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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9th Ja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44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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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無法再享清白】   

一般人的理解往往錯誤,以為司法程序可以還人清白,例如某議員收取大筆捐款後,便在立法會為某有權勢者說話,又不申報捐款,被告上法庭,事實全部公開,但證據上無法證明因果關係,疑點得益後,還可以大大聲說已還他清白,而且成功連任,只是一般人簡單地迷信司法的神聖與獨立性,不用腦去多想。

逆向思維地看,梁振英若運用他政協副主席的身份,成功令他的案件連法庭之門也不會觸及,看似聰明,其實令自己無法清白,十分愚蠢。

筆者曾經就《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撰寫專題課本,也曾在大學教授《公司法》多年,年輕時也曾任職廉政公署,熟知《防止賄賂條例》的運用,早在4年多前在本欄評斷梁振英的UGL案不犯此例,也不符普通法的公職人員不當罪。到了今天的看法還是不變。

避過官司 以為聰明

英國調查機構已經結案,澳洲證監4年前已說沒什麼好查,只是筆者再多寫合乎法理、無可爭辯的文章也無法還梁振英清白,道理很簡單,這不關乎政治立場,我的分析只是基於已知的公開資料,並非本案的調研檔案;如果有的話,又如果我可以看的話,我的結論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梁振英作為前特首,無功也有勞,而且表面上已經貴為國家級別的領導人,中共站在他一邊,支持他不受調查,是正常的思維方式;在梁的個人立場,受調查有風險(指認真徹底的調查),可能引出其他法律問題,畢竟從商的人很難不觸犯這樣那樣的規條,看嚴重與否而已。他要求中央支持他不受調查,中央指令一到,特首及律政司還可以如何?只是,想尋找不應檢控的法理依據也不容易,更何況是全面調查也不展開?

於是,在一般港人的公開審判中,梁振英在UGL案中是有罪的,是中共不合理地在背後干預香港司法獨立;而違法醜聞不斷的律政司、以低民望坐上特首大位的林鄭月娥,從何令港人不信這是一次政治干預司法的事件?港人會這樣定性,國際也是這樣定性,歷史也將如此定性,梁振英永遠成為一個戴罪之身的政客,如何還可以再有所作為?

有小聰明的人最易被聰明所誤,自陷於進退維艱的困境,梁振英現時的境況就是如此。千辛萬苦爭取到不被檢控,但忽然自覺保持低調,不是應該高興歡呼律政司已經還他清白嗎?律政司是資深大律師,律政署之內不乏刑事案的資深專家,級別與到英國找位QC(御用大律師)還不是一樣嗎?沒有能力作出同樣專業的判斷,此案沒有case嗎?

當然不一樣,自己人查自己人,全世界都會先認定有問題,敏感如此案更加如是。郭榮鏗動議鄭若驊要向立法會解釋UGL案,只是政治炒作,當然會被建制派操控的立法會否決,但迫使鄭要到立法會解釋,炒作的目的便已達到。

泛民政客申請法援JR律政司的不檢控決定,也是一種炒作,這件事還可以繼續炒下去,對泛民而言,這是一個本小利大的炒作題目,可以炒到明年立法會改選,何樂而不為?炒得愈久,公眾對梁振英有罪的定性更深,永遠不會清白。

所列原因 似是而非

事實上,鄭若驊列舉3個不檢控的原因,皆似是而非,無法服眾:

一、若通過議案,會干涉律政司在刑事檢控工作的獨立性;已受到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公開反駁,因為公開理據,有助還涉案者清白;2003年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事件,政府公開18頁理據,既沒有影響律政署的獨立性,也還了梁錦松清白,到今天沒有人介懷阿松當年的失誤,更別說認定他有罪。反之,梁振英案如斯複雜敏感,不檢控的決定只有一頁簡短的新聞稿,公眾自然認定中港政府偏護梁振英。

二、把刑事調查及檢控的證據、理由及相關文件全面披露,會構成公審的情況,剝奪梁在刑事司法程序應享有的保障云云。這說法只能騙倒「法盲」,別說不披露會令公審情況更甚,事實是,立法會的討論與法庭的司法程序完全無關,互不影響,影響梁的司法保障又從何說起?

