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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7th Feb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1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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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寶琴的明顯謬誤   

相信人人聽過,並支持、同意一條法治的金科玉律原則,就是公義必須在被看見的情況下執行(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其原則如何運作,不同法官可有不同理解,可以寛緊有別。

處理庭內拍攝欠妥善

不過,若然同一位法官在同一宗案件的表現寛緊不一,那是明顯的謬誤(unsound),不單審理過程違反原則,而且法官的中立性亦可能在上訴時受質疑。筆者認為旺角騷亂案的法官彭寶琴處理這一原則時極為失當,該案的陪審團不單應解散重組,法官亦不宜再主審,這是為了維護公眾對已經汲汲可危的司法信心。

法庭之內不准拍攝、繪畫或素描,除了是尊重法庭,更是保護證人和陪審員的安全,以免陪審員身份外洩,陪審員因自身安全出了問題,根本已無法履行工作;是否有人犯法、藐視法庭,反而是次要的事。

法官彭寶琴叫陪審團毋須擔心,是嚴重的謬誤,既是誤導,也對陪審團絕不公平。彭寶琴告訴陪審團該大陸男子的行為屬無心之失,叫陪審團毋須擔心。

陪審團會否擔心,我們不得而知,但公眾有理由對彭寶琴的專業能力、常識水平,十分擔心。

首先,該男子已經離去,執達主任並無留下該名自稱來自大陸的旅客資料,警方能否有效跟進,找他問個清楚,完全沒有把握;該專業的執達主任處理事件輕率也是十分詭異,不合常理;常識告訴我們,該男子不可能是無心之失。

筆者以中國法律專家的身份告訴大家,大陸法庭同樣嚴禁拍攝,而大陸人敬畏法庭法官比香港人更甚。香港法庭之外有清楚告示,提醒公眾不能拍照,該名大陸旅客說無心之失與不識香港法律,明顯是在說謊。

這人也不似普通無知的遊客,因為常人最有興趣影的是法官,最少是戴了古董假髮的一眾大律師,而不是去拍外表與一般市民無異的陪審員;更因為大陸法庭並無相同的陪審制度,普通人知否這排人有何特別?

若要懷疑,這人應是負有任務在身的特殊工作人員。不單因為刪去的照片可以用科技還原,旁聽人士發現拍照者拍得的圖像已經透過微信傳給別人或是發報,這是說任務已達;換轉是筆者,一定會極為擔心,要申請退出陪審團。

程序不公開違反公義

同是彭官,一天前她處理控方的投訴時絕不寛鬆。事因有人在法庭聆訊完結後,在庭內以粗口罵警員;彭官並非呼籲公眾保持禮貌或請警員毋須擔心,而是警告會嚴肅處理,散庭後也不容叫囂;又指示庭警可即時拘留,又指示貼出通告,法庭外大樓其他地方也不准叫囂,否則馬上經簡易治罪程序治罪云云。

法官較為體諒控方,不知算不算是個公義問題。筆者上月23日在本欄〈港人三迷信法治為首〉一文中,已經批評本案法官一開審便應控方要求,頒下報道禁令,禁止傳媒於案件未抽選陪審員前,以任何形式發報有關法律程序。

程序不公開違反公義原則,令公眾無從監察。筆者的質疑是,控方是否利用公權力進行不光彩的審查陪審團(Jury Vetting)行為。那是指事前已調查所有當日被抽中的可能陪審團成員背景,以保證成員皆是保守親政府,否則反對其任命。

如果彭官立刻就DQ現在的旺角案陪審團,馬上在每星期慣常出現的陪審員的團聚(pool)之中,再選出9名新陪審員,政府自然不可能在事前對這個大團的成員先行作背景調查!

現階段,筆者無足夠資料判斷彭寶琴一如馬道立、已經站到高牆一邊,但不公開的法治、不一致的寛緊、不解散陪審團的不合理,不約而同,都是回應控方的要求!有網友在我的臉書留言,說彭寶琴是出身政府律師的「釘官」,筆者連忙上網查查,無法不為梁天琦等人的命運感到涼了一涼。

司法公義如同信仰

司法公義這回事,從來像信仰一樣,信不信由你,反正信的人多,便可以正常運作,也就會由專權的人善加利用。正如近期很多涉及人權政治的大案一樣,告不告、告什麼、如何告,當中大有學問,政府處於絕對有利位置。普通法保留了陪審團的制度,其出發點之一,就是對專業精英的法官也不能盡信,要靠普通人以普通常識作為最後的制衡。

法理上,本案最大的問題是,暴動罪與非法集結罪的界線不大清楚,量刑卻嚴重得多。

兩年以來,港府藉多件在地方法院審理的暴動罪案件,把定義先行放寬,把入罪者重判了,然後在高院起訴梁天琦和黃台仰兩名主角人物時,入罪便容易得多了。這不算是司法政治操作的結果,什麼才算?

