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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4th Mar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0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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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推定旺角三義士罪成

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及所謂疑點得益,歸於被告,又有所謂寧縱毋枉,大家耳熟能詳,知道是法治精神所在,但又有多少人,包括法官,能拋開個人的主觀判斷去審視這些原則?

旺角2016年初皇曆年初一晚的事件,筆者會堅持定性為警民衝突事件。事件的結果是數十人被捕,已經有三名年輕人,其中兩人為大學生,皆無情地被判3年監獄之囚。不懂法律或是盲目崇法者,又話尊重法庭,又話人人皆要承擔法律的責任。以法論法,不以崇法愚民,筆者判定此案遠離現代法治精神。

文明的法治精神,罪與罰要合乎比例(proportional),此案事實上沒有警員受傷,以法哲學中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為出發,是不合比例。中國人的傳統觀點,是用重典阻嚇刑罪,所為道以政,齊以刑,民免而無恥。這觀念是不文明的,而本案法官明顯有重刑觀念,而不願理解事件背後的成因,斷案亦自然充滿了偏見,不符現代法治精神。

暴動罪源於普通法,這類古老的刑罪一般已經成文化,但與同類定義清楚的犯罪行為,多棄而不再用。暴動罪的案例早已古舊,而且與非法集結的定義幾乎相同,皆需有破壞社會安寧(Breach of the Peace)。旺角衝突事件不是恐襲,不是有組織犯罪,告暴動只因方便重判,法官作為守護法治的中立者理應小心謹慎,但本案法官正好相反。

疑點得益,歸於被告,本是金科玉律,理由是有法治常識的人皆明白。現實是法官作為人有自己的偏見及對行為的價值判斷。學生不是黑社會,示威縱有暴力也不應視學生為毒犯或恐怖份子一類人,更何況疑犯被誤判為嚴重罪犯構成冤獄的事件,文明的英國也多次發生,香港只會更甚。

次被告辯稱只是看熱鬧,法官可以不信,但需基於事實而非猜想。他說旁觀者見到示威者跑,絕不可能跑到馬路上惹人誤會。又說第三被告若然無辜,最佳做法應是挨在店舖門口或原地不動。這位法官一定沒有見過人被狗追的情況。十個被狗追的人有十種不同的反應,是不會有最正常做法應如何如此這回事的。心理學家或是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官沈小民的判斷何其荒謬,但三個大好青年因他的有罪假定而入罪了。◇



岸仔 | 17th Mar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1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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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有權進行和平示威

在公眾地方示威遊行,似乎是人人皆知的人權,但事實上並不這樣簡單。法官法庭皆保守及偏幫資本家,這是普遍的現象,對示威遊行的進行,在佔中後期法院多次批出禁制令,申請者竟然只是號稱受影響的小巴聯會。筆者7年前幫助過雷曼的苦主,他們在中國銀行外示威,是公共地方的馬路。中銀以示威的聲浪影響到營業而申請禁制令,法庭也輕易批准。

四年前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罷工示威的事件,大家可有印象?當年工人罷工在葵涌及青衣,但後來行動升級,一批工友、社運界及工運領袖轉移陣地,去到中環長江集團中心所在地地段外進行紮營示威。該地段為公共空間(public open space),但歸私人管理。這樣的地方進行集會示威的權利如何?法律上如何界定。本案是少有的例子,足供同類情況的參考。Turbo To V Lee Cheuk Yan and Others 578 [2013]3 HKC。

為何示威的地點去了中環?長江大廈內有和記黃埔公司,該公司擁有了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的股權,大廈為長江集團中心所擁有,亦是本案禁制令的申請者,而三者的關係眾所周知,但法律上完全是分開的法人。

申請者指稱答辯方的工人示威者其實是在錯誤的地方示威並針對了錯誤的人。正因如此,他們的示威行為構成了<簡易治罪條例>中的犯法行為。示威者則依靠了<公會條例Cap 332>中第46條,工人有權在工人工作地點近處(Near a place)進行和平示威並組織糾察線。法庭同意了示威者基本上和平,有一些參加示威的人有過激行為。但這些人不是工友。

