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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31st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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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認可了侵權式騷擾


民事上的侵權發展了幾百年,對土地的入侵(Trespass)是最久遠的,對人身權利的侵犯,包括例如誹謗,恐嚇,人身傷害等等,也存在了很久。但很多行為是隨時代文明才出現的,例如入侵別人電腦干擾私隱,轟炸電子郵箱等。香港多年前曾經提議過為纏擾立法,成為罪行,這是針對所謂「狗仔隊」的行為,後因新聞界的反對不了了之。

用民事的禁制令制止對別人的騷擾在普通法中早有先例,但法律是否將近代出現的一些騷擾別人的行為列為侵權(Tort)的一個類別,從而使受害人可以獲得金錢上的賠償?下面的一件香港案例提供了清楚的答案。Lau Tat Wai v Yip Lai Kuen Joey [2013]3HKC 361。

男女雙方交往了4個月,之後男方原告決定終結關係,但女方拒絕。自此有六年的時間女方對男方作出纏擾性的行為,男方的生活變得十分淒慘。女方請黑客入侵男方的電郵並下載了所有的聯絡人,轟炸他的郵箱,用電郵及SMS信息高達一小時120次之多。近身追蹤他的生活,為了方便天天追蹤他甚而特別搬到他居所的附近,甚至於多次報案說他出了事。

為了逃避女方,男的要辭去工作,更換電郵,更改電話號碼數次。男的因而患上焦慮症及失眠。

法庭判這行為構成侵權式恐嚇(Tort of Intimidation)及騷擾(Harassment)。侵權式恐嚇指被運用不合法的威嚇(Threat)成功強迫他人進行一些行為或避免一些行為,並因而受到傷害,承受了損害(Damages)。騷擾更為明顯,在香港這樣居所細小緊迫的地方,再加上有關IT科技的進步,令到個人的私隱容易被人入侵而難以逃避。騷擾指連串的行為或語言不斷地重覆,被合理地認為會對他人的情緒造成傷害及困擾。被告是有意圖這樣做並同樣對原告構成了損害。

法庭發出禁制令禁止被告再有同類的行為,並就原告的勝訴判予加重賠償額(Aggravated Damages),以補償他在情緒,尊嚴及自尊心方面的傷害,合共60萬元。另外由於事件的嚴重性,再加20萬的懲戒性賠償(Exemplary Damages),合共80萬元。法庭認為非常合理。


時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性的感情精神也一樣容易受傷的,女權份子也別輕忽了這一點。◇

#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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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8th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8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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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首的名譽值幾多錢? 


先講明,本文的標題和討論純是法律問題,沒有任何價值取向,我可沒興趣收前特首的律師信。金錢是有關誹謗法律的重要考量,這考量是逆向的,告人誹謗的人氣上心頭,頭腦發熱;以生意為念的律師先助顧客分析能否勝訴,能勝自然多加鼓勵。更具專業精神、更為客人着想的律師會有逆向思維,假設勝訴還會提醒顧客得不償失的考慮。

推論難分真假

民事法律行動的終極問題只是補償的問題,百分之一百是錢的問題。補償的原則也十分勢利,是你名譽值多少錢,因為別人誹謗唱衰你而令你損失多少金錢上的利益,這是原告人的責任證明給法庭知道,並要求法庭判這數額的補償金。

一般而言,政治人物的名譽最無保障,大家聽過有哪位政客因為被批評而勝訴的沒有?不論公平與否、真的還是假的,或是最難搞的半真半靠推論、不完全真也不算完全假的批評。

別說與政治有關,影視娛樂界只要是公眾人物,而報道或評論是與公眾利益有關,這只是說公眾有興趣、有理由想知道,便很難勝訴。公眾人物的私事與公眾無關,可視作一般人的誹謗處理,但鍾教授論說梁振英的事件則明顯不是私事,是公眾關心的事,是梁振英公職有關的事。

整個普通法系各地區政治人物能告媒體誹謗成功的例子不多,判大額賠償令答辯人破產的,就只有新加坡。香港的情況應不至如斯地步,現實不過是前特首已無政治權力,要自證名譽值多少錢是個有趣問題,如何證明更加有趣;梁振英的入禀狀開個什麼價,肯定是市民最有興趣的話題。

誹謗一般而言,賠償最多是涉及原告人的專業能力,也只是幾十萬而已。香港有沒有涉及政治人物之間的誹謗訴訟?還是有的,只是年輕一代恐怕記不起了。那已經是九十年代初、約25年前的事了。

筆者當年在本報倒是評論得興高采烈,計有1993年7月2日評論鄧蓮如(行政局)及唐明治(前律政司)告李國寶(立法局議員)事件,前後寫了兩篇文章;案件結果是庭外和解,李國寶給鄧蓮如5萬元作為補償。雷聲大、雨點少的事件,筆者當時比喻為香港版本的「七號皇庭案」。