普通人不懂兩項罪的分別。簡單來說,暴動罪涉及的暴力級數較高,筆者對本案的分析,兩年前到今天一樣,分水嶺在開槍的一刻及後來的掟石行動,之前的警民衝突模式是佔領前後與反水貨客的衝突中多次見過的,皆以非法集結及襲警論罪,而不是暴動罪!所以告兩人暴動罪,本身就已不公道。

亦所以,律政司想告入兩名「主角」人物,必須費盡心力,用盡方法,這本身絕對是政治,不是法治。大多數人愛和平,見到暴力片段的第一反應是反感,而不會同情抗爭者。筆者請大家回想一下,旺角騷亂過後,政府並無調查公布,也阻止立法會進行調查。大家當真了解事件的全部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2-27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3rd Feb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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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香港同用市場權勢概念

前時介紹了澳洲《競爭法例》的歷史,特別之處是應知道香港的《競爭法》雖然源自歐盟,但對於濫用市場優勢一方面則是追隨了澳洲取用了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力量的概念(substantial degree of market)。這概念與優勢(Dominance)分別在哪裏?簡而言之,其實是門檻更寬,一般認為需要達到市場40%的要求可以下降到很低的10%-20%,只要法庭在個別案件中認同這已經是有力量的市場權勢便可以了。

續說澳洲的立法經驗。在1962年政府的研究報告指出澳洲普遍有六項影響市場競爭的問題。(1)批發與零售之間有維持價格的協議。(2)多統一條件欠缺競爭的協議。(3)出售貿易對手只限少數公司。(4)排他性交易。(5)商會對不肯參加固定價格或其它反競爭行為的貿易者作壓迫。(6)有歧視性價格,歧視性回扣,及串謀投標等行為。

這些問題導致兩條《限制性貿易慣例法》(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Act)在1965及1971年出現。新法例下唯一被立刻禁止的是合謀投標,其它行為可先受審視,一個貿易行為委員會被授權對投訴作出檢查,只在行為被認為違反公眾利益時才被禁止。委員會亦可與違法者先進行協商謀求解決方法避免訴訟,還可提交審裁處先作仲裁。(審裁處,違章通知,寬待協議,在香港的制度中有類似安排)

到了1973年澳洲工黨上台,決定重新立法,要交由議會而不是貿易委員會去決定何謂不合法的貿易行為。1974年的新例首次出現有關企業合併及消費者保護的條文。法例亦授權可以批准豁免一些違反競爭但對公眾利益有利的行為。由於新成立的執法機構稱會對所有豁免作臨時批准,法例通過就收到2萬個申請。工黨年多時間之後便下台,換上保守的自由黨,雖然自由黨不歡迎競爭法例,但沒有改動已經確立的法律基礎。

到了1992年澳洲政府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檢視澳洲的反競爭政策及法例,出版了報告,建議全澳洲採用統一的競爭行為守則。這建議得到各州及各地區政府支持,後立《競爭政策改革法》加以落實(Competition Policy Reform Act 1995)。各州及各地方政府亦陸續各自修法加以配合。◇


岸仔 | 20th Feb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9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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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淪喪 港人應如何應對  

過年並不太平,一個星期,三件大事顯示香港的法治已經淪喪,筆者能做的,只能叫大家不要麻木,最少要知道法治淪喪至什麼程度,這也不容易,因為大家信任的泛民律師基於自身利益,只會告訴你事實的部分,變相隱惡揚善,協助維穩。

港府只找「啱聽」意見

對於梁振英的UGL案,筆者的意見是,要求特區政府於調查後,請英國獨立御用大律師給予法律意見,作為是否檢控的依據,以示公正。據無綫電視的獨家報道,特區政府果然照辦,筆者照理應可以自誇一下;正好相反,筆者見到的事實與大家見到並不相同,理由是筆者身兼三項特點;曾經執法的廉署調查員、法律專家、留意新聞詳情的資深評論員。大多數發表意見的人只有立場,上述三項之中的一樣也不及格。

例如梁家傑,他說港府只是找個「啱聽」的法律意見。這是空泛無依據的指控,身為同級別的資深大律師,他是否以己度人?只要客人肯付錢,他便給予「啱聽」的法律意見?他不是這樣當律師、這樣給意見的吧?

