊同每一個公民都應自行起動,幹點實事,以求改革社會,不應投一票給代理人,便當完成公民責任。事實告訴大家,只知盲目支持泛民的「老黃絲」,其實同樣害了社會,政客只會騙完選票出賣港人利益,行動要靠自己。幾個港人跑到街上趕大媽,便恢復香港的街頭秩序,勝過100個誇誇其談的政客。

不過,直接行動者不是孤狼行動者, 原則上還是非暴力的,所以筆者並不是希望有人以暴力行為針對「港奸」,制裁行為可以十分文明、非暴力,但是有效的。具體而言是「以法達義」,推動法律制裁就只是推動立法而已,一人一信,只要人多就是力量,有宏效而且十分文明。

大家當然說,希望立法會可以就針對賣港行為立法是發夢。筆者不是說香港的立法會,而是指美國國會的立法,那是早有法案有待排期完成立法程序的《香港人權與民主2017法案》。這是一條美國參議員Marco Rubio、Tom Cotton(共和黨)與Ben Cardin(民主黨)的聯合提案,所以具有兩黨共識,用以取代現行《美國—香港政策法》的新法例,是有針對性制裁措施的法例。

香港人應做的,只是努力促使法例盡早通過,以及建議把法例的字眼寫得更具體、更清楚、更具針對性,以助港人更有效制裁「港奸」;並且教育所有人,出賣港人利益,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香港人權民主法》筆者上周六本報的另一篇文章已有介紹,也會在其他文章作更多介紹,本文不會重複內容,網上也有不少介紹本法內容的新聞報道。關心香港的人有責任自己做足功課,不要連名稱也人云亦云,便想當然地評論,革命不是看風水,是要認真探索。本文只集中探索有關制裁破壞港人自由者的「黑名單」這部分。

筆者依靠的是美國參議院第115會期第一節H.R. 3856號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7),大家應上網下載這份32頁長的法案研究清楚其條文。筆者說的港人「直接行動」指兩方面,一是起來表達要求美國國會盡早通過法案的願望;二是就法案之內還不算太清楚的條文,特別是「黑名單」的構成和定義,表達港人的意見,以期美國更清楚合乎法治地制裁令香港人失去自由的「港奸」!

法案用三分之一篇幅、共11頁回顧由《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到數次政改,到2014年人大八三一決議、「雨傘革命」、到銅鑼灣書店5名港人被中共越境拘押,多名學生領袖被法院加刑入獄等等人權及民主歷史的發展,作為立法的依據,可謂十分詳盡認真;亦令任何政府官員及外國官員只要一閱讀法例,就能夠於短時間內完全了解法例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這是極為有效率的做法,特別是美國國會其實寄望普世自由國家的立法者,效法美國訂立同樣保護香港人權的法律,同樣立法制裁禍害港人自由的「港奸」。

[法例最後一句最妙]

本法的立法政策(Statement of Policy)也十分具體,是重申支持香港的民主人權符合美國的基本外交國策(a fundamental principle),美國對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有重大利益。香港一定要保持足夠的自治程度(sufficiently autonomous),以合理化得到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對待。支持港人按《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聯合國人權公約》及《公民政治權利公約》所賦予的民主願望,更應警示國際社會對香港人基本權利可能受侵害的關注。

寫到這裏,不禁要說句:「Hong Kong is not China!」美國不會為西藏人或上海人立這樣的法律。以中共的立場看,這是干預內政;站在香港人的立場看,筆者極表歡迎,極之希望本法能在香港23條立法之前通過。

這樣一來,所有有份通過23條立法的議員,財產會由美國政府凍結,自己和家人子女不能入境美國,有什麼比這樣制裁「港奸」更令港人歡暢呢?

「黑名單」的安排在第七大段(20頁),說通過法案半年之內,總統要提交參議院委員會一名單,基於可靠的資訊,名單上的人要為銅鑼灣書店事件5人被追蹤、扣押、拘留及被迫認罪負責(is responsible)。還有在第三款有一句,為其他同類情況下出事的記者、編輯、出版者,及其他香港人(Other Resident in Hong Kong)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被侵害而要負責任者(名單會在有新資料之時更新)。

在名單上的人,財產將被美國政府凍結,並被拒絕入境美國,簽證被取消。可以包括家庭成員(見第8段Admissibility of Certain Aliens and Family Members)。

