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辭、補選、公投是直接民權
直接民權（direct democracy），是比我們天天叫嚷的代議民主更進步的民主觀念，香港的《基本法》中有直接民權的安排嗎？自然沒有，但香港人希望有直接民主，希望一腳踢開代議政客，直接自己決定香港的事務嗎？當然希望。所有民主或不民主地區的人民皆有這個願望，但社會制度的形成，必然出現一個坐擁權力的政府，一個在制度之中得益的建制，不希望有直接民主的出現。

香港的民主發展，看制度是很慢，看那些傲慢低質的政府官員，看那些只知為建制資本家利益投票的功能組別議員，誇誇其談，天天歪理，香港人不能不沮喪。香港已經引入代議政制二十五年，立法會由全委任發展為全面選舉產生，還有一半是直選，但香港的貧富懸殊、政府專權的情況，不因政制的開放而改變，甚而更差，亦是說，民主政制沒有帶來社會更多的改變，這是港人必須深思的。

口號變成事實

但香港人也有值得自傲的地方，陰差陽錯，港人發展出一套直接民權的觀念，這由二○○三年的七一開始，人民有力量由一句口號變成一個事實。《基本法》中當然沒有對特首的罷免權，泛民的政客也沒有一人在當時敢叫出「董建華下台」的口號，今天人人將歷史的光環往自己的頭上戴。但真正英雄是人民。董建華事實上被人民罷免了，他並非因為腳痛而下台的。

對筆者而言，更多的直選議員全不重要，就算二○一七年真的可以普選特首，我也不會特別高興，公民社會的興起，直接民權思想的出現，才是民主的真義所在。

說了那麼多空泛的理念，不外乎想提醒現時在政府諮詢過程的微枝末節之中爭論不休的各界有識之士、學者及政客，政改是否通過，是否能改善了一些民主，是否能搭建一條不能回頭的道路，是並不重要的；泛民能否否決政改，更是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人的民主意識能否在這次政改之中有所提高，有所改善。中共從始到終都不重視甚而是故意輕蔑那群兩面三刀、功利計算的泛民主政客，但中共不能不重視的是，政客再加上背後的國際力量之助，能煽動人民力量的出現。

創制複決罷免

直接民權有三方面，分別是創制（直接立法）、複決（否決政府的法案、政策）及罷免權。罷免不稱職的特首，港人已經有了一次寶貴的經驗，能否複決重大政策，例如這次的政改諮詢報告書，迫使政府及專政者同意創制民主的路線圖，有賴香港人的共同努力參與。五區總辭，經補選作變相公投的行動，正是為全港數百萬選民提供一次有實在意義的變相公投。

正如當年的民主黨不敢叫出意義重大的董建華下台口號，今天的民主黨也不敢為總辭、補選，成為變相公投的行動背書。民主黨已是鐵定不肯參與之時，若連為公投加以定性，賦予直接民權的意義，從旁加以吶喊也不肯，反而將之定性只是一次「補選」，則民主黨不單是自私，不單是出賣戰友（這倒是正常不過的，也不算奇事），而是出賣了民主的理念。

一個最容易的反對理由是，說補選就是補選，不是公投，沒有法律上的效力，這只是形式主義上的遁詞。政客若要這樣說，就請不要再說董建華下台與五十萬人有關，那只是他腳痛的結果，也別說是五十萬人令二十三條立法不能通過，技術上與法理上那只是政府收回議案而已。

一件事情的意義，是我們賦予的，再用語言文字去傳達。香港的法律之中並無泛民主派，泛民主派的定義，一講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法律上也沒有保皇黨、建制派、政治免費午餐派的定義，連政治學者也沒有給予這些字眼正式定義，但一講香港人就明白所指是誰人，亦會跟隨這些用語。語言本身只是符號，什麼意義由大家賦予。

符號魔術產品

民主派之所以成為民主派，本身也只是符號魔術的產品。民建聯的名稱也有民主，民建聯也與所有泛民政客一樣只是緊守《基本法》的框框、人大釋法的框框而活，在框框之內爭民主，大家有分別嗎？一點也沒有，公眾為何能清楚分別，那只是語言符號的作用。民主黨的政客當然也明白這個作用，資深的司徒華四十年來正是玩弄這類語言符號的高手。今天反其道而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只要社民連與公民黨的聯盟肯自行努力，一腳踢走出賣民主理念的民主黨，自行推動五區總辭，將其定性是公投，是直接民權，一點難度也沒有。有心而又有錢的人只要背後多捐些錢給聯盟，令他們將補選搞得有聲有色，只要多賣全版廣告，在全港九地區張貼千萬計的海報，強調補選就是公投，就是人民自決命運的直接民主行動，訊息就很清楚，人民就會知所行動。

沒有民主黨的參與，香港人就不會行動嗎？就不懂上街吶喊，不懂出來投票表態嗎？筆者絕對不信！

信報財經新聞   2009-12-09
P22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黃毓民請辭動議須避四敗筆
 黃毓民明天在立法會動議辯論「五區總辭，全民公決」，動議的時間距離曾蔭權拋出政改諮詢文件，正好是三個星期，期間泛民立場變化不可謂不大。

先是公民黨率先表態，造成「五區總辭」人數基本上足夠局面，一時之間民主黨猶疑未決的立場，受到重大壓力，亦在這一刻，我們一直以為民主與公民兩黨是兄弟黨的關係，已經是此情不再，兩黨私下沒有共同進退協議，而且應該就議題鬧翻，公民黨遂作出公開表態支持「五區總辭」計劃，以對民主黨施加壓力。

我請客你付鈔算盤不響

在上星期六公民黨召開大會，給了領導層絕對授權，並以八成動議通過支持領導層隨時「去馬」，公民黨猶在說會盡力爭取其他黨派（指民主黨）的支持，一同行動，明顯是口是心非。「五區總辭」能否成局，責任回到要全力以赴，盡出三人的社民連身上，社民連在這刻，處於騎虎難下局面。

資源、人力、民望皆不足的社民連，極之希望將民主黨拉進來，是明顯不過的。本欄在11月12日曾經形容，黃毓民打的是我請客，你付鈔的如意算盤，這算盤終歸打不響，自己需付上一定責任。