林卓廷身為廉署前調查員,對明顯的古怪情況不作指出,只是感到詫異、震驚、失望;又說身為投訴人而未獲廉署通知云云,原來整件事的主要失誤是他身為「廉署專家」要提醒廉署終案時要先告訴報案人。

問題是,廉署有正式調查過嗎?據已知的新聞報道,梁振英一直拒絕合作,不肯配合調查,前廉署一姐便因廉政專員不肯支持她繼續調查此案,憤而辭職,弄出驚天新聞,大家忘記了?

梁振英不單拒絕廉署的調查,也經建制派的保護而拒絕立法會的調查。據《廉政公署條例》第13條,廉署有權要求受調查的人回答有關問題,並交出文件,拒絕或作出虛假報告,屬犯法的事。梁振英在位時拒絕受調查,落任後有配合調查嗎?聞所未聞,何以有忽然已經查完、並得到不起訴的法律意見?

出術的地方在哪裏?是律政司把不齊全的檔案交予英國大律師,大律師便會根據不足的資料而作出不夠證據起訴的結論。專業的法律意見會一併指出問題所在,並建議如何進一步調查,但相信政府一如以往,從來不會公開法律意見,只告訴港人不夠證據起訴的結論!很過分嗎?從前我也認為政府不會,今天特區政府再過分的事也敢幹,只要北京已經作出不能起訴的指示。

梁振英與一般的人大政協或是親中建制不同,政協副主席是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品位,是否法辦,哪會讓特區律政司有參與的餘地?泛民早已投誠,做的只是避重就輕、虛張聲勢,繼續假扮法治維護者。

泛民律師的偽善在陳浩天案可謂表露無違,開始第一天時,筆者還以為只是張達明一人的謬誤,過兩天見到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才恍然大悟,這又是一次自己人才可以有資格享有公義的互諒互讓。

大律師公會「歡迎」區慶祥法官就陳浩天的判詞中表明任何人的權利被剝奪之前,應給予申述機會的原則(老掉牙的程序公義原則),並點名周庭的情況,這是為自己人的周小姐預留翻案的機會。

陳浩天呢?不是自己人便只是「很遺憾」,擁護《基本法》是個不明確的概念、不應由公務員在閉門調查下作出詮釋和執行。

筆者只問大家一個常識問題,大家自然明白泛民律師的關注點是本末倒置。法律不公義嚴重,還是程序不公義嚴重?

當然是前者。當大家接受前者的不公義後,周庭就算有程序公義上的權利,申述100次也是無意義的。區慶祥授予特區政府政治篩選的權力,這才是致命之處。泛民顯然已接受這個政治現實,不準備抗爭,也不會協助陳浩天上訴,只強調周庭應有申述的權利。打個比喻,強姦案發生了,正義朋友抗議不絕,但不是抗議強姦本身,而是抗議強姦者不戴避孕套是不負責任。

法官站在高牆一方

泛民3年來的不抗爭主義,令專政者得寸進尺,是自誤也禍害港人。佔中9人的「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開審,佔中三子當初的如意算盤是大不了被控非法集結,若不涉暴力,從未有人因集會自由的權利而入獄的,所以曾經大方自首,並呼籲大家也自首。

可是,公眾妨擾(Public Nuisance)是可入獄的刑事罪,3人由承擔責任變為抗辯到底,也無不可;但想到很多人因「雨傘革命」與之後連串抗爭已經飽受牢獄之災,3人難免會給史學家譏諷為「臨難求苟免」的正義人物了。

煽惑犯罪(incitement)從來與言論自由的權利界線模糊不清,但有一案例令界線從1921年起變得有法可依,大家必須謹記,就是煽惑者與被煽惑者要有某種實質的通訊才構成煽惑(some form of actual communication)。本案法官在控方並無提供初步證據的情況下,照樣批准審訊的進行,那是漠視這一原則,也是為濫告大開方便之門,令法治進一步淪喪。筆者要嚴厲譴責此案的法官是站在高牆一方審案。

大家會問,法治淪喪,港人就只是嚴厲譴責有效嗎?筆者說,有理由、有智慧的譴責,對有良知的文明人還是有效的。學藍絲那樣問候法官父母、針對外籍身份作種族歧視言論,當然無效。文明方法無效之後,大家勇武上街以武犯禁,才有群眾支持的,新的一年,筆者會以筆代槍,以打倒馬道立的不義司法團隊為己任,也寄望「德不孤,必有鄰」!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2-20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5th Feb 2018 | 時事看法律 | (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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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競爭法的歷史

本欄幾年來介紹最詳盡的是歐盟及美國的競爭法歷史與案例,這是必然的,但香港的法律源於英國普通法,所以早前也介紹了英國的競爭法歷史。其實香港競爭法立法過程之時還特別考慮了兩個國家的經驗,分別是澳洲及新加坡,也很具啟發性。我們說天下武功緣於少林,法律也是一樣,但變化的經驗更應珍視。

