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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5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17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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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風暴令本土勇武派大翻盤   

和平與暴力,既是矛盾,也是統一的。

對哲學家而言,物極必反,反者道之動,事物之內必包含其反面,都是平常的概念,但一般人很難理解,不會接受。6月之後,港人終想通了,肯接受和理非其實要靠勇武制暴為基礎,改變源於對抗爭有了不同的認知,這是何等重要的歷史改變。

今天不戰 愧對子孫

若說梁振英是港獨之父,則林鄭月娥肯定是勇武本土派之母。本土派數年來由於專政者與泛民的合作,在政治上被打壓以至封殺,被粗暴地斷絕參政之路,本是舉步維艱,發展困難;但6月以來公民社會的表現,可說是令本土派和本土路線獲得一次大翻盤的機會;個別人物可能參政路斷,但筆者所說的泛本土派將會代替泛民主派,意識形態上已經如是。

港共政權以林鄭為首,數年來不斷凌辱香港的司法公義,由於以為只影響少數政客的個人利益,加上得到馬道立之助,得利於港人對司法的慣性崇拜,知道不公,也不會為少數人的利益而上街一戰;但今天修法所隱藏的陰謀,折斷了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6月風暴是港人不滿累積了幾年的大爆發,令本土派倡議的勇武路線得到全民支持,而且經「直接行動」發揮得淋漓盡致,人民力量一夜之間由崛起到壯大成形,勢必成為社運新形態。更可喜的是,港共應對泛民雖然很有經驗,得心應手,但應付「直接行動」可說是束手無策,進退失據。

本土就是要求中港區隔,你有你,我有我,中共的想法從來只是大權在我手之餘,因為香港有利用價值,所以可以對你們好一點、自由一點,香港人就應感恩和滿意;可是港人從不接受,在強權之下被迫接受是另一回事,等到機會來一次大反撲是自然的事。

林鄭下台近幾日雖然傳得沸沸揚揚,但筆者更希望她多坐一會,這可為本土勇武派的中興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折斷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源於一個重要訊息,它來自5月15日湯家驊在京會見張曉明後轉述的,說明修法後有4類人會受影響,清楚指明第四類人是包括「香港居民在香港觸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是政治罪;那是包括支持本土港獨的所有人,包括黃台仰。

本來就算23條立法通過,這類人也只會在港審理。整個港府高層一直在講大話,一直在賣港求榮,建制派也是被迫陪同講大話支持。這一刻,一切非常清楚,也難怪英國直說這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從前只是誇張的言談,但港人心中明白,今天不戰,真的會愧對子孫。

這一次筆者非常肯定,港人絕大多數無力直接參與勇武抗爭,但對勇武甚而用上暴力的示威者,應感激不盡,沒有一人是暴徒,都是義士。

更重要的影響還未出現,泛民一貫對勇武行動的敗北主義論述已經一掃而空,一些先知先覺的政客主動站到群眾一邊,這行為在佔中三子案後,得負上被控煽惑公眾妨擾罪的風險,所以在明年的選舉選民給這些政客加分十分公道。他們會被控嗎?忘記法律吧!筆者上星期文章提醒大家,這是一場「革命」,「革命」是政治,不是法治問題。

反對派今次立場一致,極為統一,不可能有任何義士被控暴動罪,若有任何人被追究較輕的刑事罪,則警察濫用暴力的問題也應一併追究。筆者認為事件平息後,港共不了了之,但也堅拒追究警暴,是最聰明的選擇。這當然不是法治,而似是黑社會講數,但還有更合適的安排乎?

幫助五人 尋求庇護

不要忘記,民主黨的律師曾經在旺角衝突後站到政府一邊,譴責暴力,甚而認同暴動罪判刑合適。今天他們被迫改變立場,旺角衝突受難者被平反為義士而非暴徒,不待歷史,今天已經可以肯定,這是筆者最感安慰的。

泛民會否道歉筆者不關心,爭取今天沒有人被控暴動,協助旺角義士上訴減刑,是民主派力之所及的事,若辦不到,筆者會呼籲一票不投民主派。

如果港共堅持要告5人暴動又如何?泛民應一早聲明會協助5人尋求政治庇護,不推卸責任時,人人知道你們做得到,也是時候利用一下你們的國際關係做實事,不單是出風頭了。你們敢聲明,港共自然不敢告,你們不肯出聲明,選民的理解是你們在枱底下出賣義士。收起你們用市民的籌款益自己人律師那套遊戲吧,懂革命的港人不再好騙的了。

