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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9th Mar 2018 | 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 (2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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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從壞人的視角所構成

法律是甚麼的基礎所構成的呢?談法律之時我們被律師的誇誇其談所帶引,甚麼平等,公義,人權,社會正義等等。法律似乎也是由邏輯所構成,特別滿滿的語言邏輯論述貫穿了所有的法庭程序。法律真是由崇高的道德及嚴謹周密的邏輯智慧理性所構成的嗎?並不,這只是表象。

奧利弗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是名美國唯實論法學家,亦是法官。他用半生審案的經驗告訴大家,法律的運作與道德無甚關連,那只是律師在利用語言魔力的力量;而普通法是由無數單一的案例所組成,普通法靠經驗的累積而非邏輯的推理。

霍姆斯對法律本質的看法極具顛覆性。他直言,法律的具體操作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若要充分理解,只能從壞人的視角(perspective)去審視,這是他有名的壞人理論(Bad Man Theory)。

他說:如果你想知道甚麼是法律而非其它事情,你一定要從壞人的出發點看法律。壞人只關心實在的結果(material consequences),而知識是幫助他去預計結果。好人不是這樣,好人尋找行為的理由,不論是來自法律之內或之外,並以良心為戒(in the sanctions of conscience)。

筆者的理解,霍姆斯是指律師是壞人的行業,成功律師的精力皆用於預計案件的成敗,成敗主導了這個專業的具體運作,也就是法律的真實運作面目。清楚的是這運作與道德關係甚小。

霍姆斯又說他的理論只是將法律比喻為放在馬前的二輪車(cart before the horse),馬(指律師)的法律責任是估計終點所在(指法庭的裁決結果),避重就輕地將車子推到終點,贏得案件,當中沒有道德的考量。

對於法律,其本質類似宗教的神諭(Oracles)。所有法律的論說只是將各類預言(prophecies)說得準確,並將各條法律原則放進一個互為關連的系統之內。律師的工作是在開始之時就儘可能估計預示各類預言的結果如何反映在案件的裁決中。學習法律,從事法律專業的目的,只是工具主義地估算(prediction)公權力如何在法庭之內運轉。而這個估算的過程並不能單單依賴歸納法的邏輯推理,因為法官也不靠邏輯,而是靠直覺去決定甚麼是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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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7th Mar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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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大堅持」但無「一黨專政」   

從譚耀宗到湯家驊,都說「民主派叫結束一黨專政是犯了禁忌,叫的人或者不可以再參選立法會」,從而引來一場風波。說泛民犯了政治禁忌,當然是對的,但說這樣已違反中國憲法,而中國憲法又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違反了就應該被DQ,則是完全的穿鑿附會,也是對中國憲法無正確認識的結果。

不應犯的錯誤論述

筆者以中國法律第一代研究學者的身份,去年12月12日在本報撰寫的〈行憲要先取消一國兩制〉(下稱《行憲》)一文中,已經不留情面地教訓以中國憲法專家自居的王振民和梁美芬,他們對中國憲法的論述不單是錯,而且是犯了基本上的謬誤。

中國憲法不但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在香港實施的。王振民說中國憲法「毋須透過附件三在港實行」;梁美芬說「憲法每條條文均在港適用」。那是普通中國法律學生也不應犯的錯誤論述,這兩個有教授身份的人一旦從政,中國憲法的知識都已還給蕭蔚雲(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梁美芬的指導教授)了。

事實是,《行憲》一文刊登後,這兩個中國82憲法起草時還是中小學生的人再不敢胡言亂語了。事實是,《國歌法》還是照足中共憲法體制先經附件三,再經本地立法,步步實行。

事實是,中共憲法絕不會在港實施;事實是,《信報》是國務院及中共各研究單位涉及香港事務時的必備讀物,除了法盲教授之外,再無官員犯同類錯誤,也無國內學者駁斥筆者的說法。很簡單,因為我對中國憲法的理解是專業、正確無誤的,中共官員只會多謝我的提點,不可能駁斥。

作為通識的一環,筆者絕對贊成鼓勵香港的年輕人細讀中國的憲法,不單細讀,還須研究,領悟其精神。大家應知道《基本法》是有時效的,是會終結的,除了陳雲教授自說自話之外,從無官方的人說會永續《基本法》。大家要接受學術上《基本法》的定位是臨時憲法,港人不爭取獨立,最終會活在中共憲法之下,所以有必要研究。

當然,與《基本法》一樣,中共憲法落實時,也是七除八拆,面目全非,但其精神也有進步之處,例如尊重勞動者的權益及全民退保,《基本法》並無這一責任。習主席稱帝之餘,也在努力推動一件港媒故意忽略的大事,就是要於3年內令全中國人脫貧。

有多成功未知,令中國人脫貧是憲法中寫下的責任。可以比照,《基本法》並無這一責任,所以香港一直保持三分一、百多萬的貧窮人口而政府可以漠不關心,不用有所作為。對窮人而言,中國憲法當然比我們的《基本法》更實際!

