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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0th Jul 2018 | 時事看法律 | (8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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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競爭法比香港早

在香港《競爭法》的立法過程諮詢文件之中,有提及監管理度(?)有借鑑新加坡的地方,亦可以說兩地的《競爭法》歷史及制度內容,都有近似之處,也都是新興經濟地區追隨美英要立法保護競爭的相同經驗。

在2004年以前,新加坡沒有成文的反競爭法律,亦無監管機構,但一步到位,比香港早了十年,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美國的壓力。

新加坡的經濟特色之一是在不同的領域有大量的政府有關連企業(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在1997-1998年的亞洲貨幣危機之後,政府開始懷疑其依賴政府有關連企業作為經濟火車頭的政策是否有利經濟的增長。在2001年新加坡政府設立經濟回顧委員會全面檢討經濟政策。在其下的企業國際化小組的強力建議下,新加坡有意訂立《競爭法》並且全面引用於所有與政府有關連企業中。

另外,當年新加坡與美國訂定的重要《美星自由貿易協議》(U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這雙邊協議在2003年簽署,亦成為2004年《競爭法》的立法背景,因為這協議訂明新加坡有法律責任引入《競爭法》。

2004年的《競爭法》立法過程不過3年就完成。在新加坡工貿部門下同時亦完成設立一全新監管系統。新加坡的競委會在2005年1月1日正式成立,負責執法並制定各類政策文件(情況如香港競委會要制定第一及第二行為守則)。法例在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新加坡的反競爭法律框架及法律語言與歐盟的反競爭法律齊一,但也作了一定的改動以適應新加坡本土的情況。要點:(一)扭曲、防止或妨礙貿易自由的目的或效果的行為(類似香港第一行為守則指的行為)並不適用於個人豁免。(二)所有垂直協議安排,除非得到內閣官員指定除外,皆可獲豁免。(三)用直接的掠奪行為(predatory behavior)的字眼去針對競爭者。(四)法例沿用歐盟的市場優勢地位概念(dominant position)。

新加坡與香港經濟相近之處是規模細但是高度開放,在面對21世紀的全球化面臨基本的改變,公共電信傳輸服務,大眾傳媒,能源及公共運輸行業等皆進行私有化及對競爭者開放。經濟自由化的浪潮席捲銀行、物流、第三產業等領域,立競爭法例是大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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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7th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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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消費劉曉波夫婦   

站在本土的立場,中國的人權問題只應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情況一樣受關注。由於有「六四」這件與港人有歷史關係的事件,較為關注也是正常,但是泛民的傳媒勢力明顯地把劉曉波和劉霞兩人過度吹噓,也就成了過度的消費,新聞多得令人討厭,也就適得其反,特別在本土新世代崛起的香港,泛民傳媒的做法可說十分「離地」。

港人慣按西媒定是非

中國人的壞習慣是,愛拿虛偽的道德標準強加於人,於是不為劉曉波劉霞發下聲、表下態、捐點錢就不是人。人皆怕被人標籤為不正義、冷血、不愛護人權……所以正義朋友無不要在臉書為劉霞的「獲釋」而表示興奮;還有人因而剃鬚而成為新聞。

這類集體造作也太令人不舒服了,也太誇張了吧!過分的消費行為,反而會激發新世代的反思,反思的結果只會是反感。

劉曉波和劉霞是西方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劉曉波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所以說他不對不容易,什麼要尊重中國司法制之類,甚而形容他是刑事犯也有,這類說法是「港奸」及「台奸」的專利,台灣民進黨人不會附和,也尊敬劉曉波是人權鬥士;幸好香港的本土派也不會蠢到附和「港奸」的說法,只是冷而漠之而已。

劉霞已到西方世界,從此自由了,而香港有幾位逃避政治迫害的年輕人逃到台灣和西方社會,至今還不敢公開露面,就連人權律師何俊仁也不為他們請命,第一時間便把李倩怡定性為刑事犯,什麼不符政治犯的定義;黃台仰和李東昇更不必說了。

一天西方媒體不為香港的受迫害者說話、不為他們加上人權鬥士的光環,以港人慣於按西媒定是非的習慣,再加上一些人的冷言冷語,只會質問他們幾時回來「找數」。只待西方社會正式定性這些港人是政治犯,給予庇護,正義朋友就會馬上換上另一面孔。

劉曉波串連一些知識分子和西方力量搞了個憲章,維護思想自由這一西方價值,便被判10年監禁,自然十分過分。說有西方力量支持,十分中性,並無價值上的對錯。沒有西方關注,死了也沒有人知,更別說有諾貝爾獎了。

不過,只是掟了幾個膠樽,便被判7年監禁的香港青年盧建民,就不過分嗎?被特區政府冠以刑事罪名的迫害,就不是迫害而是法治嗎?只是身在所謂暴動現場,就被視為暴動首要犯人和組織者的梁天琦(不是因為襲警,這罪只判1年)要坐監6年,就不過分嗎?香港人的習性是,新聞過去了就淡忘,今天放下香港人的政治犯不理,改為劉暉的釋放請命,是真正義或是明知這類小角色一定可以出國,所以爭做「勝利球迷」?