在1906年之前,澳洲一如英國,無任何成文法例去規管貿易者之間的競爭行為,但在緣於普通法的概念之中針對反競爭的概念早已存在,當中包括指責壟斷,妨礙貿易自由及串謀犯法的行為等。

串謀不單被用於指控貿易商利用一致行動從事防止競爭的行為,也用於指控工會的活動。二十世紀初普通法的阻嚇作用形同虛設,原因是法庭對合理理由的辯解(reasonableness)顯得日漸寬鬆。同樣情況在美國一樣,所以美國才有1890〈謝爾曼法〉的出現。

深受美國〈謝爾曼法〉的影響,1906年澳洲的〈澳洲工業保障法〉(Australian Industries Preservation Act)出現,成為第一條保障競爭的法例。法例的語言與禁止的事項也與美國的法例相似,基本上是禁止企業在澳洲各州內與其它國家的合併,從而做成壟斷或妨礙貿易自由的情況。

這法例很快受到違法的挑戰,一些條文被法院判定違反憲法,因為干預了州與州之間的貿易自由。在1913年英國的樞密院(當時是澳洲的終審法院)亦裁決認為刑事上違反本法的人要被證明有傷害公眾利益的意圖。這進一步令到法例的效力大打折扣,結果這條法例只能針對州內個別的小案件。法例雖不時作出小修改但成效不彰,直到經過50年後的1965年。

在這50年間,澳洲的經濟發展順利成功,雖然市場高度集中,政府不覺得需要控制市場的結構或行為,從而保護市場的競爭或是消費者的利益。在1958年一個皇家委員會被委託進行研究妨礙貿易自由的研究,結果發現各類價格協議,特別是串謀投標在工業界十分普遍並被企業的領袖視為正常,立法監管的聲音由是響起,結果如何及對香港的〈競爭法〉有何影響,下文再作介紹。◇


岸仔 | 13th Feb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6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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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官不可學馬道立   

法官也是一個志業,而且盡是精英中的精英才可以當上的工作,當官又可以當上司法第一把手,相信個個法官都想吧?但當上馬道立這樣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恐怕不是個個法官願當的。代價是什麼呢?是表面扮獨立、背後要滿足專政者的三權合作要求,風光過後要成為歷史的罪人。

首席法官不易當

馬道立一上場,筆者已在本報介紹他判案失誤連連、給當時的終審法院法官多次批評他謬誤(unsound)的前科。一個法律質素不合格、個人也沒特別德高望重、名聲平庸的法官,為何能於10年左右便可坐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之位,負責領導整個司法系統?

筆者當年的評語是,雞蛋與高牆之間,他從來站穩高牆一邊,是得到中共信任的結果;當然沒有人理會一個普通評論人的說話,馬道立連到立法會被泛民盤問一下也不用,便一致同意他的任命;而評論人敢言立此存照的作用,今天見到了!

立竿見影,他上任不久便因剛果案而主動提請人大釋法,成為本港法官不敢以自己的法律推理去解釋法例,反而求教於並無令人公認精采的法律專才的人大常委。

如果後人要為香港的司法寫歷史,司法獨立的失去是哪一刻,那不是梁游宣誓案,而是剛果案,「兇手」正是筆者形容為「司法魔王」的馬道立。

今天馬道立親自主審黃之鋒3人的上訴案,結果推翻上訴庭加刑的裁定,予人印象是他保守之中還有原則,像是香港的司法獨立還是存在的。

他是大贏家,中共與泛民同樣得勝,是三贏局面。中共已經可以把香港的司法運作收放自如,泛民則可以騙港人法治還是存在,所以他們的「和理非」不抗爭有理,最合香港的情況。香港人的司法崇拜可以延續下去,泛民的政治飯照吃下去。

法治的失去,不是因泛民的一兩件案(例如黃之鋒等3人的案)得勝而保住。筆者見各位社運小學雞與政界小學雞聞之鋒得勝而起舞,說法治勝回一仗。首先,法庭判案是看法理,還要看這類案件有沒有受政治因素影響,法理不彰、政治先行,就不是法治而是人治,香港的政治人物對法理沒能力、也沒興趣研究,把法庭視為馬場賭場一樣,贏就高興,輸就咒罵。

黃之鋒案是終審法院級別的判例,不單影響本港,並且影響全球普通法地區的終審法院,因為習慣是互相參考的。這樣一來,這篇低質素、問題多的判詞拿到國際上,只會令港人蒙羞,成為普通法司法界的反面教材。

