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並不是人人有機會出版自己的著作。今天，網上出版十分普遍，人人都可以開個blog出版自己的文字，若然寫得不差，總可以有一百幾十個讀者讀你的文章，更可以經常得到很快的回應，這是傳統出版一本書籍所不能得到的方便及滿足感。 

　　但奇怪的是，很多人還是以能有一本著作的出為理想，為自己寫作成就的肯定：「在我的書裡面．．．」的確是一句自豪不已的說話。

　 　數一數，我正在向第九本書的目標進發之中，很有成就感了嗎？不過如是，有名有利嗎？更加不是，所有論政的書皆無錢收的，皆是賠本的，而經濟法律的兩本 書，收了多少錢已不記得，大概是一萬幾千而已，與幾個月的努力、辛勞、成本與效益並不相稱，安慰的是間間書館都會見到，亦見到有人經常借閱。

　 　說難不難，是何所指？是自己出版一本書籍其實也不是很難。在九七年我就是自己出資為自己結集印了一本《政法對奕》。記憶中花了近兩萬元，但賣書收回近 萬，所以只是花費萬多元就可以出書，全部出版過程包括聯絡發行與印刷廠，做書籍登記等皆要一腳踢，自己的人工當然不會計算在成本之內了。

　　懂得做出版的production，其實是可以謀生的技能，世上有太多發作家夢而又沒有自知之明的人，與他們合作出版，印書一千，除了為地球製造一堆垃圾，有點罪惡之外，其實是兩家皆歡喜的事。

　　多年前試過問一些國內的出版社，想出一本經濟法律的書，回覆竟然是合作建議，我要付出三萬元，自然是拒絕了。心想，不如我自己做，一年幫十多人出書，每人賺他一萬元，生活就可以無憂了，so simple。事實上，的確是有不少人以幫他人篇書及出版維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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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看即時新聞，知道社民連申請在10號星期六晚上7時在港島搞遊行，反對小圈子特首選舉，但被拒絕。

　　星期五當晚才發出反對通知書，說是上訴失敗了。警方並發出警告，若市民參加遊行，可以被檢控，但警方同意社民連可以在維園的噴水池舉行集會云云。

　　是奇怪也是聰明的安排。社民連稱遊行有500人，社民連的會員人數也不止這數目，不過熱心會員，可能只得一百幾十，若然都出席，準備公民抗命，這會是近年一件大事。律政司（政府）面對的抉擇，是否會一次過檢控數十人非法集會。

　 聰明在於先有集會，警方有足夠時間拍照甚而登記集會的人，一旦這些人參加遊行，要面對是否真的被檢控。

　　人權的爭取者多年來所爭取的，是集會不必政府批准，而是只需要通知政府。很多情況，不被批准的遊行，政府也在事後容忍算數，不予追究。

　　但今次政府對社民連的遊行採取強硬立場，似有政治考慮在內。這是一次極好的機會，重重打擊政府及主流社會所不喜歡的極左政黨，亦所以不能假設政府今次會「事後容忍」，而要作最壞的可能性－－政府會強硬地檢控十數到數十人；再多呢？反而不會，因為法不犯眾。

　　社民連對集會遊行人數有把握嗎？是硬進一拼，還是退一步保存實力，考驗的是領導人的智慧，不是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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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完特首的辯論，算是比想像之中好看，發揮也算公平，並不算有利曾而針對梁（一些評論者預期會發生的情況），而結果要看明天的民調，但相信梁家傑是勝利了。

　　開始的時候，曾的表現本來很好，幾次窒梁家傑都很應，特別是九千億是備用不能用作開支一點；但往後梁家傑放開了懷抱，表現就很好。也許應該說，曾的表現實在差，明顯是自信心有問題，思想上放不開，表現不夠瀟灑。 

　　也許民調會因為這次辯論而改變，梁家傑可以得到高一些的民望，如此而已。特首選舉的結果當然是我們可以預知，筆者想大家回想清楚多次，梁家傑參選必輸的特首選舉，主要的目的是甚麼？

　　聲稱是要為港人爭雙普選，是要突顯小圈子選舉的謊謬。

　　這次辯論突顯了這兩點嗎？我不是說沒有提到這兩點，這兩點是民主派特別是梁家傑無時無刻不提醒大家的，這次辯論中也多次提及。

　　但這次辯論，不是好好的嗎？不是很精彩嗎？就是小圈子的選舉，亦可以給大家帶來這樣精彩的選舉嗎？大家應該滿意了吧！

　　聰明的網上讀者當然明白這是不足的，但大家感覺上「參與」了這次選舉，民意特別是反對派的意見得到充分發揮，大家的「氣」得以出了，之後又如何？之後就是繼續坐待民主。

　　筆者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take這些偽民主的鴉片而滿足。遺憾的是，閣下不滿足，很多港人會滿足。前朝的港英政府，就是用高度的言論自由，尊重民意的管治手段，不民主地統治了香港一百五十年。