筆者前面說的更重要影響是,港人的抗爭模式已經在人民力量的協同下,跳升到不經任何政治代理人的「直接行動」,而且表現成熟,在6.12及6.21發揮得極好。尤其在6.21一役,羞辱警隊的目的已達後能及時全身而退,完全符合「直接行動」的理論和實踐。

讀者想知清楚這是什麼,除了上網下載《直接行動手冊》,也可參考筆者本欄兩篇介紹文章(2014年12月16日:〈直接行動、效果驚人〉;2014年12月30日:〈網媒支援直接行動〉)。

「直接行動」的出現,是人民對政治代理人失望及不信任,政客往往在重要關頭結束運動,收割成果從而出賣參與者。「雨傘革命」期間,抗爭者叫出不要大台的口號,是要把運動的進退決策權由三刀兩面的政棍手中奪回到抗爭者手中。

黃之鋒在6.21晚企圖以領導人角色發起公投定去留,完全是固有社運思維,失敗之餘也令人失望,也變相延誤了當晚抗爭者的最佳退場時機,這是他必須反省的失當。天才也應虛心學習,最少也先看看我寫的手冊吧?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25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8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20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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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國際制裁警暴負責人   

作為一個孤獨地呼喚了30年人民力量的評論員,參加完200 + 1萬人的遊行之後,心情是喜悅的,也是平靜的,反而沒有9.28後那段時間的激動,因為那年時候,相信只有幾萬人有同樣的激情,運動也在消磨之中退去,談不上勝利,也非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力量;今次不同了,今次是百萬人以上共享了相同的激情,是真正人民力量的初現。

也想起了英相邱吉爾的名句:「今天也許還不是終結勝利的開始,但就是勝利開始的終結。」

自主力量反制政客

歷史還是會重複的,但不會簡單地重複,唯一一定會簡單重複的是,已經有了經驗的市民在有需要時,還是一定會總動員上街,發揮人民力量。

必然重複的,也包括發動事件的泛民總是會在關鍵時刻收割成果,犧牲義士,只想把運動的成果轉化成泛民的政治利益。泛民只想美化市民和理非的參與,貶低勇武義士的功勞。但非常持平地說,兩者一定是相輔相成的,泛民只想包攬功勞而同時推卸責任。最具體的是,開始為被捕者搞援助基金,這其實背書一個政府強調、大眾誤信的法治謬誤,就是義士的確是犯了法,只是程度的問題。

筆者提醒所有人一句,今天大家面對的是政治,革命是政治,不是法治。革命只應是勝利者審判失敗者,不是掉轉。如果今天可以任由政治上的失敗者所領導的政府以「社會秩序維護者」的正統身份去安排審判「總是犯了錯」的義士,是何其荒謬!

大家也就只是還活在尼采形容「奴隸的道德」觀念之中,還是不敢過分開罪及挑戰奴隸主人的權威。只想充當奴隸代理人的泛民主派政客肯定是這個心態,若然200萬港人還是認同,你們尚未覺醒。

幸好歷史的重複也包括當社會運動成形之後,就會出現自主的生命力,反過來會制約政客的行為,主導運動的路向。在網上齊聲反對下,民陣恢復三罷(雖然大家明白那只是形式),堅持林鄭下台、堅持不能檢控任何一周以來警民衝突的抗爭者、堅持追究警方濫用武力的行政責任。

筆者再強調一句,整件事是一場政治風暴,不單是法治。政治是一門力量對比的較量,是由拳頭大的一方話事,不要被巧言令色的政客誤導,別讓義士的犧牲白費。

筆者估計林鄭下台是必然的事,中共只是要在方方面面安排好之後,才讓她去職。她若不辭職主政下去,對人民力量進一步發展有利無害,所以也不是筆者最關注的。筆者最關心的是,港人直接行動如何可以發展起來,這是說社會上的小眾群體如何自行起動發揮作用,拒絕政治代理人及社運代理人繼續主導一切運動。

直接行動的理論是指小眾及個人直接發動行動,藉行動帶出訊息,形成壓力,從而改變政策,所以不必要的犧牲,從來不是行動的目的。佔領及掛天橋橫額是典型的直接行動模式,但適時還是應退卻保存力量,不作無謂的犧牲,用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影響才是原則。

這是在敬重義士的犧牲精神之餘要記取的(想多了解「直接行動」的理念及範例,上網輸入這4個字,便可找到免費手冊)。

今次事件令港人最憤怒、國際上最關注的批評是,大量警暴的鏡頭。警暴的升級也直接引致人民上街抗暴的升級,這會形成惡性的循環,並非好事。事件在暫時平息之後,必須要做的是成立獨立專責的委員會調查事件,追究責任,包括決策者的責任及前線違規警員的個別責任。