1991年時,李柱銘曾經聲言要告一名評論員「辛維思」(據知那是馬力的筆名),結果沒有下文;到1993年又聲言要告李福善法官,筆者在7月23日及8月6日兩篇長文批評為無事生非、草率、影響言論自由,更質問李柱銘目的是什麼?法律如果可以解決政治問題,你便根本毋須從政了。這件案結果也是不了了之。政治人物發律師信或威嚇要告誹謗以報復別人的批評,倒非由梁振英開始。

傳媒及評論者,對誹謗官司既討厭,也害怕,更憤怒,公眾亦然,因為立竿見影的作用,就是侵害言論自由和公眾的知情權,所以筆者當年所有評論都只會站在被告一方;今天更令人討厭的,不是力量對等的政客互訴,而是代表有社會地位及權勢的前特首,也以律師信及訴訟的威嚇,警告報刊和評論員,那是犯眾怒的事,是不再顧及自己政治前途而開罪所有市民的政治自殺行為。正常是不會發生的,自然是因為香港的政治生態十分失常的結果。

令筆者略有快慰之感是,梁振英已經是前特首。梁是否向法庭表示準備再度參選下屆特首,而鍾教授的評論如果構成誹謗,是會影響他的機會?還是言論會影響他當政協副主席的身份將來失去連任的機會?這豈非說明北京領導人原來十分重視民主派評論員的意見,相信鍾教授多於信他這位國之重臣?這是否說出了國家機密?

賠償不夠律師費

這些理由在法庭上,一是說不出來,二是說出來也會被視為空洞、欠缺實質。這樣計算下來,一位前特首的身份沒有什麼大不了,也並不高貴,是分分鐘還可能成為階下囚的位置,也實在難言值幾個錢。

哲學地說,誹謗是最有階級性的法律,原是為貴族而設,不是為了保護平民的名譽。若是公平的法律,受誹謗屈辱的人要求的是道歉及法庭為他澄清名譽。但英國的誹謗法不似大陸的法庭可以下令誹謗者「賠禮道歉」,英式法庭只會下令賠錢,而賠多少錢是與原告人的社會地位掛鈎的。這是說有地位賠得多,因為名譽值錢,但普通人名譽不值錢,就只有象徵性的賠錢,這也是為何筆者有興趣要問一位前特首的身份值多少錢?

誹謗官司最嚇人的,不是勝負而是訟費,即是律師費。以大家熟知的名案,費用可以高達千萬;但這也只是錯覺,只會在雙方皆為勝利而不顧一切僱用頂級大狀,在所有細節皆爭辯到底的結果,被告一方大可以利用交存法庭押金(payment into court)的程序,逼原告和解,那告人一方最終可能表面勝利,但賠償的錢不足以支付自己的律師費,那就得不償失了。

對梁振英而言,萬一賠償額不高,更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就是同時間出現更多的誹謗性言論。一般人的誹謗勝訴不外乎賠幾萬元,梁可能自視甚高,但一般市民早視特首之位十分低下,何況是退役的?

筆者只視梁先生為一位不甘寂寞、不忿氣不能連任、極希望市民視他還是一位重要人物的老人而已。在民權意識高漲的年代,過氣政治人物是沒有人理的,前特首之所以還被政客重視,是因為政客要找尋可以攻擊的稻草人,不是前特首還有重要性。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28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24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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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策法〉早已不合時宜

近來很多人討論《美國-香港政策法》,皆因有港人示威及公開要求美國政府廢除此法,以制裁中共打壓香港的民主人權,並以為廢法之後,香港到美國的貿易出口就一如中國一樣,捲入中美貿易戰之中,被一併制裁。香港經濟滑坡,多少必然影響到中國經貿,從而迫使中共對港人更好,少些政治打壓。

整件事的本質,複雜而混亂,並帶著大量的錯誤理解,在法治而言是不可取的,只是在抗爭帶出話題這一方面,倒是帶出奇效,引來中港官員的官方回應,建制商界的兇罵,令人以為訴求很有效。

其實這條立於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早已處於廢置狀態,美國政府已經十多年沒有就法例的要求提交國會香港報告,廢除一條已經過時不用的法例,是無大意義的;港人要在意的是美國國會正在計劃訂立一條《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會將《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原則及內容搬到新法,這才是香港人真正需要密切注意的發展。

《政策法》之所以無用,皆因內容空泛,只是要求美國政府監察香港的民主人權情況,是否真正在實行所謂「一國兩制」,從而合理化美國對待香港時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具體而言是有哪些差別呢?一般人受影響的是商業政策,移民配額,留學生名額及獎學金,出入境安排等方方面面。

打個簡單的比喻,英治時期港人享有的自由生活,人權法治,受到《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保障的高度自治能夠保留,美國就視香港是有別於中國的地區,可享有各樣特殊的差別對待。