還說政治上,憲法精神中的精要是所謂四大堅持,這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近年少人論述,但從未改變,核心中的核心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不是一黨專政。原文是這樣的:「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四大堅持之首是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按中共的定義是,建國之始就是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黨專政的說法和事實;亦所以支聯會說結束一黨專政從來就被允許,沒有問題。

口號沒有問題不等於政治上沒有問題,因為司徒華當年叫出五大口號,實質上是要求中共結束人民民主專政,發展民主,建設民主中國。港人的理解是,要求結束專政,這就當然與上述四大堅持有基本上的矛盾了。

那麼支聯會今年的晚會和活動是否應該照樣大叫「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那是當然的,不叫還算是支聯會嗎?但支聯會常委可以叫嗎?再進一步,所有政黨都是支聯會的成員會員,參政的人可以再叫本質上是要求中共結束專政、還政於民的口號嗎?

確起寒蟬效應作用

再現實地說,支聯會中有關的政治人物而又是議員或是要參加補選議員的,應只有梁耀忠、尹兆堅、梁國雄等幾個人物。他們被DQ的問題是十分現實的,而他們除了說叫口號是言論自由不算行動以外,不說或是不敢說以後會否放棄這一口號,亦可見,中共借「港奸」說些似是而非的論述,的確發生了寒蟬效應的作用。政客的表現,是怕得要死。

有一說法是,立法會議員不參加支聯會常委就可以了,泛民政客退下來的不少,不乏後補的人物。筆者倒想問問,譚耀宗,湯家驊連同中共在港報刊等偽中方代理人得寸進尺,說支聯會普通會員也不可以,連區議員也不可以,而林鄭政府不置可否,說等選舉主任依法辦事,已經是驚弓之鳥的泛民主派,還可以如何自處?

看罷本文上述分析,泛民理應取回一些「定心丸」吧?何妨對着幹,照叫無誤?尚可以質問偽代理人和中央,為何大叫結束一黨專政是違憲?更大的理據是違憲又如何,中共幾時想過放棄「一國兩制」要在香港行憲?香港人天天都在違反中共憲法,有何問題?

泛民政客沒有「吉士」是眾所周知的了,但無「吉士」不是由於真實的危機而是自身的無知,對政治判斷的錯誤,那才愚蠢。泛民主派公開稱不准叫口號就正式結束支聯會,結束維園晚會吧?看看中共是高興還是害怕?那可是港獨派要求了幾年的事!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3-27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3rd Mar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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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搶文件合法化?

立法會前年一個委員會在討論橫洲發展期間,當時仍是議員的梁國雄被指搶去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檯上文件,因而被控藐視立法會之罪。案件在裁判處被裁定本罪不適用於檢控議員,控方政府決定了上訴。

政治這回事,公說公理婆有婆理,要政治解決一係發動社運,二係換屆選舉之時改變遊戲參與者的人數比例,從而改變權力關係的消長。政治行為拿到司法解決,從來問題多多。本案要嘛政府不應提控,一件小事而已。要嘛就必然上訴到底,因為法庭裁決等於授權議員搶文件這行為合理,之後各家各派議員都要大搶特搶,不搶者自然會備受投票者的壓力。

其實這名裁判官不夠政治化也不現實。理論上自從99年李國能在居權案的判詞中授權了全港各級法院都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該案的裁定引來第一次人大釋法,但釋法只係改變了居港權的裁定,沒有推翻各級法院已被授予的「違憲審查」權力。(Constitutional Review)

大家若不善忘,當記得有裁判官在民間電台被控非法廣播案引用「基本法」及「人權法」所賦予的傳播思想自由,判所有被告無罪,但上訴後這權力被剝奪了。涉及人權,三權分立等這類具爭議性的案件,作為裁判官除非有信心寫下絕佳的法律理據,必為上級法庭所認同及支持,否則還是轉介案件到上一級高院較為現實。梁國雄案的法官顯然信心十足,理據看來也不錯,但政府還是必然因政治理由而上訴到底的。

從政府的立場看,此例一開,唯有從此不帶同保密的文件到立法會開會而已。從普世議會的習慣看,三權既然分立,議會之內的紀律問題理當交回議會自己解決,法庭加以干預是不尊重已經全數是某一類別選民產生的議員的自主權力。

