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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1st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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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案的法治與政治反思  

政治上,任何涉及政治敏感人物的檢控,背後都有政治考慮,曾蔭權案何能例外?筆者6年前已經多次在本欄提醒曾爵士盡早歸英隱居,到今天不單太遲,偽善的英國人不單欲幫無從,連不按習慣收回他的爵位恐怕也有困難。

以法治而論,任何謹小慎微的公務員看見本案的公開事實,絕不認同曾是無辜無罪的人,卻忘記他犯案時不是公務員身份,而是一名「政治家」,這點連法官也忽視了。

人的思維永遠從自身出發,曾蔭權連同他的支持者還是憤憤不平,也許仍要謀求上訴。上次的判後上訴是去年2月,已經坐了兩個月牢,今天不求保釋只求上訴求取心中的公道,可能更划算,否則一年的牢分3次坐,也是自找的苦難。

筆者一如以往,拒絕因為案件要上訴而不作階段性的評論,因為事件過去了,往往對大多數人而言只餘一個印象,而這印象不是自己分析而是來自傳媒掌控的話語權,這是不利公民意識的提升。本案法律上、政治上都是有意義作深入了解的,是難得的公民教育,這可是曾爵士難得留給港人的正面貢獻。

終極上訴 尚有空間

上訴庭法官顯然極有信心曾蔭權不能再上訴成功,所以拒絕他的保釋要求,並要求辯方律師先看看86頁的判詞,這是完全的傲慢與自大。須知道,終審法院完全推翻上訴庭決定的例子多如牛毛,此案的審理也非完美無缺,反而一些基本謬誤十分明顯,雖然這不等於上訴一定成功,但有空間。

上訴庭為曾減刑和減訟費,明顯欠缺清楚的理據,人情上無人會多事深究,律政司大概也不會堅持終審法院一併覆核,但減刑理據何在,卻是不清楚的。同類罪行最經典的,當是16年前的程介南案,也判18個月坐足一年,今天曾案性質只應更嚴重,法庭也明言曾的健康情況不是減刑的理由。那理由何在?

曾原判要付給控方的訟費500萬元減為100萬元,只說過高,但就算控方計算不準確,也不會高了五倍吧!法律上要麼不接受控方的理由,曾有權完全在調查中不合作,弄致政府行政及訟費大量增加也不是辯方的責任,因為是基本權利;要麼自然應計清計楚浪費的公帑要追回來,只是隨意付多少,那是什麼概念?

法庭接納控方律師的說法,曾蔭權在行政會議批示夏佳理須避席,因為他是雄濤股東的身份;但明知自己有利益衝突而不申報透露,是刻意隱瞞。他服務政府多年,看漏眼不作申報是不成立的。

這看來有理,但上面已經解釋曾的邏輯不是這樣的,由於他是政治任命,不再是公務員,不必再依一般公務員的習慣作申報。客觀地看,他不是忘記公務員的框框,而是太清楚,自以為有漏洞可以利用。若接納這一說法,曾因欠缺意圖而不犯法了。

曾蔭權為何不選擇自己面對陪審團,說服他們自己只是疏忽而不是犯法?這是被告的權利所在,也是計算所在,是曾要自承的得失。但上訴庭法官不能批評曾至今沒有對他的所作所為給予適當的解釋,令其行徑和誠信留下多個問題,這樣的批評誤導了公眾的重要法律原則,作為被告是毋須證明自己清白。更何況,曾蔭權有在第一時間上電視向公眾道歉、解釋自己的疏忽;接受與否是另一回事,不是有沒有的問題。

上訴庭法官疾言厲色叫律師先看清楚他的86頁判詞大作,一方面減刑減訟費以示公正公道,予人極不希望辯方上訴的感覺。筆者也非在鼓勵曾爵士上訴,他的行為事實公開,已是司法及政治史上的代表性例子,餘下的並非公道,只是個人的偏執。

連任議員 物業變多


逃過法庭一劫的人,常大大聲說法庭已經還他清白。這說法從來是極大的謬誤。控罪不成,可以是法律在技術上出現漏洞,令人有機可乘;也可以因為證據的不足,甚至因為個別法官特別寬容,對個別人物特別有好感,而非大家常理上所認識的清白。

就算是多麼崇高的革命家,收過捐贈不申報就是不滅的污點,是公開在法庭被驗證過的事,是有害社會廉潔、不利政治文化健康發展的事實,不因有罪無罪入罪不入罪而改變事實的基本是非。

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事後領導一個獨立委員會作了一個報告,建議修改《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把特首也納入其中,一如一般公務員的廉潔標準。前特首梁振英及現任特首皆曾經承諾修法,但6年過去仍沒下文;梁振英更被指因為UGL案涉及不申報利益所以不立法,話題一直不斷炒作,政客大言不慚地為民請命。

筆者最大的質問是,為何同為公職人員,修法只針對特首而不提立法會議員自己?筆者不談很多早已眾所周知的不乾淨事件,有人研究發現,連任兩屆以上的議員,平均會增加兩個物業或以上的資產,這有可能就是貪心收取利益的結果!正義朋友只知律人嚴而律己寬,你們的利益就不是因為公職而來的嗎?

