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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8th Jun 2010 | 崖岸自高 | (136 Reads)

 

核危機政治學 政客為運動而運動    

大亞灣的核電廠出現輕微事故,馬上引起港人極大關注,成為所有主要報章的頭條。一般港人似乎沒有甚麼恐慌,大多選擇相信官方的說法,這只是小於事故最低級別的事件。這類相信不如說是一種宿命心態,反正香港與大亞灣鄰近是不可改變的事實,香港南面是海,北面與大亞灣更近,除了大富豪有逃命的權利之外,九成九以上的香港人就算面臨五六級以上的核意外,亦只能認命留在香港。

大亞灣核電廠的出現,與港人的政治關係比經濟關係更甚。如果說港人有獨立於政府與建制財團以外的人民力量,一九八六年的反核活動其實是港人政治的第一次覺醒,反核運動只在短短幾個星期,就收集了一百五十萬港人簽名反對書,當年反核的聯席,也正是香港民主派的前身,很多人物皆有參與事件,但大家有沒有發覺民主派的人並不多談這件往事,亦不以此為榮,因為政治上有不光彩的紀錄。

 

為民請命不了了之

不光彩的地方,在於利用了市民反核的恐懼,表面上「為民請命」一番之後,當事人主動淡化事件,選擇與中共保持關係,放棄堅持反對興建核電廠的運動,事件虎頭蛇尾,不了了之,反對運動在一九八六年十月核電聯營公司與廣東省政府簽了合約之後就無影無聲,人民力量被政客無情出賣,大亞灣核電廠從此成為港人的宿命。

這就是政治。當年的泛民與中共其實關係良好,皆因泛民中人在一九八四年支持了回歸,被認為是愛國,李柱銘與司徒華皆是草莽,是中共的忠誠反對力量,備受尊重。

反大亞灣核電廠也是港人第一次捲入中共當時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糾紛之中。當時的形勢,是趙紫陽一派認為應尊重港人意願,而李鵬一派力主建廠。由於切爾諾貝爾的事件令港人突然恐核,港人以查良鏞及司徒華為首的輿論與民間力量錯判形勢,以為可以阻止大核的興建,於是成立聯席,發起運動,以得到一百五十萬港人的簽名成為事件的高潮。

但後來政治風向改變,建核成為事實之後,反核聯席陷入爭論,爭論的分歧在於應否在簽約之前發動維園大集會,結果以司徒華主導的教協以退出聯席為要脅作罷。集會結果在簽約之後在九龍的摩士公園進行,亦有數千人參與。

 

 天天在做事情,保持見報率

 

太陽之下無新鮮事。所有社會運動的過程,皆會為政客儲備政治分數與知名度,但事件就多數成功。香港的泛民主流人物,其實一直承繼了這類為運動而運動,為選舉而爭民主的作風。那就是表面上天天在做事情,保持見報率與知名度,到選舉之時就無往而不利。

所以民主是永遠有人爭,亦是永遠爭不完的事情。社會運動呢?例如反對大亞灣核電廠,要求其停產呢?那是觸動了專政者的重大利益,甚而是主權,真是別談也罷。大亞灣的核電小事故,其實連港府也不知情,連爆出事件的,也不是香港傳媒,而是由衛星廣播的自由亞洲電台,這又說明了甚麼?這說明了爆料者根本不信任香港的傳媒有勇氣第一時間報道,所以依賴外國媒體作出口內銷。這才是最令人心寒的政治現實。

 新報
A10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2010-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