黃毓民沉不住氣，與司徒華公然開罵，是敗筆。梁國雄在遊行時拉出標語，公然叫何俊仁站出來更是敗筆，因為給民主黨保守力量一個翻枱的借口。司徒華緊接出招，成功轉移了視線於兩黨領導人口角之爭，令支持者生厭。現時Youtube上已經陸續有人將司徒華在八月初（他拋出五人名單之後）接受不同電台傳媒訪問時的談話上載，他對「五區總辭」的理念到行動策略，一切利弊，皆十分清楚，而他當時大力支持，也是十分清楚的。筆者沒有記錯，民主黨內不但是李柱銘支持，早前劉慧卿及何俊仁皆持正面態度，是內定「主席總辭方案」的人選，現在的情況，不是司徒華轉軚，是民主黨轉軚，立場的微妙改變在十月之內發生，這是最值得深究的地方。

數改請辭日期訊息混亂

以司徒華的民望，他二十年來建立的抗共維權形象，深入民心。社民連及其支持者輕率地企圖簡單的二分法，將華叔抹紅為被共產黨收買，是第三敗筆。

第四敗筆就是胡亂提議請辭的日期，先是明年年底，反口將責任推給傳媒錯誤報道之餘，提議日期是五月底，早前則聲稱要在民主黨大會之前請辭，訊息一片混亂，傳媒公關固然是災難，支持者亦看出社民連三人原來全無信心。

星期三的動議，黃毓民須避免上述四大敗筆再現。社民連三人已在不歸路途上，只許破釜沉舟。畢竟，利用補選作公投是新事物，也是香港政治上新的一頁，還有公民黨參與，保證了泛民獲得支持，但勝負如何，誰人也無法預知。

新報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80,000)    2009-12-08
A09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緘默權是否絕對？

看題目以為是離開了經濟法律的範疇，但有閱讀本欄的讀者應該留意到，在與經濟犯罪有關的案件中，廉署或是證監會皆從相關的條例之中得到授權，若是被調查者或是證人被認為知道某一類與正在調查案件有關的資料、消息或文件，證人會在宣誓的情況下如實答覆問題，提供虛假或拒絕提供資料，證人會犯法。

但普通法亦有一重要原則，被調查或被審訊的疑犯有權不回答會令其自身入罪（Self-incriminating Questions）的問題，我們稱為緘默權（Right to Silence），這一權利寫在各人權公約之中，視為重要人權原則，體現了無罪推定、公平審訊的司法精神。但總有例外的情況。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Latker [2009] 2 HKC 100

這本來只是一件普通不過的衝紅燈事件。被告是車主，汽車被警方的影相機影到有衝紅燈的事件。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63條，交通部對車主發出通知，要求提交駕駛者的名字，以便控以衝紅燈的罪行。被告拒絕，提出一個憲法性的問題，指有關的法律條文違反〈人權法〉，亦所以是違憲，應判以無效。原審的裁判官接納了辯方的說法，這當然影響巨大，律政司直接上訴到高院的上訴庭，三個大法官一致批准了上訴。這是合理的，否則衝紅燈、開快車這些交通犯罪因為絕大多數依賴攝影機之助作為證據，將會全部變成違憲而無效。

但法律就是法律，大法官亦同意本案有重大違憲與否的法律觀點需要處理，但不應主動以判被告無罪為結案，而應先將案件押後處理，讓政府一方可以已經有先例為理由，交由上級法院決定是否違反公平審訊，違反緘默權，亦所以引致有關的法律條文無效。

上訴庭的意見，基本上認為第63條在憲法上有合理性（Constitutionally Justified），因而公平審訊的原則沒有受到侵犯。判詞引述了一些歐洲人權法庭的判例，指出公平審判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規則，而是一項根本原則，法庭應審視個別具體情況，以決定原則是否被侵犯。

法庭指保持緘默權與不用回答可令自身入罪的權利可在一些情況下受到限制，只要令公平審判本身的原則不受損害便可以，因為公平審訊（Right to a fair trial is absolute）的原則是絕對不容違反的人權原則，但亦有很少人會認為對自由的少許限制是不可或缺的（indispensable）。

筆者也不在空泛的法理概念上討論，亦同意法官所言對人權的限制是個別情況必需之餘，應是合乎比較的事情（proportionate to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這裏介紹判詞第45段的說話，法官說強制疑犯在比較不重要的情況下提供資料（違反了他的緘默權），是可以的。舉例而言，在危險駕駛引致死亡的案件，最高刑罰是監禁十年，與只是最高監禁六個月的開快車事件，受強制的程度（degree of compulsion）應當不屬同一級別。

筆者的理解，法官是說嚴重罪行的疑犯反而可以享有更高標準的人權，而類似開快車一類小事則可以用較低的標準，以利社會的秩序，筆者覺得這樣說有些古怪，不知讀者認同否？◇

毒害禍及校園 官員須先問責

上篇文章結尾談及一個完全被政府在校園驗毒計劃之中歪曲的社會觀念，這一錯誤觀念正廣泛被宣揚於各大小社論及人權意識不足的評論文章之中，就是學校、學生皆有責任協助政府緝毒禁毒，不願參與者就輕易地被標籤為自私、不盡公民責任。這是以錯誤道德觀念欺壓別人的典範。

勿讓師生當禁毒先鋒

學校的天職是教育，不是緝毒，不參加計劃不等於支持學生吸毒，不等於不肯教育好有問題的學生。教育的目的是以人為本，教知識亦教做人，絕不是要老師學生充當緝毒禁毒的先鋒，禁毒過去幾年如斯失敗，為何禁毒專員還可以在其位？警隊及保安局又為何不用問責？

維護法紀本是政府的責任，現在就隱然將責任分了一半給學校。校園有毒禍，校園及學生已是警方無能的受害者，現時最過份的是想將責任交給受害者，要學校、學生協助建構無毒校園。

先要弄清楚，公民只有守法的責任，並無法律上的責任協助執法者，協助只是道德上的責任，不應被誇大。當公權力與個人權利有所衝突時，文明社會應以個人權利優先。民建聯議員的思維，是內地集體權利優先於個人的一套，這從來不是港人的價值觀，亦不是先進國家崇尚人權的價值觀。

香港的法律價值觀，是保護個人權利的，即使是犯了法的人，亦有權不提供可使自己入罪的資料，這是尊重人權地區才有的法治，內地當然沒有這一套。即使罪犯也享有的權利（不用提供可使自己入罪的資料），在校園驗毒計劃之內的學生反而卻被剝奪了！

上文已經介紹過，計劃有太多知情者，而計劃只說學生「個人」資料不會交給警方，這明顯只指學生是吸毒者的資料，學生是拆家之時呢？那是重大罪行，警方當然會有所行動。吸毒的學生可能只是儲備了毒品，轉賣一些給同學，但意義上有所不同，警方可以據此申請入屋搜查令，搜學生的住所，只要找到的毒品多了點，就可大做公開「秀」，自吹自擂禁毒的功勞，參加驗毒的家長及學校可有想過這一點？