港人爭不到民主,連生活也無改善,政府的施政也不因民主派政客的出現而有所改善,反而更加敗壞,政客簡直不知慚愧為何物。筆者也不是要求太高,希望你們拿取高薪之餘,能像一般公務員水平的廉潔自持而已,算過分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31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7th Jul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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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條例〉的歷史就係政黨管控

一般的說法,《社團條例》所針對的是黑社會,這是不盡不實的。《社團條例》之內的確有針對「三合會」的條文,警察在漫長的時間裏也的確常常使用「聲稱身為三合會成員」之類的條文檢控黑社會成員,有效地令到黑社會不能公開地活動。但《社團條例》的主要目的不是黑社會而是政治團體,特別是有境外關係的政黨。

看看《社團條例》的歷史,原來也就是管控政黨政治的歷史,從來都是充滿了政治性,法治的作用不高,甚而是有違法治精神的「惡法」,是用法律去進行政治操控目的的法律,今天問題再度浮上水面驚動了全港人的關注,相信也一定引起全球的關注,因為這惡法是違反人權的。

最早在1911年已經有了《社團條例》,1920年作出修改,不再強制規定社團須註冊,但宣稱三合會社團及具有與香港的安寧及良好秩序相牴觸的不合法宗旨及目的的社團,均屬非法社團。到了敏感的1949年《社團條例》又再修改,基本上沿用到今天,就是為協助維持香港的治安,當局認為應備存有關香港所有社團的紀錄,掌握對各社團宗旨的認識,以及加強管制的權力。

於是,法例回復規定社團須強行進行註冊。法例亦賦權社團註冊官拒絕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的政治團體的屬會或有聯繫的本地社團的註冊。非常明顯,針對的正是共產黨及國民黨在港的組織及活動。

1992年,由於《人權法》的出現,為了使法例與人權一致,《社團條例》被修改為以通知制度取代了註冊制度,而且不遵守通知規定的社團並不會自動被視為非法社團。保安司可以因某社團的運作有損香港安全、公眾安全或公共秩序而禁止該社團的運作。

到了1997年的臨時立法會,還原了惡法,並加上了維護國家安全為禁制的理由。另外特別加上一點,指明可以禁止社團的運作,如該社團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台灣」是被特別點名的國家。

要來的終於來了。港人猶如在夢中被喚醒一樣發覺結社及發表政見的權利被侵奪了。這類法例當然與國際人權標準不符,亦與人權公約不符。當前有兩大困難,在政權而言是如何執行的困難,在民間是如何抗爭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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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4th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3 Reads)

非法社團禁之不絕

中共終於出手嚴打香港民族黨。這個黨一如香港眾多廣為人知的黑社會組織,存在並已活動多時,頭面人物只有一名年輕人陳浩天,其他人不出名,顯然是對《社團條例》從一開始便有所防備;今天終於被禁,應該是黨員的意料中事。

獨立之聲早已出現

但禁得了嗎?禁了就沒有了港獨的訴求了嗎?筆者反問,港共與中共禁到黑社會的活動嗎?黑社會從來存在,因為有其社會功能,不是因為合法與否,港獨組織的存在亦然。是港獨的思潮引致組織的出現,並非相反。

這是說,解決港獨與台獨的根由一樣,是有沒有民主的問題。香港人要求獨立的聲音早已出現,1984年前途問題出現時曾有人提出過,當年不成思潮有眾多原因,主要有三大理由:一、被只顧自身利益的英國人出賣了;二、當年沒有能代表港人並有遠見提出香港應該獨立的人;三、這個原因最主要,那是給中共聯同新興政客騙了,以一個「民主回歸」的偽承諾騙了30多年。

時至今日,當年第一代政客還活躍於政治舞台,民主爭不到是鐵的事實,下一步如何爭也半點說不出一個所以然,筆者所以斷言,泛本土必然於未來數年取代泛民,只是事理之必然。

泛民雖然成功收編以黃之鋒為首的最大派別,但所謂命運自主派並不見容於中共,一樣遭到無情打壓,成員一樣被DQ。既然其命運與港獨一樣,既然泛民的廉價愛國路線同樣保不了自主派的生存權利,既然同樣只能在議會之外爭取權利……所有新世代的年輕人走向更「獨」的訴求,也就十分自然。筆者所說的「泛本土派」可能只是過渡,長遠而言,民間只有「泛獨派」!