泛民操控的支聯會高調支援劉曉波和劉霞,社民連及行國際主義的革命家梁國雄對劉氏夫婦是國族主義的熱心關注,過時過節全世界有無數革命人物不理,但必定去西環為劉曉波夫婦請命示威。

泛民不為達賴請命

早前還為劉氏籌款立像,是過度消費劉氏夫婦的另一典型笑話。笑話在於同為「中國人」,同樣得到國際上極為關注,支聯會和梁國雄為何從來不敢為另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說話?為他的回國權利請命?筆者指的是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早已表態支持「一國兩制」解決西藏問題,也長期要求回到中國,也同樣得到國際上的大力聲援,台灣人有為他發聲,有請他訪台。

港府當然不敢讓達賴入境訪問,但尚有言論自由的正義朋友,為何對達賴的權益從來不置一詞、不作表態,甚而不敢重複西方的立場?支聯會不是負有民間教育港人愛國的神聖作用的嗎?為何達賴肯認做中國人,香港的正義朋友反而不敢多言?

答案不說自明,支聯會和梁國雄就「六四」的反中,是已經得到認可的反對行為,具有在民間宣傳愛國的副作用,所以得中共容許;為劉曉波夫婦請命,也具有相近作用,所以也是安全的反共。達賴喇嘛則不是這回事,正義朋友也就不會多事了。

所以一直教育香港人爭權益、爭民主法治、還應愛中國的泛民主派,就是這樣的縮骨廉價。明白就好,筆者今天也只是重複以前批評過的說話,希望港人特別是新世代覺醒,能用新思維、新作風面對香港的未來,是需要耐性的,還好筆者有這個耐性。

過度消費劉曉波夫婦的梁國雄,最近成了網上的笑話人物,很多網友追問他多年來為劉曉波夫婦示威請命之時,必定順便放置籌款箱,小數怕長計,一次幾萬,多年下來恐怕總有幾十萬,這些小市民支援的款項今天正好拿給劉霞作生活費用。

梁國雄斷然否認,表示從未有為劉氏夫婦籌款,但網上有關照片多如牛毛,只差是否有人認真追究而已。梁國雄見錢「袋住先」早有先例,恐怕不會有何交代的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17 16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3th Jul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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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財政資助計入贍養費嗎?

贍養費者,正稱是經濟給養(Financial Provision),是離婚之後經濟條件較好的一方給另一方的生活補助。先要明白婚姻關係乃是生命的合體(union of life),兩人應享相近的生活水平及共享財產,是一生的,而贍養費也可以是由女的補助男的,不過一般而言社會上男的收入較女的好,所以是男補女的居多,包括下面引的案例。

但財政收入是如何計算的?父母有錢而子女生活普通只是打工仔,所以父母補貼資助令子女生活得更好十分常見。這裏會衍生出一個有趣的法律問題。子女離婚之後父母對子女的生活補貼會否成為其收入一部份而已離婚者有權要求分享?下面是一件去到香港終審法院的案例,為這問題下了原則性的答案。

婚姻雙方從小便認識,到2000年結婚,自2002年起,妻子得了一罕見的腸病,醫生認為她不太有可能再過正常的生活,在2006年兩人分居,丈夫回到老家與父母同住。妻子一直需要大量的醫學照顧,只能在家生活。妻子申請一筆過及定期的贍養費用。

先看看雙方財政情況。男的有高學歷,有EMBA學位,在財經行業享有初入行者的高薪。雙方家長皆富有,並有一直在財政上補助這對夫妻直到分居之後,妻子的父親支付了她分居後全部醫療費用共用去了2百40萬之鉅。

家事法庭判男的給予女的1萬4千元一個月並定期加到2萬1千。其時男的收入亦只是每月1萬4千元。這一計算並無評估男方家長給予男方的生活補助,妻子上訴。

上訴法庭接受妻子的上訴,增加到每月4萬2千元並要男方一筆過給予妻子150萬元。上訴庭認為男方的賺錢能力被低估,並認為女方所支付的醫療費用一開始應由男方分擔。男方向終審法院上訴。爭議之處是在甚麼情況下第三者對一方的經濟補助應被計算成為法定的經濟給養之內。

終審法院駁回男方的上訴。〈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中所指的財產不侷限於夫婦雙方自己的財產,也包括「其他財政來源」。兩件事情在證據上是關鍵的。一是第三者能提供經濟支援的程度;二是財經支援在未來的可延續性。這兩項證據在每一案件中皆可以不同,所以也不能是一概而定的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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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0th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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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藐視港人言論自由可恥   

真巧合了,上周文章才批評律師這個行業跟法治無關。這個充滿銅臭的行業,只是保護付得起金錢的顧客的利益。其實更批判地看,律師行業在社會上的收益甚大,所以是建制利益的保護者,維護建制的本質與政府無異。馬上就有個活生生的例子。公眾批評法官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也是人權的一部分,與兩個律師會有何關係?

