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是無可奈何的棄選

　　陳方安生終於棄選，她的出選與棄選，其實對時代了無意義，只是由於主流媒體的追捧，硬是要將這個平平無奇、一事無成的政治人物吹捧成一個偉人，於是她的一舉一動就惹人注意，市民追逐這些政治人物的動向新聞，與追逐明星與名人的私生活八卦沒有兩樣，而事實上，現在的政治新聞盡是政治圈內的八卦事情，與民主公義的關係已經漸漸減少。

　　泛民討論最烈的是，陳太不選時對泛民選情的影響如何如何，這群食政治飯的人早就已經自我膨脹到以為代表了一切，將自己的失敗說成了是民主的失敗。陳太的民望在補選成功之後由於沒有表現，其實日漸低落，已經被葉劉淑儀趕過了頭，她與史泰祖合組名單有能力取得兩席，成為港島區的票后。若然陳太再度出擊而只得一席，落後於葉太的兩席之後，情何以堪？這就是陳老太打退堂鼓的第一主要原因。

泛民小圈子化

　　若然結果一如泛民所料，是民建聯兩席（當然這是已經驗證了的事）、葉太兩席，而一眾泛民英雄好漢六七人之多卻只能分到兩席，這當然不是民主的失敗，這只是選民遺棄了日漸低質素的泛民圈子之內的政客，轉而選擇一些新的代理人，希望帶出新的局面。這是選民成熟了的表現，是民主的勝利。這與習慣於誇誇其談的泛民的失敗，兩者沒有矛盾，只有統一，本質上根本是件好事！

　　再看陳老太的棄選宣言，就會知道她的識見與泛民一樣，由宏觀變成小圈子化，變得是是非非。眾所周知，陳老太想當泛民的共主，想發一個自以為是昂山素姬的人民領袖之夢，誰料到當選之後根本無人理她，人人都只是想依附她利用她的名氣幫助自己的選舉，她的利用價值，只此而已。就連民主黨內的超級大老也不能促成民主及公民黨的合併，她這個外人指點江山無人理之餘，連指點多幾個小政客也無能為力，事無可為之餘，棄選就自然不過了。

陳太立場不堅定

　　由是觀之，陳老太做事情，一貫的思路皆是計算利益得失為先，遊行固然遊一半，洗頭更是比遊行重要，雖然她被傳媒造王者所力捧而可以成為明星，但欺世盜名者善於計算得失，對終於被離棄的現實不能不有所警覺。李老柱銘的處境是前車之鑑，她是典型的香港人，見艱難而急退，遇困乏而無情。

　　陳老太的退選分明是知難而退，卻還要自高身價，說要「退居導師」，這就有點不怕面紅了。她在公務員系統之內長時間身居高位，從來就是年輕公務員的導師，負責選賢提拔，延續這個精英集團的神話。可是她的手袋黨成員之中，還有幾多人因為出類拔萃，還能身居高位於建制之內外？

　　還有一位，就是被她由Ｄ４提拔坐直升機到Ｄ８的林瑞麟，她這位自封的導師，就只能教導出林公公之類的人物而已。她帶眼識人的能力如何？有目共睹吧！她要充當民主派的導師，被她「慧眼」看中的公民黨內新人，希望不會是一如林公公一樣靠擦鞋奉承大老因而得以上位的人吧！回心一想，在泛民這個充滿大佬文化的小圈子中會被點名賞識而得以上位的人，氣量相信大極有限。

　　陳老太以為充當了泛民代表之時，第一時間就出賣民主。在一月十三日的遊行之前，她無聲無息不與其他泛民商量就發表文章，將所謂堅持二○一二的立場退到二 ○一七，以為這就是她的本錢，博到中央與她這個自我委任的代表對話。六個月下來，好夢成空，專政者也當然不笨，看穿她只是空心老倌。

      她文章的結尾，呼籲港人所努力爭取的目標是什麼？是二○一七及二○二○！她誇誇其談說要爭民主，但立場全不堅定，永遠是第一個率先退卻，並以此向中央送禮的逃兵，彰彰在目。

       換轉是別人，黎智英會指導他的《蘋果日報》作何等程度的抹黑？說《蘋果日報》能為民主派的支持者進行洗腦教育，不是褒貶而是事實。

　   陳老太退選不是今天的事，是早就鐵定，這點筆者比誰都更有信心。她還有一隻痛腳在中共手裏，就是她的「十成按揭」事件。

      筆者曾經分析，英國人若肯出面，港府以十成按揭事件刑事起訴陳太的機會不大，但左派還有一道殺着，就是藉立法會的大多數，通過《權力及特權法案》下的權力要求陳太及她的女兒解釋十成按揭事件的來龍去脈，再傳召法律專家、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解釋有關作為是否合法，是否足以構成以權謀私。凡此種種，皆足以「玩死」這個香港的良心。

        筆者留意到，多個月前逢有陳太是否參選的議題出現之時，必有左報重提十成按揭事件，近來卻沒有！陳太的棄選，中央早知，不知的，只是一心想造王的黎智英而已。

時事評論
P12   信報財經新聞    王岸然

 不能用港人血汗錢 餵養禍國貪官     

早前話晤去結果又去，話晤會搞事但身穿「平反六四」T恤亦帶備敏感話題T恤的梁國雄，求仁得仁，結果還是不必去陪人做戲，凸顯了事件的問題所在，正是人在做，人在看，太陽之下本無新事物。