法庭結果頒下部份禁制令,禁制了六人包括李卓人,何偉航,陳家駒,王宇來,蒙兆達及另一人入侵長江大廈內範圍,並清除一些障礙物品。法庭認為:地段的牌照容許公眾進入公共空間,除非得到大業主(政府)的同意,承租的大廈無權阻止公眾使用地方。據公契公共地方是法團管理,但擁有權不能排除公眾進入使用的權利。公共空間(open space)以示威權而言等同公眾地方(public space),公共空間的使用只限合法用途,但人的來往及停留無論如何不應被視為非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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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4th Mar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16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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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璧其罪 胡官成中共「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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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周前,胡官還是泛民一致支持應該入閘、令小圈子選舉有「競爭」的人選;只是一周時間,今天泛民惡勢力的頭號「教主」親自赤膊上陣,撰文把堂堂大法官定性為中共臥底,是破壞民主大業的罪人。「教主」以下一眾小頭目或先或後紛紛加入聲討「胡妖」的行列。筆者身為最早預言胡國興是中共委託治港的「真命天子」的評論員,不會動氣,因為我不是早告訴你們嗎?我只是很自然地想起「懷璧其罪」的成語。

大法官心高氣傲,豈容得民主惡勢力如斯囂張跋扈?管你是傳媒大亨、英美勢力的總代理、泛民人人畀面的大金主,照樣大篇義正詞嚴的駁斥文章,看你能否拒絕報道,自然不敢,這又何苦由來?其實用民間智慧解讀,聽故不必駁故,但講故也不應過於背離常理,否則一駁口啞!

與5年前筆者估中梁振英是「真命天子」一樣,政論家的責任是,收了稿費便應專業地為讀者提供分析,而非馬評家球評家提供勝利的「貼士」;告訴大家胡國興才是「真命天子」並非捧明星的心態,只是客觀認真分析的結論。身為支持民主的人,對3個小圈子選舉的候選人毋須投入任何二分法的愛惡。愈見多人上心,愈覺得公民教育的失敗,愈為一般人水平的低下感覺洩氣。

泛民變臉之快似雜耍

國不可一日無君,特首之位也總要有人去坐,不是直選,人人無票,大家也不是泛民政棍靠政治混飯吃,為心頭好的曾俊華無法上位而動氣上心,真是莫名其妙。胡曾都只是專政核心一人決定的特首,這點而言與林鄭本是一式一樣,定性誰人是lesser evil不是道理,而是一派的利益所在而已;與大多數人不僅無關,民眾從來只會被利用被出賣。已經被消費30年的民主支持者,醒醒好嗎?

今天胡官忽然懷璧其罪,只是說明他懷中所抱的是真正璧玉,不是石頭,他真的會登上特首的寶座,而不是梁家傑所說的沙包、是出來充當打擊林鄭的打手。大家可看看筆者上周的分析,入閘的情況清楚告訴大家的事實是,林鄭絕非必然特首人選;一星期以來的兩會會議,中央也無任何暗示硬撐林鄭到底。

簡而言之,26日選出曾或胡,中央會按憲制的安排委任,中共絕不可能只委任中央聲稱支持的林鄭。這一刻,胡曾皆是可能的特首,因為建制得到的訊息是可以自由走票,形勢頓時改變。

時間也實在太近,不用翻查紀錄也清楚記得,是公民黨陳淑莊率先表明:由於曾俊華支持23條立法及不支持重開「八三一」政改,所以不能支持他。事實上,法律界的選委20票泛民兩黨中,梁家傑、文浩正、何俊仁,以及立法會議員中的郭榮鏗、陳淑莊、楊岳橋皆all in胡國興;入閘後第一天,余若薇、梁家傑還撰文為「鎅票論」作詳細解說,說在兩輪投票制之下,沒有所謂鎅票之事,泛民一票不會浪費。但林鄭也以579票入閘之後兩天,形勢突變,泛民政客眾口一詞講「民望論」,李柱銘、黎智英則接力重提「鎅票論」。胡國興一夜之間再不是協助民主的同路人,而是鬼、是共匪,泛民變臉之快,似是舞台上的雜耍。

正如筆者在本欄1月10日的命題〈退而求其次的胡國興〉。入閘前泛民不敢肯定曾俊華會否被DQ,會否一如5年前的唐英年被中共出賣,給梁振英揪出大量黑材料,那次泛民充當B隊的結果是敗得一塌糊塗,同時安排胡曾入閘是買保險的做法;泛民大佬估不到的是,泛民基層支持胡官的熱情出乎意料,而林鄭的579是勢盡也不過半,正式投票時只會走票而不易增多,曾俊華看似有可能如願選上。

筆者絕不認為中共不會不在背後操控特首選舉。對中共而言,對梁振英接班人不放心的結果,同樣只會是退而求其次要胡國興,而不是冒與本地最大勢力的中聯辦撕裂而讓曾俊華上位。到今天,林鄭氣勢不前,但曾俊華又可以從泛民大佬以外得到什麼建制派別的表態支持?