《兒童權利公約》訂明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引誘兒童「自願」驗毒，令其自我入罪，毀其一生，失去改過的機會，絕不符合兒童的利益，只是符合好大喜功官員的利益。

宜速將計劃抽離政府

筆者再問，請名校校長細想，這項「校園驗毒計劃」，本質上究竟是一項「緝毒工程」，還是一項教育工程？當學生的資料間接落到警方手中之時，按計劃的守則所言，這是計劃「以外」的其他情況，均受現行的法例及做法規管。這是說，警方會用慣常手段迫學生提供資料，追查毒品來源，若不合作，以檢控藏毒販毒作威脅……校長同意計劃，可算是緝毒有功，但這是否一種教育？是否符合學生利益？

要避免驗毒計劃成為警方的緝毒計劃，唯一的做法是馬上停止計劃，將計劃完全抽離政府，改由醫管局支援，校方自行安排學生自願到指定醫生驗毒，結果越少人知越好，家長及只限一名校方人員（最安全是校長自己）知道，大埔區以外的學校應從速自行安排，以免被迫成為政府的緝毒工具。更緊記的是要私下靜靜進行，要堅拒政府官員及政客之流到處做「秀」！

新報      2009-12-03
A09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雷曼苦主應獲百分百賠償  

筆者這個星期決定不談泛民的政治話題，並不是想響應「民主之父」的呼籲，要停一停，諗一諗，而是政治戲碼實在太爛，太娛樂圈化，政改可是影響千秋萬代的重要事情，市民即使有興趣，也是沒有理由會有興趣觀看兩個政治人物為一些面子問題互相謾罵。

香港面對的政治問題很多，香港人需要學習分辨政治人物在個別政治議題上的工作表現，不要再單靠形象感覺，忠奸二分，作為投票的標準。雷曼、菜園村、高鐵、校園驗毒、失業問題、人口老化問題，事事皆影響深遠，你選的議員在這些事件中的表現，才真正影響社會的進步與否，影響大家的利益。

雷曼苦主已經漸漸無人願意理會，但他們的堅持一直延續，因為身受其苦的人深知或方知社會如何不公平。這些有餘錢投資的人本屬小資產者、傳統上支持建制社會的人，是誰奪去了他們一半的財富？這是誰人的責任？一年前大家有為這個問題一同想，一年後見他們已獲六成賠償就當是投資失誤個案，就讓事件不了了之。只是幾個月前立法會的政客見民氣可用，高調成立了特權小組調查，到今天因為民氣不再就愛理不理，特別是泛民的政客，包括劉慧卿與梁國雄，只為鎂光燈而活，自以為只應管千秋萬代的民主大業，立法會的工作只要沒有傳媒注視，就事事旦旦。

冷待證人原因可疑

若不特別留意細段的新聞，一般人不會留意到一位前證監會的投資產品部高級經理，名叫高秉忠的人物，在八月辭去年薪過兩百萬元的高職，提早六年退休，要求到立法會雷曼特權小組作證，受到小組的冷淡對待。小組主席何鍾泰以小組成員意見之名，先要求高先生提供希望作供的內容詳情，然後始決定是否傳召。

留意小組之內是有六名泛民成員，這類官僚態度令人難以忍受。筆者特別要點名劉慧卿與梁國雄，兩位尊貴議員的疏忽與傲慢令人齒冷，而且原因可疑，因為這位高秉忠先生並不是巴士阿叔一類騎呢古怪人物，而是你們的曾經戰友！

九六年劉慧卿在特首選舉的會場之外成為始創瞓街抗爭被抬走人物，這一抗爭模式成為和平抗爭最高模式，數天前的政府總部反高鐵示威者還在使用。當時這位卿姐的戰友高秉忠與卿姐一同被抬走。這位高先生亦是與劉慧卿一同創立「前綫」的主要成員，曾經在九五年在新界東參選立法局，他的知名度當年不下於兩位尊貴議員，只是低調了十四年，新聞界已經無人記起，但兩位若非早患了失憶症，就是根本沒有開會或看文件。

雷曼苦主為高先生開了記者招待會，他自己亦發出公開信，小組還是愛理不理。小組的特權原來不是查真相，而是幫政府掩蓋真相！高先生明言，由於雷曼苦主要進行司法覆核的行動，若到時法庭傳召，他會到庭作供，將所有知道的內幕公開，因為法庭同樣是有言論自由特權的地方，他不會被刑事追究。

高秉忠之所以要求被傳召到特權小組，是因為《證券及期貨條例》中有類似《官方保密法》的惡法條文，而沒有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辯解理由。高秉忠只有到特權小組或是法庭才有講出內情的機會。

民主黨似在幫政府

講出內情對雷曼苦主多重要，可能連他們也不知道。筆者只是從法理上分析，並不是知道內情。現在公眾不同情苦主的一點是，被誤導以為這是一次投資的失誤，但若然雷曼事件的出現是因為政府的決策過程失誤，政府或是決策過程中下令的政府高層可以有個人民事上的疏忽責任！

一如一間公司的決策出現問題，公司可以起訴董事疏忽，要求他個人賠償。一般政府高官可能無錢可賠，苦也無用，但當年（二○○三年）雷曼引入香港的決策過程，涉及特首董建華及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金融專員任志剛，這數人有億元計身家，若有個人疏忽之處，起訴他們，有可能得到苦主餘下的四成損失的賠償。特別是董建華有數十億元身家，他不肯賠，法庭下令他破產，相信會大快人心。

筆者一年之前已經在本欄介紹有關的法律問題，這裏再簡介一次，所有投資產品若要發出任何廣告，皆要先得到證監會投資產品部一群專家的研究與審批，證監會與全世界的證監會皆會互通這類投資產品的資訊。雷曼產品在美國是不准出售給小投資者，箇中理由如何，香港的證監會在審批的過程中必然要先行查問美國證監會有關的資料，亦必然早就掌握專業的判斷，就是雷曼產品不能在銀行的櫃位出售給小投資者！為何結果可以，就是最大的謎團所在。

高秉忠的證供有助解開謎團，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正是他負責類似產品的研究調查。政府不想謎團被解開，並不出奇，為何連在雷曼事件中撿盡政治便宜的民主黨也似乎在幫忙？小組又不願傳召，又不願公開聆訊，要黑箱作業，是否有不可告人內情！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2009-12-02
 

同意驗毒潛存風險  

大埔的校園驗毒計劃馬上就要進行，大家以為媒介最有興趣的新聞焦點在甚麼地方？成效如何？那可要一年半載之後的分析才知道，最有興趣追查的，是零的突破，哪一間學校出了第一個被驗出吸毒的學生。