兩邊的論述,不都是很有依據,大家都耳熟能詳了嗎?但在過去數年,無任何選民授權的司法系統對立法權的干預還少嗎?三權分立已經變了三權合作,不是既成事實的新文化了嗎?議員要抗爭未遲,要發動市民一起出來抗議法官自我充權也從來不遲,亦一定有效,只是食政治飯的人不願多事的今天,還有甚麼好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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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0th Mar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4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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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視侮辱國旗國歌為人權  

《國歌法》終於來了,相信立法會沒有不通過的自由。

我從來認為胡言亂語、出口傷人、侮辱別人,只要沒有附加傷人的暴力,便應算入言論和思想的表達自由權,也即是人權一部分。

由此引申,侮辱國旗國歌國家領導人,也是自由人權的一部分。常識告訴大家,似乎除了美國之外,沒有幾個國家(包括歐洲的民主國家)的人權可以去到這個程度。

法律縱存在 未聞負刑責

對的,學者的意見是,自由權利永遠應向前發展,而所謂侮辱權(right to insult)應發展成為獨立的公約,要求各文明國家簽署,以增補現有國際法中已有國際公認基礎的言論自由部分。

即使有法律,中國社會的實況是人權不彰,而且國家愈發展,反而愈向倒退的一方走。

香港本來就有自己的主權,中國的法律不引用到香港,但可惜「港奸」太多,中國一立《國歌法》,他們便主動巴結奉承中央而唯恐不及,相信港人的自由會進一步倒退。

政客如梁美芬、葉劉淑儀之流,經常提議立什麼辱警罪的法律,以討好公務員和警員,代價顯而易見,就是令港人的人權標準向大陸一方倒退下去。

從前的香港,市民說什麼都行,沒有聽過噓英國國歌或對英皇不敬,要負刑事責任,縱然法律其實存在。社會政治化之後,部分政客引入台式罵人文化,加上互聯網文化、傳統的廣東粗口文化,社會上罵人侮辱人的風氣無疑盛了,但有大問題嗎?要立法阻止嗎?那是另一回事,沒有港人願見言論自由等人權會人為地減退,從前合法的言談會一朝犯法,那只令港人更討厭中國,更不願認是中國人,因為那代表文化人權落伍的民族,港人更希望保留自己的特色。

面對23條及更快立法的《國歌法》,筆者深恐人權意識與建制派「港奸」相差不遠的泛民律師,是不能阻止立法的,亦無力在原則上把法律條文對思想自由的傷害減到最少。

本文為大家補補課,希望意識好之時也可以多爭一點。《國旗法》在前,有古思堯多次侮辱國旗被判監的先例,不過,法律界似乎從沒想過球迷噓中國國歌是一項人權。

是否文明禮貌筆者不爭論,我不會侮辱國旗國歌是一回事,承認別人的侮辱權是人權,則是應有的公義,正如別人無權阻止我多次以法理去侮辱失職的法官、藐視不文明不專業的法官。

談到人權的表達意見自由,港人的依據是數條人權公約,包括《公民政治權利公約》及《消除種族歧視公約》等。

這些公約的起草者,起草時尚活在二戰納粹時代種種違反人權惡行的陰影中,加上經歷戰亂,故在承認言論自由之餘,容許一些限制,以便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風氣的健康。

可惜,就是因為有了這些「例外」(exceptions),心術差、本質極權的政體,例如我們近鄰的偉大強國便充分發揮「例外」的創意,上綱上線,簽了公約而又不必遵守公約,照樣違反人權,以法整治人民和不同的政見者,並美言這是「國情不同」。港人最可悲的現實是,中共把破壞人權的創意拿來對付港人。

歐洲的經驗也只是有意圖煽動滅族(genocide)和煽動暴力的言論,才算是犯法行為;煽動種族仇恨、敵視的言論也可刑事化;只是令人震驚(shocking or disturbing)或擾亂的言論,不應刑事化。大家馬上明白,噓國歌或塗污國旗要坐監的道理何在?這一定是人類文明反其道而行的惡法!

以言入罪 只限最極端例

順帶一提,本欄也曾介紹,英國普通法有一指導思想原則,源於自由哲學思想家,稱之為傷害原則(harm princeple),指個人行為不會傷害別人,只是令多數人不高興、不接受,便不構成刑罪,所以英國歷史上屬刑事犯罪的同性戀、婚外情、當性工作者等,今天已不再是犯罪行為,那為什麼噓國歌便屬犯法?簡直是文明歷史的倒退!

