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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0th Jan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4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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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再DQ是咎由自取   

也許必須承認,我也低估中共習政權提早收回「一國兩制」的信心。倘DQ已經被DQ的姚松炎「轉跑道」參選,也許還有一些法律上似是而非的道理,政府野蠻之餘,留有空間讓法官撥亂反正,既玩謝泛民,又可彰顯香港還有司法獨立。

專政者看扁港人

不過,周庭小妹妹只是香港眾志成員之一,而「眾志」認為港人有權自決命運,僅此而已,也被DQ之時,樂觀如我也無話可說;只想問,泛民還未有翻枱的心理準備嗎?

這一刻,相信什麼派也會憤怒莫名。筆者相信,泛民各派發起的任何抗爭行動,明顯已經太遲,政府甚至早已預計和準備,專政機器自信可輕鬆應付;筆者也知道港府應付得來,因為港人的抗爭能力,專政者早已看死看穿看扁了,事實上「敵人」並無看錯。

最大的問題是,反對派內訌。過去3年不單未能承接領導港人全民參與的兩次街頭「革命」,反而是只顧黨派利益,黨同伐異,爭吃人血饅頭,爭奪那專政者恩賜的參政空間。大家爭什麼plan B、plan C還只是幾天前的事情。

筆者不知各派事前知否中共會痛下DQ令那樣決絕,看來是警覺性太低,沒有真的預期DQ的出現;現在狼真的來了,那些什麼plan還有何意義?單次DQ,建制可能於補選時奪去泛民兩席,現時泛民反而大有可能全奪4席,甚而重奪梁國雄及劉小麗兩席補選,重奪6席大獲全勝,這又值得高興嗎?

以泛民的識見,某些政黨無端發達,可選議員的後備小政客可以上位,大家便自然開心,於是就算多不公義的遊戲,還是有人以「大局為重」為由,虛與委蛇地照樣參與;但正是這類自私功利、只顧眼前利益的心態延誤香港數十年,到頭來革命家與小政客爭到的同是過眼雲煙,一時的風光過後,只能愧對歷史。

相信大家應該明白,若然DQ姚松炎是基於一點謬誤的法律理據,還有可以進行文明辯論或到法庭尋求公義的空間。專政者行到這一步為止,還可算是留有一線;但當什麼也沒有做過的周庭也被DQ之時,便不是基於任何法律理據,而是中共要以行政上的權力篩選,是赤裸裸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由中共的官員說了算數,選舉不再具有民主意義上的代表意義。

香港人不應陌生,人大政協的民主就是這個模樣,收起20年的狐狸尾巴,終於全露出來給你看;不是只給你看一看,而是以後都要你認知其存在,這才是要認真面對的。

早於兩年前所謂港獨議題出台之時,筆者已經斷言港獨不是問題,民主才是問題。只要港人要求民主,過程就算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政治用語和概念,還是一樣會被扣上港獨的帽子,因為那是中共最方便向國內和國際交代對香港施行獨裁的藉口。

聰明的泛民大佬們不知道這個現實嗎?當然不是,只是用的方法既小學雞亦不道義,就是與入世未深的獨派劃清界線,切割關係,甚至與中共合作打壓港獨派、邊緣化本土派,獨霸政治舞台跟中共周旋,以為憑過去20多年與中共又團結又鬥爭的關係,以為販賣廉價的「六四」和保釣愛國紀錄,便可得到專政者欣賞,能有活動的空間。今天結果如何?

今天可以DQ周庭,到2020年換屆直選,可以同樣理由DQ所有黃之鋒派的新世代候選人,什麼朱凱廸、邵家臻、鄭松泰,只要講過港人有權自決命運之類的說話一律DQ。除非未來兩年多的時間內「識做」,自我批判、認錯,乞求再給予參選機會。

有負於年輕一代

這可能這是非常過分的,但對專政者而言是一了百了的事,一次獨裁免去多次獨裁,除笨有精。前提只有一點是,泛民搞不出什麼抗爭花樣,就算是2003年的「七一」或2014年的「佔領」,泛民再無能力搞出什麼花樣之時,獨裁有何顧忌之處?

以這判斷中共是正確準確的。今天不獨裁,港獨的星星之火燃起來之時,泛民也應付不了;若然港獨之火燃不起來,泛民的民主要求,在背靠國際大氣候之下引起的麻煩,中共一樣也可完全應付,何不趁港獨不成氣候的今天,利用此一時機把主要敵人的泛民主派先行除掉?