大家所理解的「港奸」,是否包括在法例之內?筆者認為已經是;但港人也應要求字眼更清楚,一些論者及報道說只是包括官員,法例並無官員的字眼只說要負責的人(persons responsible)。若只限負責的官員,層層上推,就只是習主席及政治局才要負責,這是無意義的。

 

最妙是全條法例最後一句,要求美國行政當局鼓勵(Encourage)其他國家政府採取同類的制裁行動,所以黑名單一出,效果可以是環球的,林鄭與其他愛國者只能回中國終老了。

#《香港人權民主法》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9-04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st Sep 2018 | 宏觀法治 | (1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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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香港人權法與民主法〉快出爐   

香港人談法治,就是律師法官所告訴大家的一套。而律師法官所識的法治就只是英式普通法,這自然是相當狹隘的認知。戴教授倡議什麼「以法達義」,大家當是「法夢」,法官當是笑談,譏笑為「違法達義」。

殊不知走出中港到真正落實三權分立的美國,立法者利用立法的權力參與國家的外交事務,推動美國價值為本的人權民主到別的國家,就是一種「以法達義」的具體行動,美國人視之為正常及理所當然。筆者認為很快會成為事實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就是這麼一回事,中共當然跳腳不已,港人則民主有望,額手稱慶。

兩黨提案 掃除立法障礙

先給大家一個正面分析,香港的國際關係學者完全忽略了這一條法例對香港的影響,認為美國立法繁雜,兩院之外還需總統簽署,而總統經常視這類國會提案的法例是干預總統的外交行政權,不肯簽名,變相否決。國會雖可經三分之二再通過而成為法律,但也少有這樣與總統衝突,所以也就不為香港學者所注視,認為是遙不可及的法案。

只是筆者判定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會立法順利,原因有幾方面。第一特朗普政府是一個鷹派政府,他針對中共的種種作為早已不是貿易戰這麼簡單,就算他只視香港問題為棋盤的一步,這一步已經到適當的時間,動手,何奇之有?

二是美國當今是處於所謂「合一政府」的難得情況,這是說總統、參議院、眾議院,都由共和黨人所佔據,通過這條法案沒有任何阻力,除了中共的外交抗議,但特朗普會理會中共不高興嗎?年尾無疑有國會中期選舉,但一般估計結果對目前共和黨在目前參議院有兩席多數,眾議院有23席多數的優勢無基本上的改變,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這法案是由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聯手提案,這是建基於美國國會上世紀七十年代中立法規定美國的國策是要實行「人權外交」的延續;這是兩黨的共識,也是反映美國人民的意願,就是要將民主人權的價值推廣到全世界。我們要明白議員須反映人民的意願,總統則保護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的國會外交與總統外交並不是矛盾而是互補及互相尊重的,也是美國的分權與制衡的運作。

所謂「人權外交」是國會立法規定美國政府在提供安全援助、經濟援助及在國際金融機構中投票某一國申請貸款時,必須考慮受助國的人權狀況。與香港及中國政府不尊重法律的情況不同,總統不守法是可依憲法被彈劾的!美國會用立法行使外交權的方程式,是立法,依法監督,再立法就更具體實在,使行政部門沒有自行解釋的餘地而要切實執行國策。

傘運入獄 無礙踏足美境

針對香港人權民主的立法正是循這方程式。先有1992年訂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要求政府就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及民主發展向國會提交報告,也事實上美國國務院提交多次報告都說沒有問題。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及人大的831決議,香港的民主進程停頓,人權倒退,美國會再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以代替舊法,當然是正常的做法及事在必行的了。

新法重申(Reaffirm)《美國:香港政策法》的所有原則,包括支持香港的民主、人權及足夠的高度自治,以令香港可以得到有別於中國的對待。新法更具體地要求美國國務卿必須每年向國會提交香港民主發展報告,美國總統必須調查任何破壞香港人權民主自由者的責任,凍結這些人在美國的資產,拒絕他們進入美國。還規定任何人不因曾參與雨傘運動被捕及判刑而不獲入境美國。

美國以法治制度去肯定了曾經參加雨傘運動的港人是正義的。香港人將「合法」地向美國舉報那些出賣香港利益以討好中共並謀求個人利益的港人,要求美國拒絕他們入境;這不算引入外國勢力,因為人權無國界,而有朝一日,港人也應為其他國家的人權法治出一分力。

筆者未能確定美國何時立法,但深信為期不遠,大家見特朗普在3月已經簽了《台灣旅行法》,這是遠比《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敏感複雜百倍的立法,也只是前後一年半時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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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1st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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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可了侵權式騷擾