以言入罪,只限最極端的言論,而且這是甚具爭議性的;煽動暴力也只限有即時及嚴重後果的言論,中間要能證明因果關係,例如某人大叫「殺無赦」,視之為笑談便可,但香港有很多天天談言論自由的人,卻不自覺地持雙重標準,要求刑事檢控。

侮辱罪通常針對三類情況:侮辱領導人(rulers)、侮辱宗教(religion)和皇室(royals),這也包括侮辱國家;香港在這方面都是非刑事罪,九七後有了《國旗法》,便已倒退,很快會更加倒退。

其實,很多國家也具創意地把反恐和發報假新聞刑事化,還會創作影響國家安全之類的罪名;香港的強鄰在這方面的創意享譽全球,看來還很有決心要香港也跟隨。

還好香港很早已經廢除刑事誹謗的法例,否則以香港法官近來不合乎比例的判刑習慣,政治新人類更多災多難。

篇幅所限,這裏直接跳去學者在參考多個國際人權委員會討論後總結的原則,這些原則被認為可經公約確立為普世人權標準。

首先國際間要承認侮辱權為人權,侮辱言論只會在煽動暴力或嚴重刑事犯罪之下才會刑事化(還須在客觀上極可能有這些後果)。侮辱領袖和國家、特別針對旗幟(flags)的刑法,應視為違反國際法而予廢除。

反恐及國家安全不能成為禁止侮辱性言論的理由,看了上述學者高見,筆者對香港的困境雖然憤怒,但對人類文明有信心。今天支持立《國歌法》的人會被歷史恥笑。

筆者按:本文學術觀點可參考:Amal Clooney and Philippa Webb: The Right to Insult in International Law, Columbia Human Rights Revuew, 2017, p.1-55.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3-20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6th Mar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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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陪審團 是藐視法庭

任何影響陪審團公正性的行為,都應該可以構成藐視法庭之罪,這倒是一般人常識之中的事。但如何處理,寬緊如何,各個法官可以完全不同,而就是同一法官,也可以有異。請公關公司工作企圖影響陪審團的獨立性,是否藐視法庭,曾蔭權案是個活生生的例子,由於未見清楚的先例,只能在法理上推論之。

看新聞大家知道法官陳慶偉作了嚴厲的批評,但沒有表示會轉交警方跟進追究,相信會不了了之,沒有下文,但這是否代表以後其他人可以有樣學樣,對公關行業是個好消息,熟識法律的筆者也許可以找尋公關拍檔弄點商機。這只是說笑,我的意見是千萬不要傚法,因為刑責的機會都絕對不低的。

大家不妨翻看本欄去年11月10日「蔭權案的司法政治」一文,筆者已經評論質疑指出在曾蔭權案的審理過程中,泛民要員或到庭,或公開表達意見,還有新聞報道,都將曾蔭權包裝為被司法迫害者。名嘴非家屬但到庭被安排坐前排與家屬一起,是公關安排,這些宣傳都會影響到由普通人組成陪審團的觀感,是有問題的。大家應留意到,筆者的意見都在陳慶偉的判詞中被引用了,而且用詞更為嚴厲直接。

法庭本質上是應該公開讓人旁聽,這是文明司法制度的普遍情況,更改不得,家屬旁聽更是人權加上人道的權利,也質疑不得,但這與利用家屬旁聽坐於前排的方便,經公關精心安排,企圖藉此影響陪審團的獨立性,則完全是兩碼的事。如何分開,是否有隙可走,才是問題。

看似難分,實則容易,是一個錢字問題。

爭取陪審團好感,應是被告的權利,被告真正的朋友要到庭關心探視朋友,也應是權利,但若涉及金錢或是利益交換或是延後利益的情況呢?那就是非同小可,要認真面對,單是有錢的被告可以有更好的安排,就已經是不公正,若有心針對法官或陪審團,有影響他們的企圖,就應該視之為藐視法庭之罪。

陳慶偉的敗筆,是他沒有查清楚事實之前就作批評:例如名嘴有否收錢?公關有否以利益關係迫名人到庭?有沒有公關合約,內容如何?這些實況,陳慶偉本應叫警方先查清楚,也讓公眾可以得知,方能作出指控。◇Picture


岸仔 | 13th Mar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44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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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偉暗批彭寶琴不當   