　　今天的北京政府，亦是用同一手法統治十三億人民。若我們滿足於類似今天辯論的假民主鴉片，民主是無期的。

 

    星期二是我要寫文章的時間，個個星期都一定要事先想定題目，但本週的題目多的是，本來想定要寫教院的風波，到星期二下午決定改寫民主黨與公民黨說要拍拖合併的傳聞，但其實最應該寫的，是星期三要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財政預算，歷年都是大事，傳媒每一年都是由一星期前開始，連做兩個星期的新聞。今年呢？好像沒有甚麼事前的討論，亦無特輯，也無氣氛，到星期二還是如是！ 

　　這就是傳媒的agenda setting的厲害之處，你接收甚麼新聞資訊，不是由你決定，而是主流傳媒給你甚麼，你就只脦要甚麼。你喜歡知袋巾的選舉show嗎？你想知梁成恩的私事乎？我就無興趣，但媒界人認定你想知，所以會給你鉅細無遺的詳情。

　　回想曾蔭權當財的年代，年年大玩「狼來了」，事前宣稱會加稅，又話要開銷售稅，到公佈預算案時，就有些派糖的小驚喜，就皆大歡喜，人人意。

　　寫本文之時是星期二晚，看看唐英年是否用同樣的理財手法，派些少糖果作為交差吧。但同一樣的手法，會有不一樣的效果，這也是一種政治技巧也。

　　交朋友，我算是比較闊的。不論是學識高的學者，專業人士，自己的學生，或是在志願組識認識的義工，不同年紀的人，只要是合拍，我都可以談上半天。近年人更清閒，於是就連茶餐廳的亞嬸、替我理髮的年青個體戶，我都有閒情與他們交談幾句。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其實是反常而非正常。人人心中都有把階級的尺，喜歡與自己志趣、年紀、學歷、職業高下相近的人交往，因為這是最易溝通而相處時會feel comfortable（感覺良好）的朋友圈子。人類本性是群體而生，找相熟的人埋堆玩樂，自是正常不過。 　　

      但人總會有機會與不同自己階層、交化及職業高低的人交往，要得到別人的歡迎，樂意與你交談甚而成為可以談及私下問題的朋友，先決條件是甚麼？ 　　

      我會說只是「自重」兩個字。 　　

      同是學歷僅及中學畢業的朋友，一個是甚麼都願幹，散工長工無選擇，業餘專長給人維修電腦，近來工作機會不足，就連廢物回收的小利也不放過。人不富有，但節儉理財，夠吃夠用，自己也為他積極的人態度所感動，自然樂意與他多作交談。 　　

      另一人，非常幸運，在失業率最低的年代找到政府工作，可惜人生態度乏善可陳，「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天天怨人、責怪人。家人同事上司朋友個個都對他不夠好，沒有為他著想，不肯幫他。見他做人也慘，挫折一個接一個，失業破產已是不可避免，朋友不是不幫，他而是不知怎樣去幫，見面總是要聽他抱怨，人人自然避之則吉，他便大嘆人情冷暖，他態炎涼，結果可說是不問而知。 

  　　他不明白，世上比他慘，比他壓力更大的人比比皆是，人家就是有善心，他自己亦不應是別人的幫助對象。再怨人就是不知自重，亦只會令人更看不起，更加遠離。這樣的人，如何可以活得快樂？ 　　

      自重，不是自傲。前面說的年輕朋友就是自重的人，同樣是學歷不高，言談沒有深度，只可以成為別人的泛泛之交；但自重的人，已經很開心滿足，也自自然然贏得別人尊重，自己亦活得快樂了。

 

     回憶起來，從我揸筆寫政論開始，香港的領導人經歷了尤德、衛奕信、彭定康及董建華，基本上，我無一好評。是他們都這樣差嗎？沒有一個比另一個好一些嗎？曾蔭權在我筆下是最差的嗎？還是我故意把他形容得很差，以求突出一己的批判思維？        

      都不是，只是筆者從來深信揸筆評論的人的天職，是要有與當權的人樹敵的心態，而非中國人傳統中要做君上的諍友、諫友。我看政治人物特別是當權的，必先假設他／她是為惡的人，是自私自利之徒，有必要批判挑剔。        