議員團到了四川，一切都在接待一方的安排之中，別說要談六四（自然也是無厘頭及不適宜），就是豆腐渣工程也不許談，過程中沒有對話，只有單方面的介紹。官方的說法，是若有豆腐渣的失職與貪污事件，一定追查到底，但事件已經近兩個月，還是無聲無氣，四川的災民無奈，有言論及資訊自由的香港人，如何可以當事件已經了斷，當事件已經解決？

充滿愛心的豆腐渣學校

這些事情絕不能向前看，而是一定要翻舊帳，否則這個例子一開，全國的吏治無從談起，香港人要在這個議題上發難，反對不追究不交代豆腐渣工程就盲目撥款，否則不是愛國，而是誤國，養肥貪官的結果，不單是對不起已死的人，而且是靠害在重建新建築下生活的人。我們若然撥錢給貪官再建豆腐渣學校，對得起死去的學生麼？將來死於新豆腐渣下的學生，豈不是因港人的善心而死麼？

香港人在這事件上應有清楚的立場，就是在未有清楚交代已經發生，彰彰在目的豆腐渣工程及挪用救災物資事件之前，港人不會同意撥用港人的血汗錢，去支援四川的重建，內地其他省市在中央的壓力之下無可奈可，港人在一國兩制之下是享有與內地省市不同的身分，不捐就是不捐，不撥就是不撥，這個自主權可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之下的國策所保障的。

港府撥款技術問題易解

原則之下，筆者要呼籲大家不應討論及考慮其他的問題。第一不應考慮是這樣做是否益了民望不高的曾蔭權，大是大非的事情，根本不應與曾蔭權的面子掛鈎。

亦有人留意到，這樣的撥款可能違反了基本法，可能受到司法覆核。查《基本法》第106條說特區財政獨立，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眾所周知，香港人不用負擔軍費，也是基於這一原則。

技術問題，當然不難處理，這也不是一項上繳的項目，也非中央有任何規定。更何況，《基本法》所規限，不一定就是合理，筆者從來認為一國之內的事情，港人有所得益之時，亦應有所付出，不支付軍費本身是不合理的事情，而撥款支持災區重建本身並沒有道德上應該非議之處，這倒是應該搞清楚的。

再者，筆者也在前文提及，當港人尚有130萬人在貧窮線下，有大量長者的生活水平較災民更差，例如每年就有2,000名長者等不及入住公營安老院而先離世。這一切一切，固然令港人氣憤難平，但問題的根源，還是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不爭氣、政客也失職的結果。這100億元不捐贈予四川重建，難道就會拿回在港扶貧？

是不會的，這不符以曾蔭權為首一群港英遺下來的治港政務官的哲學，就是以抹黑不幸的人逃避負上責任。以香港的財力，100億元其實只是個小數目，關鍵只是是否用得合理而已。

 懷孕歧視如何定義？

「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這是政府的宣傳口號，但歧視的定義是如何？這裏有廣義上的界定與法律之內定義的不同。只說廣義上的歧視，這是指基於一些不合理的原因，甚而是無關係的原因，對某社群作出負面的行為（例如言談）；而這行為會導致這一社群有不利的後果。歧視亦可以簡稱之為「偏見的實踐。」

但並非所有歧視都有法律後果，例如學歷或年齡歧視，我們只能給予道德上的指責，但一些歧視為法律所禁止，懷孕歧視是性別歧視一類，而公司老闆若指僱員應留在家中照顧初生嬰兒，不應再工作而予以解僱，則會觸犯〈家庭崗位歧視條例〉，需要作出賠償，下面是一件很好的案例：

Lam Wing Lai V Yt Cheng LTD [2006] 1 HKC 323

原告僱員自01年5月便受僱為被告公司作為一位董事的秘書。在02年2月初，她通知上司已經懷孕，6月中她因為懷孕的複雜情況而要入院醫治，因而放了近20天的病假。當她在7月中復工之時，發覺公司登了段廣告，準備招聘另一長期僱用的秘書。

原告在7月尾再度入院，並在8月25日誕下兒子。在9月23日，公司通知原告人她的上司不想再僱用她，因為她的健康情況不理想，她若能回家照顧兒子對她更好。

在11月4日當原告人回到公司工作之時，發覺調到新的工作間，並不必再處理一直以來處理的工作。

11月5日，公司提議她自動辭職，她加以拒絕，在11月11日她被解僱。她詢問理由，公司則說是因為有顧客對她作出投訴。原告人於是入稟法庭指控被告歧視，被告則指稱原告曾被解僱是因為工作表現欠佳。被告指原告人曾經對客戶指責被告人因為她懷孕而想解僱她，將被告公司形容為無良僱主，嚴重影響了公司的名譽。

法庭結果還是判她勝訴，理由有幾方面：

（一） 法庭會參考英國的類似案例，這些案例說原告人有利。

（二） 法庭會用兩個標準衡量事件。一為「若非則是」（But for Test），原告只需比較可信地證明若非懷孕她不會被解僱，之後被告有責任反證她的被解僱是與懷孕歧視無關。