時機是泛民主派送給中共的。今天泛民呼籲市民上街抗爭,還有勇武者出來嗎?一班和理非非的泛民慣性支持者上街遊行示威,展示打倒中共,甚至港獨標語,中共歡迎還來不及,因為可向國際展示,香港還是十分自由的,還是中國崛起之下的最佳民主櫥窗。

什麼都接受,不肯抗爭,逆來順受的泛民主流派看似聰明,能在中共的專政下找到生存的隙縫,但在覺醒的港人眼中,不過是世俗名利場中爭逐的一分子而已,與建制派無異,只是在沒有更激的派別之前取其為Less Evil而已;歷史只會視這群小政客是曾經的梁山英雄,最終由朝廷收編利用,只是一群虛有民主之名的可憐蟲而已。

筆者年輕時已開始在本報論政,遺憾地與失敗的泛民主派屬於同代人,今天不悲不喜,雖然無力回天,有負於年輕一代,但也無負手上一支筆;沒有名利之慮,還可以特立獨行;見不到民主,但會見到新一代民主派的出現,繼續同行。

後記:最後結果甚有戲劇張力,大玩聖意難測,其實目標早定。不是更好,而是中共只針對打壓新一代的自決派;而泛民最大問題是,曾否與中共溝通早有共識,一切只是合謀打壓新一代的參政者,一切只是一場戲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1-30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6th Jan 2018 | 時事看法律 | (9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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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政府對陪審團作政治審查


不是筆者不信任香港的法治制度,而是任何法治制度都靠人去執行,靠人去監察,也會有人為貪功諉過而上下其手,假正義之名破壞法治,所以任何法治制度都不可輕信,都要警惕監察。筆者在本欄從來的態度皆是:見法官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是勇敢而重視法治者才有的心態。


2016年大年初二凌晨的「旺角騷亂」案,正式開審,在高院由陪審團審訊開始,預計要用80天的大案,主角梁天琦,一開庭法官彭寶琴就頒下禁令,「禁止以任何形式發佈本案未抽選陪審團前所進行的聆訊,直至另有命令」。這算甚麼意思?除了政治敏感,這只是一般的刑事案,為何要將部份程序保密進行?筆者想起偉大的英國司法傳統中一段黑歷史,擔心將會在香港重演。



大家知道陪審制度的作用是在隨機抽樣的市民中委任陪審員,以便司法制度能在專業官僚的操控之餘有一般人以常理作出平衡。但不要忘記政府力量的強大,而安排甚麼法官主審對影響陪審團的裁決當然有關鍵作用。香港的司法之首馬道立,筆者在本欄對他嚴厲質疑,認為他是屈從於中共意志的「司法魔皇」,對他甚麼信心也沒有。


但筆者還是希望傳媒及天天到庭旁聽的市民發揮監察作用,今天請特別留意觀察控方有沒有對陪審團的成員事前作過審查(Jury Vetting)的不公平行為。


審查,這裏是指政治審查,將所有可能在當天出任陪審團成員的市民在事前就先作調查,保證他們的政治思維是「藍」色的,不會是「黃」色的。


按《陪審團條例》第29條,控辯雙方皆有權反對任何人出任陪審團5次,無需理由。而有理由時可次數無限。辯方律師只能依靠直覺DQ可能對被告不利的陪審員5次。但控方可以利用政府人力物力去先查清楚陪審員的政治取向(例如監看其面書),再找理由排除開明思想者,明顯佔盡優勢!


香港法治祖師是英國人,但英國人在涉及一件不利政府的案中正好進行了對陪審團員的政治預審。這可參看RV Ponting(1985);這案的法官更偏幫政府出面,指示陪審團應判被告有罪,結果十分戲劇,留待大家參看。只是,梁天琦案會否這樣戲劇?上網一查法官的出身,7年前還是律政署的檢控律師,控人經驗豐富,相信可與本案主控合作愉快吧?◇Picture

 


岸仔 | 23rd Jan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05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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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三大迷信 法治為首   

近來有閒務虛,想得較多的問題是,為何民運社運會如斯一蹶不振?前進困難是客觀的,沒有方向和倒退,則是令人費解的。筆者的結論是,港人在政治方面有三大錯誤的迷信,因而錯得離譜;市民在錯誤的指導下,浪費時間和精神,永續失敗。

馬克思法律看法的轉變

  所謂三大迷信是,對議會重要性的迷信、對專業的過分迷信、對香港法治制度的盲目崇拜已到迷信的地步。在香港,講法律法治的人,像是信教者談及《聖經》一樣,對法院法官權威性的膜拜,則似面對教會和教義;基督教還有批判者和改革者,法律界有嗎?