陪審團式審案在香港本來不多,一周內出現兩次陪審團審案過程出現不當地影響陪審團事件;事件的嚴重性直接影響一件案能否入罪、應否入罪,那是法治上的大問題。

法官不會批評同行


高院兩名法官的態度各異,陳慶偉審曾蔭權案已經完結,他說如果早知有人曾干擾陪審團,一定會解散重審(事實上,他曾解除一名陪審員職務,非常認真)。

法官當然不會公開批評另一位法官,但私下會品評其他法官審案時的表現,相信耳語甚多。借談論自己的案件,以突顯其他法官的不當,中國人稱之為指桑罵槐,這就要看聽者的水平如何了。

可惜的是,對法治最多意見的泛民律師,只是立場不客觀地看問題,於是一面倒還擊陳慶偉的批評為首要任務,發揮一貫「認定自己友才應有公義」的精神,只是新聞在同一天出現,連普通網友也議論紛紛之時,泛民律師仍視而不見,更顯「民主惡勢力」的特性。

再有疑似來自大陸的男子聽旺角騷亂案而向陪審團拍照。筆者做夢也想不到要連續3個星期評論同案兩度出現的干擾陪審團事件,恐怕本文還不是最後一篇。

一般人看來不可思議的嚴重事件,彭寶琴法官先是禁止報道,繼而在警方查不到拍照紀錄的情況下,只是再次告訴陪審員毋須擔心,而非諮詢陪審團意見。據報今次是陪審團有人留意到公眾席疑似有人拍照,顯示陪審團已經神經緊張,十分擔心。

彭官執意希望保留這個團的心意十分堅定,連辯方律師也指這已是第二次疑似偷拍陪審團而令其感到擔憂,若法庭考慮解散陪審團,應盡早決定,彭官卻不為所動。

這實在令人憤怒,司法公義不是由一個法官包攬,是人人在事實和道理的基礎上,有權質疑和批評的。彭寶琴的公正性已經備受質疑,司法部最好派人上網瀏覽一下,筆者最少已經見到兩個網媒以圖像列出對比:一位王婆婆在陪審團看不到的庭外戴上有字的圍巾,彭寶琴即時判她藐視法庭罪成,申辯解釋的機會也沒有;大陸人兩度入侵法庭拍照,對陪審團造成實質威嚇,彭官只是一句毋須擔心,公眾實在難以信服。

伸張公義是人人有責的公民責任,彭寶琴是否想見到示威請願或簽名運動,才肯撥亂反正?陳慶偉的取態完全不同,他認為法庭不應容許被告親友向陪審團作出任何影響,以免影響法庭的司法程序和公義,如法庭早知這個情況,或會解散陪審團。

自己人永遠是對的

可以推論,若法庭給神秘大陸客兩度入侵拍照,陳官斷不會先是禁止報道,再代陪審團確認毋須擔心,他最少會詢問並尊重陪審團的意願吧?

彭寶琴的不當,會否成為被告定罪之後的上訴理由,這是法治的嚴肅問題。一般而言,過度干擾陪審團工作,肯定是有效的上訴理由。

陳慶偉判決曾蔭權在案件調查過程中不合作,浪費廉署和律政署的人力物力,應付500萬元訟費,並列出詳盡理由;是否合理合法,曾的一方當然可以就訟費上訴,但民主派的惡勢力這次對法治不再尊重,群起引導輿論攻擊陳慶偉的判詞,便充分反映正義朋友只關心自己友公義的習性,哪怕自己友是個貪腐官員或是議員,總之自己人永遠是對的吧?

筆者先冷靜地與勇字當頭、卒先發難的張達明教授商榷一下,教授用上「離譜」一詞形容法官,前所未有;近來甚至同日出現的法官不當行為,他也沒有怒斥為離譜。

什麼離譜呢?不是指控曾蔭權聘請公關一事,而是指陳官沒有在審訊中向辯方查明便加以指控。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陳官已說明當時被蒙在鼓裏,事後才知,否則早就DQ陪審團重審。陳官是在為判給控方500萬訟費解釋原因,該評論的應是解釋合理與否,不給解釋才是離譜吧?

黃仁龍反駁是「自發,沒有公關安排」,這被重點報道。但可有留意一眾名人包括陶傑、曾俊華、曾蔭權的回應,皆完全沒有反駁公關安排之說,這正好證明陳官的批評真有其事,何離譜之有!

以公關影響陪審團,其本質是妨礙司法的公正運作,是藐視法庭,是可以構成刑事罪的行為;最少在常人的常識之中,這是不公道不道德不君子的行為,這事本身就不離譜嗎?不值得認真討論嗎?張達明教授,難道你對法治的理解是這碼子的一回事嗎?