粗口辱人不犯法

律師這個行業的天職是什麼?是保護顧客的利益,據說這也是司法公正的一環,所以兩個律師會雖然正義上身,發表聯合聲明,維護法官的面子,但若然真有人因為批評彭寶琴而被律政司刑事檢控,會否沒有律師肯為被告辯護?答案太明顯了吧!

兩大律師會的聯合聲明義正詞嚴,就彭寶琴法官因旺角案的裁決而受到「毫無理據及貶損人格的人身攻擊,予以強烈譴責」;又指「對該名法官及其家人的無理詆毀及侮辱性的抨擊」,「向法官作侮辱性或人身攻擊的言論,絕不恰當,亦不能容忍」。是嗎?只要付得起金錢,就一定有律師大條道理說有關的言論恰當、應該容忍、是言論自由的人權了。對嗎?

兩個律師會對旺角案的不公正審判有出過批評嗎?說什麼公眾應以理性辯論的方式表達意見、交流辯論。無情的事實是,旺角案審理的過程中,出現種種不公正的情況,市民據新聞報道大量發表理性的批評意見,當中包括有3個法律學位的筆者,法官有理過嗎?正義的律師會又有出過聲明嗎?

彭寶琴的不公和偏見,最終招致大量的批評,夾雜了人身攻擊,豈不正常?這根本就是她咎由自取的。律師會的偽善、不保護法治、不說公道話,事後只針對小市民言論的人身攻擊而大做文章,這才是最不恰當及最不能容忍的偽善。

律政司早前已經殺氣騰騰,聲明絕對不容許對法官作任何人身攻擊、惡意或侮辱性批評,兩個律師會的聲明只是狗尾續貂,加入譴責,齊說「不容許」。對不起,筆者並非不支持理性討論,雖然明知與法律界的偽君子講理無用,但筆者不想研究小市民的批評理性與否,只關心是否犯法?以及所犯何法?若不犯法或根本無法可依,小市民人身攻擊彭寶琴又如何?

筆者可以引經據典,比任何律師更文雅地討論問題,但只要走到街市公園,看看一般小市民爭執或爭論問題時,人身攻擊、侮辱性言論十分普遍,這不等於這些粗言穢言、人身侮辱的言詞背後沒有道理。法官律師在法庭說拉丁文與小市民在公園說粗口,只是文化的不同、表達方式的不同,與有理無理是全不相干的。

更大的問題是,講粗口侮辱人並不犯法。港人天天都在講粗口侮辱特首、國家主席甚至上帝,這在極權國家或是中古歐洲是嚴重罪行,但在現代社會則是人權進步社會文明的體現,為何法官有權例外?

律政司與兩個律師會都在誤導市民。香港是法治社會,什麼是犯法行為、什麼不是,皆應有清楚的法律定義。最不負責任是,說你可能犯罪而根本說不出所犯何罪;律政司和律師會皆用上「可能構成藐視法庭」、「或構成」之類的字眼。對不起,市民不笨,法律常識也不差,案件已經審結,程序已完,任何批評都不可能影響任何司法程序,請你們解釋為何還可以藐視法庭?是否當法官的人EQ特差,被批評侮辱後,心靈受創,不能再當法官?是就太好了,廣大市民會更加努力了。若沒這回事,還有什麼問題?

公義須讓人看見

總的來說,市民其實十分公道。批評彭寶琴的聲音是隨她審案過程出現的不公、不恰當、不令人滿意而日漸高升的。到她的判詞一出,滿紙的偏見和不公,大大激怒了一般市民,人身侮辱的言詞才大量出現,事實是激動的言詞之內有充分道理,這些道理顯示港人熱愛而且要捍衞我們的司法制度,不願見到法治走向只為政治服務,不接受法官本身就不公正;而司法制度是令人懷疑地安排出身檢察官的彭寶琴以求更大程度地入罪重判。

市民認定整宗案件是政治影響了司法,所以動了真怒,兩個律師會對問題不敢觸碰,只知協助政府轉移視線於「講粗口」的小問題,這叫維護法治嗎?

筆者來點「政治正確」,這裏引用國內網媒報道今次事件時對彭寶琴的稱呼:「警嫂」。律政司與兩個律師會誤導,叫我們不應質疑法官的公正品格。但讀法律的人皆讀過金句:「公義必須被看見」(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的案例由來;案例正是說明法官公正是不足夠的,是要讓人不能看到法官有不公正的可能。彭寶琴就算是聖人中的聖人般公正,她是「警嫂」及她出身律政署,再加上她審案中的表現,最終判詞的一面倒維護警權,公眾對她的猛烈批評,除了人身侮辱不大恰當(但不犯法)之外,其實是相當理性客觀的批評!