民事上的侵權發展了幾百年,對土地的入侵(Trespass)是最久遠的,對人身權利的侵犯,包括例如誹謗,恐嚇,人身傷害等等,也存在了很久。但很多行為是隨時代文明才出現的,例如入侵別人電腦干擾私隱,轟炸電子郵箱等。香港多年前曾經提議過為纏擾立法,成為罪行,這是針對所謂「狗仔隊」的行為,後因新聞界的反對不了了之。

用民事的禁制令制止對別人的騷擾在普通法中早有先例,但法律是否將近代出現的一些騷擾別人的行為列為侵權(Tort)的一個類別,從而使受害人可以獲得金錢上的賠償?下面的一件香港案例提供了清楚的答案。Lau Tat Wai v Yip Lai Kuen Joey [2013]3HKC 361。

男女雙方交往了4個月,之後男方原告決定終結關係,但女方拒絕。自此有六年的時間女方對男方作出纏擾性的行為,男方的生活變得十分淒慘。女方請黑客入侵男方的電郵並下載了所有的聯絡人,轟炸他的郵箱,用電郵及SMS信息高達一小時120次之多。近身追蹤他的生活,為了方便天天追蹤他甚而特別搬到他居所的附近,甚至於多次報案說他出了事。

為了逃避女方,男的要辭去工作,更換電郵,更改電話號碼數次。男的因而患上焦慮症及失眠。

法庭判這行為構成侵權式恐嚇(Tort of Intimidation)及騷擾(Harassment)。侵權式恐嚇指被運用不合法的威嚇(Threat)成功強迫他人進行一些行為或避免一些行為,並因而受到傷害,承受了損害(Damages)。騷擾更為明顯,在香港這樣居所細小緊迫的地方,再加上有關IT科技的進步,令到個人的私隱容易被人入侵而難以逃避。騷擾指連串的行為或語言不斷地重覆,被合理地認為會對他人的情緒造成傷害及困擾。被告是有意圖這樣做並同樣對原告構成了損害。

法庭發出禁制令禁止被告再有同類的行為,並就原告的勝訴判予加重賠償額(Aggravated Damages),以補償他在情緒,尊嚴及自尊心方面的傷害,合共60萬元。另外由於事件的嚴重性,再加20萬的懲戒性賠償(Exemplary Damages),合共80萬元。法庭認為非常合理。


時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性的感情精神也一樣容易受傷的,女權份子也別輕忽了這一點。◇

#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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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8th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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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首的名譽值幾多錢? 


先講明,本文的標題和討論純是法律問題,沒有任何價值取向,我可沒興趣收前特首的律師信。金錢是有關誹謗法律的重要考量,這考量是逆向的,告人誹謗的人氣上心頭,頭腦發熱;以生意為念的律師先助顧客分析能否勝訴,能勝自然多加鼓勵。更具專業精神、更為客人着想的律師會有逆向思維,假設勝訴還會提醒顧客得不償失的考慮。

推論難分真假

民事法律行動的終極問題只是補償的問題,百分之一百是錢的問題。補償的原則也十分勢利,是你名譽值多少錢,因為別人誹謗唱衰你而令你損失多少金錢上的利益,這是原告人的責任證明給法庭知道,並要求法庭判這數額的補償金。

一般而言,政治人物的名譽最無保障,大家聽過有哪位政客因為被批評而勝訴的沒有?不論公平與否、真的還是假的,或是最難搞的半真半靠推論、不完全真也不算完全假的批評。

別說與政治有關,影視娛樂界只要是公眾人物,而報道或評論是與公眾利益有關,這只是說公眾有興趣、有理由想知道,便很難勝訴。公眾人物的私事與公眾無關,可視作一般人的誹謗處理,但鍾教授論說梁振英的事件則明顯不是私事,是公眾關心的事,是梁振英公職有關的事。

整個普通法系各地區政治人物能告媒體誹謗成功的例子不多,判大額賠償令答辯人破產的,就只有新加坡。香港的情況應不至如斯地步,現實不過是前特首已無政治權力,要自證名譽值多少錢是個有趣問題,如何證明更加有趣;梁振英的入禀狀開個什麼價,肯定是市民最有興趣的話題。

誹謗一般而言,賠償最多是涉及原告人的專業能力,也只是幾十萬而已。香港有沒有涉及政治人物之間的誹謗訴訟?還是有的,只是年輕一代恐怕記不起了。那已經是九十年代初、約25年前的事了。