「雨傘運動」之後美國國務卿曾就《政策法》向國會提交一次報告,對香港人權狀況有所質疑,但基本上直到目前為止美國官方的立場是承認「一國兩制」尚在實行之中的,要廢法涉及原則性立場,固然不易,也不見得有助香港人改善甚麼,只會有害,打亂了美國對港政策的全盤佈局,不如等待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立法之後,到時香港人要求美國對中共施壓,要求美國政府懲罰迫害港人的中港奸人,就變成「有法可依」!這當然比首先是懲罰香港人,其次才是影響中共利益的經貿制裁,聰明到位得多了!◇


岸仔 | 21st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155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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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不是中共或美帝棋子   

陳浩天在FCC演講得到港獨的強大宣傳效果,有目共睹,大長獨派(自然也包括筆者形容的泛本土派)的威風,大減中共近來對港人惡形惡相的氣燄,也大亂一班靠媚共謀取位置的「港奸」的陣腳。中共靠他們做宣傳工作,但他們對獨派的作為全無辦法,只能不斷吼叫23條立法。中共真想23條立法,十多年前早立了,還用你們提意見嗎?

「老黃絲」的情懷

筆者不談太多人們談論的話題,只想以法律角度分析一下陳浩天建議要美國撤銷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在分析的過程中,倒解開了心中一個疑惑,就是陳浩天會否一如某知名傳媒大亨,是美國扶植的代理人?他倡議的政治訴求,又是否所謂西方反華勢力的一環?還有更可笑的一面,他搞港獨是否中共指使的,他是中共的人?

不管是否在本土出生,陳浩天與黃之鋒、梁天琦、黃台仰、梁頌恆、游蕙禎等是「雨傘革命」之後冒起的一群政治素人,是港人確認立根於本土;有別於建制,也有別於關心中國多於香港的大中華民主派,近稱「老黃絲」;也有別於早年以新一代面貌出現的80後,時稱「左膠」的社運中人。

「老黃絲」是尚在迷戀泛民主派的一群中老年人,他們迷戀過去泛民包攬一切議題的時代,還是對泛民的作為對又支持,錯也支持,笑又投票,含淚不滿也照投一票;這助長了泛民的不思進取,也加快其衰落,時間會證明一切。只是在過程之中,泛民、「左膠」及一眾「老黃絲」,一直用與中共一樣缺德的手法,就是抹紅本土派。這類人最愛吹噓欠缺實證的陰謀論,港獨分子的出現是中共安排的,目的是搞亂偉大的民主派的正義民主運動,令港人厭惡政治,不出來投票(其實是不肯再投票予泛民),變相是在幫敵人的建制派坐大。

「老黃絲」的可笑,本來不值多談。隨着時間的進展,更多的老中青覺醒,低質素的政治論述自會消退。事實上,「老黃絲」也只能盤踞幾個網媒的同溫層中取暖,對不斷改變的新形勢是跟不上的。

要了解政治人物,聽其言、觀其行,勝於認識他們以建立私人關係,因為有了關係,便有私人感情,就不再客觀理智,這也可解釋為何革命家就算已經貪腐失德,還可以有這樣多的正義朋友大力支持原諒。

筆者不認識陳浩天,連他的網台節目也沒怎樣聽過,對他的種種傳言保持客觀的知悉態度,但今天可以推論他不是中共的人,也不是由美國人安排他「宣獨」。

筆者倒不奇怪陳浩天的背後有人協助,甚至來自一些外國勢力,但他犯的一個明顯謬誤,倒令筆者放心,幫他的,不是美國官方,也沒有具實力的美國智庫。陳浩天在FCC演說中論及《美國—香港政策法》時,是空泛地要求覆檢(review)這一條法例的成效。筆者發覺有些傳媒用了「撤銷」這個法例用語,這不是錯誤,而是陳浩天的民族黨一年前到美國領事館示威時的訴求。

2017年8月24日的新聞,是香港民族黨與該黨友好人士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提交請願信,要求美國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以制裁中共,阻止中共打壓香港的民主運動。這封信的最大笑話是,要求美國政府取消某一法例,而他不知美國政府按美國憲制,根本連立法權也沒有,更別說霸道至撤銷某一條法例。

行事草率訴求謬誤

美國憲法第一條清楚列明,立法權屬於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美國國會。要求更改法例,正常是接觸美國國會,請願信連要求政府轉交也沒有,對一個普通美國人來說,這樣的要求也是一個違反常識的笑話。那說明最少一年之前,陳浩天連一個美國人充當他的顧問也欠缺,更不會是美國人有心扶植培養的港獨分子了。