我們這一代爭民主的人,皆是失敗主義者,未有行動,便先說不可能,說港獨沒有港人支持、沒有群眾參與,不可能成事。所以,這一代的革命家都只是一群哭哭啼啼乞求民主的人。中共放寬一點、多一點言論和結社的自由,個個便裝作大智大勇的英雄騙取選票;中共一發惡,便回到哭哭啼啼的原貌,問為何會這樣。反省一下吧!4年前年輕人振臂一呼,港人往街上一衝,時代已經變了,泛民天天想回到從前一套,港人只會討厭。

失敗者最愛說的廢話是,質問如何爭取港獨。在務實的問題上,筆者與中共一樣同為實用主義者,文有文鬥,武有武爭,文攻武衞,今天大家應該立足於反攻,就不談防衞的問題,以免予人口實。4年前港人勇武上街堵路,是泛民計劃的嗎?顯然不是,泛民想叫民眾歸家,反而被臭罵一頓;堵路持續3個月之久,可見民眾運動這回事,一出現便有自主性的生命力,不必想得太遠。

事實上,香港民族黨所做過的,也只是文攻而已。最近出事,據分析也只因陳浩天早前跑到台灣扮代表與台獨組織搞串連,於是乎觸怒了中共的神經,又踩過了什麼紅線,終於逼香港政府拿出《社團條例》這條惡法,強行想執行。

問題是,中共顯然更是思慮不周,平白令「獨」派有了反攻的機會,這機會是讓全世界自由民主地區的政府皆有了干預香港事務的借口。事實上,司法行動只是開始,距離陳浩天踏入監房之門(如果他拒絕流亡)還有相當時間,這期間「獨派」與「自主派」用國際輿論反攻,可說佔盡了上風。

筆者留意到台灣陸委會已經表態了,可以預見各國政府,包括歐盟將正式表態,質疑港府干預公民結社自由的道理何在。台灣率先表態,有她特別的理由,因為97年臨立會不單還原92年廢止的《社團條例》相關條文,還加入與政治性團體、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會被禁止社團運作的條文。

民族黨與黑社會同在

換言之,因早前到台灣與台灣獨派政團交流,是陳浩天出事的主要原因,而台灣是被針對的對象,所以要率先回應。

中共與中共的法律學者如王振民之流的法律觀,停留在關門打狗、自我感覺正確的水平,不足為怪。本港一眾「港奸」法律界和學者也百犬吠聲,才是白讀你們的法律。所有西方國家都視討論國家之內一部分應否獨立,是屬於思想自由、人權自由、理所當然的事。

中國和香港是各人權公約的簽字國,在中港皆退出公約之前,所有簽約國家都有權出聲質問香港政府憑什麼干預港人的結社和宣傳港獨的自由。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各國的口徑都是一樣的,這是普世價值之所在。

人權公約的例外條文,只限於在民主國家公共安全和秩序所需,中港都不是條文所指的民主政體。即使如是,沒有涉及暴力手段的行為,是無以指控民族黨的人犯法而加以拘禁的。

當然,筆者清楚中共是蠻不講理的,而且不講理的習性得到更多「港奸」支持而日益惡化,今次似乎是鐵了心要用法律工具迫害所有企圖宣傳香港要命運自主的年輕一代團體,甘冒天下的指摘。這樣一來,獨派政團的末日是否到了?再不能活動了?

筆者又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香港的三合會作為黑社會從來都是非法的,而且其非法性得不到社會支持,更不受人權公約所保障,絕不是人權的權利,為何大家左鄰右里總有其存在?自己朋友圈子夠闊之時,也會認識一些江湖朋友?連警察也有被稱為「黑警」的類別,可見其普遍性不因其非法性而不存在。

所以,港獨政團非法化之後,一樣會以不言而喻的形式存在,而且更蓬勃發展。支持捐助非法社團的活動同樣犯法,港人已無退路,只餘齊齊「違法達義」一途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24
A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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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0th Jul 2018 | 時事看法律 | (8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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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競爭法比香港早

在香港《競爭法》的立法過程諮詢文件之中,有提及監管理度(?)有借鑑新加坡的地方,亦可以說兩地的《競爭法》歷史及制度內容,都有近似之處,也都是新興經濟地區追隨美英要立法保護競爭的相同經驗。