港人最大的政治對手是中共政權,她也是口口聲聲在講法治,實行起來卻沒有香港法律界的幼稚無知。中共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年輕時讚賞法律是自由的《聖經》(Bible of liberty),晚年時則完全改變,法律只是統治者的工具,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下層建築的資本主義服務。

無論按馬克思的學說,還是中國傳統的法學思想,不謀而合之處是,法治只是方便治國的工具,一點也不崇高,只應加以利用,不會加以崇拜。香港法律界的幼稚病在於自己崇拜法治,便以為中共也一樣。大律師公會改選,原主席不能連任是因為沒有及時出聲反對「一地兩檢」,原主席的現實主義變了出賣法治。筆者見陳文敏、戴啟思、駱應淦等新領導喜氣洋洋,以為你們有能力阻止高鐵「一地兩檢」推行嗎?你們似乎已忘記決定法律解釋權的人是法官而不是律師。

香港的法官在維護法治的公平方面已經漸漸變得不可靠,這不是說所有案件均是如此,或是法官界已經腐敗,而是涉及憲政和政治敏感的案件,香港法官偏幫政府已經十分明顯。什麼大律師公會是否及早發表意見有什麼用?法官怎麼判才是重要的。

法律是專門知識,要監察法官只能靠在同一遊戲中參與多時的大律師。這是說,應該有人對法官於判案不公時、法律理解有謬誤時,加以無情批評。法官的職業保障比所有行業都強,所以專業道德的監察也遠比其他行業更重要;可是香港的律師永不肯當批評法官的「醜人」,口講是另一回事,搵食當然比法治重要,會得罪法官的話是不會公開說的,無論多麼有理。

就以黃之鋒和黃浩銘分別判監3個月及4個半月為例,法官陳慶偉的裁決和判刑大有原則性的問題,市民感到不平,只能在法庭痛哭,而不知如何批評法官;知的又不會多言,最多是支持上訴而已。上訴能否成功,未知;成功也不等於法官不應受批評,法官應比任何人清楚法庭程序對一名被告的折磨,這個法官在重判之餘也充分利用這個過程,這是有公正之心的人會做的事嗎?陳官把所有對被告有利的觀點視而不見,只強調佔領對小市民不公平。

重判始於「魚蛋革命」案

希望以嚴刑峻法打擊民主和社運抗爭者是政府所希望的,香港的法庭和法官過去對同類案件是寛容的,陳官要充當改變這個傳統的馬前卒是你的選擇,但可否找尋一些更有說服力的論據?罪與罰應合乎比例(proportional)才可服眾,你可以用文明的道理說明重判的必要性嗎?

黃之鋒和黃浩銘可能用了一點小學雞論述去阻止執達吏的工作,但最嚴重也不過是類似阻差辦公延誤一兩個小時。

正面地看,兩人的行為令現場的群眾有較長一段時間消氣,根本有助維穩。藐視法庭是不給法庭面子,這便要重判年輕人坐監,毀人一生前途嗎?不合比例的判決是原則性錯誤,是違反普世文明地區的司法價值,筆者要嚴厲譴責這個陳慶偉法官,你既不專業,也不文明!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示威自由都是人權,這些都比法官的自尊心和面子重要。只要不干擾司法的正常運作,人民是有權藐視不喜歡的法官。法庭應有信心,以道理和公正建立權威,而不是靠嚴刑峻法。順帶一談,有藍絲在法庭外以有種族歧視的語言辱罵法官被捕。筆者希望被告最終是因種族歧視承擔刑事責任而非藐視法庭。人民以言入罪非始於23條,而是出於法官脆弱的自尊心。簡直是文明的諷刺!

三權合作,打擊港獨,實情是打擊民主和社會的反抗力量,法庭走向從重判刑,開始於一年前多件「旺角魚蛋革命」的案件。

今天以梁天琦為首的6人暴動案,案件預計審訊80天,第一個壞消息是法庭應控方要求,頒下報道禁令,禁止傳媒於案件未抽選陪審員前以任何形式發報有關法律程序。

這是涉及國防外交還是間諜的案件?這只是一件政府運用一切手段要把梁天琦重判的刑事案件而已,法官何以對控方要求這樣合作?不公開,令筆者對本案的不公正更感懷疑。

筆者提醒傳媒特別留意一個問題,就是政府會否利用不光彩的審查陪審團(Jury Vetting),以增加案中被告的入罪機會。這是利用政府的人力物力,先對所有抽中的陪審員作背景、甚而是政治傾向作預先調查,從而能在名單中反對親民主、親本土、思想開放的人士任陪審團成員。筆者不敢奢望法官會公正監察控方,今時今日,希望法官公道一點,也是太高的理想。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1-23  A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9th Jan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29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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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哲法漫談】誰去決定是否檢控若驊?