三、推說處理有關決定時,尋求法律意見並非律政司的慣常做法。那當然是百分百的謬論,公眾和政客馬上列舉大量先例以駁之,這裏也懶得再論。

律政司這類反智低質素的解說,不單令所有讀法律的人搖頭,更加深公眾對梁振英是有罪的定性、加深香港司法已無獨立的定性;反映到國際時,也會這樣定性,梁振英不可能再是一個清白的前特首。

這樣一來,請問他能否效法前特首董建華一樣,在國際之間活動活動,又可報國又可在事業上再上層樓?答案已是寫在牆上,這個情況若然是梁振英努力疏通的結果,筆者只能說他其實又自私又不愛國,為自身利益破壞「一國兩制」下信譽本來不差的司法獨立,自作自受的結果是,前途止步而且永不會清白。

其實最高興的,還是幾年來全無表現的泛民政客,梁振英UGL案是個炒不完的好話題,不炒下去才笨。

申請司法覆核律政司的不檢控決定是一定輸的,因為這權力源於皇權一部分(Royal prerogative),在普通法系統中從來不受質疑。當年梁愛詩基於公眾利益而不檢控的例子也算可笑之極、不合常理之極,也沒有JR這回事,今天焉會例外?

事件對中共、港府、梁振英而言,皆是三輸局面,只有泛民政客是贏家。有沒有解決方法?還是有的,但筆者不浪費筆墨了,讓奸有奸輸,更好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1-29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5th Ja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03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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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將激發公民抗命   

《國歌法》快將通過,筆者看看其基本內容,倒覺得十分有公民教育的正面作用。衡量一個國家地區的人民的人權意識,不在於法例保障是否完善,而在於人民是否有足夠的人權覺醒,並且肯捍衞人權的價值。

《國歌法》通過成為法例之後,港人特別是反叛性強的年輕人定會反其道而行,千方百計避開法例,找尋侮辱國歌的機會;從前不會發生的事,例如在畢業典禮上集體大噓國歌,從而迫使校方不敢播國歌,將會發生。

不投案及不認罪

站在提高年輕人的人權意識,迫使人人明白公民抗爭的正面意義,反思所謂公民教育的荒謬性,提升港人的本土意識,並加以傳承,終引致將來有歷史機遇之時爭取香港獨立,《國歌法》的降臨不算是壞事。筆者也不是在說怪論,只是思維分析方向不同。

筆者不認為一個國家因為順應世界潮流而簽了多條人權公約,再由一群專家學者草擬一份宏大理想的憲法,這個國家的人民就得享人權,中國大陸就是個明顯人權失敗的例子。

中國早已簽了人權公約,但傳統文化中欠缺現代人權意識,侵害人權就很容易發生。歐洲國家經歷了兩次大戰,人類文明受到最大衝擊,學者都努力推動《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後的各條人權公約,並推廣現代人權觀念,即香港人所理解的,遍及全球。

美國還算是個有人權法治的國家,不是因為簽了公約,而是因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及平權運動,公民抗命觀念亦因而發揚光大,被香港那位偉大的戴耀廷教授引進支持4年前的一次歷史性的佔中運動,這方面大家應參考他在法庭的自辯書,這是一份介紹公民抗命理念的好教材,不因戴教授沒有完整地實踐公民抗命(不作抗辯)而影響其學術價值及參考作用。

佔中三子及其餘9人皆社運的代表性人物,公民抗命經他們的實踐成為有香港特色的本土化觀念之後,用以對抗即將來臨的《國歌法》及23條立法等惡法,會十分管用。筆者十分支持,也期待港人大力支持,用港式公民抗命對抗所有中共及港共強加於港人的不義法律。

分別在什麼地方呢?簡單說:「不會認罪」;不論被控之時會在技術上抗辯(例如警方舉證不足或有疑點),另一方面是永不主動投案。傳統理念的公民抗命是在明知犯法的情況下承認行為而不作抗辯,用自己因犯法而受制裁的犧牲精神感召全民抗議,從而達到改變法律的目的。

有中國人特色的公民抗命經本土戴教授的實踐是不同的,就是不隨便認罪,預期判刑輕、代價小時可認,否則抗辯。千萬別誤會筆者在嘲笑,什麼外來價值總有本地化的過程,筆者十分贊同,不投案及不認罪。

利用法例的隙洞不守法律,進而鼓勵更多人不守惡法,從而令到惡法成為笑法,應了古語說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終致惡法被廢止,不是更好嗎?不是更有效鼓動全民參與,一舉擊敗惡法嗎?這不是更具靈活性,更符合中國人「洋為中用」之時一定加入中國特色的傳統嗎?