美國是真正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美國總統領導的政府,別說立法,連法例的提案權也沒有,總統只能在一年一度的國情咨文,向國會提出政府所需的立法,促請國會配合立法,技術上叫「法律制定勸告權」。叫政府取消法例,在極權的中國也不可能,陳浩天的請願訴求何其草率可笑?這類謬誤訴求更似來自某位多民粹誇張言談的本土派理論家,他最喜歡叫港人到白宮網頁搞這樣那樣的聯署,他也最大力吹噓要求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但理由和論述卻甚為民粹無知。

簡單地說,取消這法例,中共最高興,但筆者也不會因而推論陳浩天或是那位智者,就是曲線幫中共工作,這類反智言論也太阻礙時代進步吧?美國國會藉訂立法例,參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中共看來是煩擾及難應對的事,特別是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剛通過的《台灣旅行法》,以及《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都是令中共頭痛之極的事。中共從來只有嗆聲警告美方,別借法律干涉港台事務,中共只關注將來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幾時表達過對廢除《美國—香港政策法》緊張?

正是因為黃之鋒應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安排,2016年年底美國國會把新法例的立法做宣傳,中共憤而對黃之鋒的政團「眾志」下封殺令。留意新法例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要重申(reaffirm)《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原則,並要求政府必須每年向國會提交香港民主發展報告,於是只是舊法搬到新法而不會被廢的。

最後看到最新新聞,吃了一驚,不單是陳浩天欠缺美國法例常識,連國際常識也欠缺。美國只是世貿的一個成員國,美國總統何來權力趕中國出世貿?香港政府回應陳浩天已經可笑,各大報刊又有國際版,又經濟版,就是不懂第一時間指出謬誤!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21 2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7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2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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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一個失實陳述的花園怎辦?

買了一個有僭建物或附加物的物業,當附加的部份出了問題之時,責任誰屬?一般而言僭建物要清拆,附加物如花園停車位要交還給政府之時,物業的價值必然大降,但買家自己有審視物業,有請律師負責法律文件的準備,物業的升值與貶值的後果,自應由買方自承責任。

但也有例外的,就一如普通貨品的買賣,賣房對貨品的品質有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的描述,情況就完全相反,等同買賣失效的嚴重。Santani Ltd v Shum Shuk Fong (2013)3HKC 50。

原訴人向答辯人購買了一個物業,多付了物業市值之外200萬元,皆因物業附加了一個花園。這個花園答辯人已經向政府以租約形式租用了16年,並且曾經花費200萬元加以美化。原訴人知道定期要向政府續約,但答辯人作為賣方告訴原訴人一切「沒有問題」。

在物業成交之後的一個月,答辯人收到政府的遷出通知(notice to quit),遷出前要先將花園內兩個非法僭建物拆除。在清除僭建物之前政府不會以公開招標形式再租出花園。

原訴人要求賣方的答辯人退回物業價值之外多付的200萬元,理由是賣方誤導花園的續租是沒有問題的,而賣方一直知道政府在追究增加花園價值的僭建物,有些情況沒有告訴原訴人,原訴人亦不能經查冊得悉情況。事實是在2003年起政府就要求答辯人拆除僭建物,之後多次收到若不拆除政府會終止租約的警告。2007年政府發出過清拆令,但答辯人沒有理會。

法庭裁定原訴人勝訴。法庭接受相關的失實陳述的確存在。在作供時答辯人囉嗦多言,但不能也顯然不願直接回答問題。答辯人說只形容過花園是政府土地而賣方要自行申請租約,是不可信的。這樣簡單的形容無法取得那多出的200萬利益。答辯人只說沒有問題(No Problem),但若然原訴人不能再享用土地這不可能是沒有問題的情況。

答辯人與地政署多次交涉的情況從無向原訴人透露,所謂「沒有問題」就是一種失實的陳述。答辯人只說沒有問題最少也是魯莽(Reckless)及不負責任。原告人因其陳述而接受了買賣合約,應賠償差價的216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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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4th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2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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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大媽可變為佔領行動   

趕大媽可變為佔領行動,亦因此,本土派有了一次難得的動員機會、團結一致的行動目標。筆者倒不希望勝利來得太快、太完美,但恐怕中共中央很快會向林鄭下指令,務必消滅危機於萌芽時期。香港警察對所有街頭運動活躍者的資料都輕易掌握,要趕絕幾名街頭唱歌大媽,易如反掌;問題只是,民間的自發趕大媽行動能否延續。星期六晚尖沙咀據報道有百多人反大媽,本土派又再來了!