律政司的工作主要是甚麼?當然是要負上政府所有檢控事務的決策工作。她領導的是一整個政府部門,比任何一間律師行更大,更多專家。她是法律精英之一,否則無法在專業上服眾,但她不會是所有法律範疇的專家,也沒有人會是。例如鄭若驊是仲裁及工程方面法律的專家,有關〈建築條例〉及〈仲裁條例〉方面的問題自然是署內最權威人物,但刑事及憲制法律她定要求助於其他律師,這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律政司要作政策上的決定,一件案件是否檢控她有最終決定的權力,而決定不在於專業,而在於政治,政治作決定是她憲制上的絕對權力,也是她的責任。

 

問題來了,涉及她自己有關的法律事件,她有利益衝突,她如何作得了決策?她可以將決定權下放給下屬作決定,這在小事情上還可以,涉及可能要對她個人作刑事檢控與否的案件時,公眾如何肯相信律政司的下屬可作公正的決定?就算公正性無問題,政治上呢?政治上的決定是憲制上的,根本無法交託別人。

 

這篇文章寫得早了點,不知刊出之日鄭若驊是否已經辭職,這會涉及中共中央的取態及判斷,不應這麼快有答案吧?但她作為問責官員請辭是應該的,也是解決政府在事件上的信譽問題的唯一方法。她可以厚顏不走,等待公眾淡忘事件嗎?不能,因為涉及了政府應否對鄭若驊的違法行為作刑事檢控的重要決定,由另一位律政司作不檢控的決定較她的下屬作出同樣的建議,合理得多,也遠為容易被公眾接受。

 

若然地庫是鄭若驊挖的,她的罪不輕,但唐英年太太的先例也只是緩刑。但有案在先,理應檢控。若購入物業之時地庫已經存在,她的問題是欠交差餉稅款,稅局一般是追稅加罰款,檢控也無必要。有說他騙銀行按揭沒有如實反映物業狀況,是欺詐罪,這就十分勉強,銀行根本沒有任何金錢上的損失,有嗎?當年陳方安生取得十成按揭,銀行只是承擔了較大賬項風險而已,何來被騙錢一回事?事件在公眾審視之下,屋宇署發出清拆令,是必然的發展,不違反清拆令就不會有刑事責任的了。所有後續的法律問題,相信政府會外判律師研究後作決定,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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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6th Jan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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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初選 並無深義   

這篇文早寫了幾個小時,是我故意不等待所謂初選的結果,我也提不起興趣去投一票。我不會說這次泛民初選投票全無意義,在政治文化的改進和完善的角度出發,任何經驗的積聚都是有用的,只是沒有深義而已,還是有討論分析的價值。

香港獨有的本土經驗

首先,在這種政治低迷的氣氛下,還有2.5萬人投票,實在不少,特別是民間搞的票站少、人手少,投票的意義更小,因為選民出來玩初選投票遊戲的只佔45%,民調佔45%,政黨投票佔去10%。換言之,無論是否明白這個遊戲的本質,一般人認為,花時間去票站投票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

很遺憾,這個現象並非代表民主進步、制度完善,而是正好相反;專政者最好引以為鑑而不是加以輕視。全世界政治制度完善的民主地區,人民投票的意欲都是低的;而香港的投票率一直都是偏高的,就連這次民間自辦的初選也可以這樣熱心參與,反映的不是政治意識的提高而是民心的不安,普通人也渴求可經自己的一點行動而改變社會的政治面貌。

不但初選搞得不錯,也比以往的齊整專業、制度化;3年半前民間的「公投」也辦過;7年前的「五區總辭」,全民「公投」也辦過,這些都是香港獨有的本土經驗,非常珍貴。筆者也深信,這些民辦的投票已有一定的認受性和權威性,不單在本港市民之內,還是國際社會以至國際學術界,香港人的意願在欠缺民主的情況下有表達的途徑,這當然包括有朝一日效法加泰羅尼亞經「公投」要求香港獨立!

泛民是不願搞初選的,泛民的核心也是希望自己人關起門來決定一切。這裏要讚一讚已經普遍不受新生代歡迎的馮檢基,他身為泛民的邊緣人,從來看不順眼泛民大佬關門決定一切的作風。大家可能不知為何,2012年特首候選人為何那麼麻煩,要搞初選,基哥要跟何俊仁爭取特首小圈子選舉的泛民入場權利。

2007年,梁家傑與曾蔭權競選特首,那是公民黨出馬;到2012年,泛民大佬私下認為應該輪到民主黨,基哥堅持爭埋一份,搞初選實屬多餘但也要爭,因為要改變對泛民小黨不利的大佬文化。其時,不知2017年有否直選特首,難道到時又是泛民大佬開密會決定?基哥就是不肯,結果促成泛民要公道公開搞初選的先例。

不說大家也許明白,今天泛民的本質仍是個「自己人話事」的集團,結合幾個主要的傳媒構成一股筆者稱之為「民主惡勢力」的集團,包攬了民主,也壟斷了民主,由話語權到具體操作是一條龍、由上而下、由一個領導幾個大佬話事。由來已久,由上而下指導式的民主,自七十年代司徒華崛起成為社運盟主,到今天由某大金主幕後控制,還談不上有什麼本質上的改變。

數十年下來,出現不少異端組織,不論民協、街工、前線、社民連,皆是緣於不順眼泛民主流的霸道而獨立出現的,但命運相同,終於要「埋堆」由主流收編,金錢的威力令「革命家」也如普通打工仔一樣,要看金主的臉色做人。你說世界進步還是退步!