第二標準是「比較不好」（Less Favourable Test），原告人在懷孕後受到比較差的待遇，則同樣假定了歧視的存在，責任是由僱主證明並非如是。

（三） 在此案中，原告證明了懷孕前她的表現一直令僱主滿意，僱主則無法反證解僱與懷孕無關。

（四） 原告已經工作年半以上，一直處於只為董事局主席所專有服務的優越地位。比較可信是懷孕歧視的理由之一是董事曾表示她應回家照顧兒子。

這類案件的賠償是包括了僱員的不快感受，失去朋友及工作的痛苦等等的。遲些的時間，本欄會再介紹如何計算補償被歧視者損失的案例。◇
 

助四川重建撥巨款 利用泛民「曾」高招

曾蔭權去完四川視察災情，回港後馬上面對不言而喻的難題，就是香港在四川重建的大工程上要科多少的「水」？這是最實際的事情，香港在四川地震之後用公家名義捐款，只係區區3億多元，也不是大問題，因為民間爭相表態效忠認捐的富豪多的是，於是在首輪熱捐後，官方加民間集資數目超過20億元，港人算是沒有失禮。

香港還有許多貧賤老人

第一時間救災要人捐錢容易，因為大家眼見災民生離死別的慘況，動了惻隱之心，認捐自然踴躍，事實上救災並不需要太多的金錢，政府動員人力物力才是最重要。但災後重建，卻是天文數字，錢從何來？香港是全國最富裕的城市，坐擁萬億外匯儲備，從四川的省政府到中央人民政府，面對災後重建的金錢問題，頭痛之餘，想到香港這隻會生金蛋的雞，於是出現到已經無「災」可視的時刻，安排香港及澳門特首到四川視察，目的不言而喻，不是要為民望下跌的特首造勢，而是希望曾蔭權回港之後，要求立法會通過為四川地震後的重建工程大幅撥款資助。

被罵蠢才的曾特首自然也不是真的蠢，這次顯示了多少智慧。雖然明知要在建制派佔了主導的立法會（9月後更加明顯）通過大筆撥款沒有基本困難，但政治代價卻是可大可小。

何解？因為本港其實有數十萬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赤貧人口，他們的慘況，其實比四川的災民好不到哪裏，想想大量以10萬計聚居於深水埗、大角嘴的籠屋及板間房的貧病老人，他們的生活條件，比起四川的災民，又好得到哪裏？災民還可以期待有新的明天，但他們都已是貧賤多年，而且看不到明天。

容反對派赴川非釋善意

香港的貧富兩極化，是政府一手造成的，這是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統治哲學，習非成是，政府的大量盈餘只會留作儲備，拿丁點兒用作改善窮人的用途也不可，因為會「養懶」這些貧病老人云云。

一年肯多撥款幾億元，10年未加的生果金就可以增加到令數十萬受苦的老人開顏，這個涼薄的政府也不肯為之，香港若然放着數十萬比四川災民一樣，甚而更苦的窮人不理，另一方面卻慷港人之慨，這難道不是一個政治敏感的議題？別忘記這些窮人手上還是有一票的。

「七一」如果有上街遊行的人皆知道，民間最大的訴求還是民生的議題，而歷來香港有亂局出現的最大成因（最明顯是2003年的7月1日），並不是民主訴求，而是民生衰退，令港人生怨。

明白這個道理，曾蔭權要求安排立法會，並包括沒有回鄉證的議員到四川考察災情，自然是一舉數得的高招，議員只要用些少時間推理分析，自然明白。

並不高明的是那群被利用的民主派，這回連招安也不是，也不是甚麼釋放善意，只是利用。由中央到特首，皆希望立法會在大團圓的氣氛下通過撥款的。

那位長髮尊貴議員一時口大，說無興趣助人做秀，不會去，但知道沒有回鄉證也真的可以成行之時，馬上改口。這碼子的人民英雄，也太爛了！

過七一快選舉去耆英掉廢木  

　　寫這文章是在早上，下午要去參加七一遊行，這恐怕是一次五年來最欠缺氣氛的七一遊行，有多少人參加，寫的時間尚未知道，一兩萬堅定遊行愛好者是有的，出現五六萬人的意外也不驚奇，港人的集體智慧有時如股市一樣，出人意表，但無損這次遊行毫無氣氛的事實。

　　筆者去，也不是有什麼特別理由，也不是認為當前社會有迫切議題非上街不可，泛民的動員顯然軟弱無力，大家就坐待「造皇者」的黎智英利用《蘋果日報》吹雞叫人上街？多麼沒出息，多麼懶惰的泛民？在比例代表制之下，一個二個已經上位的政客自我感覺良好，以為只要保留百分之五到十選票就可以入圍，所以天天在撿便宜，做政治秀，保持知名度就可以入圍。有政界中人預言，今年換屆，立法會將換三分之一的議員。筆者認為太少，換一半才有生機，特別是民主派，實在太多廢木了（deadwood）。

　　筆者去遊行，今年有特別目的，為的是支持老友袁大明醫生參選港島區，他說會發動他的助選團參加七一遊行，問他的助選團有多少人呢？是一千人。是一千人麼？筆者當然要到現場看看是不是事實了。

　　無意為朋友吹噓，港島區其他幾位非主流的民主派參選人，筆者也認識，包括勞永樂醫生、何秀蘭、阿牛曾健成，他們都是可供選擇的參選人，皆是有能力有理想有社運戰績，再加上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成為港島選民四名新的民主派代言人，肯定比那幾位自高身價，只靠《蘋果日報》為他們包裝的耆英與明星，優勝得多了。

與造皇者競爭

　　袁大明的知名度遠比其他政客低，但他的政綱極具爆炸性，包括大律師與律師行業合併，開放律師在法庭的專利，人人皆可以做代辦人，包括開放醫療體系，打擊西醫的霸權地位。當然，這些另類人物想參選，不被造皇者抹黑已經萬幸，希望造皇者硬銷支持，更不可能，亦所以這位袁醫生及支持者準備自組一千人的助選團，自己打一場不靠造皇媒體的選戰。