「警嫂」開案時拒絕辯方要求,這要求是免除所有警務人員的家屬近親出任陪審員,彭寶琴應控方要求拒絕,但沒有利益披露自己就是一名「警嫂」。

筆者請兩個尊貴的律師會評論一下,這樣的作為,是否違反上述公義必須讓人看見的原則。律小市民嚴而律法官寛,這是公義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10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6th Jul 2018 | 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 (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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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明絕不能靠律師】

筆者朋友群之中,律師不是最多數,也是為數甚多;筆者自然也不是要貶低他們的專業身份,事實上當律師就算是最普通的級別,經濟收益也遠比筆者這類靠教書及寫作謀生的「臭老九」優厚得多了。

但經濟收益與某一行業工作對社會的價值貢獻,沒有比例上的關係,是各有貢獻。律師行業自然對社會也有貢獻,但香港的荒謬情況,是律師似乎代表了香港的人權法治這樣偉大重要,實情幾乎全無關係。

說到要改革社會上的不公平,法律要改革靠的是立法者,不是律師;要推動社會的改變,靠的是工運者,社運者,環保者,關律師何事?基於某些失敗社運政客的慣性,當社運去到一個停頓不前的困局,正義界的朋友就會聽從律師的意見去法庭求JR某一政策,社運就因等官司而停下來,社運者上街為訟費眾籌,公眾以購買贖罪券的心態損錢打官司,訟費以百萬計落到控辯兩方的律師口袋之內,兩邊皆名利雙收,公義呢?

說到維護法治的公平可靠,律師處於最後一線,負責保護當事人的最大利益。對的,刑事官司可以救命,司民官司可以爭取以億計的金額,但前提不是有道理而是要有錢!律師所把持守的公義之門是大開的,但有理無錢莫進來!

維護法治在任何一個社會,文明與否,靠的皆非律師而是行使司法權力的三頭馬車是否專業,是否能互相制衡,是否有完善的內部監案制度,這才是研究法治人權的學者及智識界應花精神研究改進的。律師的作用是微支末節的。在不文明地區律師固然可以被粗暴對待,在文明的香港不會發生但禮貌尊重不等於律師有權監察警察的工作。警察有合法的權力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不讓律師會見疑犯,這類事情事實上時有發生。

香港人想追求更完美的法治,令大家活得更安全放心,監察的關注點是代表司法三大公權力機關是否正常,是否專業符合公眾期望,不妥之處如何改進;這三頭馬車分別是法院、律政署(檢察院)及警察(公安)。大陸法系簡稱之為公、檢、法。這是普世的情況,法治與公檢法制度是否完善有關,不是第一時間關心有無錢請律師,無錢時有無義務律師,沒有律師大家都不怕失去人權及公平對待,才是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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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rd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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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卓然流鱷魚淚當然難受 

講法治,香港人的觀念錯得嚴重,最嚴重之處是以為律師代表司法公義。這是泛民律師控制傳媒話語權、長期為公眾傳播錯誤知識的結果。事實上,律師沒有公權力,在司法制度之內是最銅臭的一部分,收取金錢,全力保護當事人利益而已。

檢察專業的道德責任

代表一地司法是否進步文明,有三大權力,分別是執法、檢察、法院。港人想要回復理想的法治,應集中精神武裝自己的法治知識,監察這三大權力,而不是崇拜泛民的律師政客!

筆者有感而發,又要為讀者武裝一下法治基礎知識。有感而發的是上周一宗小新聞。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表示,如果因為案件涉及政治或社會話題,律政司便被冠以「政治檢控」的指摘,自己會感到很難受。

這樣令人反胃的矯情說法出自刑事檢控專員之口,梁專員的欺世盜名技巧可列入厚黑學說的教科書內。何解呢?

眾所周知,與前任律政司不同,現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專長於民事法律,是建築法律的專家,所以她的角色只是負上政治責任。我們知道,律政司的憲政權力來自《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受中央任命,理論上可以獨立於政府之外而不受特首干預其檢控的權力。

作為檢察專業若然受到政治干預,任何有良心、有尊嚴的檢察官都應辭職不幹。這是普世檢察專業的道德責任,香港的律政與檢察工作正備受「政治檢控」的指控,梁卓然應做的是,以法律、道理和事實說服公眾並無這回事,而不單是為上司被指摘而「難受」,因為作為刑事檢控專員,責任本來就是梁卓然自己的,理論上是,事實上也是。

按《刑事程序條例》第15條,律政司所享有的酌情權,同樣適用於刑事檢控專員及獲授權的檢控人員(所謂檢察官)。事實上,鄭若驊在刑事檢控方面要依賴梁卓然的專業知識,公眾對律政署連串檢控與不檢控的責難,責任在檢察官之首的梁卓然,而不在負責「孭鑊」的律政司(司法部長)。