在2004年以前,新加坡沒有成文的反競爭法律,亦無監管機構,但一步到位,比香港早了十年,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美國的壓力。

新加坡的經濟特色之一是在不同的領域有大量的政府有關連企業(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在1997-1998年的亞洲貨幣危機之後,政府開始懷疑其依賴政府有關連企業作為經濟火車頭的政策是否有利經濟的增長。在2001年新加坡政府設立經濟回顧委員會全面檢討經濟政策。在其下的企業國際化小組的強力建議下,新加坡有意訂立《競爭法》並且全面引用於所有與政府有關連企業中。

另外,當年新加坡與美國訂定的重要《美星自由貿易協議》(U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這雙邊協議在2003年簽署,亦成為2004年《競爭法》的立法背景,因為這協議訂明新加坡有法律責任引入《競爭法》。

2004年的《競爭法》立法過程不過3年就完成。在新加坡工貿部門下同時亦完成設立一全新監管系統。新加坡的競委會在2005年1月1日正式成立,負責執法並制定各類政策文件(情況如香港競委會要制定第一及第二行為守則)。法例在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新加坡的反競爭法律框架及法律語言與歐盟的反競爭法律齊一,但也作了一定的改動以適應新加坡本土的情況。要點:(一)扭曲、防止或妨礙貿易自由的目的或效果的行為(類似香港第一行為守則指的行為)並不適用於個人豁免。(二)所有垂直協議安排,除非得到內閣官員指定除外,皆可獲豁免。(三)用直接的掠奪行為(predatory behavior)的字眼去針對競爭者。(四)法例沿用歐盟的市場優勢地位概念(dominant position)。

新加坡與香港經濟相近之處是規模細但是高度開放,在面對21世紀的全球化面臨基本的改變,公共電信傳輸服務,大眾傳媒,能源及公共運輸行業等皆進行私有化及對競爭者開放。經濟自由化的浪潮席捲銀行、物流、第三產業等領域,立競爭法例是大勢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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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7th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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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消費劉曉波夫婦   

站在本土的立場,中國的人權問題只應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權情況一樣受關注。由於有「六四」這件與港人有歷史關係的事件,較為關注也是正常,但是泛民的傳媒勢力明顯地把劉曉波和劉霞兩人過度吹噓,也就成了過度的消費,新聞多得令人討厭,也就適得其反,特別在本土新世代崛起的香港,泛民傳媒的做法可說十分「離地」。

港人慣按西媒定是非

中國人的壞習慣是,愛拿虛偽的道德標準強加於人,於是不為劉曉波劉霞發下聲、表下態、捐點錢就不是人。人皆怕被人標籤為不正義、冷血、不愛護人權……所以正義朋友無不要在臉書為劉霞的「獲釋」而表示興奮;還有人因而剃鬚而成為新聞。

這類集體造作也太令人不舒服了,也太誇張了吧!過分的消費行為,反而會激發新世代的反思,反思的結果只會是反感。

劉曉波和劉霞是西方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劉曉波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所以說他不對不容易,什麼要尊重中國司法制之類,甚而形容他是刑事犯也有,這類說法是「港奸」及「台奸」的專利,台灣民進黨人不會附和,也尊敬劉曉波是人權鬥士;幸好香港的本土派也不會蠢到附和「港奸」的說法,只是冷而漠之而已。

劉霞已到西方世界,從此自由了,而香港有幾位逃避政治迫害的年輕人逃到台灣和西方社會,至今還不敢公開露面,就連人權律師何俊仁也不為他們請命,第一時間便把李倩怡定性為刑事犯,什麼不符政治犯的定義;黃台仰和李東昇更不必說了。

一天西方媒體不為香港的受迫害者說話、不為他們加上人權鬥士的光環,以港人慣於按西媒定是非的習慣,再加上一些人的冷言冷語,只會質問他們幾時回來「找數」。只待西方社會正式定性這些港人是政治犯,給予庇護,正義朋友就會馬上換上另一面孔。

劉曉波串連一些知識分子和西方力量搞了個憲章,維護思想自由這一西方價值,便被判10年監禁,自然十分過分。說有西方力量支持,十分中性,並無價值上的對錯。沒有西方關注,死了也沒有人知,更別說有諾貝爾獎了。

不過,只是掟了幾個膠樽,便被判7年監禁的香港青年盧建民,就不過分嗎?被特區政府冠以刑事罪名的迫害,就不是迫害而是法治嗎?只是身在所謂暴動現場,就被視為暴動首要犯人和組織者的梁天琦(不是因為襲警,這罪只判1年)要坐監6年,就不過分嗎?香港人的習性是,新聞過去了就淡忘,今天放下香港人的政治犯不理,改為劉暉的釋放請命,是真正義或是明知這類小角色一定可以出國,所以爭做「勝利球迷」?