筆者隨便看看,便發覺它有5大問題。筆者可以預計,香港的法律學者分析不到這些問題,更無人敢批評,最多只會說馬道立太保守、不對抗爭者寬容一點,港人的司法崇拜本來就是有知識的人失職的結果。

判詞的五大問題

問題一:馬道立一貫的法理思維謬誤。筆者在本欄已多次批評,各位只要上網打上馬道立、王岸然6個字,便可找到多篇文章。例如他在廉署大搜7間報館被《星島日報》成功司法覆核的上訴案,以技術理由拒絕廉署的上訴但判詞則肯定廉署的做法合法(兩面皆討好)。

在審理台灣法輪功學員來港被入境處無理拒絕一案時(黑名單事件),馬道立用了60頁篇幅批評入境處的審理過程不坦白、不誠實、故意銷毀監察名單等惡行,但結果判政府勝訴(又是扮正義又保建制)。

在審理法輪功阻街因而被控襲警罪成,馬道立判阻街罪不成但襲警罪維持原判,終審庭指任何干涉個人自由的理由皆必須合法,馬又一次被批評謬誤。

今天馬道立審黃之鋒案,犯上兩面討好所引來的謬誤。幸運的是,再無上一級法官可以批評他思維謬誤,這話就由筆者說吧!他在判詞中,肯定公民抗命和非暴力是公民權利,但又莫須有地把黃之鋒等人行為說成是暴力,把上訴庭的裁決變成合理,就是他一貫兩面討好、法理放一旁的謬誤重複。是否暴力是常識早有公論,馬道立的裁決是因應政治的需要。

問題二:再一次讓港人及全世界看到三權合作已經來臨的恐怖,專政者要關要放,當然是政治考慮及背後的黑暗討價還價,法官只是尋找及堆砌法律理據加以配合,慣於謬誤的馬道立則成功完成任務。美國議員不失時機的提名,正好說明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平等而已。

問題三:馬道立的自相矛盾及多重標準,明顯得連普通人也可發覺的。他正義地重申法律不可以有追溯性,那他為何可以判人大對議員的宣誓解釋有追溯性?為何他不給梁、游一個與黃之鋒等人同樣「下不為例」的機會?人們(全世界的人)不禁要嘆句,馬道立也太按照中共的旨意判案吧!要重判的是,上訴庭去年的指引,東北案13人及旺角案的審理及上訴是否統一回復從前的標準?馬道立的難堪,是中共的政治需要次次不同,他要面對更多的自我謬誤,要次次找尋不同的道理。

問題四、五:這兩者的層次較高,卻不難明白。馬的判詞對抗爭者的示威人權如何得到保障隻字不提,這只是一篇肯定公權力、容許法庭在維穩的需要時重判的判詞,這是令香港人權倒退的惡法判詞。現代法治十分強調判刑要合乎比例(proportional)的原則,馬道立卻顯得一無所知,更無適當平衡的指引,香港將走入以法治人的時代,馬道立是罪人。

馬道立的不知進退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個人的災難,以他的能力,只應當上地院法官。筆者對他的善意忠告是,盡快學袁國強找個理由退休!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2-13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9th Feb 2018 | 時事看法律 | (31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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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道立的一貫謬誤

馬道立在解釋法律之時,常常謬誤(unsound),這不是筆者的評語,筆者的評語這人是配合中共三權合作論的「司法魔皇」。他判案經常謬誤是終審庭法官在他當高院及上訴庭長之時給他的評語。眾多案件之中,特別要指出他判法輪功阻街之罪不成,但襲警罪則維持原判罪成。終審庭認為這邏輯謬誤,警員干預法輪功合法示威在前,法輪功成員抗警就係合理。

很明顯而簡單,馬道立的法律質素差,思維上以討好兩方面為出發點,於是有判出法輪功又合法又犯法的矛盾。今天他判雙學三子的上訴案,有意見認為他害怕國際上特別是美國政客的壓力,所以放生三子。說他怕不如說中共怕,他只是配合找尋理由放人,當然這是表面上無法可以證實的指控,所以筆者不多談,只談他法律上的謬誤。

他承認上訴庭的判刑指引在三子犯案之後才作出,基於法律不具追溯性,所以判上訴庭的裁決敗訴云云。

法律不應追溯係人盡皆知的原則,馬道立全無新意,他的謬誤在於他判梁頌恒及游惠禎被DQ案上訴之時,對這金科玉律的普通法原則視而不見,間接賦予人大釋法追溯的效力。他今天是否回復正義,還是照中共的心意行事,只有天知道,但他的不同標準的謬誤,遷就時勢的裁決,矛盾的前後,則是彰彰明甚。

上訴庭修改了判刑的指引,是去年中的事,但之前連串重大案件,發生在之前的三年多之中,包括了「佔中」及旺角的「魚蛋革命」,已經有很大數量的義士被新標準重判以比三年前遠為嚴重的判刑,筆者這裏公開挑戰馬道立,以你的謬誤及無guts個性,你明天面對不同的上訴之時,你還能否堅持用同一標準?

