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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8th Jul 2009 | 信報每周政論 | (112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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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能否完成任期?    

  七一遊行之時,筆者並無叫曾蔭權下台的口號。今年的遊行其實十分散漫,訴求沒有重心,政黨似乎對籌款的興趣遠高於政治訴求,筆者在三時半於中央圖書館居高臨下觀察,三個足球場不滿,相信中大與港大學者點算的三萬多人次屬正確,今年的七一表面看是平淡度過,但筆者看是暗藏危機,下半年香港隨時會出事,曾蔭權未必能完成任期。

  看曾蔭權出席特首的答問大會,笑容可掬,完全沒有擔心香港的各類問題,議員的提問更是全無火花,十分平淡,社民連三人的發難,開始變成例行任務。不單是特首,政客對社會隱藏的危機,同樣是不知不覺。

  政客特別是香港的,對民主的理解從來膚淺,流於表面,幾乎視全面直選就代表民主的來臨。但民主的文化更為重要,政制發展帶來政客,這是無可避免的,但同時間公民社會的民主意識是否同步增長,甚而超前,則極為重要。政客的出現及更替筆者不會覺得重要,公民當家作主的意識,還有就是在有需要之時起而行動,藉人民力量改變社會,這些都比政制上的發展更為重要。

遊行文化升級響警號

  筆者在不同的專欄多次重複提及,遊行之後市民不應再和平散去,應該留下作馬拉松靜坐,將歷年行禮如儀的遊行文化升級,從來以為只是自說自話,並不期望會有人響應。今年十分意外,七月一日晚有一百三十人留下不走,要求特首出來就政改作出對話,結果要在凌晨清場。

  這其實是一個十分特別的警號,值得所有從政與研究政治的人重視。但數天下來,還未見有人討論,大概只當是一次小數人的個別事件,這是大錯特錯的。

  筆者細心回望及翻查資料,發覺這次靜坐事件非常獨特,並無同類事件可供參考,因為其實這是歷年七一遊行以來的首次,以往從未發生類似事件,大家又怎能對其重要性輕視?

  同樣是政治訴求,可以比較的只有○五年十二月四日晚港人為爭取政制改革及○八直選發起的大遊行,民陣說有二十五萬人參加,但港大統計及精算系作的點算,說只有七萬二千人,筆者且以少的人數算,當晚遊行之後,泛民有多名議員在現場同意市民坐下集會,但後來在曾蔭權發表了關注聲明之後,反而呼籲群眾散去,但結果有四十多人靜坐到早上三時半被抬走清場。

  筆者列出資料,正是要作一比較。今年只有三萬多人在七一上街,訴求千奇百怪,據中大亞太研究所早前的報告,只有約一成九的市民是為民主的訴求在七一上街,但留意這一次有一百三十人留下來。若然以比例計,是七萬人對六千人;與四十人對一百三十人,比例上,今年七一遊行之後為民主訴求的理由而坐下來的人數比例上較○五年的一次,多了四十倍。

  若然泛民在年尾為爭政改發動遊行,就算不作呼籲,假設遊行者有十萬人,同樣有百分之二的人會留下來靜坐不走,那會是二千人,這還是不加發動,任由市民自發的結果。

  當然大家會以為這只是一種數字遊戲的推論,那請大家再想想今年靜坐事件的特別地方。最特別是事件全無政客的參與,政客在事前事後都強調他們沒有鼓勵市民留下來。事實上當晚泛民中人就只有梁國雄一人在場,成為唯一代表人物,但據知他對事前的計劃沒有參與,也不大了了,這是一次網民藉討論區及 facebook等途徑發動的行動,效果可說是驚人的。

民間行動不滿守株待兔

  最驚人之處,這純是民間自發,市民已經開始不滿意泛民政客那種守株待兔的所謂爭取方式,自己行動起來。泛民議員若然在場,與群眾對話,不單不能叫群眾走,反而會被騎劫要留下來,這是為何一眾聰明的政客不敢到場的原因。

  筆者想,要麼泛民政客就舉手投降,與專政者合作,對一個○五版的翻版方案投票接受,不再搞遊行抗爭,否則一切恐怕會在意料之外發生。

  到了今天,筆者還未分析到專政者與曾特首,如何可面對政改諮詢不被港人接受的問題。若然年尾出現強大的人民上街力量,再伴隨坐下不走的馬拉松集會,港人就開始追上東南亞的經驗,泛民政客想不起而領導也不成,否則無法對子孫交代的不是曾蔭權,而是你們。

  這可能性會出現嗎?這要看泛民掌握歷史時機的決心,也要看曾蔭權的造化,出現了群眾佔據中環不走而要以武力結束的後果,曾蔭權是無法完成任期的。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對施政自我感覺良好只是曾先生的一廂情願,以梁振英為首的候任可能特首人選已經開始做勢。這不奇怪,但中央沒有在背後勸止,才是奇事,筆者深信,中央從來都有一套緊急情況下更換特首以平民憤的計劃,開始因為施政不佳而天怒人怨的曾特首,小心了。

 

信報財經新聞
P10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2009-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