大家可有留意,公民抗命無罪的例子不多,本欄曾經介紹台灣法院對太陽花學運所有被控學生皆宣告無罪,台灣政府並未上訴,這已經成為國際上少有的例子,同樣極具中國人特色,就是所有學生都沒有認罪,如果台灣學生效法戴教授所講解的公民抗命(不是他所實踐的),主動認罪接受懲罰,世上就失去了這次公民有權抗命的重要先例了!(見本欄2017年4月18日:從「公眾妨擾」到「公民抗命」一文的介紹。)

太陽花學運的先例


可惜「佔中九子案」中無論9名被告的資深大狀或是戴教授的自辯書,皆沒有引用台灣太陽花學運一案的不入罪理由。這是普通法法律界精英的通病,就是對普通法之外的法律,基本上是「法盲」。

台灣法官的裁定是,公民不服從須符合7項條件才不算犯法,不似我們的制度由一位法官靠個人有限的識見,加上控辯雙方的表述而定案。台灣司法界甚多留學美國有法律博士學位的精英,法庭明言這7項條件是法官蒐集國內外學說的精華成果,不是一家之言:一、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有重大違法不義之處;二、行為須為公開及非暴力;三、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目的;四、符合適當性;五、符合必要性;六、狹義比例原則;七、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之間具有可得認識的關聯性。

對於熟讀人權理論的筆者而言,這7項條件符合普世人權標準,有根有據,有節有理,非常精采;可惜香港的高價律師多不明所以,不大了了,自然也不懂如何應用於法庭了。

《國歌法》是一條借嚴刑峻法公然侵害港人思想表達自由的法律。人權公約所容許的法律約制須有必要性及合乎比例。請問噓國歌的行為對社會的傷害何在?授權法庭以3年監禁之刑,是沒有必要性及不符比例;明明就是惡法,抗拒惡法的人只應被視為英雄而非罪犯。

強迫學校正面教育學生唱國歌,以及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和精神,是違反教育精神,也違反《兒童權利公約》中兒童同樣享有思想的自由。教師在這情況下,理應同樣講解國歌的黑歷史,包括作者解放後被政治迫害而死。敢這樣教的教師,當然是師表,不會是罪犯。

筆者非常期待港人發揮創意,在每一次國歌出現時,以不同形式公民抗命,貶損這首歌的尊嚴。筆者會身體力行,盡可能離場,一定會展示輕蔑不敬的表情,如在球場人多齊噓的場合,自當不甘後人。法律上有問題是另一回事,道德上這是「侵略者」的國歌,對之不敬是我思想中自然一部分。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1-15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8th Ja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2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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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制代「一國兩制」才是正途   

在中台達成「九二共識」的那一年,「一國兩制」對台灣人已無吸引力,對港人則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是被迫的選擇,是未知的期待。到了今天,經過21年實踐,你問全球自由世界的華人社會,「一國兩制」成功在什麼地方?

人心回歸是成敗標準

除了中共的宣傳機器之外,若肯中立客觀看看事實的人,都不會說它有何成功之處。香港人作為身受其害的實驗品,所有民調都客觀地反映港人的想法;說「好」的只有「港奸」,因他們是得益者。

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在這一時刻提出在香港失敗至極的「一國兩制」作為反台獨並呼籲和平統一的基礎,是他當政6年的最嚴重誤判形勢;他的統治班子處理香港問題的失誤已經清楚不過,衡量「一國兩制」在港是否成功,不在於能否有效操控香港,有解放軍在、有基於自身利益而効忠中共的官僚機器、有賣港自肥的「港奸」……要操控香港社會有何困難?要捫心自問「一國兩制」成功與否,其實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人心回歸了沒有?

筆者這標準已經寬鬆到連人權民主法治這些中產小資才最關心的價值也不論;事實上也只是一般人的生活是否舒適快樂而已。香港人這麼懷念沒有給港人民主的英治時代,也只是因為英國人有優良的管治成績,而且肯在無民選制度之下,充分實行諮議民主(Democracy by Consultation)。

英國人留下的政務官僚有工作能力但從無忠於人民的傳統,他們的傳統只是忠於上司的指派,努力在自己範圍內工作;林鄭政府也只是這樣而已,人心沒有回歸,責任還是在中共自身。

把明顯不過的失敗樣板,作為要求台灣人民支持和平統一,是很可笑的,也反映出習政權的脫離現實,而且處理港台事務的官員個個左口左臉,全無親和力。筆者奇怪,中共沒有知識分子學者以專家身份提供客觀的良策嗎?應該也不是,是習稱帝之後,下面已無敢直說真話的人,這是所有專權者於權力穩固後的通病而已。