泛民操控的支聯會高調支援劉曉波和劉霞,社民連及行國際主義的革命家梁國雄對劉氏夫婦是國族主義的熱心關注,過時過節全世界有無數革命人物不理,但必定去西環為劉曉波夫婦請命示威。

泛民不為達賴請命

早前還為劉氏籌款立像,是過度消費劉氏夫婦的另一典型笑話。笑話在於同為「中國人」,同樣得到國際上極為關注,支聯會和梁國雄為何從來不敢為另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說話?為他的回國權利請命?筆者指的是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早已表態支持「一國兩制」解決西藏問題,也長期要求回到中國,也同樣得到國際上的大力聲援,台灣人有為他發聲,有請他訪台。

港府當然不敢讓達賴入境訪問,但尚有言論自由的正義朋友,為何對達賴的權益從來不置一詞、不作表態,甚而不敢重複西方的立場?支聯會不是負有民間教育港人愛國的神聖作用的嗎?為何達賴肯認做中國人,香港的正義朋友反而不敢多言?

答案不說自明,支聯會和梁國雄就「六四」的反中,是已經得到認可的反對行為,具有在民間宣傳愛國的副作用,所以得中共容許;為劉曉波夫婦請命,也具有相近作用,所以也是安全的反共。達賴喇嘛則不是這回事,正義朋友也就不會多事了。

所以一直教育香港人爭權益、爭民主法治、還應愛中國的泛民主派,就是這樣的縮骨廉價。明白就好,筆者今天也只是重複以前批評過的說話,希望港人特別是新世代覺醒,能用新思維、新作風面對香港的未來,是需要耐性的,還好筆者有這個耐性。

過度消費劉曉波夫婦的梁國雄,最近成了網上的笑話人物,很多網友追問他多年來為劉曉波夫婦示威請命之時,必定順便放置籌款箱,小數怕長計,一次幾萬,多年下來恐怕總有幾十萬,這些小市民支援的款項今天正好拿給劉霞作生活費用。

梁國雄斷然否認,表示從未有為劉氏夫婦籌款,但網上有關照片多如牛毛,只差是否有人認真追究而已。梁國雄見錢「袋住先」早有先例,恐怕不會有何交代的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17 16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3th Jul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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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財政資助計入贍養費嗎?

贍養費者,正稱是經濟給養(Financial Provision),是離婚之後經濟條件較好的一方給另一方的生活補助。先要明白婚姻關係乃是生命的合體(union of life),兩人應享相近的生活水平及共享財產,是一生的,而贍養費也可以是由女的補助男的,不過一般而言社會上男的收入較女的好,所以是男補女的居多,包括下面引的案例。

但財政收入是如何計算的?父母有錢而子女生活普通只是打工仔,所以父母補貼資助令子女生活得更好十分常見。這裏會衍生出一個有趣的法律問題。子女離婚之後父母對子女的生活補貼會否成為其收入一部份而已離婚者有權要求分享?下面是一件去到香港終審法院的案例,為這問題下了原則性的答案。

婚姻雙方從小便認識,到2000年結婚,自2002年起,妻子得了一罕見的腸病,醫生認為她不太有可能再過正常的生活,在2006年兩人分居,丈夫回到老家與父母同住。妻子一直需要大量的醫學照顧,只能在家生活。妻子申請一筆過及定期的贍養費用。

先看看雙方財政情況。男的有高學歷,有EMBA學位,在財經行業享有初入行者的高薪。雙方家長皆富有,並有一直在財政上補助這對夫妻直到分居之後,妻子的父親支付了她分居後全部醫療費用共用去了2百40萬之鉅。

家事法庭判男的給予女的1萬4千元一個月並定期加到2萬1千。其時男的收入亦只是每月1萬4千元。這一計算並無評估男方家長給予男方的生活補助,妻子上訴。

上訴法庭接受妻子的上訴,增加到每月4萬2千元並要男方一筆過給予妻子150萬元。上訴庭認為男方的賺錢能力被低估,並認為女方所支付的醫療費用一開始應由男方分擔。男方向終審法院上訴。爭議之處是在甚麼情況下第三者對一方的經濟補助應被計算成為法定的經濟給養之內。

終審法院駁回男方的上訴。〈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中所指的財產不侷限於夫婦雙方自己的財產,也包括「其他財政來源」。兩件事情在證據上是關鍵的。一是第三者能提供經濟支援的程度;二是財經支援在未來的可延續性。這兩項證據在每一案件中皆可以不同,所以也不能是一概而定的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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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0th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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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會藐視港人言論自由可恥   

真巧合了,上周文章才批評律師這個行業跟法治無關。這個充滿銅臭的行業,只是保護付得起金錢的顧客的利益。其實更批判地看,律師行業在社會上的收益甚大,所以是建制利益的保護者,維護建制的本質與政府無異。馬上就有個活生生的例子。公眾批評法官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也是人權的一部分,與兩個律師會有何關係?