同日另一法庭,一位婆婆因為戴上寫有「光復香港」字句的頸巾,在法庭之外經直播聽審,不可能影響陪審團,但被判藐視法庭罪成,對比何其強烈!哪一位法官更離譜,更應受批評,不是很簡單嗎?教授只是關心有權勢者的公義嗎?

筆者看到的更多。曾蔭權有一條公職人員行為不檢罪已經成立,正在等候4月底的上訴聆訊。這一條罪在法理上的定義,本欄曾作介紹,由國際法官梅思賢在2003年終審庭的一件案例中所確立的,當中要點包括有關的行為不瑣碎,瑣碎與否,是官員的職位高低相關,這是說愈高級的官員法律反而愈包容。這是曾案上訴的要點所在。

泛民開足輿論機器去為曾蔭權「漂白」,為的不是已經被陪審團放生的貪污罪,而是將來臨的上訴,司法遊戲的本質,有利有權勢的人是現實,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踢爆和監察,不是加入其中作幫手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3-13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9th Mar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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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條例〉 不保障葉蔚琳

爭取勞工權益,必須要靠團結的力量,千萬不要靠勞工法律,更不要跌入資方同偏幫資方的政府那類應該「依法辦事」的論調。葉蔚琳發起的九巴工潮,是以行動始,以力量終。執筆時尚未知終結結果如何,但若然有人將問題推給法律及法庭作裁決,是出賣工運的工賊無異。

本欄源於經濟法律,早年介紹僱傭案例甚多,也許讀者還會記得一重要法律原則,那是指普通法承認了解僱員工是合約自由的權利,所有法例保障的只是補償問題,僱主肯賠就是了。強如英國,有香港所沒有的所謂不公平解僱法例,僱主肯加碼支付所有計算得到的金錢(大約有幾年人工之多),解僱員工就是一項民事法律下的權利。

當然法例還要求資方有程序公義,例如申訴及上訴的權利等等,九巴解僱葉蔚琳的理由當然是工作不符公司的要求,但就算理由勉強無理及不足,她在法律上應有的權益是更多的賠償,資方肯畀錢法庭不會頒下復職令。

香港連這些也沒有,九巴肯多賠幾個月法庭是無甚麼可以介入的。這一現實緣於法治的不公平本質,是所有搞社會運動的人必須清楚並能清楚解釋給公眾知道,而不應在工運失敗之後進行漫長而無結果的官司行動以淡化公眾的關注。

有說葉蔚琳正在組織工會,打擊工會活動違反法例及人權公約,基本法等。(更嚴重是違反中國憲法以工人當家的精神,只是愛國者往往最樂意出賣工友。)

九巴有人事部門,法例專家不比工會少的。〈僱傭條例〉第21條保障參加工會活動的權利只限已經登記的職工會會員或職員。葉的工會未有組成,馬上組成也無大用,加入現有工會也不管用,因為現階段葉非任何工會的成員,解僱信既然已發出,即行動已開始,加入或自組工會都是遲了的行動。很明顯,九巴發回工作證只是因為上訴程序正在因為葉的提出而在進行,這是延遲而不是勝利。這一點九巴的公關再三強調,葉蔚琳自己可能有錯覺,有工運經驗的人不應表現天真。

筆者以為,過了3月11日及中共的兩會會期,九巴與特區政府的嘴面可以完全不同。羅致光早表態說政府不介入,那是政府一貫立場,工運是靠團結的抗爭,不是資本家及其幫兇的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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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6th Mar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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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自主應放棄議會崇拜】  

筆者數周前寫了篇文章,呼籲港人要放棄三大崇拜,這段日子以來的熱門話題,皆集中於司法崇拜。話題未完,特別是上周狠批高院法官彭寶琴有配合控方而令梁天琦更易入罪之嫌,以及並無充分保護陪審團的利益,極不適當。

三權合作的結果

本周面臨3.11補選,提醒港人投票之餘,一併反省自己多年來盲目崇拜議會的功能,予政客和中共充分利用這種迷信,禍害甚深。但這裏還應先花點篇幅提醒港人彭寶琴的司法謬誤。謬誤可以原諒,筆者更憂心的是,這並非無心的謬誤,而是三權合作的結果!