追究政策負責人

筆者強調,這不是想報復警隊,而是避免悲劇再現的最好方法,還是實事求是地面對。一個詳盡報告對港人、對國際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要實事求是就不能文過飾非,不了了之,這只會埋下仇恨及報復的種子,為下次爆發更大暴力埋下伏線,對並未犯錯的其他專業警務人員也並不公平。港人要的,也只是一個公道,不是報復。

當然,大家深知專政者不願主動進行,上兩次大規模衝突也無報告,林鄭政權不公平地以司法迫害少數抗爭者,用寒蟬效應以為可嚇怕港人,今天明白弄巧反拙沒有?

政府不做,民間社會可做嗎?筆者再提醒大家,人民力量及直接行動就是希望人人起來行動,或多或少做些事情,如果民間能集結力量為事件作一有公信力的報告,6.12的警暴事件完全可以拿到國際刑事法院要求制裁。大家想認識這是什麼制度,可上網下載《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研究一下。

簡而言之,若這個國際法院裁定6.12當日警隊有使用酷刑的行為,涉事的警員及政策的負責人,即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還有特首,皆有刑責,就算中共包庇他們,不予追究,他們會如戰犯一樣,終生不敢踏足香港和中國以外的地區。

這個國際法院能在任何締約國境內,行使其職能及權力。犯罪行為包括眾所周知的戰爭罪、危害人類罪、滅絕種族罪等,也包括酷刑罪。定義為:「指故意致使在被告人覊押或控制下的人的身體或精神遭受重大痛害。」筆者的理解是,6.12當日不單有酷刑事件,而且在世人目視之下發生,當然應追究到底。

請讀者別到筆者臉書要求我領導調查追究事件。筆者非律師,我的法律專長是經濟法律而非憲政人權;在本欄發揮這樣多,只因「位卑未敢忘憂國」。我的國是香港不是中國,需要時我一定幫手,只是香港這麼多律師賺了港人這樣多錢,除了泛民那群低質素律師外總有能人,就不能動起來,為港人的人權多做點事嗎?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18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11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33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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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令港人2014年的怒火重燃   

星期日的大遊行是歷史性的,慶幸自己沒有因為失望而缺席,情況和經驗與2003年的七一高度相似,早就預計人數比當年更多,領導組織者也還是一樣和理非,小心翼翼,遊行者同樣和平有序,除了人數加倍以外。最大的不同的是,有為數200名的年輕人不肯效法16年前的港人和平散去,在政府宣告如期在星期三為《逃犯條例》的修訂立法後,發起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行動。

多國政府高調反對修法

於是遊行了一天本來心滿意足準備入睡的筆者,變成一夜無眠,充滿愧疚。沒有人期望筆者一類長者效法年輕人去抗爭,但無法不自問,這難道不應是我們一代的成年人在30多年前應該負的抗爭責任嗎?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還是經常不一樣地重複,只要基本因素不變。筆者對今天港人再次憤怒上街並不奇怪,在我看來,這只是港人2014年「雨革」的延續;這4年港人在中共的壓迫下從未平靜過,港人的怒火在4年前與其說是被警政及司法手段壓制下去,不如承認當年港人的起義是一次沒有經驗和心理準備的事件,因而在時間的消磨下自然退潮,今天全不一樣了。

筆者總結「雨革」後的文章,舉了一個例子作為警告,今天在應驗中。1967年,香港的暴動成因,官方和坊間一般說法是中共和港共搞出來的暴動,但事後的報告清楚指出另一原因,正面承認是施政出了問題,下情不能上達,人民生活困苦,欠缺希望。

這些因素在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騷亂事件中已經出現,只是港英用警政高壓手段壓了下去。1966年的問題沒有妥善處理,弄出67年的大騷亂。港英在不能或不願推行民主的情況下,切實推行所謂「諮議民主」,用政治吸納的手法,把民間異見者引到政府的諮詢架構之中,實行非制度化的民主。

另一方面大力改善民生,改善勞工法例,大建公屋居屋,這些大家耳熟能詳。對比之下,當今政府在「雨革」之後沒有反省改變,完全反其道而行,變亂再起,就是自然的事。1967年的暴亂遠比66年的騷亂嚴重,反而迫使真正的改變,今天港人怒火重燃,就一定不會再次無功而回的了。

2014年事件何以得到暫時的平息,筆者歸納出三大因素,這些因素今天不一樣,而且走向相反方向。若民變再現,很難再次平息。在這些因素之上,還要問港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可有改善?答案不用我說了吧!