筆者當年在本報倒是評論得興高采烈,計有1993年7月2日評論鄧蓮如(行政局)及唐明治(前律政司)告李國寶(立法局議員)事件,前後寫了兩篇文章;案件結果是庭外和解,李國寶給鄧蓮如5萬元作為補償。雷聲大、雨點少的事件,筆者當時比喻為香港版本的「七號皇庭案」。

1991年時,李柱銘曾經聲言要告一名評論員「辛維思」(據知那是馬力的筆名),結果沒有下文;到1993年又聲言要告李福善法官,筆者在7月23日及8月6日兩篇長文批評為無事生非、草率、影響言論自由,更質問李柱銘目的是什麼?法律如果可以解決政治問題,你便根本毋須從政了。這件案結果也是不了了之。政治人物發律師信或威嚇要告誹謗以報復別人的批評,倒非由梁振英開始。

傳媒及評論者,對誹謗官司既討厭,也害怕,更憤怒,公眾亦然,因為立竿見影的作用,就是侵害言論自由和公眾的知情權,所以筆者當年所有評論都只會站在被告一方;今天更令人討厭的,不是力量對等的政客互訴,而是代表有社會地位及權勢的前特首,也以律師信及訴訟的威嚇,警告報刊和評論員,那是犯眾怒的事,是不再顧及自己政治前途而開罪所有市民的政治自殺行為。正常是不會發生的,自然是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十分失常的結果。

令筆者略有快慰之感是,梁振英已經是前特首。梁是否向法庭表示準備再度參選下屆特首,而鍾教授的評論如果構成誹謗,是會影響他的機會?還是言論會影響他當政協副主席的身份將來失去連任的機會?這豈非說明北京領導人原來十分重視民主派評論員的意見,相信鍾教授多於信他這位國之重臣?這是否說出了國家機密?

賠償不夠律師費

這些理由在法庭上,一是說不出來,二是說出來也會被視為空洞、欠缺實質。這樣計算下來,一位前特首的身份沒有什麼大不了,也並不高貴,是分分鐘還可能成為階下囚的位置,也實在難言值幾個錢。

哲學地說,誹謗是最有階級性的法律,原是為貴族而設,不是為了保護平民的名譽。若是公平的法律,受誹謗屈辱的人要求的是道歉及法庭為他澄清名譽。但英國的誹謗法不似大陸的法庭可以下令誹謗者「賠禮道歉」,英式法庭只會下令賠錢,而賠多少錢是與原告人的社會地位掛鈎的。這是說有地位賠得多,因為名譽值錢,但普通人名譽不值錢,就只有象徵性的賠錢,這也是為何筆者有興趣要問一位前特首的身份值多少錢?

誹謗官司最嚇人的,不是勝負而是訟費,即是律師費。以大家熟知的名案,費用可以高達千萬;但這也只是錯覺,只會在雙方皆為勝利而不顧一切僱用頂級大狀,在所有細節皆爭辯到底的結果,被告一方大可以利用交存法庭押金(payment into court)的程序,逼原告和解,那告人一方最終可能表面勝利,但賠償的錢不足以支付自己的律師費,那就得不償失了。

對梁振英而言,萬一賠償額不高,更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就是同時間出現更多的誹謗性言論。一般人的誹謗勝訴不外乎賠幾萬元,梁可能自視甚高,但一般市民早視特首之位十分低下,何況是退役的?

筆者只視梁先生為一位不甘寂寞、不忿氣不能連任、極希望市民視他還是一位重要人物的老人而已。在民權意識高漲的年代,過氣政治人物是沒有人理的,前特首之所以還被政客重視,是因為政客要找尋可以攻擊的稻草人,不是前特首還有重要性。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28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4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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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策法〉早已不合時宜

近來很多人討論《美國-香港政策法》,皆因有港人示威及公開要求美國政府廢除此法,以制裁中共打壓香港的民主人權,並以為廢法之後,香港到美國的貿易出口就一如中國一樣,捲入中美貿易戰之中,被一併制裁。香港經濟滑坡,多少必然影響到中國經貿,從而迫使中共對港人更好,少些政治打壓。

整件事的本質,複雜而混亂,並帶著大量的錯誤理解,在法治而言是不可取的,只是在抗爭帶出話題這一方面,倒是帶出奇效,引來中港官員的官方回應,建制商界的兇罵,令人以為訴求很有效。

