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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9th May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4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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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寶琴審案不穩妥也不令人滿意   

 
梁天琦旺角騷亂案審結,勉強有一條暴動罪成立,未知辯方會否上訴。政府與法官彭寶琴予人感覺是如釋重負,終於成功把主角人物如願定罪。彭寶琴可能心情太好,隨口便說些違反常識的話,駁回辯方的求情,不外乎把她判刑從重的理由合理化(下面再論)。現先介紹一個關心梁天琦上訴機會的朋友一個法律術語,就是法官審案的過程不穩妥也不令人滿意(unsafe and unsatisfactory)。

有令梁天琦入罪的意圖

彭寶琴從開始主理本案的審理過程,都是極不穩妥的。筆者的判斷早已在本欄公開的,就是彭寶琴偏幫政府一方,有盡力令梁天琦入罪重判的意圖,極可能得到馬道立的支持。

動機是什麼?借用彭法官長篇大論指示陪審團的說法,動機並不重要,意圖才是重要的。讀者可從公開報道的事實,自行推論筆者的指控是否成立。

從一開始,多次有陌生人在法庭拍照,其他法庭都認真面對處理同類事件,獨彭寶琴極力抗拒把陪審團解散重組,堅持可能已受干擾的陪審團繼續工作。最後時刻才最詭異,陪審團討論48小時還未有結果,但附有陪審團照片的電郵一到法庭,沒多久,陪審團便有了有罪的結論。

彭寶琴事後要求警方保護陪審員,那是極為多餘的,因為發電郵者已達目的,梁天琦已經成功定罪,哪怕只是兩條暴動罪中的一條。事實上,也沒有出現更多的電郵,也沒有「還有很多」的照片流傳網上。理由還不簡單?目的已達!這會是穩妥及令人滿意的裁決嗎?

整件事給予任何反對派的訊息都是很清楚的,就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看得清清楚楚,而且無所不能。政府固然早已站在老大哥一邊,連法官及司法制度有需要時也不保護小市民,而是站在老大哥這邊。

若是老大哥傳了電郵給司法部,為何不能同樣以大家不知道的方法,傳給部分認為梁天琦無罪的陪審員?電郵一到,裁決便有結果,只是巧合嗎?還是老大哥給港人一個別再挑戰其強大能力的訊息,告訴港人我有能力操控審判結果,還可以比法官早一步知道!

身為司法之首,馬道立對近期法院審案連番受到干擾,竟然可以不置一詞。不是叫你表態逼彭寶琴解散陪審團重審,那你也應說些穩定公眾對司法制度信心的話吧!難道馬是知情而最失去信心的,正是馬道立自己?

筆者早在拙文〈彭寶琴的明顯謬誤〉(刊2月27日),直接質疑政府有事前對陪審團成員作政治審查(Jury Vetting)的做法,以保證成員均是保守,有利入罪,大概所有人以為只是筆者誇張的陰謀之說而沒有理會。

5月19日開審前,一則報道令筆者拍案而起,筆者也算小心留意本案所有報道,但驚見的就只有這一則:「開審前申『篩選』陪審團被拒,法官指辯方破壞制度」(《東方日報》)。報道指嚇人的不公但被忽視,而且是在已經審完才見到的報道。

原來開審前,辯方曾以擔心被選的陪審員會對涉案事件存有偏見,向法官申請抽選陪審團前,先把遴選名單讓辯方過目,待其查證候選人曾否在網上批評被告,以及讓警員的家屬豁免擔任本案陪審員。結果是控方反對,彭官也不批准。

解說如「你覺得係就係」

表面看,隨機抽樣對雙方皆公平,但有少許常識的人都知道手握公權力的政府,用資訊科技及其他方法可先得到遴選名單,實在易如反掌,也不會有人知道。彭寶琴明知自己無法保證名單能保密,又不許辯方也有審查的權利,是哪門子的公正?有心偏幫控方豈非寫在牆上的事實,人盡皆見?