據《陪審員條例》第25條所示,法庭可於審訊過程期間、陪審團作出裁決之前,隨時以指定理由,解除任何陪審員的職責,包括有利維護公正、為了個別陪審員的利益。彭寶琴曾否向陪審員充分解釋他們的權利?筆者的評估與網上看到的意見一樣:彭官為了陪審團的利益和公義的考慮,應立刻把這個於80天預審期中只是工作數天的陪審團解散,這是耗費公帑最少、最符合所有人利益,彰彰明甚。

據新聞報道所知,彭官沒有清楚解釋,而且還淡化問題,執意保留這個陪審團。用意何在?道理何在?且不說筆者的陰謀論,陪審員的背景早已審查(Jury Vetting),隨意更換,可以降低梁天琦入罪的機會。單為保護陪審團成員的利益,彭官根本沒有選擇不解散的餘地。

彭寶琴的誤導,是她3月1日只提醒陪審團遇上任何「不尋常」事件,應通知法庭,但切記不要與其他陪審員傾談事件。為什麼不應傾談?

因為在其他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法庭以個別陪審員的私人理由而免去其責,這個有9人的陪審團就算少去兩人,還可完成審訊工作,彭官盡力要保留這個陪審團的心意很明顯,動機卻難解得很。公眾已經不可能對梁天琦的公正審理有信心。有了桂民海、李波及其他失蹤3人的經歷,個別陪審員並無秘密通知法庭抽身而退的自由,只有順從專政者意願一途。

換轉我當上陪審員而面對這種「不尋常」的情況,我會想起代表司法公義的泛民律師並無出聲指出問題,法官和政府也不可靠,個人不想當英雄,還可怎樣?投下有罪一票,忘記事件,簡單很多吧!

還說3.11的補選投票,要投的請去投,不想投認為再投票選泛民議員補上位置了無意義的朋友們,大家終於對政治理解的能力「升呢」了。泛民長年推崇香港立法會在政治上的作用,什麼「寸土必爭」、「關鍵一票」、失去他們的議會位置香港人便大難臨頭等等,盡皆虛妄,只是為了個人利益考慮。

自從梁國雄一案之後,秘密收取捐贈可說是大開方便之門,革命家更大言炎炎,指法庭已還他清白,大家下次補選若不投他一票,便是出賣民主、是意氣用事,也就對不起時代了。

當然,港人的三大崇拜由來已久,投泛民較為安心也無不對,不投票甚至投向建制,豈非連少少對野蠻DQ民選議員的抗議效果也失去?這都對。筆者3.11也會投票,雖然下次補選便要看看泛民會否逼我投一個貪腐政客了。

補選背後政治操弄

投不投、選擇投給誰,不單是民主的真義,也對包攬民主的集團說不的最佳武器。只待港人覺醒到了這一水平,真正明白政治的操作是如何一回事,不再盲目崇拜議會,輕信誇誇其談的政棍集團,港人前途才有望,努力和犧牲才有價值。

政客的出現和存在,是民主制度的必要之惡。筆者並非叫大家不如相信獨裁或開明專制,而是要當個不惑的人,不要加入盲目崇拜者的行列。特別是新世代的年輕人,今天資訊發達,言論還是百家爭鳴,你們若是還不能了解奸邪政客的手段,不是政客高明,只是你們不及格,不及格的人參與政治,無論參選或只是發表意見,都是誤己誤人的罪人。

就以今次補選為例,若然還未能看出背後的政治操弄,看不出資深政客只是把年輕一代當棋子擺弄,全無道義精神,看完本文提供的事實,回想一下數月來泛民大佬的言行,應知政治險惡之所在。

筆者並非叫你們效法前輩一樣欺世盜名,遇難先走,退出政治,而是希望你們能更精明、更有智慧地面對未來的政途,畢竟未來是靠你們的了。

筆者直說吧,今天誰人被DQ、誰人可以過關,1月29日之前筆者不知、香港眾志的小朋友不肯定、泛民較後一代的人如朱凱廸和人民力量等不知,但所謂溫和民主派跟中共有溝通途徑的人則是早知,亦早有安排。筆者相信,民主黨和公民黨知情,民協馮檢基也知情,他忽然偉大地以大局為重是老狐狸露出了尾巴。

22年前,民協有4位立法局議員、多名市政局議員和數十名區議員,馮檢基面對8位兩級議員的退黨抗議也不顧,堅持參加臨立會。今天民協一無所有,他會為了泛民的團結而放棄當Plan B以爭取最後的參政機會嗎?現實是,他與姚松炎皆早知泛民如肯低調時,中共肯放姚松炎一馬,而只會DQ周庭!

區諾軒出身民主黨,亦從來忠於黨,他亦不如從前的陶君行或范國威等有個人性格,他去年還靠民主黨的關係出任民陣召集人,民主黨有恩於他而全無虧欠,何以他會莫名其妙地於去年9月退出民主黨?一切都是預作安排,他是中共可以接受的民主派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3-06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nd Mar 2018 | 時事看法律 | (9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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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哲法漫談】梁天琦是行為罪定結果罪?

