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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4th Sep 2010 | 時事看法律 | (97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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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的協議
〈競爭條例草案〉內規劃了三大類別的協議,視為違反競爭,將被明令禁止。第一類別為禁止反競爭的協議、協調做法及決定(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concerted practices and decisions)。第二類別是濫用市場權勢,第三有關合併的規則。三類協議各有獨特的法律作用,本文先討論第一類。

草案第6條,明令禁止反競爭的協議,或協調的做法,或是任何有關的決定。若任何這類做法的目的或效果,是會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則任何業務實體(undertaking)不得從事訂立或執行該協議,不得從事經協調的做法,不得作為該組織的成員,從而作出或執行該協定。

法例進一步說明,這類協議或協調的做法及決定,會有以下效果:

(一) 直接或間接訂價,包括買入或賣出價,或其他交易條件。

(二) 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三) 分享市場或供應來源(share market or sources of supply)。

法例為這類別的協議,作了一個特別的名稱,為「第一行為手則」(first conduct rule),這條法例的做法,並不是列出所有協議的類別,或是行為與協調的形式,而只是使用一個定義,就是上面所寫出來的。當競爭事務委員會成立之後,其中一項工作是為這一定義寫出具體的手則(guidelines),這無疑是一種靈活的做法,亦可因應具體情況及經驗修改或增加手則,不需有正式的立法過程,只屬授權形式進行。不難估計,公眾的責難會是競爭事務委員會的權力將會太大,結合一起共同工作的審裁處,會集立例、執行與解釋於一體。理論上的確會出現這個問題。

上述的協議「目的」(object of agreement),法例有進一步的界定,主要是作出一項假定:如某項協議、經協調做法或決定有多於一個目的,而其中一個目的是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則該協議、經協調做法或決定即算成是法例所禁止的有害競爭目的的協議。

法例在這裏加了一特別的條文,說即使僅可憑推論作出確定(that object can be ascertained only by inference)則涉案的業務實體(企業)仍可視為進行這些協議及行為。這樣的定義會大大降低指控一方舉證的責任,有別於普通法內的證據原則。

法例沒有為協調做法(concerted practices)作出特別的定義。如此一來,法庭可以寬鬆地作出解釋,歐盟在這方面有大量的先例可供參考,上述三項主要的協議,當然是清楚地有違法的問題,但謹記這三項並不是規限行為的全部(exhausive),其他行為或協議只要有符合目的的後果,一樣可能受到禁制。

進行違反「第一行為守則」的協議地域,不限於香港,也包括該協議或決定是在香港境外作出或執行的,而上列協調的做法行為,在香港境外進行一樣違法。更進一步,執行該決定的企業或企業的聯合組織(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在海外作出決定亦一樣違法,只要總的效果是會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