筆者並非身處法庭親耳聽到彭寶琴如何引導陪審團理解各項證據,所以並非如辯方律師一樣有詳盡紀錄,能在現時判別其引導是否不穩妥及不令人滿意的程度,可以令梁天琦能在上訴洗脫唯一一項暴動罪(襲警罪早認),但就新聞報道而言,彭寶琴的引導有明顯的問題。

首先她十分強調動機(motive)的非重要性,於是一切為社會、為民主公義的動機皆對入罪不構成影響。法律原則本來如是,但她的表達有誤導性。她舉例,由於不想病人受苦而殺死病人,同為謀殺,但就是這例子,殺的意圖與動機有一定關連,常人理解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更能說明情況,行為不是憑空出現的。一個憎恨社會(動機)的人,與一個愛護社會的人,進行暴動行為的意圖(intention)是截然不同的、是完全對立的。

梁天琦暴動的意圖是什麼?證據何在?這可是控方有責任證明超過合理疑點是存在的,而彭官有責任清楚解釋引導陪審團了解的。

事實上,陪審團在商議十多小時後,向彭官提問,正是有關「意圖」一詞不清晰之處,要求法官更清楚解釋。

彭寶琴的解說,就連我這個擁有3個法律學位的人也不明白:「是一般日常用語,考慮他曾經做過的行為,又或未曾做過的行為,及他的作為及不作為的影響,並考慮他講過的說話或者無講過的說話……罪行發生前、期間以及之後所作出的行為……」(香港電台5月17日即時新聞)

我的天,玄之又玄,等於說「你覺得係就係」,法律豈能這樣兒戲?彭寶琴違反常識及邏輯,亦反映在文首說她駁回求情理由所舉的例子,她問為何不能考慮梁天琦在犯案前一直在觀察,就像有強姦犯看準事主會啞忍,再次強姦同一名或其他女子。這確是神級的比喻,也是邏輯學入門稱之為「比喻不倫」的極佳例子。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5-29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5th May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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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吳文遠案論資訊自由

在香港讀過新聞學系的新聞從業員,或是有到廉政公署報案的有經驗的社運中人或政界中人,很少不知道有〈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的存在。就是第一次報案的人,當被廉署告知案件已經被受理,廉署已經就事件展開調查,廉署也一定提醒報案者第30條的存在及嚴重性,並提醒報案者不能公開廉署已在調查的事實。而廉署自己從不證實或否認某人是否正被調查,正是因為廉署人員自己也受第30條的約制。

所以,很難想像作為資深社運人物的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會不知道第30條的存在,他也沒有否認說不知,只是以公眾利益作辯解。法例之中有寫明幾種情況可作合理辯解,包括披露有關廉署人員的不法活動,濫用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不當行為;或該項披露的公開有關對香港的公共秩序安全或公眾的健康或安全的嚴重威脅。

吳文遠案符合這些辯解理由嗎?明顯的是吳文遠在面書披露之時廉署正開始案件,難以涉及不法、濫權,及疏於職守的行為,那一刻不可能有這一回事。廉署認定第30條的存在有正當理由,包括保護疑犯的名譽(無罪推定),及披露會打草驚蛇,不利案件的調查,也就是不利撲滅貪污犯罪,不利社會的利益。

廉署這些理由,是得到香港在97年前的終審法院,即在英國的樞密院所肯定的。這是當年有名的明報案。(Ming Pao Ltd v AG 1996)明報當年還指出有關的不得披露調查人士之身份的規定有違人權法及人權公約所保障的資訊自由。樞密院最後裁定這一理據並不成立,理由是規定是為了維護廉署調查程序之保密性以保障公共秩序所必須作出的限制。

大家可能奇怪,明明有其他案件報刊報道了某某正被調查,這是取巧的做法,因為報刊不說是報案人所披露(吳文遠)之時廉署無法檢控,而政府基於新聞自由的敏感,也不會迫報刊交出誰是涉案者而已。

第30條本身提供了六項例外的情況下可作合法的披露,包括被調查人已被發逮捕令,或被逮捕,被要求提交法定聲明或書面陳述,已被送交限制(出境)令,住所已被搜查或被調查人已被要求交出旅行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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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8th May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0 Reads)

 彭寶琴正確引用Turnbull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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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的使命是介紹法律知識,順便也行監察之責,要達到這兩項使命最佳方法是在不妨礙司法公正運作的前提下儘量以大眾關心留意的案例為講解法律的實例。上星期介紹了甚為技術,涉及認人證據時的法律原則:「特恩布爾指示」(Turnbull Directions),本星期一及二高院法官彭寶琴在審理旺角暴動案中數名被告是否被證人正確地認出時,充份引用了這一指示,成了最活生生的教材,有價值再介紹一下。