跟政府合作「好天真」

同意進行校園驗毒的23間中學校長，很快就會有一如粉嶺基新中學校長郭燕薇之嘆，禁毒專員與警方說保密，說會保護學生私隱，原來並不可靠，跟政府合作是「好天真，好傻」的一回事。筆者要補充一句，你們同意這個侵犯人權，出賣學生利益的甚麼校園驗毒計劃，本身是很蠢的一回事，有朝一日，禁毒專員與警方負責的高層會因為藉校園驗毒計劃而成功破獲校園內販毒集團（可能只是幾個小拆家的活動），必然大吹大擂，自誇成就驕人，特首施政成功，他日升官有路，有販毒集團活躍的貴校，下場會如何，不用多說吧。

筆者留意到一篇特稿，說新界北反黑組高級督察殷晃偉透露，警方為支持大埔區校園驗毒計劃，打算以臥底行動作配合，但大埔區學校並不熱衷，只有粉嶺基新中學勇於嘗試。

若不善忘，這不是新鮮的事情，校園驗毒計劃本來就有一名警方代表，只因各方反對作罷。筆者也無意指摘警方與禁毒專員，他們的工作是查毒禁毒反毒，不是維護人權，維權的理念本質上與他們的工作有利益衝突，他們只是官僚，又不是政客，做好份內工作是他們的天職，用盡一切方法調查毒販的活動，正是他們工作所在，特別是無情的事實證明，禁毒專員完全無法阻止過去幾年青少年吸毒者以倍計上升的時候。

教育工作者是有學識的社會精英，當然有教導學生正確價值觀，遠離毒品的責任。同樣而言，現代的教育工作者有傳遞知識以外更廣泛的使命，應藉教育令新一代的人更重視人權法治，率先在校園創造一個尊重人權法治的環境，是教育出良好新一代人類的不可推卸責任。

兩者其實沒有矛盾。加強毒品禍害教育，協助學生遠離毒品，協助已吸毒學生脫毒，是學校的工作，校園驗毒計劃則不是，這是違反人權的工作，學校有權拒絕讓其在校內推行。

吸毒者資料絕不保密

大家看清楚整套計劃，知道學生被驗出有陽性反應的「隊伍」有五六人，他們分別是校長、社工、護士、家長，還有指定濫藥者輔導中心、計劃主任。被毒出曾吸毒者的資料，雖說保密，事實上並不，也絕不。

計劃雖然沒有了警方代表，但據有34頁厚的工作守則中，第三章有關相關人士的角色介紹顯示，計劃主任的責任，是「就本守則所關乎的驗毒資料和私隱規定，向學校提供意見，並把需要關注的事宜轉達有關當局。」簡而言之，就是情報會轉交警方。

既要禁毒，我們就不能怪警方好大喜功。當發現某間學校有販毒活動之時，無理由不採取行動，校長以為不會影響自己，只能借基新郭校長一句話，你們實在很傻，很天真。

學校就沒有責任協助警方防止罪案嗎？對不起，法律上是沒有，從來都沒有，《基本法》第42條，居民只有守法的責任，沒有執法的責任。

新報
A10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2009-12-01

等你地班盲毛仲當佢係英雄！

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社民連縮沙，黃毓民縮陽；...... 

(閱讀全文)

不容為自己的錯誤反悔

在普通法內有一個說深不深、個個讀法律的人皆讀過的觀念，但要翻譯成中文有一定困難，筆者手上的法律辭典就有兩個譯法，分別是「禁止翻供」及「不容反悔」，原文則是個拉丁文字（estoppel），這也是一個衡平法的觀念，其意是指某人在法律上無權得到別人的利益，但由於所得的利益是緣於這別人的錯誤，要退還利益就會出現不公平情況，在這情況下，衡平法容許法官酌情處理，可以判被告人不用歸還利益。

用一個活的例子可能更有趣，僱主因為錯誤計算多支薪酬給僱員，是否不用歸還？一般來說自然是理應歸還的，但因為衡平法（Equity）的理由也可以有例外，最令人失笑的是這犯錯的是最有僱人經驗、僱員最多的香港政府。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Kwan Kin Sang [2008] 6HKC 203

被告人自1984年起已經在政府工作，是終身僱員，1998年他離開政府，與當時的臨時市政局及臨時區域市政局簽署工作合約，負責簽約還是政府的康文署。到了2000年，由於取消了兩個市政局，康文署終止了與他的合約，但給予他以同一僱用條件的兩年合約，這份新合約的第九條與房屋津貼有關，在新約中被告人停止了他原來享有、數額為他底薪30%的房屋津貼，代之以另一形式的津貼。由於康文署職員的錯誤，他一直收取原來的房津數額，直到2004年。

計算的分別這裏沒有必要覆述，總之在04年9月被告人收到康文署的信，政府認為一共多給了他87萬元，要求他歸還，並在區域法院起訴要求他歸還。他自然不肯。

被告人的理由，是合約之中的條文寫的極不清楚，他也看不明白，一直以為是按照原來的僱用條件工作。他曾經先後花了47萬費用裝修租住的房屋，而若然他知道沒有這筆數額的津貼，而是較少的數額，他會用津貼來購買房產，而2000年到2005年正值房地產的低潮，他錯過了置業的良機，全因為以為房津只可以用於租房屋之用，而不知他可以選擇在新合約中的購房津貼（Home Financing Allowance），他亦指以他的學歷及經驗，他有機會申請另一些待遇更佳的職位，他亦由於以為享有這些房津的理由錯過了事業上的發展。由於他不能返回頭，僱主亦不能反悔，這是衡平法的公平觀念所在。

區域法院的法官基本上完全接納了被告人這些論點，判他勝訴兼得律師費。這裏必須清楚指出，法官是接納了本案的事實是他不知道政府搞錯了，若然他知道別人有錯而不出聲而坐享利益，他不會受衡平法的保護，因為這也是不公平的。

另一要點，是他因為信賴了對方的錯誤，而招到自己的一定損失，特別是他放棄了求職的機會，他已經不能回頭，所以僱主作為犯錯的一方不能回頭。且舉一個不同的情況，若然僱主多給了薪金，但僱員一直儲起來不使用，亦並無因為薪金的理由失去其他機會，從未改變情況（change the position），判決是可以不同的。◇