檢察官作為公權力的行使者,有國際級別的專業及法治責任;道德良心的責任也遠高於只為保護顧客最大利益的律師。以國際標準看,檢察官的責任是「制衡法官,監督執法」,香港人大多不知檢察官有此重任,究竟梁卓然是不知,還是知而不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無論是我們的普通法制或是大陸法系,所謂檢察官(prosecutor)皆有相近的專業責任。在大陸法系之下的檢察官於法治維護的地位,比法官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法官的角色是被動的,是不告不理的,所以可以有為、亦可以不為的檢察官,才是法治的第一線守衞者。國際上有兩份有關檢察官專業行為標準的重要文件。這兩份文件猶如照妖鏡,當照到梁卓然及他的律政署之時,香港的檢察官理應感到慚愧,無地自容,無法面對世界各國讀法律的同業。

給公眾合理解釋便可

這分別為:一、聯合國1990年預防犯罪和罪犯大會下通過的《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下稱《準則》);二、1999年國際檢察官聯合會通過《國際檢控人員專業責任守則和主要職責及權利的聲明》(下稱《聲明》),這份聲明已經在聯合國的司法委員會於2008年通過成為決議。

鄭若驊與梁卓然滿口「依法辦事」,肯承認濫作「政治檢控」才是怪事。若對本文的批評不服氣,請公開回答筆者一項質疑。在香港的一般刑事檢控,需用到律政署專業檢察官進行檢控工作的情況下,入罪率接近八成,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與一些人的錯覺相反的是,高入罪率並不是濫用檢控權的結果,正好相反的是,香港檢控質素一般而言很好,所以入罪率比例高而公眾並無冤案處處的感覺。這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提起刑事訴訟只應在案件有充分證據支持,並且證據是可靠及可採納時才會進行」(聲明4.2段)。

筆者要公開請律政司及檢控專員回答的是,為何旺角所謂暴動罪在沒有陪審員、由一個保守法官獨斷的情況下,入罪率也只是一半一半?很多案件的證據不清楚、不足夠,是公眾有眼見到的。

到梁天琦為首在高院經陪審團審理,10條暴動控罪(一條襲警罪自認不算入內)指控,審了幾十天,只有梁天琦及盧建民各一條入罪,入罪率不是慣常的八成而是相反的兩成,這不是有違上述的國際標準、不是濫告、不是政治檢控,還是什麼?

梁卓然請你不要難過哭泣,請收起你的鱷魚淚,給公眾一個合理解釋便好了!

律政署一眾檢察官也請問問良知,你們盡了作為一個專業檢察官的責任沒有?還只是盡你們的知識去滿足專權者的要求,假法治之名,迫害善良正義的香港人?法治存在與否,不是當權者或是你們這類不專業者、巧言令色說說便有的,是公眾用常識也能達成共識的,是要經得起筆者這類專家的質疑辯證才可以過關的!

作為合格的檢察官,要有適當資歷,為人正直而有能力;(《準則》第1條)要依法行事,尊重疑犯的尊嚴及維護人權(《準則》第12、18條),法律程序有問題時,應中止訴訟程序。

梁天琦案辯方曾要求免除警務人員的家人出任陪審員,控方不單反對,而對法官彭寶琴有家人曾為警務人員而可能有偏見的事實則默不作聲。彭官出身律政署,難道你們不知她的背景嗎?

檢察官的天職不是要入罪,而是與法官一樣維護司法的公正。知否檢察官制度的由來,正是為了分割法官代表皇權的過大權力而來嗎?(法國大革命後的副產品)香港的檢察官與法官通力合作弄出兩成入罪率,不汗顏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03 23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9th Jun 2018 | 時事看法律 | (33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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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被指政治檢控有何難受?

幾天之前有段新聞,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表示,如因為案件涉及政治或社會話題,律政司便被冠以「政治檢控」之名,他梁卓然自己會感到很難受云云。

這段新聞有點黑色幽默,也引不起討論,而新聞照片所顯示,梁某的表情略帶微笑,一點不似有何難受之處,大家也就對他的談話視為廢話,甚而是不誠實的狡辯。律政司是政治任命的,她不作政治考慮的檢控,還算是律政司嗎?

一般人對法院嚴格要求公正及政治中立,本欄也站在嚴厲監督的立場,不容法院為政治服務,也只基於這一普世期望,律政署的檢控工作我們也能作同等期待嗎?