　　筆者奇怪有多少非主流的參選者有這個準備，就是要在面對不知是敵是友，但肯定已無公正性可言的傳媒惡勢力的威脅下依然準備出選，很快就被定性為親中勢力（抹紅），被《蘋果》起了一個侮辱性花名「鼠王芬」的梁美芬（抹黑），也是另一個例子，她的選擇，是完全不理會這些惡勢力的威嚇，亦不肯理會同路人建制派要求讓路的壓力，一早就勇往直前，直接到基層接觸選民，聞說選情不弱。她能勝出，也是對傳媒造神論的一次嘲弄。

　　民主派主流傳媒與學者力捧，到了是非不分，法治不理地步的香港良心陳老太，據聞今天也會遊行，又據知她還是不會行畢全程，不會上政府總部云云。這就再次證明，這個老太的民主心，比起幾萬個遊行市民之中任何一人也不如。她不上總部，說是放不下心結。什麼心結？做殖民地高官的心結？這個良心只是殖民地的良心，竟然可以包裝為香港人的良心，你說傳媒造皇者是多麼的可怕。

傳媒成為工具

　　上星期的文章，是多年來直點《蘋果日報》及黎智英的名字，而且連點了八次。連我自己也不能相信的巧合，是《星島日報》一連六天用特輯攻擊黎智英的造皇事件，觀點大同小異，難得是可以寫足六天的長文。就是平時看似中立的報紙，由於背後有親中財閥的支持，有需要之時也可成為一股傳媒惡勢力，為政治而服務。左派的報刊更不必說，令人嘆息的是傳媒已經是工具，無一處可以有真正客觀的言論自由，資訊自由。

　　這幾天看《蘋果日報》，還在力推要陳老太參選，那麼陳老太過去幾個星期放風話唔選，但又不正正式式向傳媒公布，是不是一種製造新聞的花招？她老人家是否會在造皇者的巧妙安排之下，唔嫁又嫁，然後又真如造皇者所安排一樣，與余若薇兩張名單，盡取四席？

　　真是這樣，民主的確可悲，而筆者深信不會。機關算盡、刻意安排的事情，有幾可成真？結果如何，筆者其實無興趣，因為連左中右各派人馬合計，最不民主的人正是陳皮老太，她一生為殖民者及專政者的建制效命，從不走入群眾，沒有半點民主素養，但會當選，還可以當共主，這一切只是吹捧包裝的結果，這是一個虛假的神話，但是民主發展的過渡。

　　民主是一種文化，沒有文化的黎智英則只是一個一心想造皇的梟雄。梟雄用民主包裝自己之時，可以是具威力的，但過於自負之時，一樣可以弄出大笑話，留待後人作笑談的。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2008-07-03

曾蔭權 無意降溫刻意撥火     
曾蔭權破天荒利用程序到立法會，滿以為他會與議員來一次大辯論，將政治委任的事件講個清清楚楚；事實不然，他的演辭了無新意，重覆政府早為人知的論說（事實上也只能如是），發表完「歷史性」演說之後不顧而去，更似是故意留下的敗筆，一切舉動，並不是坊間評論所說是要為事件降溫，反而是不想事件淡化，要事件在他出訪四川之前升溫，而且要在他7月16日最後一次到立法會之時，還未能平息下去！

曾蔭權或是泛民無間道

筆者在本欄早就直接指出（5月22日），曾蔭權由始至終都在杯葛問責制，這裏自我引述文章最後一句：「曾蔭權作為政務官出身的人，心裏是抵制這一想法的，令試驗計劃失敗，自然是最好的杯葛手段了。」而筆者很早就指出，曾蔭權在特首之位肯定之後，而任期又已經固定，為自己的歷史地位計算，他變身民主派的同路人，或成為民主派的無間道，絕對有可能。

只要沿這一思路分析，就明白一生為官皆以世界仔走位上位出位成功的曾蔭權，並不容易忽然「蠢材」的，一切都是精心計算的結果。事到今天，事件的效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理想，為泛民軟弱無力的選舉工程平添不少動力。正如每年六四辯論建制派拒絕接招，只須簡單的反對，今次李永達的動議要求動用權力及特權法案根本只是姿態，不會是大新聞；但今次特首到立會一役，新聞效果不可謂不驚人，只要看看星期五各大報刊鋪天蓋地的報道，一面倒的責難之聲，曾蔭權又一計得逞，就是讓問責制再進一步爛下去，間接也幫一幫處於低潮的泛民一把！

有說，他難道不怕被中央指摘？他馬上要會見習近平，習近平更會在7月初到訪香港，他不是有壓力要平息風波，挽回民望嗎？他不怕中央要逼他腳痛下台嗎？

馬時亨諳「曾面目」急退

當然不怕，他不如董建華，中共有恩於董的整個家族，中共叫他死，他也沒有怨言。曾蔭權為官一生最大的恩人，是提拔他的英國人，對於中共，他做好份工就是完成任務，無人可以逼他下台的，他是基本法定下制度所選出來的，他不走，如何逼他？出動解放軍乎？

在曾蔭權的立場而言，未來4年的有效管治是最重要的，不是甚麼為政治（指親建制的集團）培養人材。他根本不希望有公務員以外的人參加管治團隊，馬時亨就是深明曾的想法，知道自己行人止步，不會有機會再上財政司長或政務司長之位而急流勇退的。