李柱銘進退失據 司徒華發功一錘定音     

星期二是民主轉捩點危機四伏的一天，由早上司徒華打電話到公開斥責李柱銘出賣民主黨，到翌日凌晨李柱銘突然公開呼籲叫停「五區總辭」，過程極為戲劇性，事件中最大的輸家是李柱銘這位過氣民主之父，而司徒華突然出招，一錘定音，否決了民主黨參與「五區總辭」的可能，成為了民主黨內的真正，亦是唯一的大佬

先不談「五區總辭」的政治問題，李柱銘在事件中進退失據，思路不周，是他自食其果的原因。李柱銘並無能力處理好民主黨之內的倫理關係，只知借助外力，企圖以"民主惡勢力"壓黨內不同意見，終招致強力反彈，既不利己，亦不理「五區總辭」的推動。

今天他要急急打倒昨天的自己，並不是他關心「五區總辭」的進行，只是顧及自身的利益，害怕被黨所公開譴責，失去他扮民主黨代表的地位。

不必對民主黨轉軚抱幻想

這也是說，他開始於出賣民主黨，結束於出賣被他哄騙了上轎的社民連及公民黨。在「公社盟」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一刻，他呼籲收回「五區總辭」，將置兩黨的熱血支持者於何地？他叫大家停下來，先想一想，想甚麼？這個議題已經被提出近半年，還有甚麼事情未有想過？政府已經叫陣，說不怕等你們辭職補選回來再通過政改不遲，這個態度是藐視「公社盟」必敗，「公社盟」一拖延，就是自顯害怕，氣勢馬上大減。所謂戰可求，不可知，世上本無必勝戰役，畏首畏尾者，則是必敗無疑的。

司徒華在民主黨內雖然是普通黨員，但以他的江湖經驗，以及其對黨內政治勢力的了解，他的一錘定音極為有力，經這一說，「公社盟」實不必對民主黨會轉軚支持行動抱任何幻想，現時只能要求民主黨在表面上支持行動，以及不反對個別黨員參與助選，便於願足矣，事實上，這也是不容易的。

民主黨內，與司徒華有門生關係的包括張文光與李永達。何俊仁較近李柱銘，但相信他要維持黨內團結而身不由己。民主黨內屬於前「匯點」派系的有李華明、鄭家富、楊森、黃成智，而未備受「民主惡勢力」打擊前的甘乃威，亦屬這一系統，「匯點」派系贊成與中共保持友好，所以民主黨的主流不同意總辭，是十分明顯的，等到下月13日，亦不會有奇迹出現。

是非成敗對錯半年後知道

較近李柱銘思路的，是涂謹申與劉慧卿，但兩人皆不會冒黨的分裂而獨行，其餘所謂少壯派，實力有限，早就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只能在媒介上搞小動作引人注意，難成氣候。就連李柱銘也受壓力要急轉軚之時，民主黨不會參加「五區總辭」，已成定局。

事到如今，社民連就算如何壓迫民主黨亦不會有效，是非成敗，誰對誰錯，空談無益，半年之後就可以知道。今天三黨及其他獨立泛民要冷靜面對的，不是團結去總辭，而是在不傷和氣前提下支援「公社盟」的總辭，令五人可以有驚無險地回朝，當中不能再有自私之心，不應記掛過往的恩怨，無論是否精明的決定，五人一去不回，肯定是對支持民主港人的沉重打擊，是會大家一同受害的一回事。

爭民主是不能等的，是要當機立斷的，民主黨人守株待兔已經二十年，還等不夠嗎？

新報
A09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2009-11-26

 五區總辭改變泛民抗爭模式  

曾蔭權公布他的二○一二政改正好一個星期，事態發展急轉直下，一星期前猶未知能否落實的「五區總辭」計劃，隨着公民黨清楚表態迅速成局，這亦變成公民黨與民主黨各行其是，由同盟的關係變成競爭對手的微妙改變一刻。民主黨歷來一黨獨大主導一切的時代也正式結束，「五區總辭」不單改變了泛民的一貫抗爭模式與倫理關係，亦成為泛民之內勢力轉移的重要轉捩點。

這一刻，民主黨與社民連正為「五區總辭」的理念到可能性到現實的利弊爭論不休。客觀地說，以能轉達給市民所見的公開論說而言，民主黨是較理虧的一方，那些所謂「放棄陣地」、「議會逃跑」，五區會發展成為全體總辭的說法，就算不是故意抹黑而是出於誤解，在公民與社民正式否認之後再說就是多餘，就成為「明屈」，手法與民建聯一樣，是說不下去的。

無效的「消極主義」

將總辭說成是一種杯葛議會，是無效的「消極主義」，是比喻不倫不類，張冠李戴。總辭有再選回朝、以公民力量顯示實力的後着，與二十年前李柱銘及司徒華辭去草委和回歸前杯葛臨時立法會的單面消極不可同類比較。就算硬是要比，回朝之後進一步發展的民主黨與參加臨立會的民協誰更高明？民協由當時的四席縮為一席，從此沉淪不起，歷史已經證明當年馮檢基的「又傾又砌」是失敗理念，當年嘲笑馮檢基的民主黨今天走其舊路，簡直在開歷史的玩笑。

華叔代中共發言，指中央不會因為泛民發動的群眾壓力而屈服，加快民主的步伐。這個論說更輕易被擊破，華叔是否在說支聯會二十年來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導致六四尚未被平反的原因？這個說法與本地左派何其一致？不要為爭論而爭論吧！

只有一個理由是真的，民主黨是泛民的既得利益派，不願為未知的結果而冒險。在民主黨的當權者的意識之中，民主黨是老字號的大黨，基層力量深厚，有近百名議員，不參加總辭還是大黨，參加反而被公民、社民所設的議題所帶引，弄不好不單失去席位，更會搞壞與中央及政府所建立的互惠關係。筆者無興趣代入這個思維，但不妨提醒你們一點，民協也曾一度有三十名民選區議員，一樣地區力量深厚；論基層力量，民主黨比公民及社民大十倍，為何今天反而受制於人？

再否決是「死人尋舊路」

因為民主是大政治議題，同細眉細眼的基層工作無關。主流派將自己不解釋甚而故意誤導的責任歸咎於市民不明白不支持五區總辭，但民調的走勢是隨着時間而逆轉，支持總辭的市民正在迅速增加，筆者絕不相信社會在爭議幾個月後到投票之日，市民還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最後的辯解是怕會輸，會失去否決權。筆者早就判定否決政改本身只屬自殘行為，自殘的意義本身不比通過的大，中央與曾政府根本不會為政改不能通過而有丁點兒的損失，二○○五年已經試過一次，再否決只是死人尋舊路而已，是無聊、無益及無建設性的事。