其實這條立於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早已處於廢置狀態,美國政府已經十多年沒有就法例的要求提交國會香港報告,廢除一條已經過時不用的法例,是無大意義的;港人要在意的是美國國會正在計劃訂立一條《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會將《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原則及內容搬到新法,這才是香港人真正需要密切注意的發展。

《政策法》之所以無用,皆因內容空泛,只是要求美國政府監察香港的民主人權情況,是否真正在實行所謂「一國兩制」,從而合理化美國對待香港時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具體而言是有哪些差別呢?一般人受影響的是商業政策,移民配額,留學生名額及獎學金,出入境安排等方方面面。

打個簡單的比喻,英治時期港人享有的自由生活,人權法治,受到《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保障的高度自治能夠保留,美國就視香港是有別於中國的地區,可享有各樣特殊的差別對待。

「雨傘運動」之後美國國務卿曾就《政策法》向國會提交一次報告,對香港人權狀況有所質疑,但基本上直到目前為止美國官方的立場是承認「一國兩制」尚在實行之中的,要廢法涉及原則性立場,固然不易,也不見得有助香港人改善甚麼,只會有害,打亂了美國對港政策的全盤佈局,不如等待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立法之後,到時香港人要求美國對中共施壓,要求美國政府懲罰迫害港人的中港奸人,就變成「有法可依」!這當然比首先是懲罰香港人,其次才是影響中共利益的經貿制裁,聰明到位得多了!◇


岸仔 | 21st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5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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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不是中共或美帝棋子   

陳浩天在FCC演講得到港獨的強大宣傳效果,有目共睹,大長獨派(自然也包括筆者形容的泛本土派)的威風,大減中共近來對港人惡形惡相的氣燄,也大亂一班靠媚共謀取位置的「港奸」的陣腳。中共靠他們做宣傳工作,但他們對獨派的作為全無辦法,只能不斷吼叫23條立法。中共真想23條立法,十多年前早立了,還用你們提意見嗎?

「老黃絲」的情懷

筆者不談太多人們談論的話題,只想以法律角度分析一下陳浩天建議要美國撤銷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在分析的過程中,倒解開了心中一個疑惑,就是陳浩天會否一如某知名傳媒大亨,是美國扶植的代理人?他倡議的政治訴求,又是否所謂西方反華勢力的一環?還有更可笑的一面,他搞港獨是否中共指使的,他是中共的人?

不管是否在本土出生,陳浩天與黃之鋒、梁天琦、黃台仰、梁頌恆、游蕙禎等是「雨傘革命」之後冒起的一群政治素人,是港人確認立根於本土;有別於建制,也有別於關心中國多於香港的大中華民主派,近稱「老黃絲」;也有別於早年以新一代面貌出現的80後,時稱「左膠」的社運中人。

「老黃絲」是尚在迷戀泛民主派的一群中老年人,他們迷戀過去泛民包攬一切議題的時代,還是對泛民的作為對又支持,錯也支持,笑又投票,含淚不滿也照投一票;這助長了泛民的不思進取,也加快其衰落,時間會證明一切。只是在過程之中,泛民、「左膠」及一眾「老黃絲」,一直用與中共一樣缺德的手法,就是抹紅本土派。這類人最愛吹噓欠缺實證的陰謀論,港獨分子的出現是中共安排的,目的是搞亂偉大的民主派的正義民主運動,令港人厭惡政治,不出來投票(其實是不肯再投票予泛民),變相是在幫敵人的建制派坐大。

「老黃絲」的可笑,本來不值多談。隨着時間的進展,更多的老中青覺醒,低質素的政治論述自會消退。事實上,「老黃絲」也只能盤踞幾個網媒的同溫層中取暖,對不斷改變的新形勢是跟不上的。

要了解政治人物,聽其言、觀其行,勝於認識他們以建立私人關係,因為有了關係,便有私人感情,就不再客觀理智,這也可解釋為何革命家就算已經貪腐失德,還可以有這樣多的正義朋友大力支持原諒。

筆者不認識陳浩天,連他的網台節目也沒怎樣聽過,對他的種種傳言保持客觀的知悉態度,但今天可以推論他不是中共的人,也不是由美國人安排他「宣獨」。

筆者倒不奇怪陳浩天的背後有人協助,甚至來自一些外國勢力,但他犯的一個明顯謬誤,倒令筆者放心,幫他的,不是美國官方,也沒有具實力的美國智庫。陳浩天在FCC演說中論及《美國—香港政策法》時,是空泛地要求覆檢(review)這一條法例的成效。筆者發覺有些傳媒用了「撤銷」這個法例用語,這不是錯誤,而是陳浩天的民族黨一年前到美國領事館示威時的訴求。