當然不能,律政司是特首任命的,而且是政治任命,不似一般官僚是談資排輩,升級有套內部文化倫理為平衡,制度上的獨立保障甚而比不上「競委會」、「證監會」一類獨立於政府之外而又有公權力的機構。

香港沿用英式制度可說是保證了檢控政策與政府的目標保持一致,習近平指示過香港應三權合作之後更加如是。但大家可能不知,這不是普世標準,先進法治制度的地區,都是要求並在憲制上安排了檢控工作脫離於政府之外,是要獨立行使檢控權的。

大陸法系地方,檢察院是在憲制上獨立行使權力的機構,只依法律辦事,政府希望有政治性檢控時,檢察院可以拒絕,大陸、台灣、澳門都是行這一制度,而美國的檢察官一如法官,一經被委任都能十分獨立行事,事實上得到民眾的信任,香港的律政司呢?正好相反,也不必研究吧?

理論上律政司的任命中央要審批,基本法賦予她獨立行使檢控的權力,可以不受政治左右,就是這麼多。律政署內有份〈檢控手冊〉,說檢控與否依法辦事,不應有政治考慮。但不順從政府的意願,律師們可以升級嗎,可以一如彭寶琴一樣當完檢察官當尊貴的法官嗎?

司法的公正獨立建基於兩大要素,制度上的獨立及司法人員的質素及社會的文化。大陸的公檢法制度,檢察院獨立向議會負責,制度上較獨立,但社會政治文化人治;香港制度差,但司法文化獨立專業,本互有長短,但香港正與大陸趨同人治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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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6th Jun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54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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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遊行委曲求眾籌 
 

除了「六四」,「七一」遊行同是港人另一大型民眾上街聚會,不單夠歷史耐,而且兩次超過50萬人上街的事件,均為香港的政治生態帶來深遠影響。不過,「七一」的意義不同「六四」,並無固定,反而是由每一年的群眾以行動賦予,人多時幾十萬,人少時大概如今年只有兩三萬,可以預期。

隨時插隊是常態

今年令港人動氣的事有不少,「七一」本應大有作為,但泛民操控下的民陣就一如泛民本身,不斷把傳統的抗爭行為降級,只求保存已有的勢力範圍;而警方也樂於欺善怕惡,把遊行的集合點限於維園一個草場,減低參加者的意欲。

這是自去年開始,由親中團體預先「生人霸死地」而民陣退縮接受的安排,就預期以後都會如是。所以,今年的爭取,大概只是社運界的姿態,千篇一律還是要求民眾出來遊行,沒有特別呼籲,但不應或忘的是帶點錢,筆者就代為提醒吧!

這是否很罪惡呢?筆者個人從來十分討厭,也成為不想去的最佳藉口,但籌錢總是你情我願的一回事,多年下來已成「七一」的次文化甚而是特色,也是很多社運小眾小組織一次籌集經費的方便場合。

筆者建議社運善款應盡可能捐給小團體,那些吃政治飯吃得腦滿腸肥的政黨政客及革命家,別理也罷。他們謀生的途徑早就太豐富了,也太喜歡把錢花在打官司了。

筆者也認為獨派及本土派好好利用「七一」遊行,人多自然勢眾的機會,上街宣示政見,也可加入眾籌者之列,特別應該為一眾旺角義士籌款,亦可以測試民眾對本土派的支持度。這是重要的,在專政者連番打壓及不少人被判刑,本土派支持者欠缺行動目標的時刻,組織起來上街不會沒有正面作用。

警務處長公然恐嚇市民,不依警方的指示參加遊行是犯法行動,可能被捕或被檢控云云。這只是警方因應民陣那群怕事組織者的言論,民陣呼籲市民最重要是出來遊行,可以隨便選擇起步點,特別是東角道。民陣負責申領牌照,不滿警方多方留難又不敢公民抗命,就只能乖乖依從在草地出發,但一般人不在草地出發犯法的麼?

筆者自己就極少從維園出發。記得2003年的「七一」根本進不到維園,於是跑上中央圖書館頂層等到日落人少才下來遊行。港人向來以醒目靈活見稱,不理民陣也不理警方,三五成群中途插隊中途離去本來就是常態。法律的問題不是沒有,只限有頭有面的人物,而他們為了順利籌款一定十分合作,所以也就沒有問題。

今年「七一」沒有努力動員,所以人數是不多的了。估計就如去年一樣,自稱6萬而警稱1.7萬。無論「七一」遊行或「六四」晚會,基於長期的習慣已成香港一種文化,總有一些人是會到場參與的,這些人其實都是可愛及應受尊重的,是他們建立了香港的集會文化。

特別是「七一」,並無愛國主題,大可以支持統一與支持香港獨立同場出現,這成了香港還有自由的指標,中共其實樂於見到,特別是最近中美對峙的國際大氣候,倒是本地左派不斷出位搶話語權。

例如數月前譚某代中央發言,說叫「結束一黨專政」是違憲,結果反而逼得中聯辦主任表態說這一說法是「偽命題」,變相表明開綠燈;又「七一」臨近,《大公報》用社論呼籲要取締「七一」遊行。香港人如何解讀?大概十分麻木,不受影響。