中共研究台灣政治的學者和官僚,相信是見到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才錯誤判斷:針對台灣民眾,在過去兩年中共對台文攻武嚇及經濟上利誘的政策成功,是時候正式踢走當年國民黨倡議、並自說自話26年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代之中共心中的「一國中國,一國兩制」。

習政府怎不想想,不論台灣統派或獨派的論者,在朝或在野的政黨,從來沒有為「一國兩制」說過真心讚賞的話。正式向台灣提出之日,也是正式被台灣拒絕之時,也是企圖用「一國兩制」解決統獨問題這一構想正式而徹底破局之時。

蔡總統是全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她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令她可以很有自信地代表台灣人嚴正拒絕了「一國兩制」,這一提議自然畫上休止符。當然,蔡總統年多以後可以不能連任,但她代表的由於是台人的共識,沒有任何下任總統候選人敢背離這一共識,所以不必再等,「一國兩制」今天已經完了,「九二共識」也不用再提了,台人只餘走向獨立之路,沒有走向統一之途。

台海終有一戰,筆者相信是會發生的,但極不可能是一場「征服大戰」;在美日韓軍事介入後,戰爭還是會以互有勝負而結束。戰後台灣也不見得要冒再戰之險,走向改國號的法理獨立,但事實上的主權獨立因戰功而更為穩固,更受各國人民包括港人支持肯定,則是可以預言的。

對香港而言,「一國兩制」的結束,是否代表本土自決的訴求,甚而港獨更無希望?正好相反,中國要解決台灣、西藏、新疆、蒙古的民族自決問題,最終也不能靠「一國兩制」。那靠什麼呢?

解決矛盾之最佳良方

歷史上,國際的經驗最具效益性的,其實就是聯邦制。中國學者從來在務虛的層面有充分討論這一可能性,只是官方從來用非常霸道的態度否定聯邦制的構想。今天隨着「一國兩制」構想的正式破產,大膽構想符合中華模式的聯邦制度,才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多民族、多地域矛盾、多歷史背景不同而引起內部矛盾的最佳良方。

先能解決一國之內的矛盾,不同的邦國之間才能團結互助,互補不足,中國才可能實踐大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一強國而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猜疑和敵意。當然,這個中華聯邦在內部也必須實施民主改革,台灣已經民主化,香港也有一定經驗,有條件加快進行,若然各省也改成為邦國,可以各自按情況條件、按相近的模式進行改革,在一定時間內,共產黨還可以是最大政黨,甚而是唯一政黨,隨時日而慢慢改變。

一如世界其他聯邦,只要貨幣、經濟制度,以及軍隊是統一在中央政府手裏,各邦國都有代表在中央政府及全國性的議會內解決利益的矛盾,世上的聯邦制國家全部都能和平共存,共同發展成強盛的國家,亦能一致對外。若有爭執,也只是內部利益的爭奪問題,不難協商解決。世上聯邦制國家比單一制國家更多內部爭執嗎?看來正好相反。

何況中國人內心最明白,中國的豐富歷史和文化,才是維繫國家的最大向心力。中國傳統的思想與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並不衝突,香港和台灣早有融合中西文化價值的經驗,亦因而自覺是高於大陸人一等,大陸同胞要拉平這一差距,只能靠自身的改革而非靠強權。根本性的改革,由實行聯邦制開始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1-08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st Ja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9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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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代美傳話的謬誤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民建聯議員周浩鼎數周前分別訪美,說要游說美國政界不應改變香港獨立關稅地區的特有地位云云。

明眼人自然明白,那只是政客在做「為民請命」秀,只是兩人有何斤両、才幹、地位、關係,可當此重任?

兩人帶回來的訊息也差天共地,相當奇怪,一般港人無興趣深究,筆者卻認為跟美方有非一般關係的公民黨郭榮鏗,是有傳話者的角色;只是他像故意加進自己的想法,所傳的話於是有誤。

政客訊息 相去甚遠

周浩鼎反而正路一點,他會見國務院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級別不一定高,但既是官方,一定不會亂說話;官員說美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的報告,並非國務院的官方報告。這點本欄已有評論,有留意新聞細節的人應知,只是泛民利用媒體話語權,有意誇大報告的嚴重性,予人美國準備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印象。

周浩鼎引述,美方也主動提出DQ事件、馬凱事件等,表示關注。這是官方立場,由美國國務院完成據《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稱《政策法》)所要求而作的年度報告,2018年的一份報告也例有這類批評,但結論是香港的「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無大問題(見筆者2018年11月20日〈港人不必自驚也不要自欺〉一文)。

