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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5th Aug 2010 | 崖岸自高 | (6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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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戰亂時 才應為23條立法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走出辦公室,到記者協會作午餐學術演講,自然成為評論目標。因為他着實提出一些具爭議性的觀點,對記者而言有切膚之痛,當場就被質問去年香港記者在內地採訪被粗暴對待事件,以及為何《蘋果》的記者不准回大陸採訪。他的回應是「眾所周知」,可說是拙劣不堪的解說,何不簡單的說不關乎自己的職權,無法作答?

中聯辦官員不是不會走出西環辦公室,而是從來只會私下進行,今次郝部長打破常規,若然目的是要作正面的宣傳活動,為中聯辦打開公關之門,效果似是適得其反。但若然他的演說是要傳達某一些訊息,特別是要為23條立法提供一些理論依據,評論就應針對這一點。可惜媒體皆是以自身立場與利益為出發點,重點轉移到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的自由問題,這是郝部長的演說原意嗎?明顯不是,他的演講論文是《社會秩序危機時期記者採訪的法律環境》。

國家危機不是隨意界定的


新疆騷亂,是社會秩序危機時期嗎?那的確是社會秩序出了問題的時刻,但不能說是危機;如果將危機隨意引申,則廣州早前撐廣州文化的抗議遊行,也可以說成是危機。但以現代標準來說,或就以郝部長演說論文中所引述的事例而言,就算是泰國早前的暴亂,也未算危機;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不算是國家的危機。筆者不會假定郝部長的演說是學術討論,但他自詡是,筆者認為論者就不妨從學術的角度,帶點務虛與抽離地與部長討論一下問題,也許會有些建設性。

國家危機不是隨意界定的,否則國家政權就可以藉危機之名侵害公民的人權,這是公民所不願,亦違反了文章中大量引述的政治與自由主義學者的原意。郝部長文章引述的「危機時期」的例子,其實甚有代表性意義,第一是南北戰爭;第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四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第五是 2001年的911事件。

共通之處,是政府在戰事發生之時或之後,才因應國家危機具體出現的問題,要求國會立法,更共通的地方,是郝部長引用的國家例子,都是已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有關限制民權、限制傳媒的立法,基本上獲得國民的支持。

香港現時是處於郝部長所引例子的情況嗎?明顯不是,曲線地看,郝鐵川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與學者,並不同意香港現時應就23條去立法,這反而是筆者細讀他四千多字長文章之後得到的「學術性」結論。

郝部長見解值得鼓掌支持

只是郝部長知否,香港前朝的立法局在上世紀80年代或之前,有多次一日之內三讀立法通過法例的經驗,從而有效處理了社會危機?對待23條的立法,我們不妨用同一方法,大家討論研究,將條文詳細準備好,但不用,待香港出現戰亂或有極大社會安全危機之時,才一夜立法應用,相信這是解決要為23條立法爭議的好方法。

這裏公平地引述郝部長文章之中對法治的理解,這見解值得大家鼓掌支持:「現代法治源於對公權力的監督,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公權,和以社會權力制約公權,是現代法治的三大要素……所以國際社會歷來把依法治國的重點,放在依法約束公權力的運行上面。」但願中國社會也盡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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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201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