有益及有建設性是總辭會帶來人民力量的起動。說到這裏，公道地說，民主黨也有權反駁，這也是沒有經驗支持的事情，誰能肯定民眾會選辭了職的議員回朝？誰敢肯定補選不會敗於建制派？誰可說人民力量會為補選的活動而被敲動起來？這些論說本身何嘗不是靠估？聲大並不代表真理吧。

維持泛民大家庭團結

正是勉強無幸福，民主黨以此為據與公民社民兩黨爭拗下去是沒完沒了的。這裏要介紹一個哲學觀念，總辭的後果會是如何，是一種「先驗」（transcendental）的事情，先驗要簡單地說，就是先於經驗的事情，為先於經驗的事情加以爭拗，是一定沒完沒了的，情況猶如數千年來無數哲學家為何謂真理而爭論，還未有結果一樣。

對於先驗事情與人的估計皆不同，再拗下去只會傷了泛民的團結。明乎此，兩派應該立刻停止互相指責，謀求一個大家皆可以接受的安排。民主黨、街工、民協皆可以在不參與的情況下對五區總辭加以原則上的支持，最低的要求，只是不公開批評、不派人參選搶位、不在背後搞小動作拉後腿。就算不計大家有爭民主的共同理念，單是相識近三十年，無任何人情上的理由拒絕。

中度的要求，是不反對自己黨員以個人身份為公民社民兩黨的候選人助選。當然這是基於自願及組織的許可，相信這也不難達到。高度的要求，是出錢出力。理念上，正如李柱銘說，支持為何不參與，不參與又為何支持？這當然是矛盾的，但也非不能自圓其說，要維持泛民大家庭的團結，是人人皆會同意的理由，哪怕大家心中明白，這只是一種表面不過的偽善。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2009-11-25

民主號列車去向不明

比喻用得好，是生動有趣的一回事，反之，就是比喻不倫，引喻失義。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形容現時的政改是一列「民主號列車」，呼籲各界盡快登車，而不要在月台上唇槍舌劍，甚而拆去2012年的路軌，這是典型的引喻失義，語文老師可以引為反面教材。唐司長似乎當正自己是下任特首而開始洋洋自得，大有當年曾蔭權吹口哨的心情，看他在立法會答議員的質詢，或在電台答聽眾電話那個態度頗有問題，他可能滿懷拿取下任特首的自信，但也不應如此。

2012之後不知如何走

唐司長之所以得意，是在於他明知政改的失敗與他無關，一件爛貨品賣不出，不是推銷員的事，是生產者曾蔭權的責任，若政改再次引發10萬人上街，作為政府當然害怕，作為個人的他反而是得益者，他有機會暫代半年特首，甚而正式登上龍位，自然心情愉快。

坐上這一列車，終站只是2012，之後呢？是不知往何處去。你不會登上一艘自稱會帶你到世外桃源的船，因為你知道這是一艘無人駕駛的鬼船；這一列所謂民主號列車，到下一站2012年，就不知往何處去，車長、副車長及服務團隊皆會下車，會否再上車無人得知，副車長唐英年叫你放心，說車的終站是民主，因為這是鐵路公司保證的。

但當你問這列車下一站怎樣走，是直線還是要轉車？是走地底還是高架路？會途經田野荒山還是大城市？乘客會坐硬座、軟座，還是臥鋪？乘客要求車長問清楚鐵路公司，但車長不能，鐵路公司不肯講，說還未肯定，總之終站是民主就是了，誰人會貿然上車？

鐵路公司說不登也沒有問題，下一班列車是直通有民主的2017站，到了這一站之時，大家可以直接普選列車車長，再帶引乘客選舉這一卡車的車代表，大家何妨等下一班車才上車？

以為人民是愚笨受騙的領導人，本身不會是好的領導人。唐英年想出這個似是而非的民主號列車比喻，可見他的思維水平非常有限。

新加10席未增民間力量

這次政改為民主所增加元素很少，人數卻是很多，足足有10個人，除了增加10席基本上不會令建制派失去控制能力的議席之外，權力架構的均衡沒有改變，民間的力量不會增加，就算否決了，對民主進程不能說有影響，只能說是停滯不前。筆者的觀察，專政者必然會等待這一代的泛民老去，親建制的新一代政客成長，才會開放更多議席，到時民主派與非民主派的界線會日漸模糊。

其實到了今天，在非民主議題上，我們已經見到這個情況出現。

情況是民主黨已經接受招安，李華明接受銀紫荊，馮檢基北上觀國慶，何俊仁獲委入機管局，在爭取2012年雙普選的議題上，早就無聲息，「五區總辭」之議，爭的也只是一個路線圖，用唐司長的比喻，是這班列車會怎樣走的具體情況而已，這些政客也千方百計推辭，政客是不可靠的。香港人，要有自己的前途，從來只能靠自己，請支持任何可以代表人民力量的任何行動。

新報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80,000)    2009-11-24
A09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津貼是工資也不是工資 

月初有一件由勞審處上訴到高院原訟庭的案件，同與國泰有關，一樣是影響深遠，因為影響到一般人所理解的津貼是不是工資的一部份。筆者個人覺得此案判得很差，理據上不算有強的說服力，但無論如何這只是高院的案件，不等於會一刀切地影響所有打工仔的權益，但國泰員工本來可以追回的四億港元補償，若不再上訴就成為泡影。

空姐追討的是認為應將四類津貼列入假期補償之內，分別為飛行津貼Line Duty Allowance、地勤津貼Ground Duty Allowance、免稅品銷售佣金Duty Free Sales Commission及外站津貼Outport Allowance。除外站津貼外，勞審處已經判其餘三項是薪金類別，可以在計算假期時得到補薪。

Kwan Su Wa Vs Cathay Pacific HCLA4/2009

津貼一詞，顧名思義，不是窄義上的薪金，只是法律上承認津貼是「工資」的類別，在〈僱傭條例〉中工資的定義包括僱主付給僱員作為根據其僱傭合約所要做或將要做的工作而能以金錢形式表示的所有報酬、收入、津貼（包括交通津貼及勤工津貼、勤工花紅、佣金及超時工作薪酬）、小費及服務費，不論其名稱或計算方式。

依這定義，法律的定義相當清楚，上述四類津貼與工作有直接的關係，除外站津貼尚有問題可爭議之外，其餘三項應列入廣義的工資定義之內。

附帶一提，法例的定義亦指明一些情況會例外，包括由僱主給予屬賞贈性質或由僱主給予的佣金、勤工津貼或勤工花紅、屬經常性質的任何交通津貼、合約完成或終止時付給的酬金等。