2017年8月24日的新聞,是香港民族黨與該黨友好人士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提交請願信,要求美國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以制裁中共,阻止中共打壓香港的民主運動。這封信的最大笑話是,要求美國政府取消某一法例,而他不知美國政府按美國憲制,根本連立法權也沒有,更別說霸道至撤銷某一條法例。

行事草率訴求謬誤

美國憲法第一條清楚列明,立法權屬於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美國國會。要求更改法例,正常是接觸美國國會,請願信連要求政府轉交也沒有,對一個普通美國人來說,這樣的要求也是一個違反常識的笑話。那說明最少一年之前,陳浩天連一個美國人充當他的顧問也欠缺,更不會是美國人有心扶植培養的港獨分子了。

美國是真正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美國總統領導的政府,別說立法,連法例的提案權也沒有,總統只能在一年一度的國情咨文,向國會提出政府所需的立法,促請國會配合立法,技術上叫「法律制定勸告權」。叫政府取消法例,在極權的中國也不可能,陳浩天的請願訴求何其草率可笑?這類謬誤訴求更似來自某位多民粹誇張言談的本土派理論家,他最喜歡叫港人到白宮網頁搞這樣那樣的聯署,他也最大力吹噓要求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但理由和論述卻甚為民粹無知。

簡單地說,取消這法例,中共最高興,但筆者也不會因而推論陳浩天或是那位智者,就是曲線幫中共工作,這類反智言論也太阻礙時代進步吧?美國國會藉訂立法例,參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中共看來是煩擾及難應對的事,特別是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剛通過的《台灣旅行法》,以及《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都是令中共頭痛之極的事。中共從來只有嗆聲警告美方,別借法律干涉港台事務,中共只關注將來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幾時表達過對廢除《美國—香港政策法》緊張?

正是因為黃之鋒應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安排,2016年年底美國國會把新法例的立法做宣傳,中共憤而對黃之鋒的政團「眾志」下封殺令。留意新法例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要重申(reaffirm)《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原則,並要求政府必須每年向國會提交香港民主發展報告,於是只是舊法搬到新法而不會被廢的。

最後看到最新新聞,吃了一驚,不單是陳浩天欠缺美國法例常識,連國際常識也欠缺。美國只是世貿的一個成員國,美國總統何來權力趕中國出世貿?香港政府回應陳浩天已經可笑,各大報刊又有國際版,又經濟版,就是不懂第一時間指出謬誤!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21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7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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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一個失實陳述的花園怎辦?

買了一個有僭建物或附加物的物業,當附加的部份出了問題之時,責任誰屬?一般而言僭建物要清拆,附加物如花園停車位要交還給政府之時,物業的價值必然大降,但買家自己有審視物業,有請律師負責法律文件的準備,物業的升值與貶值的後果,自應由買方自承責任。

但也有例外的,就一如普通貨品的買賣,賣房對貨品的品質有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的描述,情況就完全相反,等同買賣失效的嚴重。Santani Ltd v Shum Shuk Fong (2013)3HKC 50。

原訴人向答辯人購買了一個物業,多付了物業市值之外200萬元,皆因物業附加了一個花園。這個花園答辯人已經向政府以租約形式租用了16年,並且曾經花費200萬元加以美化。原訴人知道定期要向政府續約,但答辯人作為賣方告訴原訴人一切「沒有問題」。

在物業成交之後的一個月,答辯人收到政府的遷出通知(notice to quit),遷出前要先將花園內兩個非法僭建物拆除。在清除僭建物之前政府不會以公開招標形式再租出花園。

原訴人要求賣方的答辯人退回物業價值之外多付的200萬元,理由是賣方誤導花園的續租是沒有問題的,而賣方一直知道政府在追究增加花園價值的僭建物,有些情況沒有告訴原訴人,原訴人亦不能經查冊得悉情況。事實是在2003年起政府就要求答辯人拆除僭建物,之後多次收到若不拆除政府會終止租約的警告。2007年政府發出過清拆令,但答辯人沒有理會。