京官比港人清醒

若認為筆者誇張,請花點時間上網重溫3年前(即2015年2月中至4月中這數周)的新聞。筆者2月15日身處沙田新城市廣場之內,當日有超過200多名香港市民憤怒地示威,見有疑似大陸遊客便一擁上前指罵,商場內有幾百警員駐守維持治安,商舖紛紛拉閘,商場事實上被佔領好幾個小時。筆者認定事態嚴重。

2015年2月17日,筆者在本欄斷言(〈佔領商場快將出現〉),中共中央不敢輕視反水貨客、反自由行的抗爭帶來的危機,除會為訪港總人數設上限之外,「一簽多行」亦一定要取消。之後,筆者文章重複這一看法,終於到4月14日深圳政府突然全數停止「一簽多行」簽證,改為「一周一行」,這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因為就是建制派也只是建議「一天一行」而已。

期間幾個星期發生何事?那是「港人起義」,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反水貨客抗爭。筆者在本欄的預言是「民變日漸逼近」(3月3日文章)。大家可能善忘不記得了,3月1日香港多處地方有激烈反水貨客示威衝突,下午自元朗開始延續了6個小時,共有33人被捕,參加者高達600人。

這次發生在「兩次革命」期間(2014「雨傘革命」及2016年初的「魚蛋革命」)的本土抗爭運動,是被所有人故意淡忘,而事實上極為重要;根本的性質是前一次事件的延續,也是後一次事件的伏筆,本身是獨立於所有政團力量的民間行動,而且完全成功。

大家應記得元朗踢篋弄哭一個小女孩後,泛民主派政客趁機會跳出來幫政府維穩,轉移重心,譴責暴力,順便劃清界線。建制更不必說,時任特首梁振英更曾指摘港人反大陸遊客是「未富先驕」,警察更說會「果斷執法」。結果是,北京官員的頭腦比港人更清醒。本土派從未消失,本土派並未衰落,而且一天比一天強大,這次趕大媽事件港府若不認真處理,隨時又再引起民變!

今次的趕大媽行動,是由一個沒多少人知道的港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發起,只有區區數人展示兩塊標語,與獨立無關的「請勿行乞」字樣。警察是否有大媽不趕而去拉違反《社團條例》的港獨組織?召集人陳家駒顯然小心計算過得失,並不宣傳港獨口號,只專注於有人違法行乞,要求警方執法,避開「搞港獨」的口實,得到更多普通市民的認同和支持,人民的力量能夠出來是最重要的。

今次行動比反水貨客更有利,因為水貨買賣在經濟學和法律上,會稱之為平衡進口的行為,倒是百分之一百合法的,民眾尚可成功逼政府管制,何況一眾大媽當街做違法的事情?法律上,市民只要不涉及不合理武力,是如警察一樣有權制止罪案發生,甚而行使市民的逮捕權力的。

牽涉犯法的行為

行乞是犯法,在公眾場所表演而未有申請娛樂牌照是犯法;小販無牌擺賣是犯法;收錢無論如何形容,都有法律問題,因為沒有報稅,若算籌款而沒有事前申請,當然犯法;大媽衣着暴露對大伯亂拋媚眼,則涉及色情及淫穢法例;噪音大再加上與市民爭吵,不單違反《噪音管制條例》,而且違反普通法的公眾滋擾(Public Nuisance)罪。

這罪有多嚴重?記否佔中9人就是被控作出公眾妨擾及煽惑公眾妨擾等罪名!誰說搵食就不犯法?在我們的法治社會,隨便可以找到數十項大媽犯法的理由,禁止她們活動下去!

反之,香港警察不肯執法,只有一項理由,便是理應容忍小事情的發生而不須追究。民粹的說法是大陸人有特權不用守法,筆者暫不願支持這個說法,但不執法的理據不足。事實上,情況已經不是小事,是有可能搞出騷亂的大事!

也許有人又說,不包容大媽而包容其他街頭演藝者,豈不是選擇性執法?基本上屬法盲一族的所謂「左膠」最喜歡來這一套說法。不單是港府從來喜歡選擇性執法,而是這類街頭管理的執法,從來必然屬於選擇性,市民早習以為常,視之為必然。

查身份證如是、拉小販如是、拉紅燈過馬路及在行人路踩單車如是。大媽的問題源於她們欠缺自律,咎由自取,特別受針對,也就完全合理合適合乎習慣的了。

事件最令港人失望的,恐怕是你們投了一票的政治代理人不但不急市民所急,而且大愛上身,包容大媽的行為,說是文化差異的所在;實情當然是在政治利益面前,港人又被只想着選票的政客出賣了。如果大家不明我的論述理據何在,民主之父李柱銘大律師很清楚地告訴大家了。

李柱銘在一個慣常的圍爐取暖法治研討會之後公開教訓港人,以「本土化」作為反攻屬錯誤方法,建議香港人應該把港人的民主價值「灌輸」給新移民。講民主價值要靠「灌輸」,而非自然感受,李柱銘的民主素質與識見可思過半。

說穿了,大媽一族可能已是港人或快成港人,再加上支持者同樣是關鍵少數有投票權,開罪不得而已。近來本土年輕人興起一股仇視廢老的風氣,皆因似李柱銘一類的老者,太令人失望和憤怒了。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14
A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0th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6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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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界善用普通襲擊

