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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仔 | 20th Feb 2007 | 學術一些 | (810 Reads)

        文化政治一點也不新,在一般人安於殖民地統治的七十年代,基於本土意識而興起的所謂壓力團體政治,與現時我們理解的文化政治,根本是同體之物。文化政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關乎一個文化群體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及自我主張;是群體中人起而迎接群體之外的文化價值觀的衝擊,為捍衛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簡單的生活形式而戰鬥。伴隨的,是群體對自己本土的歸屬感,進而發展為這個既是我的家,我有權話事,我有權爭取,我要求改變的主體意識。借用國內一個政治說詞,是「當家作主」的精神體現。

  本土意識,一般說法是出現於六十年代特別是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引起騷亂的六六年。戰後出生的一代開始成長,而大多數港人的過客心態,難民心態,正過渡到本土意識發芽,「香港是我家」的心態,港人開始要求在政治文化上有發言權,有自己的身分認同。

  七十年代的主要社會運動,有中國文化認同的保釣運動,中文合法化運動,亦有單純以本土社會上要求「公平合理」,要求作為港人對政府政策有話事權,有影響力,有被諮詢尊重的權利。如油麻地艇戶爭住屋權,水上新娘爭上岸成為正式居民;金禧事件(學生及家長要求校政合理);盲人工潮;還有教師爭薪級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這些與我們現在理解民爭民主的大政治或硬政治無涉,而是地道的與生活及本土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有關的文化政治。

    文化與政治本來密不可分,一切政治都是假借文化作為中介作切入點,今天我們談保育,爭取保留本土文化,爭取人民有權規則劃自己的城市,明天爭取平權,要求藍色的天空;與十年前港人反對核電廠的建立,二十五年前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皆是以本土生活文化上的訴求切入政治,不單是異曲同工,而且確實曾經發揮了影響力。 

  文化是生活,但作為一種能動的力量時,就可以支援社會運動,當政治之中欠缺了文化原素,就難再稱之為政治,而當文化改革成為一項強大訴求之時,文化本身就是政治;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最強的例子嗎?

    說到底,文化政治從來在香港是「有根」之事物,而非今天新潮流的新創造。香港的政治文化二十多年來一直以民主為大前提的硬政治所主導,是反常而非正常,而近年出現甚麼社會運動皆與政黨政治掛鉤,更是反常。新社會運動發芽於七十年代的西德,與政黨政治保持距離,更是生長於硬政治十分成熟的民主體制之中,港人大概不能亦不會拿用人家幾十年前的經驗,但警誡與政黨活動保持距離,提防文化政治成為無恥政客的騎劫目標,是必須先有的認知。 

  值得大家反思的,是為何一度是主體社運形態的文化政治今天會連同新社會運動再度出現,可能成為未來政治文化的主流。筆者說只是「可能」,筆者亦強調並非本文的目標給大家提議一個答案,因為我也未有完整的看法,這應該是留待有心人共同努力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