法庭裁定原訴人勝訴。法庭接受相關的失實陳述的確存在。在作供時答辯人囉嗦多言,但不能也顯然不願直接回答問題。答辯人說只形容過花園是政府土地而賣方要自行申請租約,是不可信的。這樣簡單的形容無法取得那多出的200萬利益。答辯人只說沒有問題(No Problem),但若然原訴人不能再享用土地這不可能是沒有問題的情況。

答辯人與地政署多次交涉的情況從無向原訴人透露,所謂「沒有問題」就是一種失實的陳述。答辯人只說沒有問題最少也是魯莽(Reckless)及不負責任。原告人因其陳述而接受了買賣合約,應賠償差價的216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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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4th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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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大媽可變為佔領行動   

趕大媽可變為佔領行動,亦因此,本土派有了一次難得的動員機會、團結一致的行動目標。筆者倒不希望勝利來得太快、太完美,但恐怕中共中央很快會向林鄭下指令,務必消滅危機於萌芽時期。香港警察對所有街頭運動活躍者的資料都輕易掌握,要趕絕幾名街頭唱歌大媽,易如反掌;問題只是,民間的自發趕大媽行動能否延續。星期六晚尖沙咀據報道有百多人反大媽,本土派又再來了!

京官比港人清醒

若認為筆者誇張,請花點時間上網重溫3年前(即2015年2月中至4月中這數周)的新聞。筆者2月15日身處沙田新城市廣場之內,當日有超過200多名香港市民憤怒地示威,見有疑似大陸遊客便一擁上前指罵,商場內有幾百警員駐守維持治安,商舖紛紛拉閘,商場事實上被佔領好幾個小時。筆者認定事態嚴重。

2015年2月17日,筆者在本欄斷言(〈佔領商場快將出現〉),中共中央不敢輕視反水貨客、反自由行的抗爭帶來的危機,除會為訪港總人數設上限之外,「一簽多行」亦一定要取消。之後,筆者文章重複這一看法,終於到4月14日深圳政府突然全數停止「一簽多行」簽證,改為「一周一行」,這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因為就是建制派也只是建議「一天一行」而已。

期間幾個星期發生何事?那是「港人起義」,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反水貨客抗爭。筆者在本欄的預言是「民變日漸逼近」(3月3日文章)。大家可能善忘不記得了,3月1日香港多處地方有激烈反水貨客示威衝突,下午自元朗開始延續了6個小時,共有33人被捕,參加者高達600人。

這次發生在「兩次革命」期間(2014「雨傘革命」及2016年初的「魚蛋革命」)的本土抗爭運動,是被所有人故意淡忘,而事實上極為重要;根本的性質是前一次事件的延續,也是後一次事件的伏筆,本身是獨立於所有政團力量的民間行動,而且完全成功。

大家應記得元朗踢篋弄哭一個小女孩後,泛民主派政客趁機會跳出來幫政府維穩,轉移重心,譴責暴力,順便劃清界線。建制更不必說,時任特首梁振英更曾指摘港人反大陸遊客是「未富先驕」,警察更說會「果斷執法」。結果是,北京官員的頭腦比港人更清醒。本土派從未消失,本土派並未衰落,而且一天比一天強大,這次趕大媽事件港府若不認真處理,隨時又再引起民變!

今次的趕大媽行動,是由一個沒多少人知道的港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發起,只有區區數人展示兩塊標語,與獨立無關的「請勿行乞」字樣。警察是否有大媽不趕而去拉違反《社團條例》的港獨組織?召集人陳家駒顯然小心計算過得失,並不宣傳港獨口號,只專注於有人違法行乞,要求警方執法,避開「搞港獨」的口實,得到更多普通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人民的力量能夠出來是最重要的。

今次行動比反水貨客更有利,因為水貨買賣在經濟學和法律上,會稱之為平衡進口的行為,倒是百分之一百合法的,民眾尚可成功逼政府管制,何況一眾大媽當街做違法的事情?法律上,市民只要不涉及不合理武力,是如警察一樣有權制止罪案發生,甚而行使市民的逮捕權力的。

牽涉犯法的行為

行乞是犯法,在公眾場所表演而未有申請娛樂牌照是犯法;小販無牌擺賣是犯法;收錢無論如何形容,都有法律問題,因為沒有報稅,若算籌款而沒有事前申請,當然犯法;大媽衣着暴露對大伯亂拋媚眼,則涉及色情及淫穢法例;噪音大再加上與市民爭吵,不單違反《噪音管制條例》,而且違反普通法的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罪。

這罪有多嚴重?記否佔中9人就是被控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誰說搵食就不犯法?在我們的法治社會,隨便可以找到數十項大媽犯法的理由,禁止她們活動下去!