只知爭位欠道義原則

近年,民間興起新的力量,有童子軍式講命運自主的新世代,有以排外起家的本土派,有超前於時代的獨立派,但結果在不同程度上也要「歸順」於勢力最強大、並有國際關係作為後盾的泛民主流派。泛民今次為4名被DQ的議員搞的初選,就是有上述的深義在背後的,但大多數熱心政治的人不大了了,更別說一般選民了。還是有那麼多市民戲假情真地參與其中,在精神上而言,搞次不由大佬指派的初選,還是對發展政治文化有正面作用。

由於遊戲規則不透明,出來投票的市民只對結果發揮45%的作用,其餘還是在黑箱中由少數人操控,何其嘲諷!泛民主流若真是信任選民,應努力搞一次只憑市民選票定勝負的初選,而不是保留可以上下其手空間的遊戲。非不能為,是不願為也,只能希望將來有更完善的發展。

另一欠缺深義之處是,只知爭位置而欠缺道義和原則。DQ事件最大的危機是,強權以行政手段干預選民的抉擇。這不是由宣誓開始,而是硬插「確認書」開始的,是DQ梁天琦開始的。2016年的選舉,選民支持泛民不喜歡的獨派梁游兩人,那是鐵的事實;泛民基於利益考慮,選擇與中共聯手打壓獨派之餘,也失去自身行事的原則性。

請問泛民一開始的算盤是如何打的?是支持梁游不計成敗地參加補選,由選民決定他們應否作為代表,還是私下勸退他們?梁游沒有勝算,人人明白,中共甚至再次DQ他們,獨派照樣參選,才是對DQ行為的最強硬回應。

今天補選的席位回到泛民一方又如何?沒有原則、沒有抗爭的勇氣、只知計算席位的泛民,只是在接受中共恩准之下參與政治的人。別說什麼關鍵少數,就是他們得到絕對的多數,也只能活在專權者鼻息下討生活的可憐蟲,而非什麼民主派!


岸仔 | 12th Jan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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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權佔有的地方可出租嗎?

大家都應該知道甚麼是逆權管有(Adverse Possession)吧?本欄多次介紹這類案例,那是指未經地主的同意佔有地方20年之後,佔有者在普通法而言成了土地的管有者,對土地享有權益。但這權益是否包括在佔有時間之內將佔有的土地分租給人,這類分租會否構成管有的終止從而要從頭再計算20年的管有時間?下面是一件有趣的案例,可以解開這一問題。Chong Yuk Por v Chan KamMuk 505[2013], HKC

原告人及其家庭住在南丫島北角新村的一幅地上的木屋。原告人的父母自1970年便居於這裏,原告人則在1979年自大陸來港後亦居於這裏。與訟雙方對原告人管有這土地無爭議,被告人為土地登記法律上的地主。

在1968-70年原告人的父母搬到薄扶林村以謀求更好的生計。他們將木屋交給一位周先生住,並不收租,但有居住地特許(license)。原告人母親在1977年收回特許並搬回土地上居住。

法律上的爭議是被告指原告及父母是以租客(tenants)的身份租住地方,並存在一口頭租約,年祖20元,到1999年加到200元,並寫下一租約,為期5年。原告則指租約是被迫及被騙的情況下簽的,他並不識字,租約以為是指近鄰的一幅農地。

還是直接跳到法官的裁決,是逆權管有在這一情況下有效,被告人在土地上的權益已因逆權而消失(extinguished)。法官指法律上一人指稱逆權擁有土地必須事實上管有土地並有意圖去管有這土地,為期20年。事實上管有須有控制能力及單一單獨的管有(Single and exclusive possession)。當地主的擁有權一經消失,就會完全消失,之後再不能因聲稱擁有權(acknowledgement)而重新取回所有權。

法庭認為最遲在1989年(自原告人父母在60年代起居於土地上)20年的逆權佔有期已然到達,被告人的地權已被逆權取替,之後的租約根本不改變已成事實的逆權管有。

佔有者(squatter)的佔有可以經由特許進行。所以,1968年到77年的期間,法律上原告人父母依然處於逆權管有土地的境況,管有不被視為已經中斷。另外,雖然法律上已不具關係,法庭裁定認為1999年的租約並無清楚指明是有關的土地而非只是鄰近的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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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9th Jan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7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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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驊之過如日月之蝕 可以過關?   

評論鄭若驊之過之前,大家應回想一下2002年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的目的何在?中共中央肯支持這個《基本法》之外加添的政治制度,是為了支持民主改革,還是另有目的?