簡化了的四點原則大家可重溫上星期的文章,四點原則之下還有許多細節,法官律師平時也只記著大概。筆者留意到法官彭寶琴向陪審團派發了書面指引,這是不尋常的做法,一般而言法官是要負講解法律之責而不是派講義,但派了似乎更好更認真,陪審員可以用講義印證法官的口述指引,減小技術犯錯成為上訴的理由。

特恩布爾指示的精神,是認人容易因主觀而出錯,所以法官須就認人過程之中可能出現的錯誤,特意警告陪審團,一要特別的小心認人證據本身的可靠性(special need for caution),二要將控方所提證據中的特別弱點(specific weakness)指示出來加以分析給陪審團知道。道理也簡單,一般人容易主觀認定事實,法官應有經驗能分辨使更清楚。

綜合新聞的報道,法官彭寶琴指出了甚麼給陪審員要加以留意的呢:(一)誠實證人都認錯人,更可能多名證人同時犯錯,(二)特別有證人沒有在場目擊,(三)林姓被告於案發後近一個月才被捕,即使是熟識的人也可能認錯(何況只見一面後相隔了一個月),(四)認出李姓次被告的警員,當晚只是首次見到他,夜間環境光線是否足夠,現場人多聚集而非靜止不動,警員與被告相距10米至15米,被告有口罩掛在下巴,容貌並非無遮掩(提醒了特別的弱點)。衣著和裝備可用作支持辨認,(非結論性)陪審團應自行考慮是否接納。

寫到這裏筆者要強調三點。首先本文分析只靠新聞報道亦只是大概。彭法官似乎正確亦只是似乎,庭內辯方律師才是最清楚的。二是大家馬上會感覺在下級法院審理其他被告時法官似乎遠沒有這樣仔細認真。這也是我質疑強烈之處。三是筆者並非在讚賞彭寶琴法官,正好相反,她其它地方對陪審團的引導極有問題,我會另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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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5th May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8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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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恆游蕙禎不求情的力量   

搞政治的人被這樣那樣的罪名檢控,不是新聞;定罪之後不求情,卻幾乎是聞所未聞,梁頌恆與游蕙禎被控在立法會內非法集結罪成,卻指示律師不必求情,完全顛覆了大家對同類事件政客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認知。

筆者觀察到網上是一面倒的讚好,親主流泛民的新聞和評論界一片默然,不願評論。

不信法官 情況惡化

無論司法界或是政界,梁、游二人的不求情是一個精神炸彈,要逼令法官、政客思考現時法治所呈現的荒謬情況,對市民由推崇法官到不信任和敵視的情況,已經惡化得很快。這可能並非大多數人的想法,就算是那兩成多本土派年輕人的想法吧,這已經夠危險的了。

失去信任的後果是不再服從,不再在既定的遊戲框架內爭取改變,法律不能保障權益、不能彰顯公平之時,犯法的人會被視為英雄、革命者,會有更多人以犯法為榮,視於有需要時,犯法為個人的責任。

不是說笑,筆者早有這點覺悟。2002年,筆者曾接受《壹週刊》訪問,被問到當23條立法後,再談論台獨和藏獨(當年寫過幾篇支持文章,時未有所謂港獨的話題)會如何面對的問題。筆者表明一定有異於別人,我會不答辯(refuse to take plea),不求情,也不上訴,但會繼續多寫支持獨立的文章,只要有報刊敢登的話。

侵犯基本人權的任何檢控,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任何法官或制度肯接受言論及思想自由是犯罪行為的話,人與制度皆不再可靠,不再值得尊重。這時的司法遊戲再參加,而非加以蔑視、加以批判、非身體力行抗拒,自己也會成為幫兇。

因為參與時會為不義加添上虛假的權威性;針鋒相對的態度、不妥協、不認同的態度,方是正面促成改革的態度。

16年前的訪問不會有人記得,也不會有人當認真,除了自己。16年來,23條立法也說了無數次,說而不立,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中共害怕香港人再次上街;由於有兩次街頭的「革命」事件,中共理應比「港奸」更有智慧,不會立法,立了法也不會利用。但近年情況的改變,以言入罪再也不是空談,是有可能的事,而且禍及每一人,也逼到人人都要思考這一問題。

去年見到年已80歲的李怡老師接受一次電視訪問,明言23條立法之後有坐監的準備,老先生不是吃政治飯的政客,有事之時可以收筆、可以移民,也根本就不必表態。

也許有許多人慣於誇誇其談,以己度人,說老先生說說而已。事實上,太多口講抗爭的人只是葉公好龍,有事時盡量利用司法的保護,鑽法律的空子,選最輕的罪行去抗爭,入罪就認罪求輕判,一切只屬計算。