筆者希望所有關心香港法治的朋友,共同努力監察香港的法官,法律的平等原則很簡單,是要人人一樣,亦不應有追溯性。既然馬道立以上訴庭的判刑指引不應引用到去年中之前的事件,那麼,反東北義士的上訴如何?梁天琦的判刑如何?旺角所謂暴動者的重判又有何依據?義士上訴時馬道立如何判?

筆者請大家不必有過多的希望,馬道立只會一如以往表現出多種標準的謬誤。這是政治,並非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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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6th Feb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5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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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途要國際化非美國化   

12位美國議員致函諾貝爾委員會,提名「雙學」三子和雨傘運動參選諾貝爾和平獎。李柱銘表示這是一種鼓舞,可以振奮士氣;筆者不覺得奇怪。數天下來,並不感覺香港人有多鼓舞、士氣有多振奮;筆者更不奇怪,因為美國議員的行動實在「堅離地」,港人啼笑皆非多於鼓舞。

港人要多點反省

中共DQ新世代的參政權是新階段對港人的打壓升級,港人的政治前途與命運面臨新局面,是更難可以樂觀的新局面。在這困難時刻有來自外國的聲援是好事,人權本來無國界,香港人從來少關心外國的事,更少就國際間正義的話題示威表態,近10多年來更在退步之中,今天期待國際聲援之餘,也應多點反省。

香港不同大陸,連北京市也不能跟香港比,香港是國際社會的一員,全世界都認為香港應比大陸有更多的民主、有更快的民主,打壓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中引用的《人權公約》,所以歐盟出聲了。大家感謝之餘,也要進步一點,人權問題要放眼全球,多干預別國的不義行為。不過這有點尷尬,因為國際上幹得最多不義而受譴責的國家,正是美國。

筆者少出來示威,回想波斯灣戰爭前全球反美反戰示威,香港沒有幾次。有朋友說香港人不反戰,算什麼國際大都會(倫敦、巴黎已經有10萬人的反戰示威)?於是去了美國領事館示威,300人,雖然人數不多,總算不令港人丟臉。那次示威自然少不了托派出身的梁國雄,他是國際主義者,反美是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必然信念吧?

想起梁國雄,是因為美國議員的信點名讚賞他對香港民主的貢獻。那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大方到讚揚以革命消滅美國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梁國雄早就不是托派而已是美帝的人?

說「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令懂政治的香港人啼笑皆非,是信中還讚賞陳文敏和陳方安生,這兩人在佔領期間,似乎影也沒有見過。

陸恭蕙更神奇,她是民主派,是彭定康委任她當立法局議員的事了。就算2003年後出現的民主派明星如梁家傑等,連她的政團是什麼名字也說不出來;這也難怪,李柱銘出道之時,陸恭蕙所屬的香港觀察社已經淡出政圈數年了。

美國一位金主大派金錢支持香港的民主派,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香港人基於二分法的思維,並不視這情況有何問題,而且有很多代美方解說的道理,例如說中共也用大量金錢支持民建聯,孫中山也是靠外國支持才能成功革命之類。

筆者不以為搞政治的團體接受外國民間基金之類的捐助有問題,但由官方派會計員直接到港負責「出糧」,這樣公然參與香港的政治還不算有問題,是太欠缺常識了吧?

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三權分立,這些政治觀念全是源於歐洲哲學家,美國是這些觀念的受益人,自然也信奉這一套;但實行時卻加入兩樣東西,叫實用主義(pragmatism)及美國利益優先。只要有美國利益在,美國支持任何極權政體,都不會有良心問題,出賣盟友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這只屬國際政治常識,香港人太無知了。

泛民主派及那位社會主義革命家給美國勢力操控太久,無可救藥,也不需救藥,筆者只是眼看以黃之鋒為首的新世代也走上泛民的舊路,不得不直接提出警告:新世代也好,本土獨派也好,如果只是新瓶的舊酒,是不會走出一條新路來的。泛民靠美國的支持作後盾走的民主路,到今天只餘一個接一個的失敗、低處未見低的困難,還不肯醒覺,還要靠害新一代的年輕人嗎?

別走泛民失敗舊路

是誰策劃佔中運動?是誰叫停運動?背後沒有美國的影子嗎?東北亞問題對美國的全球戰略重要,還是小小香港人的福祉重要?香港問題是香港人的全部,但對美國而言,這只是全盤棋局的一隻棋子而已,是完全可以被deal的!