馬一退，政府放出來的消息是以公務員而非副局長或是外援新局長接任，令12局有9人是公務員轉職當局長的，高官問責制名存實亡，是鐵一樣的事實！

「周瑜打黃蓋」手段高明

曾蔭權應付中央的手法，其實十分官僚，是上有政策（推動問責制的開放），下有對策（暗中杯葛、搞爛，令之名存實亡），手段十分高明，表面上是在為事件降溫，客觀事實是令高溫難降。如果未來兩周事件溫度回落，他下月中到立法會與議員對罵一回，就可以令事件回溫，直到9月，這當然是有利民主派的選情。

他與泛民的爭吵，是周瑜打黃蓋，手段之高明，無以復加，說他是民主派在港府的最大無間道，並非過譽。

有部份履行即有合約成立

合約法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立約意圖（intention to contract）。如果沒有簽署任何文件的話，法庭檢視案件中雙方有沒有「部份履行」合約（part performance），這是個標準是訴訟的勝敗關鍵。

以下我們看看一宗有關土地處置的案件：World Food Fair Ltd & Another vs Hong Kong Island Development Ltd [2005] 1 HKLRD 665。案中答辯人是某商用土地的發展商，申索人希望在其擁有的某個場所開設食物廣場。

雙方一直用口頭溝通，他們還未到達簽約階段。答辯人答應讓其開設，為期3年，於是申索人就繳交按金港幣20萬元，並委派裝修工人到該地點開始工作，將有關地點改裝到適合用來經營食物廣場。後來答辯人發出意向書和租約初稿給申索人，不過就沒有提及有關地點是否作食物廣場之用。就在這個時候，答辯人公司更換了管理層，新管理者拒絕讓申索人經營食物廣場；雙方談判不果後答辯人更要求清場。

申索人便到法庭控告，指對方違約和要求賠償裝修的費用。原訟法庭認為雙方沒有任何合約成立，判其敗訴，申索人上訴，獲上訴庭推翻原審決定。

整件案件的關鍵在於，雙方尚未簽定任何合約和文件，所有溝通只在口頭階段，而《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219章）第3(1)條又規定土地合約須以書面作出，他們到底有沒有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

上訴庭指出，答辯人收取了申索人按金，批准他們進場使用土地，而申索人也確實因其批准找來裝修工人，並已開始裝修，這些都明確反映雙方雖然未曾簽署任何文件，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對方都有立約意圖。因此，他們之間確有一個具約束力的協議。

至於法例規定土地合約是否必須用書面作出呢？上訴庭指出，上述法例第3(2)條列明，如果雙方已經部份履約，那麼第3(1)條的書面規定則無效。上訴庭進一步指出，該條例第6(2)也列明，第3條的規定「並不影響以口頭方式設定的租契，而該租契是在承租人管有時即生效，且為期不超過3年」，案中的協議正好是3年，因此法律觀點的應用就更加清楚不過了。

此案判決可見，未考慮清楚或未知管理層會否有變動前，千萬別隨便收下按金或者讓準承租人作任何行動，覺得沒有書面租約便沒有法律責任，否則當對方依賴了你的承諾後即產生了具約束力的協議，無論情況如何變化也無法走回頭，只能賠償對方的損失。◇

馬時亨腦血管瘤 製造的政治衝擊

寫這篇文章是下午3時，未有等及馬時亨開記者招待會的新聞，但即時新聞說他在3個月前驗出腦疾，也未有準確說出離任日期及接任人選，有待記者招待會公開。正是鐵的衙門，流水的官，馬時亨發現腦血管有病，雖然未致於危害生命，但人生過半的人，開始發覺生命只是一場計算，選擇輕鬆一些的工作，甚而徹底退休，享受生活，應是十分之個人的事情。基本上，筆者相信這只是一件巧合事件。

試問蘇錦樑情何以堪

馬上的疑問，是馬時亨是在何時通知特首？估計馬時亨一定強調是最近幾天當特首公幹回來才正式通知他想辭職，否則過去一個月內有關副局長及局長助理的一輪爭議，一切都顯得詭異。（編按：馬時亨表示是在6月12日通知特首的。）他的副局長蘇錦樑可以接任嗎？馬上成了敏感的事情。總有一些對法律認識不深的人為拗而拗，硬說副局長的外國籍不違反基本法，政府官方也是這個說法，那很好，不妨就讓蘇錦樑署任局長，直到完成放棄外國國籍為止，看看有沒有憲政危機？相信爭着入稟法庭要求司法覆核的人多着。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蘇錦樑是很遲才知道自己有可能當正局長，但亦同時知道沒有這一機會，若然結果是自己副手的常任秘書長轉職當問責局長，自己反而成了她的下屬，雖然只是短短一兩個月之間所發生的事，又情何以堪？

蘇錦樑這個堂堂民建聯的副主席，資深的律師行合夥人，有足夠的政治閱歷，本身亦為精英，但卻似乎一致被認為「未夠班」，哪甚麼時候他才可以當正？想馬時亨當年走馬上任，也是一步到位，負起全責，馬時亨可以之時，蘇錦樑為何不可以？他的尷尬情況，可想而知了。