旺角騷亂案涉案者很多已經審結,有暴動罪、非法集結罪及襲警罪等等。每一個涉案的人面對的情況不一,但政治上政府希望打擊首要份子以收打擊殺一儆百之效,目的是彰彰明甚的。所以這不是法治,是政治。無論大家政治立場如何,支持港獨與否,接受抗爭者的所謂武力行為否,只應以客觀的法律觀點去審視梁天琦的審訊,黃台仰及李東昇等的政治避難。

本欄從來是講法治為主,如果大家的思維還是以政治上的愛惡為先導,我還是會耐心地希望大家在事例經驗之中改變這一思想方法。講法治我們只應針對法律上某人是否犯了法,而非「該死」與否。梁天琦的行為具爭議性,但他被控暴動罪本身是不應有爭議性,因為暴動罪是一條結果罪(result crime),而不是行為罪(conduct crime)。分別是個人的行為要有意圖(means rea)達到暴動的結果(riot act),方為有罪。本文正是為大家講解這兩個概念的重要性。

梁天琦另有兩罪,襲警罪他已經承認,這也是一條結果罪,有意圖並已有行為,證據清楚,所以他認了,也就不用討論。

之前多件暴動罪的行為,暴力程度應是高於襲警,多是發生於警員開槍之後民眾受到刺激的結果,而梁天琦是在開槍及掟石之前就被捕,他的行為與後來發生的暴力並無因果關係,最少表面上是彰彰明甚的!(黃台仰等更早自動離開現場,情況更明顯)

當然,如果黃台仰及梁天琦等事前有計劃有預謀安排了正常暴動事件,則二人就算不在場亦犯法,但筆者細心留意本案開審這首幾天,控方只能推論指控二人安排暴動,並無清楚證據(到目前為止)顯示二人對後來發生的暴動是知情並預早策劃。

二人及本民前的確有準備了盾牌等物,但那是防衛性物品,亦常見於之前出現的示威活動,若視之為暴動工具,那市民用雨傘等物又算暴動了嗎?

天琦案的不公平之處是故意將2人的行為與其他暴力程度較高的被告同案審理,在其他人入罪機會較高的情況下希望將2人同樣入罪,並當成是首要者判以重罪。這樣的操作司法十分卑鄙,亦難言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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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nd Mar 2018 | 香港短打 | (11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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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帝夢:強軍夢,打台灣 = ... 炸香港】

睇見一班港奸同臭學者為「習稱帝」找尋合理理由,不知道習稱帝的 military implication 對香港危害幾大,死左唔知乜事。我今次迫住做埋軍事評論員。

習帝有三大夢想,想在歷史上與毛鄧齊名,甚而過之:

1。經濟夢。一帶一路帶領中國成經濟第一大國。由於中國有14億人口作為產力來源,這是大有可能之事。
2。強國夢。經濟支持下軍事亦將會成為一等強國。事實上計劃中有十隻航母,已經有第5代戰機,發展第6代戰機,登月,在南海造陸大建軍事基地設施。軍事上已經超英,正在趕美。
3。武統夢。事實上2011年的中共國防白皮書己經有2020年武统台灣的計劃,不一定這年,但亦在不遠之後终須一戰。

台灣除依賴美日協防之外,近年大力自行研發各類飛彈,不單是防守,而且一樣以攻為守,以戰止戰。

須知中國過半數GDP來自沿海各商業城市,全部都已經在台灣飛彈攻擊範圍之內。台彎各類飛彈有三萬枚,飛彈基地數目比日本更多。(國土面積只係日本六分之一)台北是全球除以色列外最密集防空飛彈的地方,台灣是被稱為是插滿飛彈的不沉航母。

台灣是美俄中以外己經研制並能量產巡弋飛彈的國家。(雄二E型,暫時列為機密不公開) 這是說全中國任何地區都在台灣國軍軍事力量報復性打擊之內,當然包括香港。2018年台灣的國防白皮書稱這戰略為「重層嚇阻」。

這是說,若中美在南海開戰,中台在台海開戰,在中間的香港解放軍軍事設施定會成為戰略打擊首要目標。現代戰爭法不許攻擊民居。但天馬艦及大帽山頂的X波段長程監控雷達,合法地受到飛彈所打撃。太近民居是中共的錯,港奸護中的錯,港人不知抗議的錯。

唯一開心的是中共有在大使館暗藏軍用通訊設備的習慣。希望一開戰美台先炸西環中聯辨,港人將會十分高興,支持盟軍。(1999科索沃戰爭期間美軍故意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的原因)

(本文歡迎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