在2004年有另一案例，永安旅行社的領隊因為不滿在離職時，有薪假期不計入佔總收入近九成的小費。只是以底薪計算，永安不同意小費是公司支付的員工薪金，理由是小費屬完成帶團工作後，由團友直接給予領隊。高院在上訴的聆訊之後判領隊得勝，指法例清楚訂明小費屬於薪金，永安向上訴庭及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但遭駁回。

但在這一件案中，高院的判定並不一樣，高院判決四類津貼皆不算是薪金，所以亦不納入假期薪金計算之中。

法官石仲廉認為，假期補薪是按日計算的，但飛行和地勤津貼只是按空中服務員斷斷續續的當值工時計算，即使數學上可以計算平均每日所得的津貼，也不可以視為日薪，勞資審裁官將工資「逐日累算Daily Accrual」的概念，省略成「逐日計算Daily Calculability」，法理上出了錯誤。

坦白而言，筆者不明白亦不同意法官這個看法，亦看不出兩者為何不同。另外，免稅品銷售佣金是按件計算，空姐有可能被編到沒有免稅品出售的航班，因此津貼也不是逐日累算。外站津貼不算假日薪籌還算有理，因為假日不需特別支出，亦不需補貼，但前三類明顯為空姐恒常穩定的收入來源，不算作薪酬的一部份，難以令人信服，不單與定義不符，亦與終審庭在永安旅遊的小費屬薪金部份的精神違背，這是一件不能令人信服的判例。◇

 少年不笨 校園驗毒隨時「爛尾」  

筆者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再批評校園驗毒計劃，並不是轉軚贊成這個因長官意志而推行的計劃，而是明白這計劃硬要在忠言逆耳的情況下硬推，讓其以明顯的失敗收場，令曾蔭權的施政留下一個笑話，作為反面教材，也不全是壞事。

副局長示範驗毒無謂無聊

筆者在8月及9月寫的3篇文章，關注的是學生的人權問題，後來有人權團體亦加入關注出聲，政府已經一再修改計劃，驗毒不但要家長同意，亦要兒童（國際兒童公約的定義是指所有18歲以下的人）自己同意，只要這是真正的自願，而不是被迫的自願同意，法律問題最重要的一點解決了，餘下的是計劃是否有效有智慧的問題。據已知的情況，可以估計到計劃正式推行之時笑話一定多。

只是令人失望的是揸筆者的評論，某些人知識水平之低，思維方式之陳舊，民粹及盲目支持政府，令人嘆為觀止。到今天還有人說政府不應要學生或家長同意，說這樣欠缺效率，又批評政府不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畏首畏尾，這樣會令到計劃成效不大之類。

知道自己是法盲就有點自知之明，不要學人揸筆寫評論吧！香港是國際城市，簽了兒童權利的國際公約，可以不依國際人權標準辦事嗎？香港是法治社會，有保障個人資料不被濫用私隱法例，政府可以不依法辦事嗎？如果可以，這個政府的官員想繞過法例辦事，作為民間監察力量的輿論有責任用最嚴格的標準審視政府的工作，不是叫政府不必守法！

筆者近來由於參與一些人權教育的工作，與教育工作者多了接觸，沒有一人是表示支持政府的驗毒大計的，可以說是無人看好，見到陳克勤陪住那位甚麼副局長到學校做秀的新聞片段，覺得這些人認真無聊無謂與擾民，少年人並不笨，會因為副局長率先驗毒，覺得你們偉大而爭相支持嗎？會才真是教育的可悲，因為教不出有分析思考批判能力的學生，只餘被奴化盲從的年輕人。

有學校自行安排做法聰明

抽驗的結果一定無法反映真實的情況，因為有吸毒的學生一定不會自願參與，參與的一定清白。當然不能排除有一些有吸毒而又糊裏糊塗地參與，而又被驗出的，但這又反映了甚麼？一間學校有八成學生參與，是否代表很成功？兩成不參與的代表甚麼？是因為這兩成人吸毒，或是這間學校的公民教育成功，學生人權意識高漲，所以拒絕參與這個冒犯與侮辱性的遊戲？兩者都是有可能的。

大埔區的中學驗毒計劃如果客觀地面對，會是零效果，一不能得知學校情況有多嚴重，二是無阻嚇性，吸者完全可以照吸，不參加便成了，反而一些清白的學生可能因吃了其他藥而呈現陽性反應，一經驗錯，必然引起恐慌，後果不問而知。

大埔區以外的學校看在眼裏，不想玩這遊戲的就應當乾脆對驗毒說不。似乎已經有學校安排自己的驗毒或體檢計劃作為代替方案，這是相當聰明的做法，學校既有自己的驗毒計劃，就不必政府代勞，反正是自願，安排一間醫務所，叫學生想驗就去驗，不是一樣嗎？

新報
A13 |  評諭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2009-11-20

通過政改一點也不困難  

形勢到了今天，是大好，是曾蔭權政府一方形勢大好，因為他得到民主黨作為最大泛民政黨之助，通過政改一點也不再困難。數個星期前因為《施政報告》出現的低民望及兩件醜聞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將因為政府能順利通過政改方案，保持了社會的和諧而回升，曾蔭權渡過了下台的危機。

幾個月來泛民擺出連串強硬姿態，其實是假的。目的只是換取可能的讓步，而當讓步不成之時，功利計算的資深政客，心中只是想着如何下台而已。

必須指出泛民若無藉總辭引發市民上街的決心，泛民主流是無事可為的，今天說要發動五百人到禮賓府抗議，張文光提議到時代廣場推骨牌，皆是做戲多於一切的活動，對專政者而言，是百分之一百安全的抗議，完全不會構成威脅。

社民連請辭顯決心

筆者過去一連兩星期提醒泛民須動員市民在一月一日上街，依然全無動靜，筆者已經肯定民主黨在這一重要歷史時刻，自知無力突破困局之餘，是準備出賣港人，背棄歷史，只求自身的小利益。李華明獲得銀紫荊，何俊仁獲委任機管局，民主黨在雷曼事件不再跟進，在慳電膽事件與特首弟婦優先獲賠償事件皆輕輕放低，反而甘乃威事件則高高舉起，成功轉移了公眾對當時熱哄哄的五區總辭，這都顯示李柱銘失勢之後的民主黨，正在迅速民協化，甚而更進一步，可以民建聯化，表面在砌政府之時，枱底下是另一回事。這就是政治。

大家應該留意到，「五區總辭」的議題並不是民主黨所定，民主黨由於是第一大黨，有九名議員之多，一旦推動總辭責任最大，亦要出最少兩人，更大的問題，是這個做法民主黨不能肯定可以為政改爭回多少東西，自然知道是不划算的事。兩個月前華叔提出回應，只是擺個姿態，但由於未有與公民黨及社民連摸底，事件變成一發不能收。