粗口辱人不犯法

律師這個行業的天職是什麼?是保護顧客的利益,據說這也是司法公正的一環,所以兩個律師會雖然正義上身,發表聯合聲明,維護法官的面子,但若然真有人因為批評彭寶琴而被律政司刑事檢控,會否沒有律師肯為被告辯護?答案太明顯了吧!

兩大律師會的聯合聲明義正詞嚴,就彭寶琴法官因旺角案的裁決而受到「毫無理據及貶損人格的人身攻擊,予以強烈譴責」;又指「對該名法官及其家人的無理詆毀及侮辱性的抨擊」,「向法官作侮辱性或人身攻擊的言論,絕不恰當,亦不能容忍」。是嗎?只要付得起金錢,就一定有律師大條道理說有關的言論恰當、應該容忍、是言論自由的人權了。對嗎?

兩個律師會對旺角案的不公正審判有出過批評嗎?說什麼公眾應以理性辯論的方式表達意見、交流辯論。無情的事實是,旺角案審理的過程中,出現種種不公正的情況,市民據新聞報道大量發表理性的批評意見,當中包括有3個法律學位的筆者,法官有理過嗎?正義的律師會又有出過聲明嗎?

彭寶琴的不公和偏見,最終招致大量的批評,夾雜了人身攻擊,豈不正常?這根本就是她咎由自取的。律師會的偽善、不保護法治、不說公道話,事後只針對小市民言論的人身攻擊而大做文章,這才是最不恰當及最不能容忍的偽善。

律政司早前已經殺氣騰騰,聲明絕對不容許對法官作任何人身攻擊、惡意或侮辱性批評,兩個律師會的聲明只是狗尾續貂,加入譴責,齊說「不容許」。對不起,筆者並非不支持理性討論,雖然明知與法律界的偽君子講理無用,但筆者不想研究小市民的批評理性與否,只關心是否犯法?以及所犯何法?若不犯法或根本無法可依,小市民人身攻擊彭寶琴又如何?

筆者可以引經據典,比任何律師更文雅地討論問題,但只要走到街市公園,看看一般小市民爭執或爭論問題時,人身攻擊、侮辱性言論十分普遍,這不等於這些粗言穢言、人身侮辱的言詞背後沒有道理。法官律師在法庭說拉丁文與小市民在公園說粗口,只是文化的不同、表達方式的不同,與有理無理是全不相干的。

更大的問題是,講粗口侮辱人並不犯法。港人天天都在講粗口侮辱特首、國家主席甚至上帝,這在極權國家或是中古歐洲是嚴重罪行,但在現代社會則是人權進步社會文明的體現,為何法官有權例外?

律政司與兩個律師會都在誤導市民。香港是法治社會,什麼是犯法行為、什麼不是,皆應有清楚的法律定義。最不負責任是,說你可能犯罪而根本說不出所犯何罪;律政司和律師會皆用上「可能構成藐視法庭」、「或構成」之類的字眼。對不起,市民不笨,法律常識也不差,案件已經審結,程序已完,任何批評都不可能影響任何司法程序,請你們解釋為何還可以藐視法庭?是否當法官的人EQ特差,被批評侮辱後,心靈受創,不能再當法官?是就太好了,廣大市民會更加努力了。若沒這回事,還有什麼問題?

公義須讓人看見

總的來說,市民其實十分公道。批評彭寶琴的聲音是隨她審案過程出現的不公、不恰當、不令人滿意而日漸高升的。到她的判詞一出,滿紙的偏見和不公,大大激怒了一般市民,人身侮辱的言詞才大量出現,事實是激動的言詞之內有充分道理,這些道理顯示港人熱愛而且要捍衞我們的司法制度,不願見到法治走向只為政治服務,不接受法官本身就不公正;而司法制度是令人懷疑地安排出身檢察官的彭寶琴以求更大程度地入罪重判。

市民認定整宗案件是政治影響了司法,所以動了真怒,兩個律師會對問題不敢觸碰,只知協助政府轉移視線於「講粗口」的小問題,這叫維護法治嗎?