所以,梁、游二人的不認罪不求情,對所有人都是精神炸彈,是正義的新標尺。執筆時看到李怡先生在專欄寫道:「我自愧不能在這些年輕人的身前遮風擋雨,但為什麼一些自稱正義化身的人要在他們身後丟石頭呢?」而深有同感。

年來抹黑打擊本土派抗爭者最落力的,就是自稱正義、得盡好處、吃政治飯吃得腦滿腸肥、欺世盜名、誤盡港人的所謂民主派、所謂革命家。

香港人,特別是沒有思想慣性的年輕新世代,最要警惕的不是專政者,專政者要打壓港人是明刀明槍大家見到的,最可怕的是表面正義抗爭、暗地裏走進中聯辦、走進特首辦講數出賣抗爭者、出賣香港人的正義朋友!

表面正義 暗通權貴

16年前民主派努力推動港人上街,是50萬人的氣勢令中共有所顧忌,所以擱置立法16年。今天中共想要真的立法時,第一時間先要處理的是什麼?就是搞定正義代理人的民主派,特別是民主黨和公民黨內一群名流心態的政客。

立法時的方程式會是這樣的,先在枱底下與泛民談好抗爭的程度,由泛民代理一切抗爭過程,中共會在條文上略作修改,讓泛民有勝利爭取的空間,泛民會搞一些可控制的抗議集會,以便可以繼續壟斷反對派代理人的地位,中共對此理解並配合。

總之大家合作愉快,同時保證2003年及2014年的情況不會出現,23條會在拉布搶咪的抗爭表演中順利通過。

筆者這樣說來,是抹黑麼?是收了中共的錢去抹黑正義的民主派麼?大家看看:反高鐵、反東北發展、反「一地兩檢」、反《國歌法》,不都是在拉布抗議聲中順利通過麼?非主流泛民的議員不也是一個一個被DQ,而這群人還是尊貴議員我自為之麼?新世代被政治審查到連區議員也不准當,他們還不是一樣活得開心富貴麼?

這些年來,有少數年輕人勇武抗爭,中共才有少許顧忌,但正義朋友不單不幫他們,還與中共配合落井下石,涂謹申之流還讚賞對抗爭者重判是合適的,這不都是鐵的事實,是李怡先生所說在年輕人背後丟石頭的人麼?

梁天琦、梁頌恆、游蕙禎並沒有付出性命作抗爭,筆者也沒有,他們只是堅持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自主精神,臨難毋茍免,拒絕妥協而已。見賢思齊,見不賢應內自省,不賢者是我們這一代爭民主的失敗者,賢是新世代的不妥協、敢作敢為的精神。就算不愧疚,別再丟石頭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5-15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1th May 2018 | 時事看法律 | (7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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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認人時法官要作Turnbull指示

筆者不敢教法官如何審案,也沒這個資格,因為並無任何審案經驗;不過作為法律講師,有資格也有責任介紹法律原則在實例中如何應用。

事實問題的認定,在有陪審團審理的案件中,是由陪審團決定,法律理解應聽從法官的解釋及指引。這與大多數由法官一人負責認定事實與法律的情況有別。筆者在本欄已經多次嚴厲批評負責審理旺角騷亂案的法官有偏見,傾向有罪推定,疑點得益全歸原告。

不少讀者也覺不公平,但不知道法律上出了甚麼問題,筆者也沒有介紹過「特恩布爾指示」(Turnbull Direction),因為太技術,講也不明。但這一刻如果大家留意正在審理中的高院大案中的案情,筆者介紹甚麼是特恩布爾指示指引導陪審團,就易明很多。這是極為重要的法律原則,因為負責主審法官若不依從這一原則,或錯誤解釋這一原則給陪審團而結果是被告人入罪,法官是犯了基本錯誤,成為最有力的上訴理由。

明白了這重要性所在,大家一起審視法官有沒有執行。在單一法官審案時,他或她只需自己提醒自己這一原則便可,但有陪審團時,法官要嚴格按照指示提醒陪審團認人在證據法中的重要性,及認人時必須考慮的要點。

法官必須做的是要指示給陪審團知道,認人必須要準確無誤,絕不能靠估。旺角騷亂案多名被告要依賴認人,而認人過程在證據法中正是要嚴格遵守Turnbull Direction的方方面面。