搞清楚這些背景後,「若驊門」對鄭若驊的影響、會否被迫請辭等等,分析起來會更為到位。

高官問責制的目的

當然,今天說「為了民主改革」便是個美麗的誤會,向港英留下的公務員奪權才是主要目的。另一個目的是消解政治矛盾,增加政治的穩定性,那亦是個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劉兆佳當年已解釋得很清楚。公務員犯錯不必去職,而問責官員自己若然犯錯便要請辭,有需要時,就連特首犯錯,問責官員也有責任代為孭鑊,自己請辭以求保護政府的威信。

過去的經驗是,任內因政策推行失敗而要請辭的有梁錦松、葉劉淑儀、楊永強;因個人誠信問題,於上任12天後速速辭職的有麥齊光。他騙取房屋津貼一案終審時,所定之罪被推翻,案件性質也純是他的個人問題,與公職無關。

這些高官問責過程的處理,已經過江、胡、習幾位領導人,現時正處於習主席強勢治國的時刻,中央的要求只會從嚴,不會從寬。

若驊之過,比麥齊光的更明確、更嚴重。貪心、欠缺承擔,顯然是處身於她這個位置的人極不能有的品質,但顯然她已有了。政治慣用語是她「欠缺誠信」,一般是指她騙了港人;其實不然,她騙的是中共中央,她上任既成事實,吃了黃連的啞子是中共而不是港人,她要中共任命才能上位;明明傳媒10多天之前已經詢問她僭建之事,她卻不答,一直拖到中央任命到達之後。她才不蠢!

問題的嚴重性是,中央事前是否知情?是否原諒並支持她?相關的問題是林鄭知不知?泛民知不知?什麼時刻知情?當中的學問可謂大矣,理清這些問題後,才可評估若驊能否順利當上律政司司長之位。

筆者從無二手小道消息,靠的是細心觀察和分析,更從不因立場而作假設。執筆一刻的觀察是,從左派媒體和建制的反應來看,事前不知情的機會更大。林鄭知情較早,但她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靜觀其變,盡力置身事外。如果所謂「媒體的查詢」是來自泛民的民主惡勢力,則泛民早知若驊的「痛腳」,選擇律政司司長交接之日公開事件,顯然是一次精確的計算,效果也很好。

泛民早知而選擇延後爆料,才是事件最詭異之處,你相信會是巧合嗎?一般外圍泛民(例如社民連)的條件反射,當然是示威、要求交代。奇怪的是,他們並無慣常要高官下台的「激進」訴求。

民主黨的態度最堪玩味,胡志偉形容只是對鄭若驊的一次「政治考驗」,「最重要是開誠布公,如實處理問題」;涂謹申只形容是品格審查程序有問題,「倘鄭無交代則不恰當」,會令人懷疑其應對公眾及危機管理的能力;林卓廷則去信要求「糾正」及承擔責任,避免損耗律政司和政府的公信力云云。

民主黨的態度,簡直比建制派更寬容,互為呼應;建制派的定性,一致是「政治敏感度不足」。各派如斯合作,鄭若驊經過一輪尷尬時刻之後,當可如常工作。

回想當年民主黨自己的「匯標事件」,民主黨人不單委託外人調查涂謹申,發表報告狠批,黨內不少人還勸涂謹申自行引退,以示向公眾承擔。今天對敵人竟然如此寬容,是民主黨人偉大,還是別有所圖?

所圖者,既然不敵魔鬼,不如與之交易,更為上算。魔鬼對上帝豈無戒心?不見得有興趣進行交易,但魔鬼的代理人是基督徒,其人也蠢,更身處當家困難、多面不討好的困境,交易的空間便很大矣。

還有多少黑材料

有個說法很有意思:中共就是喜歡提拔有問題的人當官,可便於控制,所以會任用有問題的鄭若驊當司長下去,她對中央會更加唯命是從。這個說法有意思之處,在於可把關係調一調,看看今天泛民對她的友善態度,便會恍然大悟。大家自然質疑筆者的陰謀論如果成立,泛民應把事件私藏而不公開。對!但我會再問,已公開的是否已是事件的全部?泛民對鄭司長及其丈夫還有沒有其他黑材料備用?

以鄭若驊處理事件過程的愚笨和冒失,還有她丈夫在商場多年留下的足印,要尋找更多類似的「材料」,不難;難於要有強大的惡勢力作為支持的後盾,這方面中共的國安部也十分擅長,但事前顯然對有心投靠的大狀精英欠缺戒心,沒有做足調查,今天便完全處於被動。

6年前至今,眾多影響深遠的政治深水炸彈都不是一般媒體單憑一般的調查能力而弄到的,很多時涉及高科技、大量人力物力和情報,只是大家看事件以為在看戲,一切都是十分自然地發生而已。

誰人可以翻查政府10多年前的紀錄,知道某人開會時沒有申報利益?誰人可以準確無誤地找尋各類政府檔案資料?誰個媒體有錢配置特工才有的超距離攝影器材,可以影下特首在遊艇上的活動照片?不是國家網軍之助,誰可輕易進入別人電腦,找到開給梁國雄的支票副本?鄭若驊事件可以讓大家看到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1-09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8th Jan 2018 | 時事看法律 | (3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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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Q搞老鼠會犯眾怒鳥》