泛民急轉軚all in曾俊華可以是天真的表現,但筆者更進一步認為泛民只是假天真,只是在做積極爭取的戲,而戲的劇本是否爛到不堪入目,是顧不了那麼多的事。戲是做給班主看的,觀眾水平低之時,戲爛是不重要的,總有足夠的人看便成了。

泛民的大班主是誰?大家其實不言而喻。班主的心頭所好必有主次之分,較能合作保護班主利益的人才是lesser evil,餘皆虛妄,因為特首從來只有一人,最終餘者只是光榮的陪跑者,是大戲的配角。泛民好比這場大戲的編劇、導演,而班主則是在外國的投資者。

明明編導可以安排只有一位主角上舞台,但安排了兩人,結果配角反成了主角,編劇、導演在投資者的角度看是失職;這一刻編導是在尚未絕望的情況下,企圖把曾俊華這位本來的主角扶正。可以嗎?

筆者認為不可以,編導也自知不可以,所以有點不知所措的發瘋表現,把堂堂法官打成妖魔鬼怪,打成中共的代理人。最慘的是,兩星期前你們還在支持胡官,也多得你們的支持胡官才能入閘。事前有說好的嗎?為何胡官不可以是自行其是爭上位而只充當沙包或是打手?這次特首選戰可能不會留下歷史改變的里程碑,但肯定會留下不少笑談!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3-14 14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0th Mar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3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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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告梁繼昌需證事實存在

告人誹謗容易嗎?非常容易,因為誹謗的定義很寬,很容易勝訴,但一般誹謗的賠償金額不高,相對於昂貴的律師費,往往得不償失。告誹謗是最有利有錢一方的遊戲,特別符合馬克思所批判充滿階級歧視的法律,但從無收到有識之士的批評或要求改變。

誹謗的階級性不單是律師費,而是名譽的賠償以社會地位計算,而賠償金錢是唯一濟助,法庭無權下令敗訴者道歉,還勝訴者名譽上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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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一例,城中首富與其司機爭女友結怨,互相宣稱對方是性變態者,(虛構誹謗)都輸了官司,首富的名譽以百萬計,司機名譽不值錢,只賠幾千元。

還說梁振英告梁繼昌一案,告人者先要證明三個因素,一是被告人在說原訴人,二是被告人論述原訴人之時用了誹謗性的用語(defamatory words),三是誹謗言論已經出版(published),這只是指用語已經為訴訟雙方以外的第三者所得知,因而理論上可以傳遍世界。不難肯定梁案第一及第三點皆符合,欠的只是梁繼昌的用語是否誹謗性用言。

誹謗性用語的法律定義是這樣的:「言辭的影響是在整體公眾人士的眼中降低遭誹謗人的名譽(to low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person defamed in the eyes of public at large)。一般說三道四的話語是否誹謗還可爭議,但有幾類指稱幾乎必定成立,有無數案例支持:包括指人犯罪,失貞,有傳染性,或是事業能力不符。這些形容本身直接而且嚴重傷害了別人的名譽。

當然,所講的是事實,就不算是誹謗。這點是新聞工作者特別留意的。法律並不要求證明百分之一百真確,有足夠事實支持或陳述事實本身就安全了。

梁振英的入稟狀特別引用梁繼昌見記者時一段言論:「再加上梁振英先生關於UGL收受400萬鎊事件,是仍然接受廉署的調查,甚至是香港和外國稅務局的調查。我們覺得在這時候,如果推薦梁振英先生出任政協副主席,將來有甚麼事是令到中央非常尷尬。」

單就這一段而言,由於廉署尚未正式通知報案者終止調查,正被調查基本上為事實。「甚至是」是猜想性用語,與「可能會」一樣,指出可能而非指出已經發生,是充份利用了語言技巧,難以理解為虛構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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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rd Mar 2017 | 時事看法律 | (4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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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頓反托拉斯法針對合併

我們知道所謂反競爭的法例大致是針對三大情況,一是有害競爭的協議,本欄已介紹過是源於美國的<謝爾曼法>(1890),亦介紹多件案例。第二情況是濫用市場的優勢(dominance)的潛商行為,這兩大行為寫在香港的<競爭法>中成為所謂第一及第二行為手則的內容。第三大情況是針對有害競爭的收購合併活動。在香港則基本上只有電訊業受到這一方面的管制。

但在原則上機構的過於龐大會形成自然的壟斷,所以管制的法例成為必需,只因香港已知及可見的將來皆無這類情況,所以不急於立法。第二類及第三類大問題最早是源於1941年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Clayton Act)。美國的經驗是由於<謝爾曼法>的出現,大企業之間難以再經協議避開競爭,於是乾脆將企業合併,就不需再弄協議,可名正言順地壟斷市場,而<克萊頓法>亦自然應運而生。