具體而言,法官必須1)警告(Warn)陪審團在依靠認人入罪之時有特別小心的需要。(Special need for caution)。2)解釋為何有此需要,要指出案中認出被告人的證人可能有錯的地方 。3)法官要指示陪審團要細心審視證人在何種情況下認到被告人(燈光明暗及距離等因素是否可靠無誤)。4)最後,法官要特別提醒靠認人過程中任何弱點(any special weakness),而不是強點。

Turnbull Direction是針對法官而不是律師的法律原則。所以大家可以見到案中律師可以十分風趣戲劇化,例如形容電影「鐵甲奇俠」的服飾穿到本地音樂人身上時看來一樣。這是方便陪審團理解認人的重要性,沒有問題,法官不應批評而應認真解釋這一原則。不依足原則辦就算是入了罪上訴也是一定成功的。◇


岸仔 | 8th May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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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上街 捍衞本土   

眾所周知,支聯會和民陣都是泛民的外圍組織,每年「六四」和「七一」,皆是泛民傳統重要吸票活動。泛民怕了本土派,如見鬼一樣,皆因本土派不受控制,長遠而言更是可取代泛民的競爭者。

「六四」為本土派杯葛的,泛民全不擔心,那「七一」呢?由於「七一」是開放的遊行,本土派中就是最反泛民的黃毓民和熱血公民也一定到場籌款,從來不存在「係泛民搞的就不來」的說法。

遊行主題 保衞粵語

大家想想,由於民主派已經不爭民主。民主已經不成話題,近月來社會最具爭議的事件,全是與本土息息相關或根本就是本土的重要話題,「七一」民陣的主題就叫捍衞本土,是最順理成章的吧?

當然,民陣會以泛民的議題做今年遊行的主題,那就取用反對「一地兩檢」吧。不過,觀乎這幾天泛民傳統的抗議被趕表演,到7月法案已定,不再是抗爭的話題;再者,「一地兩檢」涉及兩制權被削,本身也是本土話題。

粵語是不是母語,涉及政府是否準備強行在中小學推行普教,再加上愛國教育、《國歌法》、取消中學的通識科,全是涉及中共主動在文化教育方面改動香港的基礎,是民間必然要在未來面臨的一場戰爭及多場戰役,保衞粵語作為「七一」主題,其實最合適、也最容易鼓動全民上街。

其他主題早就引不起筆者上街的興趣,尤其是「七一」,那天氣溫通常超過30度;而近年的「七一」,各團體的籌款檔口擺到路中心,非常討厭,更引不動筆者這類不愛遊行的人。

捫心自問,當有大事還是會出來的,反23條時會,捍衞粵語會嗎?也會。如果預計人數夠多、有氣勢的時候,非常期待參與萬人在街上走、大叫廣東粗口的壯觀場面。

香港人對政治可以時冷時熱,其他社會議題也是有贊成、有反對、有爭議,唯獨當地方的民族文化受侵害而引起的反抗是最激烈的、最全民的,也是最不會妥協的。近期的發展是,政府的語文政策在各方面、特別是在學校教學的取向已經清楚,方法是溫水煮蛙,逐步在中小學推動全面消除粵語,港人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有必要起來捍衞粵語,捍衞本土的文化,「七一」是最好的機會。

本來,推動大型社運最有經驗的,還是泛民聯同傳統的社運界,筆者也希望今天他們能先知先覺一次,在不直接涉及選舉利益的議題上與本土派來一次合作,拉近距離,改善關係,減少互耗,這對大家也不是壞事。這倒要看泛民主派今次有沒有這個智慧,在捍衞粵語這個反對派沒有爭議的議題上,擔起主導者的角色。

回望過去,泛民的確沒有這個智慧而只有利用固有的壟斷地位,包攬一切社運行動。今天筆者也不奇怪,如民主黨和公民黨這類既得利益政團不願冒險,只求表面抗爭,枱下則與政權交易合作,欺世盜名,出賣港人利益。

正因如此,教協等6年前的不作為,造就了以黃之鋒為代表的「反國教事件」,令新一代人橫空而出,佔據了政治版圖不可或缺的一大塊;亦正是泛民的反本土路線,令本土派在過去數年間不斷壯大。