唔理直銷定傳銷,只要涉及層壓式推銷手法就係刑事罪。
建議苦主组織起來研究事件,有需要時可報案求助,D100鄭大奸提供宣傳平台,可能被告埋串謀。
(請廣傳本post)
維基百科:
 層壓式推銷或金字塔式騙局(英語:Pyramid scheme),在台灣別稱老鼠會,是一種「無法持久、永續經營」(unsustainable)的商業銷售運作模式,在大多數國家及社會的法律及案件中被視為「非法商業行為」。其運作模式通常為參與者、經營者透過介紹其他人加入而賺取佣金,這些佣金來自新會員的入會費,如此類推,一層壓一層,形如金字塔,而其組織、團隊或公司通常提供沒有「足夠市場、商業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或者是以遠高於市價的價位來銷售其所謂的「產品」。此種商業模式手法至少已有上百年的歷史,而成熟的案例則出現在20世紀初的美國,如1919年時發生的龐氏騙局。在台灣取其有如鼠類繁殖速度之快而有「老鼠會」之別稱。
.......

Pyramid selling
層壓式推銷

A scheme whereby participant in the scheme is granted a licence or right to introduce another participant into the scheme who is also granted such licence or right and who may further extend the chain of persons who are granted such licence or right,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re may be a limitation to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or that there may be any further conditions affecting eligibility for such licence or right; and a participant receives a reward on, or at any tim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into the scheme by him of another participant which reward is based, whether wholly or in part, otherwise than on 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goods or services actually sold by him or by or through that other participant。
(資料來源:Lexisnexis 英漢法律詞典 )


岸仔 | 5th Jan 2018 | 時事看法律 | (3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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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哲法漫談】人大常委決 定不等同釋法

有關人大常委會以決定方式接受了港府在香港高鐵西九站實行一地兩檢的草案,法律訊息一時之間十分混亂,就是泛民律師的說法也不清楚,給人以人大常委的一個決定就自動成為香港法律一部份。梁家傑指出決定之後,「港人要就此提出司法覆核難過登天」,筆者不明白理由何在。人大常委任何決定都不會是香港法律的一部份,除了正式的釋法。雖然人大釋法已經多次,總是有限的次數,而這次決定我們不應,亦不能當為與釋法一樣。

李飛指人大的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譚惠珠說人大常委決定等同法律;梁美芬指一地兩檢有足夠憲制基礎,有一定約束力,全部都是魚目混珠的說法,這些人皆法律專才,不是法盲,尤為可恥。但筆者還是要心平氣和地指出他們的謬誤之處。他們可以不依法理說話,是他們失德之事,筆者不會,還是只談法制的問題。

人大開會說甚麼同香港的法制是無關係的。除了針對某一法律問題作出釋法,寫成附件,才會對香港的法院構成約束力(Binding),這是制度如此,而經驗上也是如此,不高興是另一回事,每次釋法是有規矩有制度有程序的,同開會作個決定完全不一樣的,這是非常清楚的吧?大家也完全明白的吧?

更何況,尚未立法,何來超前釋法這一回事?中共官僚同一眾出賣香港利益不遺餘力的「港奸」說這麼多廢話,目的只有一個,是告訴大家不要搞司法覆核了,無用的,到時人大還是會釋法的。只是,人大到時一定釋法不等於今天已經釋了法,不等於開會的一次決定等同釋法。

共官同港奸做的,是在侮辱香港法官的獨立性,在法官開始用法理思考這一問題之前預先作出指示(不符法制的指示),希望法官識做,不接受司法覆核的申請,代共官港奸揹了這隻不守法理的黑鑊,如此而已。香港的法官肯嗎?

除了馬道立及高院幾個與他同聲同氣的法官外,正常的法官是不肯捂著良知的。但高鐵必定要搞這類一地兩檢可以快速不停車過關的制度,也是必然,法官如何是好?筆者且估一估,按馬道立在「剛果案」的做法,他會在審前提請人大釋法,將責任推回李飛這個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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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nd Jan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1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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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過還用興兵?人大說了算數?   