筆者首先應提醒一般市民,向別人擲東西極為容易構成普通襲擊,而襲擊作為一項刑事罪,並非必然需要構成對別人身體的傷害,大家上網輸入「普通襲擊」及「吐口水」兩個字,當會發現很多案例是吐口水便足以構成刑事罪的普通襲擊(Common Assault)。有普通市民向普通市民吐口水,市民向警員吐口水,竟然也包括有警員向市民吐口水的案件,可見連有法律常識的執法者也會忽視普通襲擊罪的容易告入。

這一罪的特點正正是不曾導致被襲擊的人身體有實際的損傷,若有,則是各類傷人罪。襲擊指一個人故意或罔顧後果地(recklessly)對投訴人非法使用武力。單是口頭話語(mere words)不足以構成襲擊,但是包括恐嚇傷害他人身體或實際觸碰(touching),所以受害人收到驚嚇可說是這控罪的最起碼要求,而觸碰與否,是會否入罪的關鍵之一。

襲擊罪與香港的社運行動可說關係密切,襲擊一般沒有傷人會被視為輕微罪行,一般只會是守行為或是罰款了事,但涉及社運行動的往往從嚴處理,同時掟東西抗議如何逃過刑責,當中有一大巧妙之處,不可不知。最近就有某前立法會議員涉及向前特首擲杯一案在高院進行上訴之中,似乎也在依賴同一巧妙。

先回顧一下大家熟知的案件。2016年社民連吳文遠在時任特首梁振英到票站投票時,涉嫌向他投擲一塊「軟稔稔」的三文治,卻擲中梁身後的一位強壯警務人員,傷害及驚嚇程度不可謂不輕微,但普通襲擊罪成囚三周,正在上訴當中。

2017年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在立法會外與市民爭執被控一項普通襲擊在等候審理,早前梁向議員馬逢國擲午餐肉被調查,再早前2014年梁在城市論壇向一市民襲擊罪不成立後律政司覆核成功改判罰款三千及守行為。2013年社民連陳德章以雞蛋擲中財政司長額頭,判監三個星期。

還看巧妙究竟何在?就是不要擲向受害人,是要明顯地並非向受害人的方向掟東西,例如掟向天或距離明顯地遠,然後辯稱並無犯案的意圖(intention)。行為的目的只是為了引起公眾的注意,從而關注某議題,掟中了或情況是很容易很可能掟中,就難以說是沒有意圖。另外別說掟東西是為了羞辱別人不是為了傷人,那是動機不是意圖,法律是不考慮動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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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7th Aug 2018 | 信報每周政論 | (7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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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麗再被DQ時如何? 

我從不認為中共對香港政治的收緊,針對的是港獨,因為沒有成形實力、未能有效動員人民抗爭的港獨派,沒法形成對中共在港權力的實質挑戰;港獨只有資格充當次要敵人,其主要敵人,自始至終還是表面已經溫和順從的泛民主流。

殺雞真正目的

殺雞的目的,不一定是殺雞而在儆猴。陳浩天只是去過台灣跟政治組織交流,但《社團條例》與當初23條立法所針對的是,「外國政治組織」、台灣的政治組織。台灣被點名,只因不能視之為外國類別,而黃之鋒遠走進行交流的地方則是美國,嚴重性不言而喻。與美國政黨建立關係敏感?還是與台灣政黨交流更敏感?

所以,最近針對所謂港獨的高姿態,只是項莊舞劍,不在浩天而在之鋒,不在「民族黨」而在「眾志」,不在「港獨派」而在「自決派」,因為後者才有真正作用的國際勢力作後盾。正因如此,中共不能一開始就殺猴,只能藉殺雞而達到儆猴的作用,從而避免更大麻煩的出現。

明白局勢背後的大氣候所在,泛民主流與中共在「雨傘革命」時算是正面交鋒了一次,這幾年間處於「鬥而不破」的,而本是處於緩衝位置的林鄭政府及香港的司法制度漸失獨立性,只能按旨意行事。

中央未到必要時刻,還未會殺猴,但殺雞的動作還是會經常出現,以收儆猴作用。公民黨主席楊岳橋形容林鄭執政一年與泛民關係緩和了,不少人嘩然。楊岳橋心中的泛民,只是指最有實力與中共周旋及在枱下講數的民主及公民兩黨,餘皆外圍,是要時可利用、不要之時可犧牲的馬前卒而已。熟知所謂民主派的人,當知其三大特色;大佬文化、派系分明、親疏有別。

最早被DQ兩人,是最疏的港獨派,只是在原則和權利上,不能不為他們的無理被DQ發聲,但不會在行動上支援;到了後4人,其實也並非主流兩黨的人,所以也不曾有抗爭的發動,而只是着眼於補選的安排,希望保留席位在泛民主流之手。

第一次補選結果也知道了,4席失去2席,是自己不爭氣的結果,而且沒有汲取教訓,還是十分順從中共的安排。中共的安排是按其邏輯和意願安排補選,不論合理與否,泛民全接受了,所有抗議都是雷聲小、雨點也少。