筆者並不反對把香港問題國際化,在國際上尋求支持援助,只是別把所有希望放在以為是世界最強的美國人身上,否則被出賣、被犧牲之時也別抱怨。也許筆者想得太多了,以香港人被泛民帶領多年的水平,根本是死了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黃之鋒的崛起,並沒有依靠美國人,依靠的是來自他個人的天分和時勢,其時勢就是本土力量這幾年的興起。筆者提醒新世代的年輕人,人民力量只能背靠本土的,餘皆不可靠。

事實上,普通市民年來的捐款足以支持以本土為家的政團參與政治,上一代個別政客的貪錢行為,是應了《三國演義》中一句「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而這類人的失敗不待歷史證明,今天已經寫在牆上。

數年前,新世代是憑自己的能量、本土的支持而走上政治舞台的,今天何苦與當年你們看不起的泛民愈走愈近,同坐一條掛了美國旗的船?

筆者並不是重複「港奸」那一套說法,正好相反,香港前途問題在1984年便應該國際化,香港人按國際法有權要求自決前途命運,有權要求在推動民主化之前,由國際託管香港,而不是任由英國人把500萬自由人民的命運交託到一個極權的政體。

到今天,港人面對同一局面,不論本土派、獨派還是自決派要有新思維和團結精神,在參政無望的情況下,更要勇猛精進,努力把前途問題本土化和國際化,但不是美國化,那是已經證明失敗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2-06
A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6th Feb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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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途要國際化非美國化   

12位美國議員致函諾貝爾委員會,提名「雙學」三子和雨傘運動參選諾貝爾和平獎。李柱銘表示這是一種鼓舞,可以振奮士氣;筆者不覺得奇怪。數天下來,並不感覺香港人有多鼓舞、士氣有多振奮;筆者更不奇怪,因為美國議員的行動實在「堅離地」,港人啼笑皆非多於鼓舞。

港人要多點反省

中共DQ新世代的參政權是新階段對港人的打壓升級,港人的政治前途與命運面臨新局面,是更難可以樂觀的新局面。在這困難時刻有來自外國的聲援是好事,人權本來無國界,香港人從來少關心外國的事,更少就國際間正義的話題示威表態,近10多年來更在退步之中,今天期待國際聲援之餘,也應多點反省。

香港不同大陸,連北京市也不能跟香港比,香港是國際社會的一員,全世界都認為香港應比大陸有更多的民主、有更快的民主,打壓香港人的民主訴求,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中引用的《人權公約》,所以歐盟出聲了。大家感謝之餘,也要進步一點,人權問題要放眼全球,多干預別國的不義行為。不過這有點尷尬,因為國際上幹得最多不義而受譴責的國家,正是美國。

筆者少出來示威,回想波斯灣戰爭前全球反美反戰示威,香港沒有幾次。有朋友說香港人不反戰,算什麼國際大都會(倫敦、巴黎已經有10萬人的反戰示威)?於是去了美國領事館示威,300人,雖然人數不多,總算不令港人丟臉。那次示威自然少不了托派出身的梁國雄,他是國際主義者,反美是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必然信念吧?

想起梁國雄,是因為美國議員的信點名讚賞他對香港民主的貢獻。那是美國帝國主義者大方到讚揚以革命消滅美國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梁國雄早就不是托派而已是美帝的人?

說「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令懂政治的香港人啼笑皆非,是信中還讚賞陳文敏和陳方安生,這兩人在佔領期間,似乎影也沒有見過。

陸恭蕙更神奇,她是民主派,是彭定康委任她當立法局議員的事了。就算2003年後出現的民主派明星如梁家傑等,連她的政團是什麼名字也說不出來;這也難怪,李柱銘出道之時,陸恭蕙所屬的香港觀察社已經淡出政圈數年了。

美國一位金主大派金錢支持香港的民主派,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香港人基於二分法的思維,並不視這情況有何問題,而且有很多代美方解說的道理,例如說中共也用大量金錢支持民建聯,孫中山也是靠外國支持才能成功革命之類。

筆者不以為搞政治的團體接受外國民間基金之類的捐助有問題,但由官方派會計員直接到港負責「出糧」,這樣公然參與香港的政治還不算有問題,是太欠缺常識了吧?