作為社民連勁敵的公民黨，不甘被動，成為下屆失去票源的受害者，所以突然拋出二十三人總辭之議，成功奪回聲勢，球就回到民主黨，亦成為照出民主黨早在私下與政府及中共達成不戰承諾的照妖鏡。

但畢竟公民黨與民主黨還是較親近，不會反面自行與社民連合力推五區總辭，眼看目前五區總辭就要胎死腹中。但也不一定因為關鍵又回到事前設定總辭議題的社民連身上，社民連有可能迫兩黨下水嗎？答案是可以，只要有先一步請辭的決心，有沒有其他泛民相助也可以同樣選出議席的信心，能有這信心與決心，社民連有資格在下次選舉大幅增加議席，甚而成為泛民第一大黨。

泛民一人支持即可

若社民連作出破釜沉舟之舉，在政改在立法會表決之前辭職，立法會只餘五十七人，要通過政改提案的三分之二人數比例，不再是四十人而是三十八人，現時建制派連主席曾鈺成在內有三十七人，只需泛民之內再有一人支持便可以，這幾乎是沒有難度的一回事！

泛民若失去否決政改的能力，還有什麼可以威迫曾蔭權及專政者就範？答案是什麼也沒有，只能坐着失敗地看着政改方案通過。當然，泛民還可以選擇回到發動群眾上街的道路，但還有什麼運動比三百萬港人可以藉投票直接參與更有效？與社民連決裂的民主黨，擺明出賣民主自肥，還可以再騙倒選民上街支持你們嗎？到時社民連反而可以呼籲杯葛泛民的遊行，留力在投票之日晚上包圍政府總部，甚而佔領中環，這自然比一兩萬人出來遊行，然後和平散去，有意思得多了。

民主黨責無旁貸

就算只是新界西、九龍西及新界東的投票，亦有兩百萬人參與，足以成為盛事，社民連三人一辭，會構成極大的壓力；而民主黨及公民黨，要在餘下兩區參加辭職，否則，香港島及九龍東的泛民支持者極為失落與不滿，下次轉投會在關鍵一刻企硬而不是逃避的社民連。

對社民連而言，最大的損失可以是三人皆敗，但換回肯真正犧牲及承擔的形象，這當然是無價的，亦可洗脫只知掟東西搞破壞的負面形象，在下次二○一二年的選舉，由於增加了十席議席，得到英雄式的回朝，絕對不難，所以民主黨假設社民連三人只有長毛一人真的會請辭，是錯誤的判斷。

筆者亦要提醒以狡辯自圓其說的民主黨既得利益者，可以騙選民於一時，不可以騙一世，若然企圖將不能否決政改的責任推給社民連，是侮辱港人的智慧，得到的反感將會更大。食「六．四」奶水大的民主黨，今天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轉而玩弄權術，玩弄密室政治，機心算盡，只是自以為聰明。社民連在很多方面皆可能很差，但香港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一刻，極需一次一如「六．四」、「七．一」的大型群眾運動，「五區總辭」的時機是無可代替的。一念之錯，民主黨會成為歷史罪人。

信報財經新聞
P16 |  時事評論 |  By 王岸然  2009-11-18

 否決政改無作用的自殘  

政治是迫人而來，星期三的政改方案是甚麼模樣雖然尚未得知，事實上亦已經沒有甚麼秘密，最理想也不外乎是取消了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擴大一下二○一二的特首選舉團人數，如此而已。

停滯不前合保守勢力心意

泛民爭取的二○一二雙普選不議也罷，但事實上，泛民曾以此為去年競選的承諾，理應有所交代，若然能換取終極路線圖，即是二○一七年直選特首（如果有的話）的具體方法，與及二○二○年立法會如何過渡到全直選產生的過程，亦不失為對選民的合理交代。但這些訴求，明天公布的政改方案諮詢文件沒有，也許可以以附件形式，作為一項民意表達，但不會成為方案一部份。

泛民在制度上可以做的，是不通過方案，令到政制發展原地踏步，一如二○○五年曾經做過的一樣。泛民多個月來，亦是以此為要脅，要脅的不是甚麼，只是不肯通過方案，令社會不和諧，這不是進取的，這不會令到曾蔭權下台，不會令到政府運作停頓。民主發展停滯不前，正合保守勢力的心意，亦可以說否決方案，與絕食或斬手指抗議一樣，本身是自殘抗議的形式。

從來自殘本身是無作用的，唯一的作用是希望自殘可以引起群眾的醒覺，起而行動，自殘才有積極作用。否決政改是無用的自殘，這是經過驗證的結論，因為二○○五年已經試過一次了。

民主黨說「五區總辭」是一個自殘方案，而不肯支持，問題是總辭之後能否喚起市民參與民主抗爭，成效多大，完全是未知的事情，未知成敗的「總辭」，民主黨輕率地斷言失敗； 已經有實踐經驗證明是無用的自殘否決政改方法，卻自吹有效，要求綑綁二十三人去自殘，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

如斯矛盾的思維，企圖以無效的自殘方案作威脅，曾蔭權不明白嗎？中央的理論專家不明白嗎？泛民錯在二○○五年否決政改之後，沒有發動任何群眾抗爭；今天再言否決，對專政者而言，只是空洞無聊的恐嚇，表面上緊張在意是做給市民看的，心中嘲笑泛民無料到是真的。

泛民剩20票難否決政改方案

社民連雖然只有三票，但若然三人辭職，泛民只餘二十票，請問如何能夠否決政改方案？只要主席曾鈺成破例投票，建制派有三十八票，就構成三分之二多數，情況是再在泛民拿到一票可以成功。一票的難度是不大的。

這是說，只要社民連三子在政改諮詢期完結之前先行辭職，泛民將極難再有否決政改的條件，亦可說連自殘的方案也沒有了，泛民失去任何討價還價的力量，只能眼巴巴看着方案通過。

那麼，到時選民會認為責任在民主黨身上，還是社民連身上？公道地說，社民連破壞了自殘方案，對民主進程無害，甚至是有益，因為不單教育了群眾，令到三區近二百萬選民有公投的機會，更增加了二○一二年立法會的議席，有利新一代梯隊參政。

反之，民主黨的領導無方，公民黨的縮骨計算表露無遺，如何對民主支持者交代？明白這個道理，「五區總辭」能否成事，決定其實不在民主黨，而在社民連能否早下就算只有三人也要辭職的決心。

新報
A09 |  評論天下 |  崖岸自高 |  By 王岸然  2009-11-17