      批評曾蔭權的文章，不是篇篇皆出色的，其中一些甚而帶點矛盾胡鬧，但都全部保留了。一家之言而已，不必文過飾非。立意要掃除權威的人，是不應將自己包裝為權威的。        

      零三七一之後，相信很多接觸過中方朋友的人都會被問及一個問題，就是若然董建華下台，誰人最適合接任特首，最能在當時的環境下穩定香港的政局。我當時的回覆是：曾蔭權。前些時間再碰見同一朋友，他奇怪地問：你不是支持曾蔭接替董建華任特首的嗎？為何對他的批評這樣激烈？我淡然說，那是兩回事。

     使用數碼簽署 ( Digital Signature ) 以促進電子商貿的法律·這是有賴一套加密技術( Encryption ) 的資訊科技， 這一套技術令到電子商貿帶來可靠性、可確認性以及保密性·從而令到商貿電子化更為普遍可行。

    可惜凡事必有利害兩方面。加密技術為商貿帶來通訊之時的保密性，因為不容易被電腦黑客所破解，但當這－套技術被用於電腦的犯罪戴利用電腦通訊作犯罪用時·執法者就會處於一個完全被動甚而無能為力的境地。最簡單莫如利用電話通訊，例如作非法賭博的下注工具，要偵破簡單得很，加以竊聽紀錄便可以了。

    從前只是軍事通訊威特務才懂得使用的加密技術，現在已經向所有用電腦作通訊的人公開，人人皆可懂得使用，犯罪者自然不會例外，亦可說電腦的出現令高級的犯罪更難偵破。

     解決的方法之－，是要立法要求被偵查者交出有關的解密匙，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進行的立法，涉及的問題很多。「電腦相關罪行跨部門工作小組」的報告書中列出幾個可行的措施，包括：
    一、禁止在未獲授權下對資訊進行加密。
    二、將利用加密技衛促致干犯刑事罪行、隱瞞刑事不當行為，戴妨礙政府調查刑事罪行的行為，列為罪行。
    三、規定設立強制性的加密鏈託管機構。
    四、賦予權力可藉由手令或命令要求提交加密匙。

    第一種措施自然最不可取，中國內地、俄羅斯和沙地阿拉伯都要經授權始可使用加密產品。這樣做會嚴重咀礙民間使用這些技術，特別是進行電子商貿交易之時。將利用加密技術犯法的行為列為刑事。不如直接檢控有關的罪行，這對阻止罪行本身無特殊意義。設立強制性的加密託管機構，與第一項措施對使用者的信心打擊一樣。
     應該真正研究立法的，還是藉手令或命令要求被調查者或第三者的證人提交加密匙，讓執法者可以進行解密。

    為了不能擾民亦為了防止要求披露解密匙的權力不會被濫用，有助於限制執法機關在有需要及有充分理由時，始獲得解密匙及經解密的文本，這些權力自然須經立法授予。

    有關的授權，與其他罪案的調查－樣，有兩種處理方法，一是把強迫披露解密匙或解密文本的權力，授予有關執法機關的高級人；員例如有關的局長親自以書面授權的人員，才可以行使這些權力。調查權力授與特別的機構，如廉政公暑或證監會，已有類似的
行政安排經驗。

    另一方法是引入司法審查、即是經法庭的授權，執法人員始可以要求披露解密匙及解密的文本。工作小組的報告書的建議，正是對披露資料的規定引入某種形式的司法審查。在擬定司法程序之時

，會參考《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中有關提交令 (Production Order) 的條文，法庭要在符台一些條件的情況下，才會發出有關的命令，法庭要信納有合理的理由：
一、懷疑有人已犯該有組織罪行。
二、相信與申請有關的物料相當可能與偵查有關，而且不包括享有法律特權的物品。以及，
三、相信要求提文或取覽有關物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筆者的疑問，是這樣的法制就算認真行．否就足以阻止與使用電腦加密技術有關的犯罪活動，這只是將不與執法者合作列為刑事化的法律改革而已。違反這些披露法令的刑罰，只是罰款十萬及入獄－年一再多也難。

但這與所犯的刑罪本身的嚴重性相差很遠，例如詐騙可以是十年以上的監禁，莫說如進行恐怖活動一類事情了。又若然通訊涉及新聞機構，則基於其他理由，被調查者不大可能與執法者合作，調查困難還是不能解決的。

    利用電腦加密通訊技術進行犯罪，今天還不普遍。但遲早這會是一重要社會課題，要再
研究解決。

(原文刊於零二年六月十三日信報)
(電腦法律連載之三)

( photo source: http://press.princeton.edu/titles/6903.html )

        人到中年，對大多數人而言是漸漸看得見自己一生的終結，會有甚麼成就。當然世上變數無窮，但有多少人似太公八十遇文王？四十無聞，大概亦無多大改變空間了吧。

　　現代社會的人，營營役役，很少會靜下來想想生命的價值，在有生之年要做點甚麼。這也難怪，作為一個普通人，你又可以做甚麼偉大的事情？所以還不是只想掙多點錢，然後找些新的消費目標，隨著社會的潮流而活。