美國對香港貿易是全球各國順差最大的國家,美國在報告估計美港貿易在2015年支持了美國18.8萬個工作機會,隨意改變美港經貿關係,不符美國利益。

筆者並非說中美冷戰下不會影響香港,香港對美而言,是一隻很有效的棋子,這棋子亦一定用上,只是如何走,負責傳話的人無資格知道,只須簡單傳送一個訊息:美方關注香港的政治情況,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有所動作。這訊息郭榮鏗算是傳達了,但避重就輕轉移了重心。

郭榮鏗引述「美國政界共識」,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用語,不知是否包括CIA,但一定不只官方的國務院官員,多半有關注香港的美國會議員在內。郭大狀得到的共識顯然比周浩鼎的說法豐富而具體得多,但也太似香港泛民的主觀願望了吧?

在五項條件下,美國會撤銷《政策法》中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包括(《政策法》只把香港視作一個在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不同的地區):

一、候選人或當選議員被DQ;

二、外國記者被逐;

三、民主派被政治檢控;

四、提倡訂立嚴厲的23條;

五、繼續拖延真普選。若郭榮鏗沒有誇大其詞,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包括獨立關稅地區地位,美國豈不是事在必行?

筆者基於這5點的誇張性判斷,這只屬郭大狀錯誤解讀收到訊息的結果,港人特別是本土派應只視為參考而非事實。

郭大狀的創意解讀更為嚇人,充分表露他在法律以外欠缺常識的一面,加強筆者判斷他傳話有謬誤的看法。他說取消香港關稅的特殊地位,等於取消聯繫滙率,對香港經濟衝擊何其巨大云云。

有點經濟學知識的人也知道兩者全無關係,世上並非只有香港把貨幣與美國或別國掛鈎,從來不需美國同意,成功與否,視乎本身是否有足夠財力支持掛鈎制度而已。

其實,香港關稅是否獨立,也是中港之間的安排,也不需美國的同意,改變對港經貿的關稅關係,本身不是一種「撤銷」,而是一種「掛鈎」。

本欄讀者應該知道,取消《政策法》是遲早一定會做之事,因為此法的原則內容會轉移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之中,郭大狀對這種他專業知識範疇的法律改變茫無所知,更證明他沒有做好功課,胡亂解釋美方的訊息(見2018年9月1日〈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快出爐〉一文的介紹;本欄2018年9月4日〈出賣港人自由者將入黑名單〉一文)。

有了新法例,美國毋須再以撤銷香港經貿關係這一港美皆受傷害的被動「絕招」,而可以有更靈活有效進取的新招式。郭榮鏗是沒有做好功課還是裝作不知,只說一般人已知的制裁行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中的新招,是針對中港任何打壓港人民主人權的人,將其列入黑名單,禁止這些人入境美國,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甚至可以針對這些人在美的家庭成員。

消息敏感 避重就輕

並非筆者獨知有這條2017年已經備案等待兩院通過的新法例,筆者只是較為留意新聞並肯研究而已。

2018年10月初已有支持港獨的學生到美國駐港領事館請願,要求轉達美國會盡早通過此法的消息;12月11日亦有請願,郭大狀沒有看新聞,還是故意不向「美國政界」查詢這條法例的消息?還是已有消息,但礙於敏感而不願當傳話人,所以避重就輕躲開責任?

取消香港特有經濟地位會危及港人利益,可以令港人對美國產生不滿,同時不利美國的經濟,所以其實不是高招,也非簡單到位立時有效的招式。

美國的新構想是針對中國當權的官員,打擊這類人的個人利益,不讓他們及其家人移居美國,已移居並帶同財富的,會凍結之。

若然以為美國只是靠嚇而不會通過法例,便錯判當今形勢了。大家可有留意2018年12月19日,美國總統簽署一條《西藏旅行對等法》,就是針對中共官員的同類法例;法例針對不批准美國人和記者進入西藏的官員,對等地禁止他們進入美國。

《西藏旅行對等法》與《香港人權民主法》都是參議員Marco Rubio主導、已有完整草案只待通過並要總統簽署生效成為法例。前者快速成為事實,後者還遠嗎?

有了此法,港人的抗議抗爭馬上國際化,示威請願有效之處是,不再是中西環而是美國及各大國的領事館,大家準備資料要求制裁中共及港共官員吧!再不用靠郭榮鏗這類泛民政客了,他們連出聲傳話也不敢呢!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1-01 11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