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不點名批評陳太「忽然民生」而引起風波，梁振英再一次不點名翻陳太的舊賬。他表示，事件令他想起1997年前（陳太於1993至97年出任布政司），當時的布政司在立法會上「厲起對眼」批評某議員，指這個議員在很多問題上與政府作梗，但當時也沒有引起如近日般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是誰厲起對眼批評議員？

報導引述話梁振英說是九十年代的事
因而傳媒皆說是陳太
由於梁振英沒有指明是誰
我估他可能錯記是1987年的事
指的是布政司是霍德，事件是經典的"老虎發威事件"
87年11月11日
霍德在立法局點名反駁議員李柱銘和彭震海
他們批評政府已是"跛腳鴨"
霍德指責他們破壞政府的信譽
是在玩危險的政治遊戲
並警告二人不要在老虎頭上釘虱乸
'have a tiger by the tail'
說這並不是一隻紙老虎
.......
事件引起大反應，社會嘩然
港督衛奕信亦要打圓場
說政府無意堵塞批評者的意見
但強人霍德並無道歉
後來更提升了性格與他相近的--> 陳方安生

記得這件事嗎？

1966 年的天星加價事件

民間發起所謂社會運動，沒有國共兩方勢力的參與，應以１９６６年４月反對天星小輸加價，從而引發一場騷亂開始。六十年代是戰後一代開始成長的時代，年青一輩沒有上一代的消極過客心態，因為就算不是生於斯，亦是長於斯，以香港為家，對社會的不平，開始有所感覺，有所動，不再如上一輩人那樣逆來順受。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公共交通諮詢委員會向港府建議，天星小輪頭等票價加價五分，即當時面值最小的硬幣，也就是俗稱的「斗零」。早前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當小輪公司向政府申請加價之時，社會輿論已經一面倒地反對。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向政府遞交一份二萬人簽名的反加價文件。

１９６６年４月４日上午，當時二十三歲的青年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展示寫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外套，宣稱絕食抗議反對加價。一天之內，數千市民簽名支持，並有大批市民圍觀，蘇守忠一夜間成為所有報章的頭條人物。

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快速，大多數人的生活已經大大改善。但繁榮背後，勞苦大眾的生活依然艱苦，當時並無任何社會福利補助，而各類物價輪流上漲，小市民自感生活壓力，令人喘不過氣。同意小輪加價不久，港府又宣佈增加中國大陸等地郵件的郵費，又準備提高公共房屋租金百分之十。

五分錢本身不多，但當時不小小市民每天就只能掙到一兩元，而輿論反應激烈，認為一間公司加價，會帶動其他物價全面上漲，小市民難以維生。但港府不理，民意被譏為不值「斗零」。

４月５日，青年盧麒等１１人加入絕食行列，下午蘇守忠被拘捕，控以「阻街」罪名。晚上十餘名青年高舉反加價的標語，沿廣東道步行往佐敦道碼頭示威，６日清晨，警方拘捕了四名示威者。抗議活動於６日晚上演變為騷亂，油麻地及旺角一帶聚集了四千群眾，與防暴隊衝突，警民的暴力不斷級，滋事者以石塊及玻璃瓶襲擊巴士及警車，防暴隊則不停施放催淚彈。港府頒佈宵禁令，在６日到８日全面實施，並調動居喀兵鎮壓，發射近百發子彈。

騷動以鎮壓結果，共１４６５人被捕，９０５人被控破壞宵禁及其他罪名，１人死亡，２６人受傷。盧麒聲稱曾遭警察毒打，１９６７年一月發現神秘上吊自殺，６７年４月蘇守忠與數名青年在旺角高舉「盧麒追悼大會」的白布，再被拘捕，被法官判入青山醫院１４天。

事件之後，蘇守忠出家為僧。港府不理會輿情與騷亂，照樣批準天星小輪加價，６６年４月２６日來往中環至尖沙咀及紅磡的頭等票價增加五分錢，市民只好杯葛，改搭二等艙，作為抗議。逆民意而一意孤行，結果是種下一年之後更大的暴動事件。

        潮流興講愛國，但若問愛國新貴在７１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之時有沒有參與，相信沒有幾個答得上口，因為當年他們可能連認識關心也沒有份。回顧這一段歷史，當年的愛國者不見有多少還活躍於政治。也莫說今天，９６年的一次保釣運動，換上的也是完全面孔不同的政客。回想１９７０年代初國共對立，政治上非左即右，香港則處於殖民地的高壓統治，實覺當年肯起而參與保釣的學生及市民，難能可貴。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２２日，美國聲言會在７２年將琉球群島交予日本，並會將屬於台灣省的釣魚台一拼移交，消息傳來，全球華人皆表震怒。台北政府及北京政府分別發表聲明，申明釣魚台乃是中國領土。

         但當時的國際局勢，美國背後支持日本，英國自然支持美國，中共正與日本談到建交（１９７２年中日建交），同意擱置釣魚台主權不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交上極需美日的支持，入於弱國無外交，問題只能啞忍。「台灣啞忍，中共不談」，到今天還是基本格局。