經過這樣一搞，12個局長，有9個是公務員（假設接任者同由公務員轉職），董建華所倡議，專政者背後支持主導，意圖向公務員奪權的高官問責制，名存實亡，香港變相回到公務員治港的舊觀。本來意圖擴大這一制度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成效如何，大家已經見到了，筆者說曾蔭權一直杯葛這制度，手段高明，連民主派也看不出來。

有可能影響泛民選情

馬時亨的腦血管瘤，也同時衝擊了泛民的選情。大家若不善忘，應記得余若薇亦得了類似病症，腦內生瘤，所生的位置深入得無法電療或以手術切除。筆者曾經上網找尋資料，據說日本有一半的腦中風患者第一次病發就會死亡。選民會因為同情她支持她而多投她票，還是因愛護她或恐她任內有事而選擇不投她一票呢？這便得留待有研究選舉心理的學者解說了。

健康是個人問題，也是個人責任，與政治無涉。筆者曾經請教高明，西醫不能治的病，例如這些腦血瘤，自然醫學之內還有很多方法，馬時亨若放棄事業，將心思放於保健，能活得更久更好，一些也不出奇。

後記：收到旅遊發展局總幹事劉鎮漢的來信，解釋刑事追究行為為立法會財委會的建議，並無要求旅發局負責跟進，只是叫旅發局追錢而已。旅發局已經勝利完成任務，自然可喜可賀。一場鬧劇，也應到此為止，雖然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臧明華拖欠了甚麼？     

香港的旅遊發展局以極不合理的高薪聘請了一位總幹事（連花紅年薪近600萬），花掉香港納稅人每年近5億公帑，被批評為物非所值的浪費。審計署發表了報告之後，立法會煞有介事的展開調查，說要追究責任，結果開了14次會傳召，用了數十小時，浪費了大量公家的資源，亦只是要追究區區一筆14萬元的所謂超豪保險費用。法律這回事，若然要查根究底，可以找出很多疑似的問題。這14萬元的支出，可能並不合理，但相對旅發局花了納稅人幾十億元，若說浪費，那浪費的地方很驚人，斷估也不在區區14萬元。現時的情況，是由於無法追究作為總幹事任內的無能所做成的浪費（這是審計報告的意見），事實這類公關工作並無絕對客觀標準說是物有所值還是浪費。

事件的經過，在任何大小機構也會發生，臧女士的僱用合約，只容許她有一份3萬港元的醫療保險作為福利，她在續約之時希望多拿一點，於是口頭上要求當時的上司旅發局主席周梁淑儀議員答應，後者答應了，於是新合約變了14萬元的醫療保費福利。

小事一宗追查反浪費

如此而已，是不是很常識的問題？是不是任何機構內部都會發生的事？僱員違規多拿一點利益，天天在發生，臧的貪小便宜心態，與小秘書拿了公司的文具紙張回家予兒子使用，並無分別，只是理論上違反了僱傭間的誠信責任，可以引致被解僱，更嚴重的是說僱員盜竊，可以報警處理。

但臧的問題更小，因為她可是明刀明槍要求利益，獲口頭批准，是一項合約條款，有白紙黑字的合約文件紀錄，顯示臧無行騙的意圖，立法會議員指她有誤導上司之嫌，這與刑事詐騙的一般罪行的要求大有距離，議員要指示警方及廉署調查，後者自然不得不工作，恐怕這只是另一次浪費警力事件。

旅發局要臧明華先退回14萬，臧答應了，但作出要求，依報上的報道，是要求旅發局放棄刑事上的追究，作為交換條件。《蘋果日報》的標題，是「臧明華拖欠還款，提不合理要求」，這是非常不專業，已經有了價值判斷，及欠缺法律常識，對讀者有引導性的標題。

首先臧無欠旅發局金錢，除非法庭已經有了判決，這樣的標題是未審先判，對司法並不尊重。其次臧的要求非常正常，是任何民事官司上庭前希望達成和解所提的正常做法，不存在合理與否的問題，標題先斷言「不合理要求」，還不是有立場，不專業的寫法嗎？

就算是正式的刑事檢控，開庭之前控辯雙方都有權達成協議，承認較低的控罪及較輕的刑罰，以節省法庭的時間，法庭一般會欣然接受。

田北俊不比前任進步

旅發局只要主動向警方及廉署徹消投訴，事情就完結。理論上執法機構可以不理投訴人的要求繼續調查及起訴，但面對不再合作的控方主要證人，調查還有何作用？（事件本可以了結，現在各方的精力時間要浪費下去，旅發局新主席田北俊的辦事能力，與他的前任比較，恐無大進步了。）最新的新聞，是臧與旅發局達成還款協議，旅發局承諾本身不會就醫療保險及立法會帳委會報告提及的行政問題向她追究責任。議員說她「發晦氣」，莫名其妙，你們管她發甚麼氣？發晦氣是犯法的嗎？

這一協議，讓步的是旅發局，因為若然法律上的基礎強大的話，是不必作任何讓步的，而承諾本身等同承認事件是小事，這當然是不利甚麼刑事追究行動的。

I don't give it a shit !!!!
有本事就直情入禀高院啦！！！

今年還有「七一」遊行嗎？

不要以為筆者在開玩笑，「七一」當然還有遊行，報上已經有報道，但筆者要提出的疑問，是「七一」遊行是這個樣子的嗎？今天距離「七一」只有一個星期，「七一」遊行還是無聲無息，我們理解的「七一」遊行，是這樣無神無氣的嗎？這樣的「七一」，搞來還有「意義」嗎？今年「七一」有甚麼主要議題？據說是要加進抗議政治助理及副局長人工太高！我的天，我會為這些芝麻綠豆的事情冒着「七一」30多度的酷熱高溫上街遊行嗎？告訴你，我一定不會，如果你會，因而暈倒街頭，我不會讚賞你，只會笑你！