要多懂博弈理論


如果正義朋友處事時多點博弈理論,多點勇氣,警告港府及本地左派不交還維園足球場作遊行起點,就公民抗命,呼籲港人自由上街,就一定可以奪回主權,道理十分簡單。

港府在這情況下,要麼逼左仔交回場地,要麼命令不批准遊行,見一個市民拉一個,正式取締「七一」遊行,遊行成為與旺角一役一樣成為犯法的事情,港人還會上街嗎?以現時的氣候而言,港人會上街抗命嗎?泛民敢支持帶領公民抗命嗎?相信不會,「七一」遊行正式被取締成為歷史。

專政者花了這麼大的代價,把司法的不公平及受操控的面目公示於天下,重判這麼多的義士入獄,目的還不只是要打壓香港的公民社會,要港人成為順民?港人敢冒險去維園及上街嗎?當然不敢,長痛不如短痛地徹底收拾香港的「刁民」,今時不是機會正好嗎?

玩得有技巧便成

在中共已經搞定了香港的民主派,已經有效地阻嚇了勇武派,已經有效控制了整個社會,為何不順手取締「六四」晚會及「七一」遊行?問題不在港人,在中共自身。一如中共從來有效控制了香港立法會的過半數,從來要通過23條的立法全無難度,但永遠只聞樓梯響,不見草案再來。

這就是筆者說的博弈空間,這空間不單容得下泛民,甚而容得下港獨,只要玩得有技巧便成。道理其實很簡單,沒有了聞名於世的「七一」遊行,沒有了「六四」晚會,「一國兩制」這台戲還可以演下去嗎?到了港人不去晚會不上街,全世界都認定不是港人變得愛國,而是中共要把香港大陸化,要取締「一國兩制」的結果,沒有了兩這件盛事,中共比港人更不能接受,不知如何是好的。

明白了這個簡單的博弈道理,港人「七一」上街喜歡怎樣便怎樣,喜歡怎樣插隊就怎樣插,展示支持港獨台獨藏獨標語十分自由,把法官的玉照打大交叉會被追究嗎?去年十分多人這樣做了。大家玩厭了不再出來,不再去愛國「六四」晚會,中共更害怕!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6-26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2nd Jun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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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攻擊法官犯法的嗎?

筆者只想討論法律問題,其它一概不理,所以我不是想討論人身攻擊法官,惡意或侮辱性地批評法官,是不是合情理及文明的行為,是不是有助社會團結或司法健康獨立之類假大空的價值問題,只想討論是否犯法的問題,而我也相信這是讀者唯一想清楚知道的問題。

筆者提出這一話題原因大家自然清楚,本月14日晚上律政司發出新聞稿,強調對法官作任何人身攻擊、惡意或侮辱性批評,或作出任何會損害司法獨立或藐視法庭的行為,絕不容許。當局已將相關事件轉介有關執法部門跟進云云。

筆者作為一個曾經在六間大學教授過不同法律課程的講師,作為一個有三間名牌英式大學法律學位的人(倫敦大學、威爾斯大學、香港大學),相信較任何只有法律學士學位的法官或律師,更有權質問律政司一個問題,港人按《基本法》及《人權公約》有言論自由,你的「不容許」法律依據是甚麼?

請問,法官彭寶琴與英國女皇及中國國家主席,誰更尊貴?英皇在英國或回歸前的香港,國家主席在今天的香港,天天都被人民人身攻擊、侮辱,甚而惡毒地批評,絕對無人理會公平與否的問題,更別論犯法了。那人身攻擊彭寶琴或其他法官會犯的法律是甚麼?依據又是甚麼?

律政司企圖移花接木,用藐視法庭這個一般人懂得的概念,阻嚇一般人特別是普通的網民排山倒海對彭寶琴處理旺角騷亂案判刑的批評。律政司與彭寶琴只因不高興,企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說詞阻嚇港人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效果只會適得其反,香港人是合理及有智慧的,當官的反應,倒是顯得反智及欠缺自省。

藐視法庭罪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保護法官的面子,是為了防止有人妨礙司法的公正進行。旺角案已經審完,判刑已經裁定,請問在現時批評彭官的裁決甚而個人背景,如何再可以影響案件?公眾質疑法官偏幫政府因為是出身政府律師及丈夫是警務人員,有何不合理之處?公眾當然有權公然反對一個背景親警方的法官再去處理重審的事宜,在上帝也不能逃避攻擊侮辱的現代社會,一隻法律動物反而不能受批評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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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9th Jun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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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手銬非最低武力是違反人權   

 黃之鋒去年七一遊行示威,遭警方強行拉上警車、扣上手銬並禁錮一小時,而非被拘捕。黃之鋒甚具創意地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民事索償4.5萬元;案件一天審完,之鋒輸了,最盡亦只賠警方8000元訟費,成本小,但對警方慣常濫用武力的惡習加以公開挑戰,讓問題引發一般人對人權的認識,做法值得從來只知與警方合作做戲、受欺凌後卻不知如何反擊的社運朋友學習。這是我說的創意所在。