執筆之時,未知元旦遊行的規模如何,但可估計會是慘不忍睹的場面,大家又要忍受泛民大佬訓示:你們不肯為民主和港人的利益上街,不肯起來抗爭「一國兩制」的消逝,法治受侵蝕,溫水煮蛙而不肯覺醒……

總之,錯在港人,不在泛民、不在法律界的精英,大家要汲取教訓,要繼續崇拜支持這群偉人,下次記得票投泛民。

不忿失去法治解釋權

三權不能分立,只能慣常地分立,但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應當合作。這是習近平數年前的最高指示。筆者早已形容為「司法魔王」的馬道立於幾年內便不知不覺間落實,並有效執行。

法律精英和泛民十分矛盾,一方面不願面對現實,不忿失去獨霸法治的解釋權,另一方面則放不下基於港人崇尚法治所產生的一面神主牌,於是天天指控中共違反法治,但並無任何抗爭的打算,不單不會走到街上,梁家傑還明言「港人要就此提出司法覆核,難過登天」。

真的嗎?真的是法治已經完結?那還談什麼、爭什麼?再叫市民上街是賊過興兵;更不堪的是,叫兵上陣的將軍紛紛安排聖誕新年長假期的外遊,放假大過天,當然也大過法治。廢話還是要說的,因為這是成功上位的方程式。

港人不是不知道「一地兩檢」的問題,8年前便嘗試包圍舊立法會企圖佔領,泛民也大拉其布多個星期然後通過。今天只是歷史的簡單重複和延續,當年的勇武者朱凱廸靠武鬥上位,今天也加入泛民建制玩文鬥;一般市民不願再上街被消費,那是智慧和經驗的提升而已。

如果泛民律師認為自己的法治觀才能代表港人,人大以決定方式為港府的「一地兩檢」方案背書之後,正是港人捍衞「一國兩制」和法治獨立的開始,何來一人說了算數?

由始至終,港人才能代表香港主權,才是說了算數。港人不同意,只要不搭高鐵、不踏足西九,中共便要讓步了。百萬人上街試過,千人以武力衝擊立法會試過,萬人佔領街頭也試過,中共絕不敢看扁香港人;若是,根本不用花那麼多精神與港府配合,為高鐵的「一地兩檢」方案打那麼久的輿論戰。

問題是,專政者早已看清看楚看扁泛民政客,特別是搞法律的,不會有司法抗爭,還會於表演抗議後配合法案,有驚無險地通過。筆者曾作呼籲,刑事案、政治案不要信何俊仁和涂謹申,現在也要提醒,憲制案別信公民黨的梁家傑、陳淑莊、楊岳橋、吳靄儀,還有同路人的陳文敏,因為他們對法治的「知行」並不合一;即基本上有矛盾,也逃避責任。

若然這群人的法治觀是對的,梁家傑何以說港人提出司法覆核難於登天?潛台詞是他們不會、他們的同路人也不會進行司法覆核;他們只會在民主派傳媒惡勢力的配合下數臭中共違憲,自己則連失去堂費的風險也不冒,這麼便宜的司法英雄獨香港有。

等待精英的革命呼喚

筆者並非站到港府、梁美芬、譚惠珠等人的法治觀,認為人大以決定方式便已解決重大的憲制問題屬於合適安排;但既然認定不合適,思路自然走向不同抗爭的建議,議會內外、法庭內外、制度內外,可供抗爭的方式多的是,筆者在等待精英的「革命」呼喚,等到的第一句竟然是「難於登天」,那你們還發表那麼多偉論幹什麼?

「道之不行,吾早知矣。」你們連溫文的儒家先師也不及,因為「知者過之,愚者不及」。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一種影響千百年知識分子的精神所在。聰明人如這群泛民律師太過明白現實的道理,所以不去實行;愚者則無知識去實行,責任誰者更大?社會如斯沉淪,港人怪責泛民正常,革命家惱羞成怒,反責批評者你們又做過什麼?你們何不自焚爭取公義?

「一地兩檢」方案尚待本地立法,拉布已成歷史的今天,泛民當然應呼籲包圍立法會,甚至佔領,是真的人民行動,不是叫群眾來開party供你們消費。「和理非」的佔領只要人多,威力還是巨大的,但害怕要負責任的政客一開始便不敢做。

法例通過之後,才是真正法治考驗的開始,若是違憲,法院有責任保衞香港的憲制,經司法覆核否定法例的合法性。悲觀的梁家傑未開始便預告司法覆核「必然失敗」,這代表什麼?這代表筆者一類批判者的說法正確,法制在馬道立的操弄下已經失去獨立性,只會是人大任何決定的橡皮圖章,所以司法抗爭注定失敗。但為何公民黨的楊岳橋早前還呼籲大家要信香港還有法治?各位律師是失去邏輯思維能力,還是心存「愚者不及」的想法,可以騙取「愚者」的支持,千秋萬代下去?

包圍立法會後,便應該天天包圍法院,以放大鏡審視法官的一言一語,發揮民間的監察作用。法官不同政客,羞恥之心還是有的,精英的專業精神還是個人安身立命之本,當不了法官,還可以當其他工作,不用當保安或洗巴士吧?專政者不退讓還在背後操弄法治,大家便以行動支持馬道立和高院法官總辭吧!不接受支持便逼他們吧!

當然,如果法官能以理性分析,向港人在法理上拿出一個完美答案,港人便接受「一地兩檢」的安排,也是心安理得的。只是,到時也一併放棄以法治崇拜玩弄大家多年的人,也很公平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1-02  13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