　　古人有「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的說法，有志者不單看重在世之時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更看重的是身後之名，今天的時人大概只會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在當下，為今天而活，也是一種選擇吧！

　　再說普通人希望在世時留下甚麼，也的確不容易。有錢的大筆捐贈，可得留名，普通人呢？喜寫作的人如筆者可能有點優勢，人生留下一兩本名著，又或許只是些有特色的作品，也可自詡不枉一生吧。人雖然不富裕，但生命容易有目標，就是寫點好東西傳世。

　　其他人呢？一定要成名有沒有目標？忽然想起了，令自己長命的就是好方法，做個有百多歲命的人吧，再與人分享長壽之祕。又也許做個老運動員也可以，君不見每年都有最老的渡海泳者，最老的馬拉松參加者，最老的毅行者，他／她們的風頭，也不比運動名星差吧。

 

這是發射用的天線

 

左右兩件物體，疑內有發射器

    收到消息，阿牛（曾健成）的「民間電台」會在星期三假旺角行人專用區作大氣直播，而且據說是公民抗命的直播，無論如何這應是件有革意義的大事，我們一於作現場人民報導。

    六時半左右到場，嘉賓未見，警察未見，記者也未見。阿牛的民間電台已經擺開一個係威係勢的場景。見到阿牛問發射器呢？他指指天線，打趣笑說：「咁大條天線都睇唔到？」天線下連有一兩堆疑似發射用途的物體，這些東西，不能太當眼吧？但據知政府有專業的接收雷達追蹤的，可以幾分鐘內確認方向來源。

    這些東西，總是未見識過，這次也不便再問。其他的麥克風啦、混合器等傢伙，網台中人如我們耳熟能詳，無甚新意。根據法律，管有（in possession）發射器是犯法行為，不管功率大小的。依這定義，民間電台是正式在公民抗命了。

    嘉賓不少，有李永達、毛孟靜、梁國雄、李卓人、黃毓民，還有後來才到的林毓華。觀眾呢？旺角常客，看照片吧！有人拍照，不知是否記者，見港台有隊人在拍攝，不知作何用途。是事前沒有通知記者嗎？還是社會對這次公民抗命認為無新聞價值，不必理會。明天看看有沒有新聞吧！我們也算率先報導了。

   至於廣播情況理想嗎？現場有街坊說聽到，回到幾條街外的人民二台，聽不到了。這些事件，着重的還是意義吧。或許，就算無人理會的意義，也是一種意義吧。

 他有着金錢以外對公義的執著，對朋友的義氣，更重要的是對廉署的難以形容情義之結     

<相片來源：明報>

         二十六年前的廉政公署，有位剛入職的年輕調查員，那是在下，而當時對署內的英雄人物，難免十分崇拜。那時的徐家傑，貴為類警隊警司級的職位，而林炳昌也等同高級督察，正準備離職到英國讀法律。正是散仔與大Sir的分別，大家只屬點頭之交，並未共事，但印象中皆十分友善，是十分有義氣的人物，並無作為高官的架子。

        時間一轉，已是十二年前的往事，徐家傑被廉署開除，絕地反擊，弄出不少新聞。那時我在《信報》有地盤，寫了多篇以我對廉署、對法律認識所了解的公道評論，亦因而主動聯絡上他們。那次事件，林炳昌後來說是他與廉署反目，其後演變成「廉署克星」的開始，認為廉署太不講道理，對功臣太卑污了。

        他說，他八三年開始當律師以來，基於對廉署的感情，從不肯接廉署疑犯的案件，直到徐家傑事件之後，他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變，自始以廉署的監察者自居。

        兩年前代表新成立的「香港人民廣播電台」專訪林炳昌，談的正是他最後要因而坐牢的案件（訪問還在特備節目的節目重溫之中）。他明言有一心願，就是在事件完結之後要組識一個曾經因廉署濫權而受害者的組織，要討回公道，要經常監察廉署。

        我曾經形容林炳昌為「維權律師」，很多人不以為然，因為他打官司是收費的。我再三思量，認為不需改變我對他的稱號。很簡單，很多人都曾經在廉署工作然後轉業律師，亦自然接了很多ICAC cases，靜靜地掙錢，沒有一人似他的高調。

        無論基於旁觀還是與他的交談，我深信他有着金錢以外對公義的執著，對朋友的義氣，更重要的是對廉署的難以形容情義之結，亦因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亦有所感動，他朝若他真的發動成立一個監察廉署濫權的組織，我必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