到了最後兩席補選,中共再次玩弄「聖意難測」,到今天有政府人員告訴劉小麗你的參選資格符合嗎?按我們所有偉大泛民律師的法律意見,是人大釋法不觸及補選的權利,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到這一刻最可笑、最過分的不是要DQ劉小麗,而是DQ與否也不置可否,完全保密,而泛民完全表現出逆來順受,不單不抗爭,杯葛也不敢。

泛民的逆來順受,是敬請中共以法治為念,不要再過分橫蠻,悍然再DQ劉小麗的補選資格,楊岳橋不是已經十分討好地讚林鄭政府與泛民氣氛緩和了嗎?但決定權一定是在北京,林鄭全無角色可言。泛民的應對,不是抗爭而是安排Plan B,一切順從北京發落。這樣自辱的低姿態,可以換來北京的網開一面嗎?

筆者當然不知,連林鄭都不知的事情我怎可能有內幕?最近中共備受美國壓力,在香港這些小事情上表現開明一下的空間還是有的。只是按一年前中方媒體的論述,以及半年前3.11補選的安排,中共指令林鄭以「確認書」為手段,禁止劉小麗參加補選的可能性,遠比讓她入閘的機會為高的。

姚松炎是轉跑道而入閘

劉小麗親近自決派遠高於本土派,甚而自己也講過港人有權自決命運之類的論述,「儆猴」的作用一點不比半年前DQ周庭低。早於一年前,中共在港喉舌清楚表明被DQ議員若經補選回朝,是對人大常委釋法及終審庭支持釋法的否定。法律上這是無依據的說法,但政治上合乎中共的邏輯,而且的確如是。

劉小麗若在補選中勝出,泛民媒體及評論員必然熱烈歡呼,九西的50萬選民用選票狠狠打了中共及香港終審庭長馬道立一巴,港人不認同不民主的中共及法官有權決定誰人可當議員,DQ民選議員不得人心,民主萬歲!劉小麗與泛民頭頭可以對中共的寬大表示感激,但無法控制到熱情澎湃的一眾KOL支持者。

大家回憶一下3月的補選,為何姚松炎又沒有被二度DQ?可能大家沒有留意姚松炎是轉了跑道的,功能組別的選民並無機會以選票否定人大常委及終審庭的決定,姚最後時刻轉到九西參加泛民的初選,極可能是中共給他的訊息明確,讓他轉跑道算是不絕情的讓步。可惜的是,泛民只知內訌,打了一場丟人現眼的失敗選戰。

泛民現在最關心的是,補選Plan B的安排而非Plan A劉小麗的生死。能為劉小麗的二度DQ做的事情是個2000人的集會及一次2000人的遊行抗議吧?這似不似為臨死的病人安排葬禮而非盡力搶救?

泛民不舉,劉小麗作為社運一員,會否一力發動抗爭?她是個可以因為支持魚蛋小販權益而弄出一場騷亂的人物,人少不等於不可以弄出大抗爭,絕食10天呼籲港人上街可以嗎?問題是,激怒中共兩年後再被DQ,永不准參選怎麼辦呢?筆者無意再嘲笑什麼,只是希望新世代的人認識政治,參與之時多點智慧、多些新意而已。


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07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4th Aug 2018 | 宏觀法治 | (1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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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聲明必然受國際法制約】

國際協議、聲明、公告,法律上有何分別?

不妨從《中美聯合聲明》說起。先說最近的一次,本年5月17日中國副總理劉鶴帶團訪美會見特朗普,磋商了數天之後發表《中美貿易磋商聯合聲明》,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停止互相加徵關稅,並同意將採取有效措施以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當然,眾所周知,在特朗普與金正恩會面之後中美貿易戰已經開打,這聯合聲明迅速成為歷史,十分兒戲。

聯合聲明這類東西在國際法而言是全無作用的嗎?國與國之間簽訂的書面協議怎樣才會成為具有效力的國際協議?大家記得早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經很「霸氣」地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一份歷史性文件,已經了無作用,中美之間的聯合聲明也是這個樣子嗎?國際法是沒有效力的一紙虛文嗎?

這些問題,是對也是不對,是清楚也是不清楚。大家理解的法律法治,首要條件是被遵守,不遵守時有被強制執行的機制。國際之間的協議當然是國際法,被遵守的情況也遠多於不被遵守。一般而言,我們會承認國際法與憲法高於一般法律,能否被執行倒是另一回事。筆者經常力批本港法官判案的種種謬誤,根據的也是國際人權公約及《基本法》。法官無以反駁,可以不加理會,但不能說我藐視法庭。

最少,當我們據國際法去批評任何政府之時,只要理據十足,是穩佔道德高地,理正氣壯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也甚為有效。在上述外交部發言之後,英國的回應也簡單直接:聯合聲明英方是一定遵守的。外交部發言人自知聯合聲明是國際法的一部分,將之說成是歷史無疑是無知的失言。

有中方學者出來支持《中英聯合聲明》是已經失效了嗎?有也只是一些不懂國際法的幫閒角色。王振民說《基本法》之上有中國憲法,從而引申中國憲法可以引用,那是個謬誤,因為《基本法》是直接衍生於《中英聯合聲明》,是有國際法為基礎的,那是全中國的法律都沒有的情況!