這條法例明令針對有害競爭的合併活動。法例更直接禁止了一些指明的反競爭行為,例如價格歧視;這些原則後來經案例的發展豐富起來。香港的第二行為手則引入不同情況作詳盡規劃,本欄幾年來已經多作介紹。香港法例尚未有的,是引入私人訴訟的權利,在美國成功的申索者可以得到損失的三倍賠償額。

<克萊頓法>有四大重要條款:第2條禁止價格歧視,如果這些歧視在不同購買者之間會嚴重地(substantially)減小競爭或會傾向令到壟斷情況的出現。第3條禁止在買賣貨品時有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的情況,或有強迫搭售(tying)的行為,但只限會引起嚴重影響競爭的情況。第7條禁止影響競爭的收購及合併發生。第8條禁止任何人同時出任兩個企業的董事,如果這兩正違反反托拉斯的標準進行合併。

香港法例授權了競委會的成立以執行反競爭的法例。美國則在1914年通過<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在法例下成立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負責執行法例。這是個獨立的執法機構,負責監管不公平貿易的行為,與政府的司法部(DOJ)協同運作。到此美國的反競爭法例及執法制度基本完備,亦成為以後世界各國所模仿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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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8th Feb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9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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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正也 特首以正 孰敢不正   

香港今天最欠缺的是正道;用現代的說法是,欠缺法治精神;用孔子的道理說,在上位當權的人不行正道,利用法律整治對手之時,社會自然對正道沒有信心,下面的人也不以失去正道為恥,反而聲大夾惡,滿口歪理。自今屆特首以降,警察如是、政客如是、革命家如是、滿口民族大義的人也如是。

民主與法治從來是兩回事。殖民統治何來民主?但香港人從來享有可以信賴的法治制度,今天這制度日漸失色,在上者固須承擔首要責任,選舉制度下冒起的政客,包括口講民主大仁大義者,競相不守法治精神,只把法治視為有利自己權位的工具,評價法治,視政治需要而多重標準。

劉夢熊出獄,曾蔭權入獄,原因相同,是觸犯法紀;他們都經過嚴謹的司法程序,有一流的律師作辯護人,有行之有效的上訴制度為保證。司法只能對窮人不利,不會對他們這類有錢有權勢有社會關係的人有丁點不平等。

問題是,兩人欠缺反省,沒有為自己對社會的禍害誠懇道歉,對這類人不踩多腳已是極為厚道,但他們還是呼朋引類為自己鳴冤,為自己漂白,要還自己其他罪犯所沒有的公道。這不奇,奇在不少把法治掛於口邊作賣點的正義朋友為他們抬轎,為他們呼叫不平。社會對法治價值的混亂往往就是偽正義者種下的惡果。

定罪原因 只得一個

劉夢熊案件的定罪原因只有一個——他企圖妨礙司法公正,公然威脅以「爆大鑊」交換他不被調查;他唯一值得同情之處是他的無知,不是他的行為,更不能因為他反梁振英,泛民便視他為冤獄者。更何況,他反梁只因他支持梁振英選特首的投資失利,他要求不受廉署調查的特權不被照顧,只因他捐過錢給保釣,也許也在金錢及關係上支持過泛民,他就算是正義的嗎?司法就是對他不公平嗎?正義朋友想傳達什麼訊息給新一代?公義還是私義?

另一享盡泛民同情的前特首曾蔭權。泛民的傳媒惡勢力把泛民數十名頭面人物為曾蔭權寫求情信一事大書特書,包裝為泛民比建制派更加有情有義。對一個貪腐的人有情有義?一個經代表一般人民價值觀的陪審團經個多月審理、兩天一夜討論定罪的人,包裝為政治上的受迫害者?泛民想對年輕一代發出什麼公義訊息?這幾年的政治價值的民粹與紛亂還不夠嚴重?為何在一些是非價值分明的案件上還不肯閉上你的嘴,玩少一點政治,讓社會多一點反思?

手執公權力的特首是可以選擇不檢控某一案件的。這是政治,曾蔭權自己也運用權力阻延了許仕仁的檢控,難道這是有情有義?而梁振英選擇不放生曾就是不義?前提的前提,還是當特首的人其身不正,留下犯罪的事實。大家為何不慶幸司法的公正,法律的平等,陪審團的獨立,令我們對香港的司法保留了信心,而是只為政治上立場時勢的理由為一個貪官鳴不平?法律上曾能否免罪還有上訴的空間,但事件的事實巨細無遺地在法庭公開,世上並不是每個國家地區有香港這樣水平的司法獨立,為何大家不珍惜之而要扭曲之?