筆者來點「政治正確」,這裏引用國內網媒報道今次事件時對彭寶琴的稱呼:「警嫂」。律政司與兩個律師會誤導,叫我們不應質疑法官的公正品格。但讀法律的人皆讀過金句:「公義必須被看見」(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的案例由來;案例正是說明法官公正是不足夠的,是要讓人不能看到法官有不公正的可能。彭寶琴就算是聖人中的聖人般公正,她是「警嫂」及她出身律政署,再加上她審案中的表現,最終判詞的一面倒維護警權,公眾對她的猛烈批評,除了人身侮辱不大恰當(但不犯法)之外,其實是相當理性客觀的批評!

「警嫂」開案時拒絕辯方要求,這要求是免除所有警務人員的家屬近親出任陪審員,彭寶琴應控方要求拒絕,但沒有利益披露自己就是一名「警嫂」。

筆者請兩個尊貴的律師會評論一下,這樣的作為,是否違反上述公義必須讓人看見的原則。律小市民嚴而律法官寛,這是公義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10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6th Jul 2018 | 法律哲學 Jurisprudence | (2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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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明絕不能靠律師】

筆者朋友群之中,律師不是最多數,也是為數甚多;筆者自然也不是要貶低他們的專業身份,事實上當律師就算是最普通的級別,經濟收益也遠比筆者這類靠教書及寫作謀生的「臭老九」優厚得多了。

但經濟收益與某一行業工作對社會的價值貢獻,沒有比例上的關係,是各有貢獻。律師行業自然對社會也有貢獻,但香港的荒謬情況,是律師似乎代表了香港的人權法治這樣偉大重要,實情幾乎全無關係。

說到要改革社會上的不公平,法律要改革靠的是立法者,不是律師;要推動社會的改變,靠的是工運者,社運者,環保者,關律師何事?基於某些失敗社運政客的慣性,當社運去到一個停頓不前的困局,正義界的朋友就會聽從律師的意見去法庭求JR某一政策,社運就因等官司而停下來,社運者上街為訟費眾籌,公眾以購買贖罪券的心態損錢打官司,訟費以百萬計落到控辯兩方的律師口袋之內,兩邊皆名利雙收,公義呢?

說到維護法治的公平可靠,律師處於最後一線,負責保護當事人的最大利益。對的,刑事官司可以救命,司民官司可以爭取以億計的金額,但前提不是有道理而是要有錢!律師所把持守的公義之門是大開的,但有理無錢莫進來!

維護法治在任何一個社會,文明與否,靠的皆非律師而是行使司法權力的三頭馬車是否專業,是否能互相制衡,是否有完善的內部監案制度,這才是研究法治人權的學者及智識界應花精神研究改進的。律師的作用是微支末節的。在不文明地區律師固然可以被粗暴對待,在文明的香港不會發生但禮貌尊重不等於律師有權監察警察的工作。警察有合法的權力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不讓律師會見疑犯,這類事情事實上時有發生。

香港人想追求更完美的法治,令大家活得更安全放心,監察的關注點是代表司法三大公權力機關是否正常,是否專業符合公眾期望,不妥之處如何改進;這三頭馬車分別是法院、律政署(檢察院)及警察(公安)。大陸法系簡稱之為公、檢、法。這是普世的情況,法治與公檢法制度是否完善有關,不是第一時間關心有無錢請律師,無錢時有無義務律師,沒有律師大家都不怕失去人權及公平對待,才是法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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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rd Jul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3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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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卓然流鱷魚淚當然難受 

講法治,香港人的觀念錯得嚴重,最嚴重之處是以為律師代表司法公義。這是泛民律師控制傳媒話語權、長期為公眾傳播錯誤知識的結果。事實上,律師沒有公權力,在司法制度之內是最銅臭的一部分,收取金錢,全力保護當事人利益而已。

檢察專業的道德責任

代表一地司法是否進步文明,有三大權力,分別是執法、檢察、法院。港人想要回復理想的法治,應集中精神武裝自己的法治知識,監察這三大權力,而不是崇拜泛民的律師政客!

筆者有感而發,又要為讀者武裝一下法治基礎知識。有感而發的是上周一宗小新聞。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表示,如果因為案件涉及政治或社會話題,律政司便被冠以「政治檢控」的指摘,自己會感到很難受。

這樣令人反胃的矯情說法出自刑事檢控專員之口,梁專員的欺世盜名技巧可列入厚黑學說的教科書內。何解呢?