          中共不理，台灣不理，海外華人及香港的中國人卻要理！保釣運動基本上是以學生為主體骨幹的運動。其時，由於早前有中文運動的開始經驗，釣運一開始就有聲有色。釣運在組織上有聯合陣線，保釣會及學聯的三分。由７１年４月１０日開始，前後共有６次具規模的示威；分別為１９７１年５月４日、７月７日、８月１３日、９月１８日及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３日。在保釣者心中，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是一個國恥日。美國在這天將釣魚台交給日本。此後保釣運動歸於沉寂。六年後的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２日，中共與日本正式簽署和約之前，突然有約一百艘配備有機關槍的「中國漁船」駛進釣魚台海域捕魚，並展示標語，稱「釣魚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但接著，副總理耿飈稱這只是偶然事件；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對日本議員表示正盡力勸阻漁船不要接近兩方都聲稱擁有主權的地區。香港保釣人士再無行動，只發表了一些聲明。

          １９７１年年４月１０日，釣運的第一炮，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到德忌笠街日本文化館示威。警察在街頭排人牆，阻止學生前進。衝突中二十一人被捕，事件卻激起學生的豪情，學運頓然蓬勃起來。５月４日，保釣者再在中環皇后碼頭側空地舉行示威，１２名青年被捕，未被捕者又到美國領事館前示威，並舉行抵制日貨大會。到了７月７日的維園示威，因警方的暴力鎮壓而釀成流血事件。

         ７月７日的示威，事前學聯曾向市政局申請用維園，但市政局不准。下午時維園聚集了數千人，有示威學生亦有看熱鬧的民眾，大批軍警嚴待，６時４５分，第一批小數示威者開始從泳池方面的入口處進入公園，警方阻止並開始拘捕示威者。七時，群眾開始鼓噪，一個中年男子向群眾發表演說，警方立即將他抬走。警方開始包圍人群，就在這時，學生突然舉起孫中山遺像及保釣橫幅，人群隨之蜂湧結集，傳單亂飛，示威開始。

明天再續 ....

保釣運動１９７１－１９７２ (下)

       幾分鐘後，負責的警司威利下令警員用警棍毆打學生和群眾，情形非常混亂，多人流血受傷，兩名中英文報紙攝影記者亦被亂棍打傷，共二十一人被捕。防暴隊前後經過個多小時，始將人群完全逐出維園，而人群還在銅鑼灣一集給，並焚毀了兩輛電單車，其一為警車。

        警方的濫用暴力，令到連一直支持政府的傳媒輿論也不再幫政府說話，反而加強了學生及保釣者的聲望，群眾支持釣運的熱情大為高漲。港府亦知道７月７日的暴力是失敗的一著，遂破例批准保約組織及學生在八月十三日及九月十八日兩次再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保釣示威，均有千人左右參加。

         ９月１８之後，釣運進入低潮，只有零星抗議活動。到一九七二年，由於美國準備將沖繩連同釣魚台列嶼於５月１５日一併交給日本，５月１３日的示威，再成為釣運的高潮。學聯及保釣陣等事前申請由愛丁堡廣場結隊遊行至日、美領事館遞交抗議書。警務處處長不批準示威申請，學聯再致函港督要求同意，５月１０日港督覆函正式拒絕學聯在中區愛丁堡廣場舉行的和平示威。結果示威如期舉行，期間警方不斷用中英文向示威隊伍宣讀有關非法集會的法例，但示威照樣進行，有二千人參加。但這場愛國運動到此也告一段落。

            保釣的活躍份子中，跟中文運動一樣，不少的領導人物今天已不在社會運動界或政界，只是當年參與的托派人物，莫昭如及岑建勳還活躍於演藝界。

      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在民主國並不多見的所謂功能團體界別選舉，是誰人想出來並加以倡議？誰是這隻怪物誕生的始作俑者？首先倡議這類選舉模式，是港英在八四年的 [代議政制綠皮書]。當年並無說明誰是綠皮書的製訂者，並無一個委員會之類的東西。官方的說法，綠皮書是由整個香港政府製訂的。

      當時的布政司鐘逸傑，署理布政司黎敦義，皆非憲法學的專家，港府之內亦無憲法學者。港府只承認在草擬＜綠皮書＞時，曾跟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學院等專上學府中任教的個別學者接觸，磋商有關問題。

       到底誰是「功能團體選舉」這個民主選舉怪胎的設計者？一般人的推測，是出於當時布政司鐘逸傑的重要顧問，理工學院學者李明堃的設計。

       在當時的一個大型政制研討會上，李明堃發表演說，提出進行政制改革時必須考慮的七大策略；簡而言之，是要保留當時政制的獨特地方，例如精英統治、官僚科層制等。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通過按社會功能劃分的選民組別，有利於選出社會上的精英分子進入立法局：循區議會、區域議局等組織間接選出立法局議員，使這些場所產生多領袖，可均衡各階層利益。

      李明堃更明言，改革過程中應盡量避免政黨政治，以免會壞大局安定；而直接選舉將致政黨的出現，他還強調；政制改革的目的不是在改革政制，祇是希望通過有限度、審慎的變革，以期維持政府在今後六十三年的統治（見《百姓》八四年八月號第六頁）。

        李明堃對政制的理念，可說是完全反映於八四年的 [代議政制綠皮書] 之中。時到今天，李明堃還是一位低調但長期擔當港府重要顧問角式的人物，而香港近由鐘逸傑來重提兩院制，從而永遠保留功能團體選舉，相信李明堃亦扮演了一定角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