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三權分立,這些政治觀念全是源於歐洲哲學家,美國是這些觀念的受益人,自然也信奉這一套;但實行時卻加入兩樣東西,叫實用主義(pragmatism)及美國利益優先。只要有美國利益在,美國支持任何極權政體,都不會有良心問題,出賣盟友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這只屬國際政治常識,香港人太無知了。

泛民主派及那位社會主義革命家給美國勢力操控太久,無可救藥,也不需救藥,筆者只是眼看以黃之鋒為首的新世代也走上泛民的舊路,不得不直接提出警告:新世代也好,本土獨派也好,如果只是新瓶的舊酒,是不會走出一條新路來的。泛民靠美國的支持作後盾走的民主路,到今天只餘一個接一個的失敗、低處未見低的困難,還不肯醒覺,還要靠害新一代的年輕人嗎?

別走泛民失敗舊路

是誰策劃佔中運動?是誰叫停運動?背後沒有美國的影子嗎?東北亞問題對美國的全球戰略重要,還是小小香港人的福祉重要?香港問題是香港人的全部,但對美國而言,這只是全盤棋局的一隻棋子而已,是完全可以被deal的!

筆者並不反對把香港問題國際化,在國際上尋求支持援助,只是別把所有希望放在以為是世界最強的美國人身上,否則被出賣、被犧牲之時也別抱怨。也許筆者想得太多了,以香港人被泛民帶領多年的水平,根本是死了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黃之鋒的崛起,並沒有依靠美國人,依靠的是來自他個人的天分和時勢,其時勢就是本土力量這幾年的興起。筆者提醒新世代的年輕人,人民力量只能背靠本土的,餘皆不可靠。

事實上,普通市民年來的捐款足以支持以本土為家的政團參與政治,上一代個別政客的貪錢行為,是應了《三國演義》中一句「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而這類人的失敗不待歷史證明,今天已經寫在牆上。

數年前,新世代是憑自己的能量、本土的支持而走上政治舞台的,今天何苦與當年你們看不起的泛民愈走愈近,同坐一條掛了美國旗的船?

筆者並不是重複「港奸」那一套說法,正好相反,香港前途問題在1984年便應該國際化,香港人按國際法有權要求自決前途命運,有權要求在推動民主化之前,由國際託管香港,而不是任由英國人把500萬自由人民的命運交託到一個極權的政體。

到今天,港人面對同一局面,不論本土派、獨派還是自決派要有新思維和團結精神,在參政無望的情況下,更要勇猛精進,努力把前途問題本土化和國際化,但不是美國化,那是已經證明失敗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2-06
A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nd Feb 2018 | 時事看法律 | (6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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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周庭沒有法理依據

 

「香港特區現行法例之中,並無一項稱為『分裂國家』的特定罪行」——這一句說話,並不是我說的,而是寫在保安局2009年9月「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之中第12頁,所以在法律的理解而言可靠性是100分。


文件指出,〈刑事罪行條例〉中第2條的涵蓋範圍有人認為包括了分裂國家罪,但由於「女皇陛下其他領土」這詞只適用於英國,而且〈香港回歸條例〉第6條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我們不能肯定這個詞在回歸後可以自動改為中國領土的任何部份。「我們」當然是指律政署內研究這一問題的法律專家,但恐怕不會包括現時只聽命於中共失去法律思維能力的鄭若驊。


另外,更清楚的周庭所屬政黨提倡的只是「命運自主,港人自決」,這句話的用語不涉分裂國家或獨立,可以理解為「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理念的演繹,總之與港獨一詞相去甚遠。李飛一言就可為法律定性,我們大群學習法律幾十年的人就會跟他們的定性走嗎?相信只有鄭若驊一人會,所以作出周庭違法應被DQ的演繹。


就算中共作出自決就是港獨的定性,那已經是非常過份的上綱上線,鄭若驊再在上綱上線的定性上將無法律規管的言論作為剝奪公民政治權利的基礎,就成為雙重的上綱上線,就是無法無天的行為,港人需要有強硬激烈的反對行動。


港官只需捂著良知,建制港奸只需創作歪理,就可在掌權權力槍桿子的香港之內為所欲為,不需再在道理上說服港人。這的確是香港的情況,但筆者不會以為有理說不清就應該放棄,應該逆來順受,因為道理是客觀地存在可以有公論的。講道理筆者無輸過,在國際上,在歷史上,道理更不會輸。


讀法律的人應以法理即法律上的道理作為思想武器,勇武作戰下去。歐盟已經公開表態,DQ周庭是沒有法律依據下違反人權的做法,是違反了人人平等的參政權利。筆者十分樂觀,自由世界的人都尊重平等的參政權利,不會站到野蠻中共一邊,香港的土地上有甚多外國人,香港是國際化的地方,不是大陸那裏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香港人已經移民世界各國,皆可成為代港人在全世界發聲的代言人。我們只要好好武裝思想,終能戰勝野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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