筆者從來贊成調查梁振英及陳茂波涉及的可能違反公職人員行為不檢問題,改朝換代之後當然追究到底,這是政客的責任,但不能未審先判。更可笑的是,正義朋友還不只未審先判,而是未查便已先判,並論說不先告梁振英而先告曾蔭權是不公平的。梁國雄更進一步,一句政治檢控便把自己數度私收黎智英過百萬元捐款的道德問題,抹得乾乾淨淨。

曾蔭權的檢控並非沒有政治理由,但藉扭曲法治精神,迴避政治理由無益於提高港人的法治意識和政治水平。筆者早於5年前已經三度在本欄公開呼籲曾爵士退位後,要馬上避到英國,不要再回來貪圖過氣特首的風光和款待。理由很簡單,因為「不秋後算賬就不算專政者」(見2012年4月5日)。

曾蔭權最大的罪不是貪小便宜,而是他執意安排唐英年接班,向傳媒放出梁振英十多年前任公職時的失誤,讓泛民可以組織攻擊梁振英打擊其民望的輿論攻勢,唐營的人自鳴得意,以為民主政治就是玩這些,不知在中共眼中這是「謀反」。去年特首之戰開始白熱化,爵士竟然高調接受訪問,美言曾俊華,又開寫專欄,不外想為別人造勢,無論受人所託,還是想為自己未來利益着想,在中共看來都是不可寬恕的干政行動,也就馬上加控一條罪名(今天要重審的罪)。

政治的賬,是永遠算不清的,但法治的賬十分簡單,一單還一單,一般人所要求者,不外如是。七警打人違法,朱經緯打人不應免責,其他理由如何合理,皆不能因而把法治作為交換。這難道不是很清楚的嗎?正義朋友指摘警員以情害理容易,可有用鏡子自照?

無論如何,港人被扭曲玩弄多時的法治精神,現時有機會得到改正,就是當胡國興能上位特首之時。他施政是否本領高強,能否帶來民主改革,大家可能不敢厚望,但法官當政,他會堅持法治的公正性,大家怎可懷疑?4名參選人之中只有他公開保證會查梁振英,泛民為何故意低調不談?本文完結前得知胡官順利入閘,香港有望,法治有救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7-02-28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4th Feb 2017 | 時事看法律 | (11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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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哲法漫談】重要基要設施不能獨享

在一些需要具備重要而特別設施的行業,會出現有關的設施並不是家家公司都可以隨便自設,除了成本過高之外,更會涉及環保,環境規劃等問題。本欄介紹過的最好例子莫如英國殯儀業火葬場服務案。與其家家殯儀業公司申請自處火葬場,不若一家有火葬場的公司將服務以合理收費與其他行家共享。

這裏面自然涉及競爭與壟斷的問題,需要政府及法庭的干涉。競爭法律概念之中的重要設施原則由是發展了出來(Essential Facility Doctrine)。這就是出自美國有名的「聖路易斯鐵路總站公司案」。(224 U.S. 383(1912))

聖路易斯的幾家鐵路公司成立一合營企業,去負責營運橫跨密西西比河兩岸的橋樑及鐵路總站,並徵收一致的過橋費用,但只限合營的有關鐵路公司可以使用;這家合營企業被指控違反了<謝爾曼法>。

法庭認為企業進行合營本身並不違反<謝爾曼法>,尤其當這樣的合作帶來重大公眾利益。但當其內在的情況構成阻礙其他合理使用者使用設施,這便構成排他性擁有權及控制權,也就構成違反法例及妨礙商業運作。法庭認為基於地理及地形的特殊情況,其它公司若不能使用這企業的設施,就不能過橋或甚而進入密西西比。

法庭下令進行補救措施:(1)以合理條件,讓現存的公司或後來的公司得以加入企業,新加入者要公平合理地平均企業的資產利益及負債。另外亦需為其他不參與經營的鐵路公司,以公平合理條件使用總站的設施。(2)被拒絕的申請者則要證明設施是被壟斷者所控制,而競爭者不能合理地或實際上複製這些設施,並且設施擁有者有能力(但並不)讓申訴者使用這些設施。

這案中發展出來的「基要設施原則」已被各國競爭法例所採納。香港的<競爭法>中歸類在第二行為手則中的「拒絕交易」行為。在這原則下,當壟斷經營者或擁有市場權勢者,當擁有一對其他競爭者重要的設施之時,有責任在合理的條件下,為競爭對手提供使用設施的方便,否則便是濫用了企業的市場權勢,違反了競爭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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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1st Feb 2017 | 信報每周政論 | (21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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