第一,2014年時港人尚有懸念,以為經過佔領之後,生活理應有所改變,民主還有可能發展,自由還可一樣。當時佔中三人組倡議的,也只是一兩天的佔領運動,一般人根本沒有革命的意識,心存觀望和樂觀的心態,無進一步行動的準備,更何況民主的目標太大,人人深明不能一次行動就達成。今次目標小得多,大家佔領街頭不走,目標只是要收回法例,不願出動解放軍放棄「一國兩制」,讓步的是中港政府。

第二,上次行動各國政府事前並無介入,可能背後給予泛民一些不言而喻的支援,都是微支末節,今次完全不一樣。

今次是全球民主自由地區的政府都高調支持港人反對修法的行動,一致地在事前提交外交照會,反對港府修法,德國更在適當時刻打了一張「黃台仰牌」,給港人傳達極重要的訊息,上次有這類國際大合唱嗎?

港人不笨,勇武者也會計算成本收益。西方世界給予港人的暗示是,若然起而抗爭政府,最少在今次行動而言,出了事的抗爭者皆可得到西方國家的政治庇護。這訊息極為清楚。西方國家已經定性《逃犯條例》的修訂是不符法治公義的事,對起而抗爭的港人不給予庇護說不過去,因為行動是事前受到西方認同及支持的。與旺角2016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不同,民主黨派今次不再切割,進一步要留意各國政府的表態。

無產基層無甚懼怕

第三,泛民主派上次是主動投降,出賣了勇武市民,與政府合作結束了運動。筆者當年估計泛民的合作,是會得到專政者讓步的共識。原來不是,唯一的承諾只是不會檢控一眾在清場日到場抗爭的政治明星,其他市民照樣秋後算賬,代表溫和新一代泛民的自決派被檢控,要DQ時一點也不手軟,極不友善包容,反而趕盡殺絕。

泛民主流領導無方,已經失去新一代及本土派的信任,兩次補選的失敗清楚不過。一般的說法,泛民慣於消費群眾的熱情騙選票,今次也許只是故伎重施,但筆者看到的分別,在於今次泛民努力動員市民上街,若然照樣無功而回,選民會新舊賬一起算,他們不會不明白,最少今次出了事,泛民再無切割劃清界線的空間;另一方面,中共也不容許泛民有再次卸責的空間,泛民的本地及國際支持者也不容許泛民又一次出賣運動,泛民今天不得不一戰!

這幾星期來形勢的發展,是人民的力量和熱情每天都在上升,6月9日大遊行之後並無下降的理由,只有升級的走勢。林鄭政府及中聯辦內一群從不了解香港基層市民的官僚,以為掌控立法會內多數不具民意代表性的議員,便可以老神在在,一般市民還是會順從政府,不了了之的。也許是的,如果到了解放軍站立在街頭維穩的時刻。

港人會很怕經濟蕭條、股市大跌、樓市爆煲,所以不會走上街頭嗎?那要看是什麼香港人,建制派、商界和政治上受益良多的泛民主流都會怕,一般市民無樓無股票無生活願景,從來沒有什麼好怕。本土派多是無產基層或一無所有的年輕人,也無怕的理由,反而有危,才會有機。1967年暴動之後的樓價,是當年筆者認識的工廠工友都在談論買樓自住的可能性,無產階級從來是不怕亂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11 17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岸仔 | 4th Jun 2019 | 信報每周政論 | (8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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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為何只讓步予商界  


社運會否出現疲勞症?當然會,特別當一些命題重複、再沒有新意又明知沒有結果之時,群眾會出現一如運動員出現的賽前厭戰情緒,結果表現大打折扣。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由2月開始,基本格局與筆者一開始的定性分別不大,主要在於大灣區大計劃要解決奸商走法律漏洞問題,激化要立刻推行是孟晚舟事件,旁及政治迫害。

社運法寶 消費運動

要社會出現強大的抗爭運動,不離兩大要素;一是要人多,二是少數人夠勇武激烈,兩者又有一定關連,因為參與者人多之時,勇武者的比例及行動機率也自然增高。若然決心拚死一戰,泛民的布局應是集中所有力量推動高潮於「七一」,之後讓子彈亂飛;而自己所有立法會議員勇則總辭,最少也高調表明杯葛三讀立法,呼籲民眾包圍立法會。當然會循例呼籲和平集會,那只是逃避煽動公眾妨擾的套話,一切不言而喻。

