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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15th Jun 2011 | 信報每周政論 | (23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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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大釋法是逃避責任 

李國能是聰明的,他預計終審法院的同志並無與他一樣的決心,而他的決心也隨時間消磨,因而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所以選擇退休而去。


馬道立也是聰明的,他在「剛果案」中沒有參與,結果出現三對二(編按:贊成提請人大釋法的三位法官為李義、陳兆愷和梅師賢;反對者為馬天敏和包致金)的提請人大釋法的結果;若他在五大法官之列,定會成為風暴中心,變成兩面不討好之局。


就在前後兩位終審首席均聰明地置身事外的情況下,三位大法官被迫「非常不聰明地」作出不履行自身要為有爭議問題作出裁決的神聖責任;逃避責任的最佳方法,就是將責任交給人大常委決定。香港的正義人物一貫將責任推給中共,煽動港人的仇共情緒,指摘中共破壞一國兩制,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現在連法官也來這一套。


外交部發信屬不智


細想一下,這其實不是中共的責任,這根本是三位尊貴的大法官在高牆面前腳軟,不敢承擔責任的結果。三位年事已高,可能一直以來對司法貢獻良多,但今次事件可以用一個一生禮佛的和尚臨老吃了一次狗肉作比喻;他們可說是晚節不保,快點退休吧!


有篇非常有趣的評論,必須介紹一下,該評論說「終院憑政治智慧解決危機」,對三名逃跑主義下的失敗法官,形容為極有政治智慧,並解決了危機。我也希望如是,但其論述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文章說法官在絕境中化慘敗為小勝,看來看去,原來只是魯迅筆下的阿Q 給人打了之後,心中說是兒子打了老子,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劉進圖兄當年熟讀「一二九」判決,應該明白當年李國能判詞當中的重中之重,是香港法院有全權解釋《基本法》;不單終院,連各級法院皆有,就算人大(即中共政府)不認同解釋,要加以釋法,亦只會影響到後來的案件,並不影響法院的終審裁決權力。當年李國能正是如此,現在呢?


就算人大常委有法律專家,這也不是一個法庭,而是中共政治決策的一部分。人大常委從未對中國其他法律行使立法解釋權(也許有例外,但我看過的憲法教科書皆說不出例子),以往就只為香港服務,而且次次皆充滿政治性,這是眾所周知的。


外交部多次發信影響終審庭,固然不對,但信件中有恐嚇要提請人大釋法嗎?沒有,就算有,只影響下一件「絕對外交豁免權」的案件,而不會影響「剛果案」的裁決。不要將責任推給別人,終審法院沒有維護與案者的司法公義,責任在自己。對讀普通法而又對普通法充滿優越感、認為內地司法工作者沒有法治能力、沒有水平、不夠獨立的律界精英而言,三位法官潑了他們一盆冷水;內地是昧於形勢,司法無法獨立,香港則是自己不敢獨立。


事件令人沮喪,劉進圖只是片面讚賞,認為「是人大認可香港終院裁決而非終院跟人大,在絕境中化慘敗為小勝,這份政治智慧,值得本地法官借鏡」。請問如何借鏡?以後凡涉及中央權力的案件,各級法官不用審了,馬上提請終院轉向人大求指示如何判決就是了,這絕對是合乎憲制的做法,而且可以「化慘敗為小勝」。對嗎?


有權不用責在香港法官


無論外交部的立場如何,無論中國政府的立場如何,終審法院可不須理會,法院不須考慮政治後果,只須依法辦事,依法判案,結果由政府善後,由政客負責,這才是三權分立的法治精神和要義所在。中國政府要爭取第三世界為「盟友」,撥幾億美元補償剛果共和國的損失就可以,犯不拿一國兩制開玩笑。外交部的做法不單愚蠢,而且沒有法治精神,也沒有政治智慧。


簡而言之,無論終院判剛果勝訴(依「絕對主權豁免」原則),還是美國基金勝訴( 「限制主權豁免」原則),法理上都是理據十足的,筆者不信人大因而釋法;就算釋法,亦與尊貴的大法官無關,正義女神對政治權貴應該視而不見。這次,三位大法官辦不到,成為畢生事業的污點了。
2004 年尾,第五十九屆聯大通過〈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這是一條經過各國長達二十七年討論、然後簽訂的公約。中國政府一直積極參與公約的談判,並推動其通過,中國自己也在2005 年第十屆人大常委通過一些對應的法規,為公約的通過作準備。


問題只是公約尚未實施,是時間問題,不是法理問題或是原則問題。這也只是百分之一百的商業利益問題,金錢上完全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釋,中國政府為了這區區有數的金錢損失而破壞一國兩制,是領導人自大與質素下降的結果。香港的法官自我矮化,有權而不敢用,與政府的官僚心態又有何異?


還有泛民的政客,當年發動數百律師到終院無聲抗議的氣勢去了哪裏?今天只知循例口頭抗議幾句,就算盡了責任,這就是富貴的民主黨與公民黨的寫照,中共無疑在底下不斷對泛民主派釋出友好善意,拉攏爭取,泛民大佬為了與中共保持友好,原則問題正處處作無底線的退讓。

信報財經新聞
P18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201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