轉移視線找小事交差

民主派的政客真是脫離民眾，脫離政治了。不要以為這個議題新鮮，就順手拿來使用，「七一」是有特別歷史意義的，以7月1日的天氣，要民眾上街，需要長時間的醞釀，有鮮明的主題，要市民有所共鳴，覺得有迫切需要上街表達意見，才會上街。當然，如果泛民基本上今年的心態是與人為善（與北京的專政者為善），不欲令北京在奧運之年感覺難堪，今年的「七一」要搞到無神無氣，就是正常而非反常了。

「七一」的歷史意義，最重要的自然是民主的訴求，1997年的「七一」由支聯會主辦，要求的是民主回歸，訴求宏觀得很，不單是要求香港有民主，而且祝願中國也有民主。我們是為了抗議幾個官員的人工太高而上街的嗎？不要為拗頸而強行為泛民的議題賦與偉大意義，硬說局長亂支人工反映管治有問題，反映沒有民主的禍害啦，諸如此類，這等論說太爛，太無聊，太無知，太沒有水平了。

放在面前的議題，泛民對2012的普選，是爭還是不爭？不爭之時又如何自圓其說，是否準備跟隨陳老太的提議，轉戰2017？明知這是假的，你們當然不敢貿然接受，卻又提不出如何抗爭的計劃，於是轉移視線，在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上炒作，作為交差嗎？也許這麼多年下來，泛民已經養成一隊錯對也照跟，對那幾個政治明星盲目崇拜的粉絲，總有一萬幾人會來陪你們做戲的吧，那你們就可以自我感覺良好吧。

民陣遭幕後操控騎劫

自民陣2003年接辦「七一」遊行以來，每年都會搞一個民生的主題，同志也好，弱勢社群也好，打工仔好，年輕人還是老年人也好，總是有民主以外的訴求，今年相信也有，但就全然不覺。民陣的全名是民間人權陣線，由數十個民間團體所組成，爭取的是較闊的民間人權訴求，這是為何每年都有主題的原因。由於民主也屬人權範圍，所以每年也例必加進去，亦由於此，民陣成為政治團體幕後操控騎劫的組織，無論是外界的印象，還是真實的情況，民陣已無獨立性，只是泛民的工具，亦所以出現抗議官員人工太高也成為民間人權一種的怪現象。

這幾個月來，通脹高達數成，全是貴在小市民生活的必需品，窮人是在求生存，而不在求富貴。富貴的小政客在妒忌比自己更富貴的官員，便以為小市民的心態也是與你們一樣的嗎？可憐的小市民求的是生存的空間，妒忌富貴對他們只屬奢望，這個心態政客不明白，就連自詡代表民間的一眾社運團體也是這樣，只識跟隨政客的指揮棒走，太令人失望了。

從來就是母語教學

　　一個經常討論、但筆者從來不覺得是問題的社會大問題，就是所謂應否實行母語教學。將母語教學說成是董建華一人的錯，絕不公平。大多數教育學家、教師從來贊成母語教學。張文光就寫過很多文章，贊成這個政策。今天見成效不好，不是帶引教育專業同工去探討問題，修訂推行的方法，而是簡單地、符合民粹地加入指責政府的行列，無恥小政客所為也。

　　孫明揚拋出什麼微調方案，說要讓學校自行安排英文班及中文班，又要符合什麼嚴謹客觀的準則，又要確保監察制度，確保有效運作，又要有透明度，完全是官僚虛應社會上無知大多數的要求的慣性動作，並無正視教育基本問題之意，反而得到好評，你說這個社會多反智。孫明揚的官場練歷及個人修為，有哪一部分是教育家？他只是個老油條官僚而已，他想出來的東西，不外乎滿足無知的大多數，不會觸動教育官僚及教育界建制利益，又可以原則上保留母語教學的政策，保留了政府的面子，皆大歡喜而已。

家長功利觀念民粹

　　什麼教育學院院長可以休矣，什麼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亦可以休矣，你們畢生所學，從事終身為志業的教育工作，對一個簡單不過的政策，竟然帶不出一個社會共識的意見，最終要由一個外行官僚拍板擺平，我們還要教育專業何用？平情而論，前任的羅范椒芬與李國章，是有改革勇氣的人，但在教育界的慘烈內鬥中消失了。

　　環顧報上對應否實行母語教學最多的意見，都是外行者的意見，最少的意見，來自真正負責教育的教師。勇於發表高見者，意見建基往往不是學術的探討，而是因為這是董建華提議的，所以一定是壞事，這其實是最大的謬誤。母語教學在八十年代就在倡議，只是直到九四年，還是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學校在施行，到了董建華執行，本來在全港三百多間學校全面推行，但在陳方安生的提議下，保留了一百間。

　　最大的禍害在這裏，社會上出現了兩套制度，不單有所謂標籤效應，而且互作比較，最多意見的，不在真正消費者的學生，而在家長；家長的考慮往往又是功利的；而功利的基礎又往往是錯誤的觀念；觀念的來源就是民粹的意見，於是問題循環不息。