網上的討論,對此案有兩大態度,一是如筆者一樣讚賞黃之鋒的創意和勇氣,二是很斷然地說之鋒必敗,法官會幫政府,因為此案涉及7月1日的示威,是政治事件。後一見解令筆者深思,司法不公在很多大案已經顯現,形成一般人對司法失去信心的結果。這便是馬道立領導下的司法體系幾年下來的「成果」。

公道地說,公眾特別留意的憲政案件、騷亂案件,的確深入民心,但法官是否從頂到基層,都已經政治先行判案,馬道立是否連一位警員違反人權、遭民事申索幾萬元的小案也運用影響力干預,而代表精英中精英的司法行業,也似大陸法院一樣受專政者嚴密控制,法官都失去獨立性?似乎也未差到這一地步。到這一地步時,筆者也會擱筆不談法治話題了。

筆者也不認為所有案件結果不符自己想像,便應臭罵法官,這樣心態不利法治,也不利爭取言論自由,只會令反智者更反智,所以評論法律和案件,只應以已經知道的事實為依據。

筆者也不認為黃之鋒必勝此案,但批評法官,應視他能否提供合適法律依據支持裁決,亦所以批評只能在已經出現的程序之後、裁決出現之後。之前的論述,筆者的心態基本上是教育性的,只想為法官、律師和讀者補補法律常識。

不是說笑自大,筆者可是正式在大學教過人權課程的。法官呢?不論是小額錢債審裁官或是馬道立,基本上是一個大學法律學位,而人權法律並非必修科目,大多數律師和法官無讀過之餘,人權意識就十分一般,相當的不重視,這都已經反映在已知的判例,不是筆者的偏見。

普遍來說,高院的法官很輕易就批出禁制令,不理市民的示威權;基層法院則很寬待警員,濫權的情況,認為警員不濫權一下,便無法應付一般刁民。之鋒案涉及的人權原則很清楚,是在《人權法》第5條: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還有,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獲得損害賠償。

公權力的行使,不單要有法律依據,並要有合理性。留意這是民事索償,黃之鋒毋須證明超過合理懷疑警員有濫用武力,證明了事實的發生及其可能性便足夠;反之,警員要解釋合理性,法官應中立地審視合理性是否真確無誤,而不是隨便接納警方那類千篇一律要保護財產及人命安全的官腔。

在非逮捕的情況下扣上手銬是一件十分侮辱市民的行為,在小額錢債審裁處進行申索有成功的先例。讀者上網按「陳濱松」3個字,便可以找到這件2015年9月25日裁決的案件,事主獲賠償合計9.1萬元,並獲2.5萬元訟費。事主為財務公司東主,應非為區區幾萬元而興訟,並冒上與警隊結怨風險。他是為人權受侵犯而心有不忿的結果,要討回公道。

扣手銬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裁判官指事主當時在警署被多名警員包圍,根本難以逃走,裁定鎖上手銬之舉不合法。筆者認為這一點對之鋒案或同類案件最有參考性,就是警員使用手銬時,固然要問是否必須,是否不使用便無法控制「被扣者」,當「被扣者」回復平靜,便應盡快解開手銬以示尊重人權,以示使用時的必須性和合理性。

黃之鋒的情況是,當時正在示威而被扯走及拖上警車。警員的說法指,當時有近百名唱紅歌人士與示威者對罵,稱為保護黃之鋒而想把他帶上警車,黃之鋒掙扎抗拒,警員警告不能再掙扎,否則上手銬;黃不忿,上手銬後便沒有再掙扎。各報刊報道及雙方說法均有出入,但大致情況應是可信的,並且也是示威現場常見的情況。這裏有兩大問題,一般保守的人,包括法官忽略或不重視。

一是警方其實沒有盡力保護示威者的示威權利,而是求方便,只扯走人數少的一方的敏感人物,如黃之鋒;二是另一錯誤觀念本案裁判官也問了,裁判官反問黃:「係咪有人出於好意想你停,都唔可以用合理武力控制你?」

錯誤在於警方並不單純是為保護事主,而是求工作上方便控制環境;在這前提之下侵犯人權,不可能視之為合理的。警方的辯解和法律依據是千篇一律的,是有權用「最低武力」;又稱是為保護事主,是據《警隊條例》第10條為了防止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但問題回到當人權受侵犯時,合理性必須是清楚及明顯存在,而證明的責任在警方而不在受侵害的人。

不爭的事實是,黃之鋒確有掙扎及不穩定,但幾乎是在扣上手銬後已經平靜,但手銬一直扣到灣仔警署下車進入警署後才解除,並被傳媒拍到照片,這樣被侮辱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又何在?一直以來都有市民投訴在警車內被警員毆打侮辱,警方不肯裝Cam以監控全程,而裁判官較接納警員一方的證供,自然令市民認定法官是偏幫控方的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6-19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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