取代泛民 本土實現

按筆者分析,未來10年,泛本土會取代泛民主派成為政治的主流。本土潮流這兩年來,就算泛民選擇與建制和專政者妥協合作,任由新世代政治代理人被DQ而不肯有所作為,不肯領導抗爭,只知撿現成便宜、吃人血饅頭,但本土派消失了嗎?香港人已經選擇愛國了嗎?冷靜地望清楚吧,這就是本土的歷史潮流,正在愈打壓,氣勢愈大,浩浩蕩蕩,政客順之者昌,逆之者必亡。

中共用最橫蠻的行政手段禁止新世代的人參政,已是極致,最壞的情況也不過如是。竿是立了,但影在哪裏?港人放棄命運自主的要求而臣服於中共了嗎?因害怕中共而選擇愛國了嗎?也許中共以為得勝而正準備進一步行動,要消滅港人的文化,這由消滅港人的粵語開始,夠根本了吧?

如果中共以為已了解香港的反對派政客,操控了他們,便操控了港人,那就大錯特錯。由10年前開始,民調已顯示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一直下降,這是中共負責香港政策路線的官員的失敗。如今看來會更失敗,因為中共正企圖消滅香港的本土文化,而認為只要搞定泛民,香港人就不會反抗,香港就不會出事。

泛民主派陣營今天面臨的困境非中共明白,更不能指望中共能為你們解決,要在政界混,港人的選票是必不可少的,但非必然的。由於本土思潮的出現,港人變了,本土派就算不能自尋代理人,也不一定含淚投票予泛民。理由也簡單,泛民的政治作用已經無足論,根本改變不了社會現況,保護不了港人利益;本土派之所以迅速冒升,其實只因對泛民的無能醒覺了。

「3.11」已經過了兩個月,請問泛民為何還不敢決定叫梁國雄和劉小麗放棄上訴安排補選?那是因為知道沒有本土的認同和支持,泛民並無大多數票,因此在補選並無取勝把握,所以舉棋不定!

本土之勢,泛民只能順之,不能逆之,否則自己有沒頂之災。今年泛民還不利用「七一」與本土合流,明年後年的選舉,泛民主派將會面臨災難。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5-08 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4th May 2018 | 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 (2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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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因果關係特別

一般人都會談論事物的因果關係(cause and effect),但談這個帶有哲學命題的話題有三個不同語境,指的完全不是同一情況。宗教中的因果關係,與常人指的前因後果,是相近但不一樣;法律中的因果,則是直接決定了一個人在某一法律事件中,應否負上民事或刑事的責任。

宗教中的因果,自然是佛教要義之一。佛說業報三生,人生所面對的境況,是一種業,今生的事是前生的果,來生的因。所謂: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來生事,今生作者是。

一般人的因果觀是簡單而寬闊:例如說到旺角的騷亂事件,很容易被說成年輕人受評論員鼓勵要勇武的因果,所以鼓吹勇武抗爭的人是不道德,身體力行掟蕉掟杯更是教壞人,這些人要對年輕人要坐監的後果負責;持這論述的人竟然包括不少自視溫和的社運者,那才搞笑,因為依這一邏輯,旺角騷亂案的最終負責人必然是發動就旺角小販被迫害而要到場支援的人,亦即是所謂「左膠」的社運界自己!

法律不是這回事。法律中的因果被要求為非常直接,直接有效,這是某一行為的因,直接導引致法律禁止的行為的果,並要控方以超過合理懷疑的標準加以證明,才需要負上刑責。這是普通法法庭審案過程運作了幾百年的習慣,不容易突然改變,更難的是法官不依既定的原則審案,而不被讀法律的人千夫所指,引為例外的冤案作為教材。正是這種恐懼成為千古罪人的壓力制衡了權力甚大的法官。

君子不能欺人以方,一般情況下我們不評論法庭審案,是基於不應干擾審訊過程引致不公平。但在明知審案過程有不公正,司法程序被別有用心、屈從於政治、私心的人所利用之時,義正詞嚴的批評反而是論者的責任,也是公義之所在。

由於證據的問題,梁天琦案其餘被告,被告入所謂暴動罪的機會較大。但就已公開的證供,其餘被告不認識梁天琦,非本民前成員,涉案的行為發生遠在梁天琦被捕之後,梁天琦清楚的行為只限襲警,兩案本來就不應放在一起審訊。這是政治操作司法!希望陪審團不察將本來無因果關係的兩件事混在一起。這是相當的違反公義,是政治干預了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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