師生自決交流語言

　　現在回復英語教育，以為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嗎？這完全無視現在三成小學生英語水平未達標，六成中學生未有足夠使用英語的能力，而除外籍教員外，八成以上中小學教員並無雙語同樣流利表達的能力。課堂之內教與授者皆用第三語言溝通，但一下課回復母語交談，除了古怪以外，這真是有利學習一樣東西嗎？只要略有教學經驗的人都知道什麼是最有效的溝通方法。

　　強迫使用一種語言，這種語言一定較好，因為語言用得較多之故。但語言之內的知識呢？是知識的取得重要，還是語言比知識更重要？千古以來，讀書的目的是要明理，明理是指知識，不是語言。

　　最大的謬誤，是說英語若不好，就不能面向世界，香港就失去競爭力，這完全是沒有根據的錯誤觀念。香港在經濟起飛的年代，能說英語的人也不多，日本人的英語從來就差，但日本經濟一直是亞洲之強。台灣人及南韓人的英語能力比港人差，競爭力一點也沒有影響。

　　亞洲多國曾為英國殖民地者，英語比香港人強者大有人在，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斯里蘭卡，他們的經濟比香港強嗎？菲律賓人英語很好，只能為港人輸送菲傭。港人大可以嘲笑國內人英語差，但香港的政經命運在英語差得多的中國同胞手裏。

　　筆者曾經留學，亦曾經在大學之內以英語教書多年，絕不是說英語不重要，只是不會當假洋鬼子以說英語為知識高低的代表，更反對任何語言教學政策。何不交由一班之內的師生自行決定以何種方式交流？這其實是最簡單最有效的教育政策，孫明揚雖然不是教育家，但他簡單地將教學語言的政策交還給學校自定，不再有任何硬性政策，是德政。

　　說穿了，人盡皆知的秘密，所謂英語教學，還是夾雜了大量的中文，學生不明白要用中文發問，要求解答之時，任何負責任的教師都會將什麼政策放在一旁，先令學生學到知識永遠是最重要的，今天教育普及，教育者面對不再是精英學生的時候，教育語言能靈活自由地運用，是最重要的。

　　我們社會的當權者，話事人，皆是精英，而精英多有良好教育，於是都推崇英語，但這些人皆忘記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教育並非單是為精英而設，而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伍潔鏇國籍問題不簡單

香港政治的確是佷趣怪，香港的主權早已回歸一國，這一國當然是中國，但香港的政治卻是與多國華人有關，還有少數印巴裔、南亞裔及西方白人有關，因為香港人的定義只是居港7年，不需要一定是中國籍。有了互聯網，網上對香港政事與政治人物說三道四的，還加上一批美加遊魂。不是說笑，筆者就知道有些人甚而經常回港，參與政治，雖然只是一些散碎的義工工作，但這些加拿大人為何不心繫加國而情繫香港的政治小圈子？

是政治上極為敏感之事

他們有自選的國籍而無可以投入的文化生活與政治認同，香港這個半西方半民主的地方，究竟有何吸引人之處？還是入籍美加者找不到自己的根？

例如新貴政治助理伍潔鏇，畢業於劍橋大學法學院，是法律界精英之餘，也是金融業精英，年輕有為，當時得令，放在任何華人社會都大有可為，她卻偏選擇要在港從政，她對香港有感情，其情比她的祖國新加坡更深，應是事實，但從政卻拒絕放棄新加坡籍而備受批評，何苦由來？詹培忠說她態度囂張，建議政府賠錢送她走，如果理由是她的外籍，那可能是強她所難，因為她並無中國籍，亦根本非中國人，法律上如是，她只是有居留權的港人。

亦所以，她並不可能如一些政客所要求一樣，放棄「外籍」，因為她除了新加坡以外，並無別國的國籍，她根本沒有外籍可以放棄！

伍小姐一如為數以千萬計散居於東南亞各國的華人一樣，在法律上並非中國人。表面上大家同宗同種同一文化，但華人只是指中國裔，並無中國籍，這裏面有一頁血淚史，東南亞華人的處境，比那些自願移民放棄中國籍的美加遊魂，更值得港人支持與同情。

只是，從伍小姐的言談，她對這些歷史似乎完全無知，而她說自己可輕易拿取特區護照，更是完全錯誤，因為她必須先行申請入籍中國，這是政治上極為敏感之事，她對這些事不知情，可見她政治上是欠缺基本知識。

千萬別以為華人要拿回中國籍是易事，對東南亞華人而言，基本上是並不容許的事，如果因為伍小姐貴為中國特區的高官而給予特殊方便，那不是她自以為的小事，而是可以引起排華的敏感大事，中國是不能草率處理的。

輕易取回國籍觀念錯誤

希望伍小姐看到此文，回家問一問上一代的華僑，看看是否屬實。東南亞的華僑，不少是清朝就已經南下移民，不論是滿清還是民國的法律，她們都是中國人，這是血緣主義的關係，國際法是承認的。

中共建國之後，為了外交，亦為了避免東南亞國家排華，所以一直不承認華人有中國籍，在1980年通過的《國籍法》，寫明在外地出生，或已經定居外國的中國人，自動失去中國籍。東南亞華人的中國籍，其實是中共經立法所剝奪的，是非情願的。

明白這背景，伍小姐自以為是中國裔，又長大於香港，就可以輕易取回中國籍，是錯誤的觀念。再用心一想，如有更多的東南亞華人精英回復國籍，到中國、香港或澳門做官，其敏感性足以令到東南亞國家再現排華的悲劇，這恐怕是伍小姐與曾蔭權都沒有想過的吧？
 

建議立法規定退休公務員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