有水平負責任的中國學者絕不敢說《中英聯合聲明》是無效的歷史文件,除非中國先退出1969年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退出後所有中國簽了的國際協議都可以不遵守。可能嗎?香港人只知自己底氣十足,因為有「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共可以關門打狗,但作為崛起的大國及安理會成員國,對國際法是不能視如無物的。

明白這個道理,香港人從來有權將問題拿到國際上進行申訴,要求國際干涉,香港不同西藏,《西藏十七條協議》不是國際法,並沒有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但《中英聯合聲明》有!

不論名稱 聯合國登記後均有效

筆者保留了一份1984年9月的《中英協議草案》。當初中英之間的協議本為「協議」,其後中方堅持改為聯合聲明。一般人對文字的理解,協議是較聲明高層次的文件,但國際法的理解不是這樣。據《維也納條約法》,只要協議是在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的書面協定並以國際法為準,不論其名稱為何,就為公約所制約。

《中英聯合聲明》不單是用足國際法格式語句所書寫,並且在聯合國秘書處作了登記,依足公約的要求;而且簽署的規格也是由兩國總理及首相在國內外賓客觀禮下簽署,是最高級別的首長級簽約禮儀。(Head of Government) 英方有心令到聯合聲明成為最具權威的國際法文件,不會如《西藏十七條》一樣降級為歷史文憲!

我們看國際法不能只看名稱,分析其效用之時也不必理會王振民之流的官僚學者,見到其實效之時更應珍而重之而不必被誤導下妄自菲薄。決定中美關係的建交只是一項聯合聲明及三項公告;決定二戰後世界秩序的也只是公告與宣言而已。有人敢質疑其效用,說只是歷史文件嗎?《開羅宣言》《菠次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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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2018-08-04
A23 | EJ GLOBAL plus | EJ GLOBAL plus 宏觀法治 | By 黃覺岸宏觀法治

 


岸仔 | 3rd Aug 2018 | 時事看法律 | (1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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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書分享是一種無知發放嗎?

任何發表意見者在享受言論自由之樂之時最怕有誹謗的責任。互聯網的出現令舊有的誹謗法律原則及辯解理由只能部份引用。要引用還得有案例的出現。互聯網上發表意見數年之前主要還靠大型討論區,案例也就同討論區發表誹謗文字有關,但這些案例原則能否引用到面書的發表、分享及留言?暫時沒有答案,所以筆者本文只屬務虛之作。

討論區的管理者比類報刊,是主要的發佈人還是附屬發行人(Subordinate distributor)?後者則可依賴所謂無知發放(innocent dissemination)作為被訴誹謗時的抗辯理由。無知發放是為減輕轉發有誹謗性文字的出版者的責任,所以不用於文字的主要發佈人,附屬發行人本身也是出版者(publishers),在不知情並非疏忽的情況下發佈了誹謗的言論。香港有一案例去到終審法院。(Oriental Press v Fevaworks Solution [2013] 5HKC 253)

案情涉及多條在討論區的留言,一條在討論區管理者收到原訴人律師信後8個月才刪除,這條敗訴賠了十萬元。另外兩條分別在收信後3個半小時及12小時後刪除。這些留言涉及販毒,洗黑錢,行賄,報販的被謀殺及其他不道德的指控。

上訴庭及終審庭在本案面對最重要的法理裁決,是無知發放的抗辯理由是否可引用到互聯網上討論區的擁有者也是管理者。答案可能大家也知道,是可以的。法官寫了大量的理由,指互聯網的言論自有其特性,是公開,互動,多人多人(many to many)的溝通情況,利用互網作平台及中介人例如討論區作交流。

被告人的討論區高達每小時有5,000個留言,由網民上載,內容即時及不需先有授權,不論內容多麼不合法及令人反感(objectionable),要被告一如報刊編輯作把關是不可能的,所以被告人不會是第一及主要的發佈人,因為無法控制言論的內容。

當然,知道了之後就不會是無知發放,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在收到原告人的通知(律師信)之後刪文就十分安全。當然,若然文字並非誹謗或有足夠事實支持,還有權不理通知的,所以經律師發的信便重要了。


Picture筆者奇怪面書上的分享及留言,是否也可依賴同一抗辯。筆者的留言經常有上百的分享,要發上百封律師信可十分花錢。當然我刪文後分享也消失,但若製了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