若然無決心打一場硬仗,又不能輕言放棄呢?那只好回到司徒華遺留下的社運法寶,就是盡量消費運動,以利民主派的利益及保持強大主導地位。這已是有方程式可以代入的運作。不久前的反東北發展計劃(順便提醒大家,民主黨、公民黨已經支持撥款,可說是出賣自己友戰友也絕不手軟),反高鐵、反大橋、反「一地兩檢」,事前莫不沸沸揚揚,成為事實後便不了了之,有理由相信今次反「送中條例」的神聖聯盟最先想脫逃的,正是負責領軍的將帥群,泛民主派主流是也。

泛民又回到社會的消費主義,這幾個星期盡可能為「七一」上街推高人數而又不會出事的最佳方法,就是盡量消費議題,令港人進入疲勞的慣性,到了「七一」無論人多人少也不會再出現突變式的衝突,例如堵路或佔領政總,因為民眾的氣早就消得七七八八,每人自問都覺得做了很多事情,捐了點錢,實在盡了很大責任,可以安心放暑假了。

泛民在中共及中聯辦高姿態表態後發動了什麼?厲害了,是要求辯論比賽,是發動中小學及社會各界發表網上聯署,是硬把一年一度而剛好到了30周年的「六四」與修法掛鈎,還有6月9日先行一遍。泛民的話語權可說是被利用到盡,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令大眾覺得泛民努力,還是最可靠的政治力量,目的已達,還有比這目的更重要的嗎?

也不知道究竟是今天晚上偉大的「六四」晚會幫了泛民,還是泛民出賣了「六四」冤魂。多年來「六四」的意義展示的是「中港同心,共抗強權」,但反對「送中條例」的目的是中港「保持分隔」,港人不會因遠距離支持北京抗暴而被送中法辦。香港人支持北京市民抗暴政,不過你死你事,我不要受害。這是吃了30年「六四」人血饅頭的香港民主派的一貫思維,今年正告天下。

其實「六四」維園的神話是在等待破滅。這個神話被吹噓了10年,10年前晚會坐滿6個球場後,被吹噓成十多萬人參與,去年勉強滿座6個球場後,再被說成有12萬人。支聯會10年前的紀錄,坐滿5個球場只算4.5萬人。本土派興起後,年輕人參加「六四」晚會人數年年下降,大家在等待突降一半的一年,這代表港人不念「六四」還是不支持反修法?實情是全無關係。

今天枱面上泛民領導人的反修法運動氣勢如虹,枱底下慣於密室談判的泛民領導層已經與中共及林鄭政府達成不越紅線的共識,大有可能。為官40年不乏與泛民打交道經驗的林鄭,現時的表現正是老神在在,笑看風雲,因為輕舟已過萬重山,現時要做的反而是要掩飾高興的心情,要合作演好這場有驚無險的戲。

商界接受 勝負已定

林鄭政府經保安局拋出修法的所謂讓步,這包括三方面六項修訂,當中有實質意義的讓步,只是對商界的讓步,把涉及罪行由必須判監3年以上改為7年。這一讓步是有針對性地瓦解反修法的非神聖同盟,也同時不影響類似孟晚舟事件一類只屬備不用的引渡權力。得到商界的接受,這一役基本上是勝負已定。

大陸法系地區刑事追究責任有不同時效,這與普通法不同,就算謀殺案過了數十年也不會再提控。時效期往往也與犯案的刑期掛鈎,對中共而言,其修法的目的也的確只是加強以後的管控,從前的事無特別理由不追究,是法律,也是現實。商界只要開始接受這一說法,相信中共的承諾,泛民再恐嚇商界也只是枉作小人,商人自會作出估算,以決定是否支持法案,劉姓商人忽然再愛國,撤回JR官司,當然不是隨便的決定。本來是三大支柱的反修法運動(商界、泛民、本土派),失去商界本已立刻倒下,但加上各國關注這一條新的支柱後,戲還得被迫演下去,這才最令領軍的泛民為難。另外兩方面的修訂皆涉及人權的保護,對政治犯而言,說實在的意義也實在不大。

這些修訂在聯合國的範本是有的,也就是說,在與其他早有引渡協定國家的協定之內基本上存在。要按國際不引渡習慣行事之時(政治犯不引渡、非雙重犯罪不引渡、死刑不引渡),這些人權保障不列入修法也自然遵守。要特事特辦進行「法外引渡」之時,類似桂民海、林榮基之類的事件照樣出現,本土派又驚得多少?

只是,作為彰顯香港主權的原則,本土派反對修法是必然的立場,而且在可能範圍之內還應有所行動。這不是要跟泛民的尾行事,而是筆者所說的,泛本土派會在政治上取代泛民主派,早作準備!

信報財經新聞     2019-06-04 19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