反之,香港警察不肯執法,只有一項理由,便是理應容忍小事情的發生而不須追究。民粹的說法是大陸人有特權不用守法,筆者暫不願支持這個說法,但不執法的理據不足。事實上,情況已經不是小事,是有可能搞出騷亂的大事!

也許有人又說,不包容大媽而包容其他街頭演藝者,豈不是選擇性執法?基本上屬法盲一族的所謂「左膠」最喜歡來這一套說法。不單是港府從來喜歡選擇性執法,而是這類街頭管理的執法,從來必然屬於選擇性,市民早習以為常,視之為必然。

查身份證如是、拉小販如是、拉紅燈過馬路及在行人路踩單車如是。大媽的問題源於她們欠缺自律,咎由自取,特別受針對,也就完全合理合適合乎習慣的了。

事件最令港人失望的,恐怕是你們投了一票的政治代理人不但不急市民所急,而且大愛上身,包容大媽的行為,說是文化差異的所在;實情當然是在政治利益面前,港人又被只想着選票的政客出賣了。如果大家不明我的論述理據何在,民主之父李柱銘大律師很清楚地告訴大家了。

李柱銘在一個慣常的圍爐取暖法治研討會之後公開教訓港人,以「本土化」作為反攻屬錯誤方法,建議香港人應該把港人的民主價值「灌輸」給新移民。講民主價值要靠「灌輸」,而非自然感受,李柱銘的民主素質與識見可思過半。

說穿了,大媽一族可能已是港人或快成港人,再加上支持者同樣是關鍵少數有投票權,開罪不得而已。近來本土年輕人興起一股仇視廢老的風氣,皆因似李柱銘一類的老者,太令人失望和憤怒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14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0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6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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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界善用普通襲擊

筆者首先應提醒一般市民,向別人擲東西極為容易構成普通襲擊,而襲擊作為一項刑事罪,並非必然需要構成對別人身體的傷害,大家上網輸入「普通襲擊」及「吐口水」兩個字,當會發現很多案例是吐口水便足以構成刑事罪的普通襲擊(Common Assault)。有普通市民向普通市民吐口水,市民向警員吐口水,竟然也包括有警員向市民吐口水的案件,可見連有法律常識的執法者也會忽視普通襲擊罪的容易告入。

這一罪的特點正正是不曾導致被襲擊的人身體有實際的損傷,若有,則是各類傷人罪。襲擊指一個人故意或罔顧後果地(recklessly)對投訴人非法使用武力。單是口頭話語(mere words)不足以構成襲擊,但是包括恐嚇傷害他人身體或實際觸碰(touching),所以受害人收到驚嚇可說是這控罪的最起碼要求,而觸碰與否,是會否入罪的關鍵之一。

襲擊罪與香港的社運行動可說關係密切,襲擊一般沒有傷人會被視為輕微罪行,一般只會是守行為或是罰款了事,但涉及社運行動的往往從嚴處理,同時掟東西抗議如何逃過刑責,當中有一大巧妙之處,不可不知。最近就有某前立法會議員涉及向前特首擲杯一案在高院進行上訴之中,似乎也在依賴同一巧妙。

先回顧一下大家熟知的案件。2016年社民連吳文遠在時任特首梁振英到票站投票時,涉嫌向他投擲一塊「軟稔稔」的三文治,卻擲中梁身後的一位強壯警務人員,傷害及驚嚇程度不可謂不輕微,但普通襲擊罪成囚三周,正在上訴當中。

2017年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在立法會外與市民爭執被控一項普通襲擊在等候審理,早前梁向議員馬逢國擲午餐肉被調查,再早前2014年梁在城市論壇向一市民襲擊罪不成立後律政司覆核成功改判罰款三千及守行為。2013年社民連陳德章以雞蛋擲中財政司長額頭,判監三個星期。

還看巧妙究竟何在?就是不要擲向受害人,是要明顯地並非向受害人的方向掟東西,例如掟向天或距離明顯地遠,然後辯稱並無犯案的意圖(intention)。行為的目的只是為了引起公眾的注意,從而關注某議題,掟中了或情況是很容易很可能掟中,就難以說是沒有意圖。另外別說掟東西是為了羞辱別人不是為了傷人,那是動機不是意圖,法律是不考慮動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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