眾所周知,與前任律政司不同,現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專長於民事法律,是建築法律的專家,所以她的角色只是負上政治責任。我們知道,律政司的憲政權力來自《基本法》第63條;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律政司受中央任命,理論上可以獨立於政府之外而不受特首干預其檢控的權力。

作為檢察專業若然受到政治干預,任何有良心、有尊嚴的檢察官都應辭職不幹。這是普世檢察專業的道德責任,香港的律政與檢察工作正備受「政治檢控」的指控,梁卓然應做的是,以法律、道理和事實說服公眾並無這回事,而不單是為上司被指摘而「難受」,因為作為刑事檢控專員,責任本來就是梁卓然自己的,理論上是,事實上也是。

按《刑事程序條例》第15條,律政司所享有的酌情權,同樣適用於刑事檢控專員及獲授權的檢控人員(所謂檢察官)。事實上,鄭若驊在刑事檢控方面要依賴梁卓然的專業知識,公眾對律政署連串檢控與不檢控的責難,責任在檢察官之首的梁卓然,而不在負責「孭鑊」的律政司(司法部長)。

檢察官作為公權力的行使者,有國際級別的專業及法治責任;道德良心的責任也遠高於只為保護顧客最大利益的律師。以國際標準看,檢察官的責任是「制衡法官,監督執法」,香港人大多不知檢察官有此重任,究竟梁卓然是不知,還是知而不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無論是我們的普通法制或是大陸法系,所謂檢察官(prosecutor)皆有相近的專業責任。在大陸法系之下的檢察官於法治維護的地位,比法官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法官的角色是被動的,是不告不理的,所以可以有為、亦可以不為的檢察官,才是法治的第一線守衞者。國際上有兩份有關檢察官專業行為標準的重要文件。這兩份文件猶如照妖鏡,當照到梁卓然及他的律政署之時,香港的檢察官理應感到慚愧,無地自容,無法面對世界各國讀法律的同業。

給公眾合理解釋便可

這分別為:一、聯合國1990年預防犯罪和罪犯大會下通過的《關於檢察官作用的準則》(下稱《準則》);二、1999年國際檢察官聯合會通過《國際檢控人員專業責任守則和主要職責及權利的聲明》(下稱《聲明》),這份聲明已經在聯合國的司法委員會於2008年通過成為決議。

鄭若驊與梁卓然滿口「依法辦事」,肯承認濫作「政治檢控」才是怪事。若對本文的批評不服氣,請公開回答筆者一項質疑。在香港的一般刑事檢控,需用到律政署專業檢察官進行檢控工作的情況下,入罪率接近八成,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與一些人的錯覺相反的是,高入罪率並不是濫用檢控權的結果,正好相反的是,香港檢控質素一般而言很好,所以入罪率比例高而公眾並無冤案處處的感覺。這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提起刑事訴訟只應在案件有充分證據支持,並且證據是可靠及可採納時才會進行」(聲明4.2段)。

筆者要公開請律政司及檢控專員回答的是,為何旺角所謂暴動罪在沒有陪審員、由一個保守法官獨斷的情況下,入罪率也只是一半一半?很多案件的證據不清楚、不足夠,是公眾有眼見到的。

到梁天琦為首在高院經陪審團審理,10條暴動控罪(一條襲警罪自認不算入內)指控,審了幾十天,只有梁天琦及盧建民各一條入罪,入罪率不是慣常的八成而是相反的兩成,這不是有違上述的國際標準、不是濫告、不是政治檢控,還是什麼?

梁卓然請你不要難過哭泣,請收起你的鱷魚淚,給公眾一個合理解釋便好了!

律政署一眾檢察官也請問問良知,你們盡了作為一個專業檢察官的責任沒有?還只是盡你們的知識去滿足專權者的要求,假法治之名,迫害善良正義的香港人?法治存在與否,不是當權者或是你們這類不專業者、巧言令色說說便有的,是公眾用常識也能達成共識的,是要經得起筆者這類專家的質疑辯證才可以過關的!

作為合格的檢察官,要有適當資歷,為人正直而有能力;(《準則》第1條)要依法行事,尊重疑犯的尊嚴及維護人權(《準則》第12、18條),法律程序有問題時,應中止訴訟程序。

梁天琦案辯方曾要求免除警務人員的家人出任陪審員,控方不單反對,而對法官彭寶琴有家人曾為警務人員而可能有偏見的事實則默不作聲。彭官出身律政署,難道你們不知她的背景嗎?

檢察官的天職不是要入罪,而是與法官一樣維護司法的公正。知否檢察官制度的由來,正是為了分割法官代表皇權的過大權力而來嗎?(法國大革命後的副產品)香港的檢察官與法官通力合作弄出兩成入罪率,不汗顏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7-03 23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